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9809丛书名: 中国道路丛书
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
出版物出版规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权威报告，让读者了解更多国家国有企业在本国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从一个侧面阐述中国的道路自信。本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有现实指导意义。
序言 / Ⅶ
前言 / Ⅸ
摘要 / Ⅺ
部分
导言和主要发现
章国有企业与发展一瞥 / 003
节国家在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相关理论与发现 / 003
第二节产业发展政策和国企的角色 / 008
第三节国家控制的更有目的性的干预工具 / 015
第四节国有企业在发展政策和国际化市场上的作用 / 018
第二部分
将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的经验
第二章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的案例 / 031
节导言 / 031
第二节新加坡 / 032
第三节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 / 054
第四节结论 / 066
第三章巴西：历史与经验教训 / 070
节导言 / 070
第二节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发展目标 / 073
第三节关于国有企业与国家相关的几种选择：巴西国家开发
银行的作用 / 108
第四节结论与经验教训 / 118
第四章印度经济发展中的国有企业 / 122
节印度经济史 / 122
第二节印度国有企业的作用、绩效与分布 / 136
第三节印度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 / 145
第四节印度的替代国有企业选择 / 150
第五节结论与教训 / 161
第五章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有企业 / 165
节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总体状况的变化 / 165
第二节国有企业的公共政策功能及其效果 / 180
第三节国有企业的替代选择 / 188
第四节小结与政策含义 / 193
第六章南非国有企业的演变 / 196
节引言 / 196
第二节国有企业与经济发展 / 198
第三节国有企业与工业化的案例 / 209
第四节国家所有权的模式 / 225
第三部分
国际市场中的国有企业
第七章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 / 233
节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趋势 / 233
第二节对于国有企业投资的国际政策框架 / 246
第三节小结 / 257
第八章国际贸易中的国有企业 / 260
节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作用益凸显 / 260
第二节一个担忧的原因 / 264
第三节现有的和新制定的国际规则 / 268
第四节小结 / 271
参考文献 / 27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使命是推动改善世界经济与社会民生的政策。我们称之为通过我们的工作“推行更好的政策，以实现更好的生活（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Lives）”。我们与各国政府合作鉴定能支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凝聚社会和保护环境的好政策。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优先目标，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更为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的很多人注意到对于企业部门的政策已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危机导致人们对产业竞争和结构优先级政策的再思考；而在新兴经济体，对于企业部门政策的讨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在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国家，政策行动往往由范围广泛的优先改革目标所引导，并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中得以落实。OECD长期以来的立场是，遵循市场原则的政策比支持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更有效果。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很多国家，如一些亚洲国家依靠更多的国家干预获得了增长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那些决定依靠特定发展战略的政府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包括它们想成为怎样的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在市场有缺陷时需要政府干预——如果政府有能力修复的话。但是一些政府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例如，在发展进程的早期培育“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ies）。经典的经济学思维认为，应用这种方式的国家需要选择那些从一开始就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然而，根据另一批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不同学派的看法，比较优势并不是因有先天特性而被开发出来的天赋，而是通过政府有目标的政策和战略发展出来的。
在我看来，这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一旦一个政府已经决定了总体战略，它就需要考虑如何去实施。在这一点上，各国有所不同。一些国家政府主要通过法律、规章和给予私营部门相应激励来干预市场；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采取一种更加亲力亲为的方式，由国家控制大部分的产业经济。本报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SOE）实现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OECD对这一主题有着独特兴趣，这对于政府所有权和企业的公司治理标准设定以及知识的分享而言，是一个前沿话题。
把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有企业放在国际政策环境中进行讨论也是必要的。各国政府也许决定采用完全超于国内环境的趋于完美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然而，如果考虑到企业竞争的国际化，外国的竞争者们也许会面临不公平竞争。它们的政府也许会代表它们进行干预，这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与发达经济体的私营企业日益竞争的世界格局中，这一考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如何在将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的同时，确保不损害现有的全球竞争格局。
