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9861
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和危机前所未有，“问题地区”经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重振地区经济？
经过八省（区）深度调查，本书直面中国地区经济的振兴与衰落，剖析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层次矛盾，探寻中国经济突围之道与新未来。
近年来，我国地区经济出现了增长明显分化的现象，东部沿海经济增长已缓中趋稳；而一些以重化工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省份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塌方式、断崖式”下滑。
为及时、深入地了解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对措施及效果，《中国经济时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山西、河北等八省（区）,派出8个调研小组进行深度跟踪调研，直面中国地区经济的困境与现状，剖析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层次矛盾，并探寻中国经济突围之道与中国经济新未来。
目 录
篇
综合篇
一、现状篇
八省区遭遇经济严冬，转型征途任重道远/
二、原因篇
四大主因掣肘八省区转型升级/ 段树军/
三、对策篇
应对经济下行，地方加快培育新增长点/
第二篇 分省（区）篇
一、山西篇
A ：初次调研
煤省山西身陷困境难自拔（上）/
经济困局下的山西路径（下）/
B ：跟踪采访
经济低迷或延续，转型积极因素显现（上）
刮骨重生，任重道远（下）/
二、河北篇
A ：初次调研
河北经济在转型阵痛中爬坡过坎（上）/ 112
多因共振拖累河北经济增长（中）/
应对经济严冬的河北之策（下）/
B ：跟踪采访
河北：转型继续加快，民营经济活力增强/
三、辽宁篇
A ：初次调研
连续两季度垫底，辽宁负“重”转身（上）/
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辽宁亟须“中药”调理（下）/
B ：跟踪采访
辽宁经济已现止跌企稳趋势/
四、吉林篇
A ：初次调研
三大支柱产业陷困局，吉林艰难转型（上）/
吉林新兴产业突围（中）/
吉林国企改革破局（下）/
B ：跟踪采访
经济稳中有升，下行压力仍存/
五、黑龙江篇
A ：初次调研
能源困局拖累黑龙江经济（上）/
黑龙江：变革图存补短板（下）/
B ：跟踪采访
政策暖风频吹经济蓄势而发/
六、内蒙古篇
A ：初次调研
需求疲软，新老问题拖累内蒙古（上）/
内蒙古转型：跳出资源依赖（下）/
B ：跟踪采访
内蒙古：在“加减乘除”中深化供给侧改革/
七、宁夏篇
A ：初次调研
产业结构失衡，宁夏经济“减速换挡”（上）/
宁夏经济升级版的破局路径（下）/
B ：跟踪采访
宁夏：深化内陆开放，激发创新动能/
八、甘肃篇
A ：初次调研
重工业过“重”制约甘肃转型发展（上）/
甘肃优化经济结构，新产业轻装上阵（下）/
B ：跟踪采访
甘肃：夯实企稳基础，狠抓提质增效/
第三篇
企业案例篇
山西国新能源发展转型路/
吉林石化负重前行/
第四篇 人物篇
栾亮亮：蛋雕工艺的市场化梦/
龙治普：经济下行地区减贫要找到撬动支点/
李生学：“铁”老板转型做“丹霞花海”/
姜谦：以创新为核心做大做强IC 装备产业/
魏立华：欲做世界乳业领航人/
刘荣：渴盼特色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草”老板于敏/
后记/ 353
摘要
序言
如何过好结构转型这一关
刘世锦
《中国经济时报》曾经对产能严重过剩的八省区进行过深度调研报道。文章在初次见报时我已看过，此次结集出版，我用心读后感触颇多，有以下几点想法。
行业与企业
这次调研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包括煤炭、钢铁、石油石化、建材等行业，这些行业正是过去几年中降幅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具体地说，就是随着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需求的新增规模峰值或增速峰值的出现，供给侧的重化工业相应回落，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
这种转变合乎规律且是必然的，但对相关行业及其所在地区来说是不利的，特别是当供给侧调整赶不上需求侧变化、产业严重过剩的情况出现后，更是如此。这次调研的八省区近年来正是处于这种境况。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盈利收缩或亏损乃至全行业亏损、收入减少、坏账增加，甚至违约、人才流失、财政减收，等等，均按照同一条逻辑链条在相关行业和地区呈现。关键是企业如何应对。与几乎同一时期的出口行业的情况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近年来，出口行业由20%~30% 降低至负增长，回落幅度较重化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也会间或听到或看到一些信息，如广东、浙江等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有的艰难度日，有的跑到越南等低成本国家去了，也有的转型升级了，还有的老板“跑路”了。日子难过、转型不易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比起重化工业领域，声音还是小多了。重化工业领域的调整，导致了部分地区经济塌陷，有的地区呈断崖式跌落。企业的人动不了，债还不了，企业本身也倒闭不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多。
