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097553
·他像啼血的杜鹃，一生都在为教育改革呐喊；
·他是先知先觉的理想主义者，“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走得更远”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他已经83岁，在一次又一次啼血以后，仍将目光坚定地望向了远方；
·他是刘道玉，武大的，蔡元培，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路石校长的原型，被他的学生尊为“永远的校长”。
·只有走近他，才能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感受他内心的力量，才能领略真正的大师风范
自 序
冷眼看教育
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
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举措
校长应当是理想主义者
怎样根治大学的学术腐败？
一次小型的教育沙龙
千万不能死读书
教师的伟大职责
我听成功素质教育汇报
一桩鲜为人知的逸事
教育的智慧
孝心也是创造的原动力
一门被忽视的重要学科
与李绍昆教授的会面
在江汉大学董事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有何妨
一次民间的国际教育交流
可贵的探索精神
———夏晓霞与她的幼儿教育
赵恢真———教学改革的探索者
这样的教授现在不多了
创造在这里已蔚然成风
我与杨福家校长的对谈
大学生怎样成为创造性的人才
———对江汉大学大学生的演讲
读书到苦方觉甜
智慧是逼出来的
———新年寄语南方科技大学
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线
教育必须要有博爱精神
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走得更远
再谈模仿思维的危害性
什么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英语退出高考是“短视症”
怎样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
———写在“钱学森之问”提出10周年
中国必须创新教育价值观
必须解放中国的“少年派”
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走出选择专业的烦恼
———为高考学生填写志愿解惑
大学如何成为创新的发动机
大学校长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桃李满天下
与数学系学生的聚会
一个创造性的摄影艺术家
二十年后再聚首
关爱学生是教师的本分
一盆蝴蝶兰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不能做“飞人”，要当“蛙人”
与大学生在校园里散步
一个有个性的学生
医院注射室里的谈话
我与美国人保尔的故事
探望服刑的学生张二江
对黄进校长的临别赠言
往事历历在目
重阳节的礼物
我为什么鼎力推荐周锴博士
她们如愿以偿了
冒雨参加读书会的座谈
大学生应当有梦想
她是当代大学生的骄傲
中国当代学分制的个受益者
做一个诲人不倦的人
可贵的“反骨精神”
为师的幸福
———在易中天教授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
千里迢迢来从师
他想成为教育企业家
为了教育孩子的实验
科技双刃剑
500年难逢的天象奇观
魔术变幻与创造
伟大的科学实验
创造生命的奇迹
天气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创造精神永不死
杞人忧天天未坠
一则误报的讣告催生了诺贝尔奖
人类应当怎样应对奇点的迫近
应当从雾霾灾害中吸取教训
臭氧层空洞的形成与危害
转基因作物:福兮，祸兮?
社会广角镜
“打造”一词不宜滥用
文化是人类精神原子弹
走马观澳门
百年沧桑话武汉
中国足球问题的病根在教育
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支点
中国当代的“马太效应”
人生五味斋
怀念一种精神
患难知忠交
———忆诤友季啸风司长几件往事
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记我与朱清时校长的谈话
志同道合者的聚会
迥然不同的两个22年
我与眭依凡校长
七十六朵红玫瑰
致杨弘远院士和夫人的一封信
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书香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我恪守的两个信条
悠悠思念情
沉痛悼念裘法祖院士
祝贺陈庆云院士80华诞
别开生面的白寿宴
回忆高尚荫院士的几件往事
祝贺潘懋元教授90华诞
吊唁民主斗士谢韬先生
在盛蓉生教授安魂和追思会上的讲话
沉痛悼念马克昌教授
他的解脱是好的选择
祝贺与缅怀
———在黄耀曾院士百年华诞纪念会上的发言
中国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悼念于光远先生逝世
渡尽劫波学问在
———纪念姚梅镇教授百年诞辰
勤奋严谨治学的楷模
———热烈祝贺钱长涛先生八十诞辰
缅怀老朋友姚禄安教授
自 序