我们希望，无论是OECD成员国还是合作国家的政府，都能继续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如何共同携手为全社会谋福利交流经验，加深国际对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使命是推动改善世界经济与社会民生的政策。我们称之为通过我们的工作“推行更好的政策，以实现更好的生活（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Lives）”。我们与各国政府合作鉴定能支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凝聚社会和保护环境的好政策。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优先目标，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更为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的很多人注意到对于企业部门的政策已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危机导致人们对产业竞争和结构优先级政策的再思考；而在新兴经济体，对于企业部门政策的讨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在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国家，政策行动往往由范围广泛的优先改革目标所引导，并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中得以落实。OECD长期以来的立场是，遵循市场原则的政策比支持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更有效果。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很多国家，如一些亚洲国家依靠更多的国家干预获得了增长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那些决定依靠特定发展战略的政府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包括它们想成为怎样的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在市场有缺陷时需要政府干预——如果政府有能力修复的话。但是一些政府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例如，在发展进程的早期培育“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ies）。经典的经济学思维认为，应用这种方式的国家需要选择那些从一开始就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然而，根据另一批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不同学派的看法，比较优势并不是因有先天特性而被开发出来的天赋，而是通过政府有目标的政策和战略发展出来的。
在我看来，这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一旦一个政府已经决定了总体战略，它就需要考虑如何去实施。在这一点上，各国有所不同。一些国家政府主要通过法律、规章和给予私营部门相应激励来干预市场；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采取一种更加亲力亲为的方式，由国家控制大部分的产业经济。本报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SOE）实现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OECD对这一主题有着独特兴趣，这对于政府所有权和企业的公司治理标准设定以及知识的分享而言，是一个前沿话题。
把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有企业放在国际政策环境中进行讨论也是必要的。各国政府也许决定采用完全超于国内环境的趋于完美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然而，如果考虑到企业竞争的国际化，外国的竞争者们也许会面临不公平竞争。它们的政府也许会代表它们进行干预，这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与发达经济体的私营企业日益竞争的世界格局中，这一考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如何在将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的同时，确保不损害现有的全球竞争格局。
我们希望，无论是OECD成员国还是合作国家的政府，都能继续就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如何共同携手为全社会谋福利交流经验，加深国际对话。
《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是一本OECD（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于2015年4月24日出版的专著。可以说，这本书是近年来对于全球国有企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案例详实，分析在理，而且较为通俗易懂，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此类图书的市场空白。
正如书里前言中所说，“这份报告是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或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这份报告起源于OECD一项仍在进行中的关注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研究项目，主要由其公司治理委员会的“国家所有权与民营化实践工作小组”研究完成。其大的国际背景是在计划经济式的“国家主义”和奉行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后，国际社会转头发现，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或许更好。用学界的语言来说，这正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林毅夫支持的“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m）或者“新结构主义”（neo-structuralism）。
就译者看来，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回答了关于国有企业的三个核心问题，即政府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选择国有企业去发挥多大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各个国家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原因或者说差异何在，成功需要哪些条件的配合？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政府应该考虑到哪些方面？
在内容组织上，本书在系统回顾总结了关于国有企业作用的既有研究与争论的基础上，详细对新加坡（包括与一些东盟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进行了国别案例分析，然后对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所面临的环境与挑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陈述。
译者认为，这本书研究相当扎实，视角较为全面，内容与结论也相对较为客观。学界大多了解，尽管OECD是一个西方主导的组织，但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客观，较少意识形态化。正如OECD副秘书长Rintaro Tamaki在序言中所说，“经合组织（OECD）的使命就是推动政策以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称之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使‘更好的政策为了更好的生活’（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Lives）。我们与各国政府合作来鉴定好的政策以支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凝聚社会和保护环境。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优先目标，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更为重要。”
对本书的客观性，试举一例。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的活动微词颇多，有的甚至说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而本报告*章中写道，“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来自新兴经济体国有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对接受国有着正向的发展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国对非洲资源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这一状况引起了关于中国投资带来有害副作用的担忧，但是它无疑加强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会带来更为广泛的经济和发展成果。”