应对方式的差异与企业类型高度相关，究其根本则是体制机制的不同。出口行业以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而重化工业领域则以大型国企为主。前者机制灵活，调整能力强，一般不会长期亏损维持生产。后者调整起来难度很大，经常提出的理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让职工丢掉饭碗”。这就又谈到了20 世纪90 年代末期国企改革中的一个老问题：是通过拿钱养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来养人，还是直接拿钱完善社保体系来养人，让企业放手，该关门就关门，该重组就重组？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在这次调研所涉及的一些地区，国企依然在办社会，其他地区国企十多年前已经解决的改革中的问题，在这些地区依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行业起伏是常态，只是不同背景下起伏幅度不同。近年来所经历的是由增长阶段转换所引发的大起伏。这也为分析判断不同类型企业和企业体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行业的上行期，也就是所谓的“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而到了下行期，“风口”不再或变成了逆风时，谁能落下来还活着，仍能向前走，那才是真正的好的企业、好的企业体制。企业的真正优势或核心竞争力是在这个时候显现的。国企往往在行业上行期还可以，一旦下行，则会陷入困境并难以摆脱，而依赖于政府的特殊支持和保护。除了遭受行业下行期固有的冲击外，国企面临的主要还是固有的深层体制的问题。
这就涉及了本次调研所及的这些新“问题地区”走出困境的思路和政策。近期重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议题，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以往那套振兴思路和政策的成败对错。过去十多年东北经济曾经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那时是在行业上行期，而综合评估则是包括下行期在内的全过程，尤其是未来增长的可能态势。如果继续沿用扶持输血、投资拉动的办法，且不论正确与否，实际可操作空间其实不大，短期刺激效果也未必见效，更重要的是可能错失振兴机遇。对这些地区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已经出现的行业调整和困难，而是下一步能不能看到希望和出路，这与观察分析应对局势的角度和思路直接相关。
振兴或不振兴
“问题地区”面临“振兴或不振兴”的挑战。当然要振兴，问题是如何振兴。
如果不将这一问题搞清楚，结果未必是振兴。一个地区由衰而兴，用流行的话语说，叫“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依托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上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如天然拥有的煤炭、石油、铁矿石等，或处在交通要道；另一类是组织资源，包括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市场和竞争秩序，规则、惯例等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文化等。当然，这些组织资源要有优势，应当具备好的、先进的、现代化的特质。
依托自然资源可以快速增长，甚至一夜暴富。典型的是中东石油输出国。前些年本次调研所涉及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但这种增长往往并未相应带动社会发展进步，只是钱多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不大。于是发展经济学就有了增长不等同于发展之说。有人注意到，某些煤炭富集之地，前几年挖煤太快，还没有来得及搞城市建设，好日子就到头了。除了一片矿山塌陷区，未能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
这些地区的软肋是特别依赖于对自身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市场需求。如果组织资源建设未能跟上，一旦需求下降，衰败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济学亦有“资源诅咒”一说，即自然资源富有之地，组织资源常成短板，于是“捧着金碗要饭吃”。个中缘由令人回味。兴旺前如此，兴旺后的衰落亦源于此。
自然资源依赖性增长衰退也会有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源枯竭，煤被挖完了，油气被抽完了，繁荣不再。另一种情况是，资源还有，抑或又发现了储量更大、品质更好的新资源，但需求减少了，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依然会陷入衰落。
另外，还有其他情况。需求下降或减速但并不等于没有需求。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目前人均钢铁存量为6 吨，而美国为24.6 吨，日本超过40 吨。暂且不论日本，即使想要接近美国的人均水平，中国也仍需要200 亿吨以上的钢铁存量，按照年产7 亿吨计算，还要生产30 年以上，而7 亿吨是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规模。问题是在需求下降的行情中是否有我们的位置。想要获得这样的位置并不容易，需要有比别人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比的不是自然资源优势，而是组织资源优势。
即便是资源枯竭的地区，也有再度兴起的机会，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匹兹堡等城市，德国的鲁尔地区等。然而，毕竟有一些地区衰落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如美国的铁锈地带、汽车城底特律。