唐代诗圣杜甫在一首诗中曾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就是说，在他那个时代，70岁的老人是很稀有的人群了。在1200多年前的唐代，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左右，而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分别活到62岁和58岁，他们算是长寿之人了。如今，我国人均年龄已经达到72岁。截至2014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亿，占人口总数的14.9%，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不仅不再是稀有人群，而且我国也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了。
人的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脑力劳动、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规律，是可以推迟或延缓人的机能老化的。据日本科学家对200名20
到70岁的人跟踪调查，发现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在60岁时仍然能够保持像20岁时那样的思维敏捷。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现在我已是82岁的老人了，但我的思维依然敏捷，记忆力尤佳，似乎没有感觉到老年的困扰。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至今仍然以孔子的“三忘”（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忘记年龄）精神勉励自己。我迄今仍然保持学而不厌、思考不止、诲人不倦、笔耕不辍的习惯，朝夕闻道是延年益寿的营养品。我一生热爱教育，即使在被免职后的20多年中，依然没有停止对教育的研究和关注，义无反顾地为教育改革呐喊。这期间，先后出版了5部教育著作，发表了150多篇教育论文，是我一生多产的时期。
此外，从70岁开始写札记，把我对教育、社会和人生百态的观感以随笔的形式写出来。我记得篇是写于2004年4月14日，后一篇是2015年3月4日写就，前后坚持了十余年。当然，不是全天写作，而是有题材时才会有感而发。我之所以写随笔，是缘于一种对教育的精神寄托，它既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思维能力，也给我带来巨大的乐趣，使我的身心更健康。这本文集共收入137篇文章，有三分之一以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所幸的是，这些文章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影响过不少人，对此我很知足了。
这本文集内容涵盖七个方面:冷眼看教育、桃李满天下、科技双刃剑、社会广角镜、人生五味斋、悠悠思念情、序跋与书评。我把书名定为《珞珈野火集》，这是经过几度易名后选定的。珞珈山是武汉大学所在地，它是闻一多先生于1928年任文学院院长时所赐的名字。据说，它的前身曾有“落驾山”（楚庄王平叛安营之地）、“落袈山”（观音路过落袈之地）和“罗家山”几个传说。至于哪个传说是真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珞珈山”这个蕴含着诗意的温馨名字，成为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梦想的圣地，成为过往珞珈山学子们的美好记忆，也成了一座高等学府的永恒标志。
我爱珞珈山，已经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了62年，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珞珈人了。过去，至少有过5次机会下山高就，但我却执意婉拒，这既反映我的价值观，也体现出我对这片山水的挚爱。由此可以看出，我对“珞珈”二字确实情有独钟，书名冠以“珞珈”也就是必然选择了。“野火”是取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它是白居易16岁时的成名作。“野”与“家”是对应的，人类社会经过几十万年的演变，现今绝大多数的动植物都是从野生到家养的。显而易见，野生的动植物一旦被驯化，它们就失去了野性，也就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成为嗟来之食的依附物种。人是不可以被驯化的，如果有谁企图把人当作驯服工具，那他不仅亵渎了人性，而且还将把现代社会拉回到2500年以前的奴隶社会。
人是需要一点野性的，所谓的野性也就是独立精神、叛逆精神、批判精神，这些都是创造力之源。我欣赏野性，大凡特立独行的人，都有一点野性。我的学生中出现了不少著名作家，有叫野夫的，有叫野莽的，也有叫野牛的。我尊敬的刘绪贻教授，于2013年百岁华诞时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叫《野老丹心一放翁》，我曾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该文集博大精深，浩浩150万字，体现了他一生追求的野火精神。他现在已102岁了，思维依然清晰，精神矍铄，仍然关心着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他是备受尊敬的学者，是广大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珞珈野火集》中，对教育的观察和评论差不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既是我的兴趣之所在，也与我从事的职业有关。我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之一，是借以呼吁推进我国步履艰难的教育改革，希望发扬一种野火的精神，让教育改革的烈火越烧越旺，烧掉陈腐的教育观念、僵化的教育体制，迎接“大智慧之光”教育新时代的到来!