就我国而言，毫无疑问，中国的国有企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颇多，而近年来的社会舆论似乎否定国有企业的声音占了上风。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客观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在西方国家提出“竞争中立”、TPP协议中列出“国有企业”专章时，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而OECD的这本书对回答、厘清这些问题恰逢其时，读罢此书，颇有些拨云见日的感觉。
首先，对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书中通过国别案例比较，事实上回答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工业化，只能依靠国有企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阐述、印证了中国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书中写道，“从这组国家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战略，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国内企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这个国家很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也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建立国有企业来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如果政府的志向是沿着许多类似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前行，就相对容易敲定战略，并明确国有企业各自的目标来实现这一战略。”
而对于国有企业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之后所遇到的角色变化，书中的分析亦较为合理：“当一个国家开始高度发达时，国有企业的有效性会变化，通常会减小。一般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低于可比的私人公司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效率因素通常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除了国有企业的经营之外没有其他商业活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贫穷国家在其商业活动发端之时对利益的考量在短期内通常都会大于对效率的考量。但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时，就会有许多问题涌现出来，要求他们去考虑哪些活动更适合于放在私营部门”。
其次，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或正在做的，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面，书中的诸多案例都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例如，“新加坡模式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并没有让国有企业负担多重目标。在发展特定产业时，国有企业的角色是被清晰界定的，而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其他重要原则如提供卫生保健和保障性住房则由政府独自承担。”另外，在管理国有资本方面，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受到世人的推崇，书中详细分析了淡马锡模式，“淡马锡强调专业化管理和董事会的必要性，给予国有企业董事会足够的自治以履职，确保国有企业的监管和所有权清晰的分开，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国有企业聚焦于发展”，或许能给我们更多指导。而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未来一个客观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可能国家不再控股，而巴西早已在这方面有所实践，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借鉴与启示。如，“巴西早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并通过完全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国家企业家模式”（the state entrepreneur model）。……近几十年来，出于对国有企业效率的担忧，国有企业部门开始了公司化和公开上市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有效地开创了一种模式（至少在新兴经济体中），即国家宣布放弃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的控股权地位，但仍然保留做一个重要的少数股权股东”。
第三，这本书对于中国国企“走出去”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国企近年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非议，而且在国际协定与谈判中，涉及国企的条款也越来越多。中国怎么办？对于国际上提出的“竞争中立”原则，是当鸵鸟视而不见，还是积极了解、学习和应对？我认为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正如本书序言中OECD副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各国政府也许决定采用在纯粹国内环境中趋于完美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然而，如果考虑到企业竞争的国际化，外国竞争者也许面临着不公平竞争。这些外国企业对应的政府也许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进行干预，这将引发保护主义的反弹。在当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私营企业日益发生竞争的世界中，这一考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将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的同时，确保不危害现有的全球竞争格局。”本书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国际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对我们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一本较为严谨但又不失可读性的著作，既能厘清关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认识，又能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当下改革，还能对走向国际的中国国有企业做出一定参考与指导，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出版的意义所在吧。
国有企业在作为OECD伙伴国家的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中成为它们政治经济领域一个重要部分，这并不是无可争议的。这个问题在决策者们的议程上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在全球经济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与私营企业并存，所以需要考虑如何保持公平竞争环境［即在OECD以前出版物中所讨论的“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