固然，工业史上地区行业分化起伏、繁荣衰落均有规律，何况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大变局之际。但是，有的衰而复兴，有的不是没有机会，但未能抓住。这里需要关注调整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差别。
计划经济下人由组织安排，再不满意，组织不让你动，你是动不了的，擅自行动的成本之高让你难以承受。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当多的人不满意就“用脚投票”，“走出去”了。这反映在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上，人可以在地区间做出选择。当然，能够流动的是部分人群，但这部分人通常是能量很大的，他们的“出走”无疑是振兴能量的耗散。
地区振兴也是一种机遇。之所以称其为机遇，是说振兴是有时间要求的，错过了特定的时间窗口，机遇就可能成为别人的。比如某些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工业的基础相当好，有些方面，如产业工人素质和文化等，其他地方难以比拟。但若体制机制、政策环境问题解决不了，拖上若干年，那些有活力的新兴工业基地，包括上述提到的“出走”的那些有能量的人一定会去抢占这个市场，会利用老工业基地的资源。蛋糕就那么大，别人吃了，你就吃不到了。
在资源流动、机遇开放的环境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以为资源和机遇任何时候都属于自己。处于转型困境的地区，振兴或衰落是一道选择题，做选择的是人，人背后是体制、政策、文化，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
人和制度
在此次采访报道中有个“人物篇”。从大学生创业、留美博士带项目回归发展、公务员下海“搅局”乳业，到公益小贷、丹霞花海、特色文化产业、乌拉草老板，他们构成了创业、转型的企业家群像。这是一群特别有能量的人，是地区振兴的希望所在。
问题仍然在于：这样的人有多少，其中哪些人留下来了，哪些人“出走”了，还有没有类似的人从外面进来。这与待振兴地区对企业家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密切相关，于是又回到了体制或制度问题上。
说到体制或制度，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在学习贯彻党的文件，都在实施全国统一的法规政策，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差别如此显著？这里需要关注一个元素，可称之为“隐形体制”，对此尚无准确定义，大体上是指那些并未写在表面但实实在在起作用，往往可能是主导作用的体制因素，如思维方式、做事方式、奖惩方式等。或者说，指那些与明规则相对应的“潜规则”。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某大报开展过一场关于“做生意是否应有回扣”的讨论，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南边某省的人认为做生意拿回扣理所当然，北边某省的人则认为此举肯定违法。时至今日，对同一规则，特别是对那些讨论、探索中的规则的理解，依然差别很大。比如，对国资国企改革，南边某省以为国有资本应当重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那些市场有需求但做不了的事情，而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办法。北边某省则以为国企一定要守住阵地，即使面临困境，在重要行业依然要做大做强，防止“唱衰”国企。其实，看一下数据，前者国有资本的规模和实力明显高于后者。在改革开放发展诸多紧要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上，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差别，背后似乎都能感到“隐形体制”的力量。
近来讨论东北再振兴议题，可以提出颇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国企体制、政府行为、市场规则乃至人的观念等。又感到仅仅解决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作用可能不大，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环境问题。这里所说的整体环境，既包括“显形体制”，也包括“隐形体制”。通常提到的一些改革办法，主要是应对前一类体制问题的，对后一类体制问题成效不大。这大概是人们对这些地区改革不大乐观的原因所在。那么，改革还有出路吗？
一种可以探讨的思路是在一定范围内“换环境”。大范围改变环境不现实，但可以从较小范围做起。其实，这正是改革初期办特区的办法。新常态下办特区，时过境迁，必须与时俱进。以东北再振兴为例，可考虑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较高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与东北三省分别对口合作，开办特殊合作区。
其实，此类试验已有。广东、深圳特区和发展水平较低的汕尾市合作成立了深汕特殊合作区。前三年，关系不顺，发展缓慢。两年前，调整体制，以深圳干部、政策、规则为主，发展成果两地均衡共享，经济发展活力大增，一座产业和安居新城正在迅速崛起。
这种“以特区办特区”，或者说“体制移植”，在较小范围先换环境的办法，可以在地区振兴过程中尝试。不妨设想一下，东北三省和东南三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口在东北三省举办特殊合作区，面积可以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合作区内，由东南三省派出的干部主导，主要沿用东南三省已有的政策、规则，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东南三省要选派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派出时升格仼用，工作业绩突出再优先重用，待遇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建立一套适宜的激励机制。
