20世纪辩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历史）

　　本书史料丰富，结构严谨，叙述清晰，次廓清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论辩的体系与脉络。书中的整体分析与个案点评以及研究思路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与创新性，也显示出作者治史的公正立场、敏锐眼光与卓越见识。虽在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现代化”论等问题上似着力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仍是继续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论辩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著作。

绪论
上编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
　章 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时代
　　二、分期的“概念”、“标准”与“界标”
　第二章 近代史的分期方法
　　一、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
　　二、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三、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四、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第三章 近代史上限与下限的讨论
　　一、关于上限的三种意见　
　　二、关于下限的两种意见
　第四章 分期引起的其他论辩
　　一、近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第五章 近代史分期论辩评述
　　一、共同的理论方法与着眼点的差异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及其学术局限
中编 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第六章 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再度兴起
　第七章 关于基本线索的论辩
　第八章 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九章 近代专史线索与分期的讨论
　第十章 基本线索的论辩的评价
下编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第十一章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第十二章 “告别革命”及其批判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编辑后记

　　章　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时代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文章提出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的主张。问题提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论辩。这场讨论一直延续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
胡绳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主要是想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来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胡绳为此作了缜密的思考，并在文章中专门撰写了“问题的提出”一节，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胡绳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和著作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书籍由于不注重科学地分期和缺乏对基本线索的准确把握，所以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欠。他把这类书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阐明中国近代史，这类书只是看到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片面，而忽视了许多带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比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一书，把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按照皇位更迭而分成“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等，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同样依照北洋军阀的当权者的更换来划分时期。再比如孟世杰的《中国近世史》（1926年版）一书，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共和时期”。胡绳认为以上这类划分时期毫无意义，既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中本质的东西。另一类是用“纪事本末体”方法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若干突出的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而放弃了具体的分期办法。比如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版）就是这样。由于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胡绳看到了中国近代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所占的比重不同，其中就有跟“纪事本末体”这种体裁有关的因素。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容易只顾及某些大的政治事件了。胡绳特别指出，有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籍，也有类似的缺点。比如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版）一书，在第五章“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中的“甲午战争前中日经济政治状况与两国的外交关系”一节中，述及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工业开始萌芽的状况。到了第六章“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为叙述“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才又附带叙述到甲午战争前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和当时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的发展，很明显是密切关联的，把二者分开来阐述，缺乏完整性。再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7年版）一书，也把这二者分别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叙述。在标题为“洋务派的‘自强’与次割地狂潮”的第五章中述及了当时的工业发展的状况，到了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的第七章中才又退溯到“甲午战前改良思想的酝酿”。这样的处理给人以割裂历史的感觉。与胡绳观点相似，戴逸在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也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评价：“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系统著作。这本著作打击了封建的、买办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历史观点，在近代史一片荒芜的领域中作了初步的垦辟工作。但是，正由于范文澜同志没有能在比较科学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来完成自己的著作，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这本著作的科学性。使它在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上显得不够有力。”
胡绳的上述分析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有很多种，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版）、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版）等等。这些书籍在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所建树，对中国近代史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偏重于纪事本末，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讲，采用这种方法撰写，就会出现上面所谈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书籍在写作思想上有自己的特点，并力求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本质与规律。比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采混合式的编法，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之事变与运动皆冶为一炉，作综合的叙论”。李鼎声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混合式的编写法，是和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
历史学在现今已不能单纯地看作一种记载的科学了。自从新的历史观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以来，历史学就担负了一种极重大的任务：它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种活动之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来，不只是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要从新历史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即是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亦不能合理地存在了。……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史如果目的仅仅在要使我们依据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来发扬所谓‘国粹’，或记忆许多兴亡治乱的事迹与民族英雄的伟业，那简直是在和历史开玩笑。实际上，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知识工具。（《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50年11月新9版，第1—2页）了解这段话的意义，会使我们感到李鼎声的历史观，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胡绳所阐述的那些情况有一定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就连李鼎声在具体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也未必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我们在整本著作中还看不到这一点。全书似乎还是以某些政治事件为纲，却很少涉及其他。因此，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显然是重要的，而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这可视为胡绳提出分期问题的一个原因。
另外，胡绳当年提出分期问题，也与当时学术的指导思想和学术背景有关。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唯物史观不但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亦成为中国学人研究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从此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自从李大钊撰写《史学要论》这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奠基作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史纲》（翦伯赞）、《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从此中国史学有了新气象。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也确立了它在我国学术界和史学界的指导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学在建国之初不但备受史学界的关注，而且还有了一个新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界开始注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时，中国革命刚刚获得成功，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紧接着正如火如荼般开展。新中国的学者不仅自身面临着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同时，由于近代史与现实紧密相关，他们还承担着借助自己的研究工作，帮助人民群众理解并投身于现实的中国革命这一义不容辞的任务。1953年4月4日，《光明日报》的《史学》创刊，其《发刊辞》就指出，学习近百年斗争史，以便更深入地学习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史学工作者迫切而又光荣的任务。因此，《史学》有理由以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重点”。1952年华岗在总结建国两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时，曾指出中国史学有了由贵古贱今到注重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的转变，他撰文说：“过去史学为少数没落阶级所把持，只重视古代史的研究，忽略了近代史的探讨，甚至有‘看不起’近代史的偏向，有些学者在大学里教书，一定要讲古代史才有‘地位’。研究历史只重视古代而忽略近代，是统治阶级有意的安排。因为钻研古史对反动统治阶级利多害少，而研究近代历史，便容易暴露现实社会的真象，对反动统治不利，它当然不主张研究近代史了。过去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受了统治阶级的蒙蔽，‘复古’的倾向也很严重，现在已由‘整理国故’到重视近代史的研究。两年来对近代史研究空气的提高，确是一大进步，当然重视近代史决不就是抛弃古代史，而仍然给古代史以应有的地位，不过必须改正贵古贱今的错误。”华岗在这里是运用阶级的观点来认识解释史学界贵古贱今的现象的。郑鹤声建国初也曾特别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他说：“我们知道要理解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古的历史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也不重要，乃是说近代的历史，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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