本报告是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或者能扮演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本报告来自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关注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研究项目，主要由公司治理委员会的“国家所有权与民营化实践工作小组”研究完成。此外，本报告还得益于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的合作与投入。OECD秘书处的初稿由马茨·伊萨克森（Mats Isaksson）领导的公司事务研究部的汉斯·克里蒂森（Hans Christiansen）和金胜友（Yunhee Kim）准备，投资研究部的麦克·盖斯璀（Mike Gestrin）以及贸易与农业司的普热米斯拉夫·科瓦尔斯基（Przemyslaw Kowalski)也贡献良多。
本报告还受益于2014年4月4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有企业”研讨会上的讨论与发言。外界专家的贡献在报告中都有所体现，整个报告应该看作是前述团队的集体结晶。在后来报告的完善过程中，我们还得益于商业和工业咨询委员会（Business and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BIAC）、劳工咨询委员会（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TUAC）、其他一些咨询伙伴以及非OECD成员经济体的意见。
一场政府发展战略的复兴？近年来，对于企业部门的政策再次成为焦点，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方式，即重大的经济项目应该列入国家计划，已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的战略选择。形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很多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效果都很失望。一些国家政府越来越注意到，许多亚洲国家的治理卓有成效，它们通过国家干预，但仍基本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战略取得了经济增长。干预的工具多种多样，包括对私营部门活动的监管，控制金融中介及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控制金融机构，以及直接通过国有企业运营来落实产业政策等。本报告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选择让国有企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国别差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在各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有着显著的不同。本报告总结了5个国家的经验：新加坡（包括与其他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些不同类型的选择和比较主要反映了两类国别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初的发展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相对较低发展水平起步的国家更倾向于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政策，在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的冠军企业”）的角色相对比较容易确定。而更成熟一些的国家则需要慎重考虑赋予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角色。
经济和政治历史。赋予国有企业的角色很显然是存在路径依赖关系的。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中诞生的企业，优秀国有企业的角色越来越被淡化了；大多数国家争论的是，是否要尽可能减少这种角色。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它们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发展战略，向国有企业下达发展指令，或者以发展为目的来创办国有企业。
成功的条件。本报告总结的经验表明，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战略要取得成功，一般需要具备一些关键条件。首先，国家应该有一支能力较强的管理队伍，他们被授权去有效地执行所有权的功能，并赏罚分明。其次，期望国有企业去运营的领域，好是商业、金融以及市场竞争力不那么集中的其他领域。一些成功的例子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些国家从相对比较平等的环境中起步；而另一些国家在尝试制定产业和发展政策时，很快就被现存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后，需要清晰阐明发展目标，尤其是不要夹杂社会政策目标。新兴经济体中很多有潜在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消亡，是因为政府政策与企业发展目标不匹配，它们在为一些与它们自身制定的目标毫不相干的社会政策目标做出贡献。
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逐步通过开展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进入国际市场。与此相关的是，当外国私营企业进入新兴经济体市场时，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也会发现它们与外国私营企业出现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也许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一些在特定领域培育了国有企业的政府，也许会将国有企业推向国际竞争中的表现作为其业绩是否优异的终测试。如果那些国有企业在它们实现国际化时仍然享受着政府补贴或者其他物质利益，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根据本报告提出的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国际投资。一些国家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增加，而且未来国有企业似乎仍将是国际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国有企业增加的国际投资大部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此举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各国政府将更加积极致力于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在新近签署的一些国际投资协议中，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日益增多。这些举措大多数表面上是为了明确对于国家控制的投资的待遇，几乎没有保护主义回潮的迹象。然而，一个普遍的观念仍然存在：与私人投资相比，国有企业投资呈现出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需要更密切的监控。
ⅩⅦ
对外贸易。国有企业，常常是新兴经济体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它们直接对其国内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状况已经在改变。正如本报告所展示的那样，现在国有企业在一些具有国际竞争性和垂直整合的产业领域越来越举足轻重。这一状况引发了国际上一些额外的担忧，但是这些担忧似乎并非是不可克服的。与国际投资环境相比，国际贸易环境有着更为明确的规则，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中包含一些特定条款，可以并实际上已发挥这样的功效。除了WTO协议中的这些条款，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规章也被包含在一些区域贸易协定中，而且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中，国有企业也是一个主题。
国有企业在作为OECD伙伴国家的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中成为它们政治经济领域一个重要部分，这并不是无可争议的。这个问题在决策者们的议程上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在全球经济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与私营企业并存，所以需要考虑如何保持公平竞争环境［即在OECD以前出版物中所讨论的“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