此类地区间对口合作与过去的对口支援有很大不同。主要不是给资金、给项目，而是给体制机制、给得力干部，协助先换小环境，逐步影响调整大环境。当然，小环境好了，包括合作方的东南三省相关地区的资金、项目也会来，但这是“换环境”所引出的结果。这类合作只有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做成功，彰显出我们的制度优势。
我国改革开放已近40 年，推进新常态下的改革发展也需要创新。地区合作办特区，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呢？
如何过好结构转型这一关
刘世锦
《中国经济时报》曾经对产能严重过剩的八省区进行过深度调研报道。文章在初次见报时我已看过，此次结集出版，我用心读后感触颇多，有以下几点想法。
行业与企业
这次调研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包括煤炭、钢铁、石油石化、建材等行业，这些行业正是过去几年中降幅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具体地说，就是随着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需求的新增规模峰值或增速峰值的出现，供给侧的重化工业相应回落，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
这种转变合乎规律且是必然的，但对相关行业及其所在地区来说是不利的，特别是当供给侧调整赶不上需求侧变化、产业严重过剩的情况出现后，更是如此。这次调研的八省区近年来正是处于这种境况。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盈利收缩或亏损乃至全行业亏损、收入减少、坏账增加，甚至违约、人才流失、财政减收，等等，均按照同一条逻辑链条在相关行业和地区呈现。关键是企业如何应对。与几乎同一时期的出口行业的情况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近年来，出口行业由20%~30% 降低至负增长，回落幅度较重化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也会间或听到或看到一些信息，如广东、浙江等出口企业面临困境，有的艰难度日，有的跑到越南等低成本国家去了，也有的转型升级了，还有的老板“跑路”了。日子难过、转型不易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比起重化工业领域，声音还是小多了。重化工业领域的调整，导致了部分地区经济塌陷，有的地区呈断崖式跌落。企业的人动不了，债还不了，企业本身也倒闭不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多。
应对方式的差异与企业类型高度相关，究其根本则是体制机制的不同。出口行业以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而重化工业领域则以大型国企为主。前者机制灵活，调整能力强，一般不会长期亏损维持生产。后者调整起来难度很大，经常提出的理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让职工丢掉饭碗”。这就又谈到了20 世纪90 年代末期国企改革中的一个老问题：是通过拿钱养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来养人，还是直接拿钱完善社保体系来养人，让企业放手，该关门就关门，该重组就重组？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不仅如此，在这次调研所涉及的一些地区，国企依然在办社会，其他地区国企十多年前已经解决的改革中的问题，在这些地区依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行业起伏是常态，只是不同背景下起伏幅度不同。近年来所经历的是由增长阶段转换所引发的大起伏。这也为分析判断不同类型企业和企业体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行业的上行期，也就是所谓的“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而到了下行期，“风口”不再或变成了逆风时，谁能落下来还活着，仍能向前走，那才是真正的好的企业、好的企业体制。企业的真正优势或核心竞争力是在这个时候显现的。国企往往在行业上行期还可以，一旦下行，则会陷入困境并难以摆脱，而依赖于政府的特殊支持和保护。除了遭受行业下行期固有的冲击外，国企面临的主要还是固有的深层体制的问题。
这就涉及了本次调研所及的这些新“问题地区”走出困境的思路和政策。近期重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议题，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以往那套振兴思路和政策的成败对错。过去十多年东北经济曾经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那时是在行业上行期，而综合评估则是包括下行期在内的全过程，尤其是未来增长的可能态势。如果继续沿用扶持输血、投资拉动的办法，且不论正确与否，实际可操作空间其实不大，短期刺激效果也未必见效，更重要的是可能错失振兴机遇。对这些地区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已经出现的行业调整和困难，而是下一步能不能看到希望和出路，这与观察分析应对局势的角度和思路直接相关。
振兴或不振兴
“问题地区”面临“振兴或不振兴”的挑战。当然要振兴，问题是如何振兴。