我1987年从哈佛回武大讲西方经济学，给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
——邹恒甫 经济学家
解放前的校长我*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陈加宽 复旦大学教授
刘道玉时期的武大锐意改革，这是同时期的众多高校所无法企及的。当时武大整个学术影响力很强，学术氛围浓厚，从老师到学生都专心做学问，是个作好学问的地方。
——王三山 武汉大学教授
我的创造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
每一种教育形态都有支持它的教育理念，而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也就会造就与这种理念相符合的人才。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教育，德国赫尔巴特的三段式教育，美国杜威的实用教育，英国贵族学校的天才教育，中国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等等。所以，教育理念是很重要的，它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活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有一位叫马尔库塞的西方学者曾高度评价观念的作用，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们能够改变人，而人能够变革世界。”
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所谓理念，就是观念或观点，是指人们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理念是思想意识形态，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留下的概括形象。教育理念是从教育实践中产生的，这种理念一旦上升到理论，它又对教育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实际上，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们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无非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有人说，中国没有教育家，也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教育家（指孔子和蔡元培，半个指陶行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是散布教育家神秘论。教育家并不神秘，应当说每一个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都是教育家，一个拥有自己教育理念和论著的学校领导者也是教育家。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各类学校受教育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有着广阔的教育实践天地，应当产生许多教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教育理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当代教育家，亦没有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只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于是造成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很明显，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形成不同风格的学校，也难以产生不同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必害怕观点的多样化，相反，应当欢迎这种多样化，把它看作有根据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崇尚教育改革，力图探索办学的新模式。我自学了国内外许多教育家的论著，希望从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但我又不囿于他们的思想。在教学改革中，我注意研究新情况，尝试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我先后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24年，其间我撰写了“创造教育书系”（5种），参加编写的著作多达20种，发表的论文近300篇。在长期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我的教育理念———创造教育观。
这个教育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应当说，一个观念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又必须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顾起来，我的创造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少年时梦想的延伸。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偶然读了一本关于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的故事书。我深深地为他的创造精神所感染，决心向他学习，立志做一个发明家，把一生献给人类美好的事业。进入大学以后，这种欲望更加强烈，我无时不在做着发明家的梦。为此，在学习中，我尝试着自学，成立业余科研小组，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那时教学方法完全是满堂灌，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我对那种教学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但又无能为力。那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创造教育，但却很想尝试一下另类教学，这就是我早的关于创造教育的朦胧意识。
其次，在苏联留学期间，我尝到了独立自主学习的甜头。我在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中途辍学。虽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方式却使我难以忘怀。按照苏联授予学位的规定，我们需要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但是，导师既不给我们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更为出奇的是连考试时间也不做规定，学生认为准备好了，可以通知导师进行考试（口试）。这样，我就有很大的主动权，采取备考与科学研究并举的方法，以备考促科研，以科研带动备考，有效地利用了时间。在科学研究上，导师十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权，从科研选题到研究方案设计，都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导师的作用是启发和引导，他们十分乐意听到学生不同的意见，鼓励开展争鸣。那时，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仍是西式的，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也更接近欧美教育。这是我早接触的西式教育，它使我体验到了与我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并使我产生了要改革我国教育的想法。
第三，在我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从大量实践中我看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促使我下定决心进行教育改革，大力推行创造教育。本来，我被任命为校长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是被赶着鸭子上架的。我自少年时代起，就梦想当一个发明家，可是当了校长以后，使我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再从事发明创造已不现实，于是我不得不转换角色，把我的发明梦想转化为另一个梦想，即培养出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创造教育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促使我下定决心的还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学生，他们是我进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77级学生王小村，他本是历史系学生，但是他对历史毫无兴趣，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为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兴趣，尊重他们的选择权，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的确，他对生物学很感兴趣，在学习期间，他到野外考察，开展科学研究，写出了数篇论文。由于他不重视课堂学习，特别是不愿死记硬背，所以到毕业时，他有两门主课考试不及格，经补考仍然不及格。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他只能获得结业证书，不能发给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但是，他并不服气，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并对我说:“校长，你是主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我能力的表现?试问全校有几个学生能达到我这样的水平?因此，不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是不合理的。我希望校长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准予发给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我的确被他说服了，我的理念不允许我剥夺他应该得到的权利。这是我任职期间的破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他又给我出了—个更大的难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所属的肿瘤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符合他的特点的。但是，两年以后，他又拿着一摞论文来找我说:“这是我两年的研究成果，没有给校长丢脸。但是肿瘤研究所对我不合适，我希望调到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单位。为此，我希望校长能把我调回到母校工作，以便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这的确是个难题，当年他毕业时是破例发的毕业文凭，现在要调回来，谈何容易?说实在的，我内心里是很欣赏他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对王小村持反对意见。为此，我三番五次地做生物系领导的工作，但他们始终不同意把他调回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行使否决权，后还是把他调回来了。我对生物系的领导说:“让我们观察他五年，如果他是个人才，那是学校的幸事。如果他成不了才，请你们拿我是问。”令人欣慰的是，两年以后，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第14届肿瘤学术会议上一炮打响，他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会后，他被聘为英国皇家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同时他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博士后研究。有谁能想到，一个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破例的话），更未能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居然被邀请到美国著名大学去做博士后研究，难道这不是对他水平的认可吗?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创造性的人才成长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发现他们，而且还要敢于保护他们。当然，像这样的人才不只王小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应当说他们是在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的成功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实施创造教育的决心。此时，我对创造教育不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已经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形成了我较为系统的创造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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