本报告是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或者能扮演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本报告来自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关注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研究项目，主要由公司治理委员会的“国家所有权与民营化实践工作小组”研究完成。此外，本报告还得益于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的合作与投入。OECD秘书处的初稿由马茨·伊萨克森（Mats Isaksson）领导的公司事务研究部的汉斯·克里蒂森（Hans Christiansen）和金胜友（Yunhee Kim）准备，投资研究部的麦克·盖斯璀（Mike Gestrin）以及贸易与农业司的普热米斯拉夫·科瓦尔斯基（Przemyslaw Kowalski)也贡献良多。
本报告还受益于2014年4月4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有企业”研讨会上的讨论与发言。外界专家的贡献在报告中都有所体现，整个报告应该看作是前述团队的集体结晶。在后来报告的完善过程中，我们还得益于商业和工业咨询委员会（Business and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BIAC）、劳工咨询委员会（Trade
Union Advisory Committee ，TUAC）、其他一些咨询伙伴以及非OECD成员经济体的意见。
一场政府发展战略的复兴？近年来，对于企业部门的政策再次成为焦点，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方式，即重大的经济项目应该列入国家计划，已经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的战略选择。形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很多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效果都很失望。一些国家政府越来越注意到，许多亚洲国家的治理卓有成效，它们通过国家干预，但仍基本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战略取得了经济增长。干预的工具多种多样，包括对私营部门活动的监管，控制金融中介及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控制金融机构，以及直接通过国有企业运营来落实产业政策等。本报告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选择让国有企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国别差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在各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有着显著的不同。本报告总结了5个国家的经验：新加坡（包括与其他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些不同类型的选择和比较主要反映了两类国别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初的发展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相对较低发展水平起步的国家更倾向于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政策，在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家的冠军企业”）的角色相对比较容易确定。而更成熟一些的国家则需要慎重考虑赋予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角色。
经济和政治历史。赋予国有企业的角色很显然是存在路径依赖关系的。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中诞生的企业，优秀国有企业的角色越来越被淡化了；大多数国家争论的是，是否要尽可能减少这种角色。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它们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发展战略，向国有企业下达发展指令，或者以发展为目的来创办国有企业。
成功的条件。本报告总结的经验表明，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战略要取得成功，一般需要具备一些关键条件。首先，国家应该有一支能力较强的管理队伍，他们被授权去有效地执行所有权的功能，并赏罚分明。其次，期望国有企业去运营的领域，好是商业、金融以及市场竞争力不那么集中的其他领域。一些成功的例子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些国家从相对比较平等的环境中起步；而另一些国家在尝试制定产业和发展政策时，很快就被现存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后，需要清晰阐明发展目标，尤其是不要夹杂社会政策目标。新兴经济体中很多有潜在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消亡，是因为政府政策与企业发展目标不匹配，它们在为一些与它们自身制定的目标毫不相干的社会政策目标做出贡献。
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逐步通过开展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进入国际市场。与此相关的是，当外国私营企业进入新兴经济体市场时，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也会发现它们与外国私营企业出现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也许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一些在特定领域培育了国有企业的政府，也许会将国有企业推向国际竞争中的表现作为其业绩是否优异的终测试。如果那些国有企业在它们实现国际化时仍然享受着政府补贴或者其他物质利益，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根据本报告提出的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国际投资。一些国家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增加，而且未来国有企业似乎仍将是国际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国有企业增加的国际投资大部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此举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各国政府将更加积极致力于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在新近签署的一些国际投资协议中，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日益增多。这些举措大多数表面上是为了明确对于国家控制的投资的待遇，几乎没有保护主义回潮的迹象。然而，一个普遍的观念仍然存在：与私人投资相比，国有企业投资呈现出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需要更密切的监控。
ⅩⅦ
对外贸易。国有企业，常常是新兴经济体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它们直接对其国内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状况已经在改变。正如本报告所展示的那样，现在国有企业在一些具有国际竞争性和垂直整合的产业领域越来越举足轻重。这一状况引发了国际上一些额外的担忧，但是这些担忧似乎并非是不可克服的。与国际投资环境相比，国际贸易环境有着更为明确的规则，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中包含一些特定条款，可以并实际上已发挥这样的功效。除了WTO协议中的这些条款，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规章也被包含在一些区域贸易协定中，而且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中，国有企业也是一个主题。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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