如果不将这一问题搞清楚，结果未必是振兴。一个地区由衰而兴，用流行的话语说，叫“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依托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上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如天然拥有的煤炭、石油、铁矿石等，或处在交通要道；另一类是组织资源，包括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市场和竞争秩序，规则、惯例等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文化等。当然，这些组织资源要有优势，应当具备好的、先进的、现代化的特质。
依托自然资源可以快速增长，甚至一夜暴富。典型的是中东石油输出国。前些年本次调研所涉及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但这种增长往往并未相应带动社会发展进步，只是钱多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不大。于是发展经济学就有了增长不等同于发展之说。有人注意到，某些煤炭富集之地，前几年挖煤太快，还没有来得及搞城市建设，好日子就到头了。除了一片矿山塌陷区，未能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
这些地区的软肋是特别依赖于对自身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市场需求。如果组织资源建设未能跟上，一旦需求下降，衰败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济学亦有“资源诅咒”一说，即自然资源富有之地，组织资源常成短板，于是“捧着金碗要饭吃”。个中缘由令人回味。兴旺前如此，兴旺后的衰落亦源于此。
自然资源依赖性增长衰退也会有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源枯竭，煤被挖完了，油气被抽完了，繁荣不再。另一种情况是，资源还有，抑或又发现了储量更大、品质更好的新资源，但需求减少了，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依然会陷入衰落。
另外，还有其他情况。需求下降或减速但并不等于没有需求。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目前人均钢铁存量为6 吨，而美国为24.6 吨，日本超过40 吨。暂且不论日本，即使想要接近美国的人均水平，中国也仍需要200 亿吨以上的钢铁存量，按照年产7 亿吨计算，还要生产30 年以上，而7 亿吨是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规模。问题是在需求下降的行情中是否有我们的位置。想要获得这样的位置并不容易，需要有比别人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比的不是自然资源优势，而是组织资源优势。
即便是资源枯竭的地区，也有再度兴起的机会，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匹兹堡等城市，德国的鲁尔地区等。然而，毕竟有一些地区衰落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如美国的铁锈地带、汽车城底特律。
固然，工业史上地区行业分化起伏、繁荣衰落均有规律，何况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大变局之际。但是，有的衰而复兴，有的不是没有机会，但未能抓住。这里需要关注调整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差别。
计划经济下人由组织安排，再不满意，组织不让你动，你是动不了的，擅自行动的成本之高让你难以承受。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当多的人不满意就“用脚投票”，“走出去”了。这反映在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上，人可以在地区间做出选择。当然，能够流动的是部分人群，但这部分人通常是能量很大的，他们的“出走”无疑是振兴能量的耗散。
地区振兴也是一种机遇。之所以称其为机遇，是说振兴是有时间要求的，错过了特定的时间窗口，机遇就可能成为别人的。比如某些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工业的基础相当好，有些方面，如产业工人素质和文化等，其他地方难以比拟。但若体制机制、政策环境问题解决不了，拖上若干年，那些有活力的新兴工业基地，包括上述提到的“出走”的那些有能量的人一定会去抢占这个市场，会利用老工业基地的资源。蛋糕就那么大，别人吃了，你就吃不到了。
在资源流动、机遇开放的环境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以为资源和机遇任何时候都属于自己。处于转型困境的地区，振兴或衰落是一道选择题，做选择的是人，人背后是体制、政策、文化，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
人和制度
在此次采访报道中有个“人物篇”。从大学生创业、留美博士带项目回归发展、公务员下海“搅局”乳业，到公益小贷、丹霞花海、特色文化产业、乌拉草老板，他们构成了创业、转型的企业家群像。这是一群特别有能量的人，是地区振兴的希望所在。
问题仍然在于：这样的人有多少，其中哪些人留下来了，哪些人“出走”了，还有没有类似的人从外面进来。这与待振兴地区对企业家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密切相关，于是又回到了体制或制度问题上。
说到体制或制度，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在学习贯彻党的文件，都在实施全国统一的法规政策，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差别如此显著？这里需要关注一个元素，可称之为“隐形体制”，对此尚无准确定义，大体上是指那些并未写在表面但实实在在起作用，往往可能是主导作用的体制因素，如思维方式、做事方式、奖惩方式等。或者说，指那些与明规则相对应的“潜规则”。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某大报开展过一场关于“做生意是否应有回扣”的讨论，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南边某省的人认为做生意拿回扣理所当然，北边某省的人则认为此举肯定违法。时至今日，对同一规则，特别是对那些讨论、探索中的规则的理解，依然差别很大。比如，对国资国企改革，南边某省以为国有资本应当重点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那些市场有需求但做不了的事情，而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办法。北边某省则以为国企一定要守住阵地，即使面临困境，在重要行业依然要做大做强，防止“唱衰”国企。其实，看一下数据，前者国有资本的规模和实力明显高于后者。在改革开放发展诸多紧要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上，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差别，背后似乎都能感到“隐形体制”的力量。
近来讨论东北再振兴议题，可以提出颇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国企体制、政府行为、市场规则乃至人的观念等。又感到仅仅解决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作用可能不大，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环境问题。这里所说的整体环境，既包括“显形体制”，也包括“隐形体制”。通常提到的一些改革办法，主要是应对前一类体制问题的，对后一类体制问题成效不大。这大概是人们对这些地区改革不大乐观的原因所在。那么，改革还有出路吗？
一种可以探讨的思路是在一定范围内“换环境”。大范围改变环境不现实，但可以从较小范围做起。其实，这正是改革初期办特区的办法。新常态下办特区，时过境迁，必须与时俱进。以东北再振兴为例，可考虑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较高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与东北三省分别对口合作，开办特殊合作区。
其实，此类试验已有。广东、深圳特区和发展水平较低的汕尾市合作成立了深汕特殊合作区。前三年，关系不顺，发展缓慢。两年前，调整体制，以深圳干部、政策、规则为主，发展成果两地均衡共享，经济发展活力大增，一座产业和安居新城正在迅速崛起。
这种“以特区办特区”，或者说“体制移植”，在较小范围先换环境的办法，可以在地区振兴过程中尝试。不妨设想一下，东北三省和东南三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口在东北三省举办特殊合作区，面积可以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合作区内，由东南三省派出的干部主导，主要沿用东南三省已有的政策、规则，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东南三省要选派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派出时升格仼用，工作业绩突出再优先重用，待遇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建立一套适宜的激励机制。
此类地区间对口合作与过去的对口支援有很大不同。主要不是给资金、给项目，而是给体制机制、给得力干部，协助先换小环境，逐步影响调整大环境。当然，小环境好了，包括合作方的东南三省相关地区的资金、项目也会来，但这是“换环境”所引出的结果。这类合作只有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做成功，彰显出我们的制度优势。
我国改革开放已近40 年，推进新常态下的改革发展也需要创新。地区合作办特区，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呢？
在资源流动、机遇开放的环境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以为资源和机遇什么时候都属于自己。处在转型困境的地区，振兴或衰落是一个选项，做选择的是人，人背后是体制、政策、文化，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我国的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适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衰退及国际经贸环境的复杂变化，既增加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也增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国际经验表明，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的下行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艰巨任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至关重要。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将经历转型，将由出口拉动为主转为内需拉动为主,将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拉动为主,将由粗犷型发展向创新型发展转变
——韩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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