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空的鹰 :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 : 1937—1941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始于1937年11月，止于1941年。抗战之初，英美等西方列强保持中立时，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不仅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还直接抽调优秀飞行员以志愿者的身份援华，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谱写了中苏两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情谊。中国1997年、2006年、2013年、2016年先后出版《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年）》《苏联三次援华征战纪实》《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苏联空军航空志愿队援华抗日纪实》《苏联空军航空志愿队援华抗日史话》。这些著作从不同程度和视角提及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华征战，但因其身份特殊，秘密参战，长期鲜有宣传，史料搜寻不易，历史模糊不清，渐为后人淡忘，因此或简略，或讹误，或遗漏，无法展现其全貌，以致目前未有一本研究这一领域的专门著作问世。
    近年来，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取得长足发展，民间往来频繁，原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后人来华寻找父辈战斗的足迹时，需要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为史料依据。笔者整理收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战史的相关史料已十年有余，通过中、苏、日三方的大量原始档案、战报、回忆口述、报道等资料还原印证，力求史料翔实、客观公证、叙而不论，聚沙成塔，编成此书。本书从苏联援华的溯源开篇，到南京、南昌、徐州、武汉、衡阳、兰州、桂南、四川等空战，尽量还原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波澜壮阔的历史原貌，兼顾史料性、可读性，使读者能全方位了解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从成立到结束的光荣战史，便于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借鉴。
    但愿，这部“战史”能为相关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及普通读者重新认识这段尘封的历史，提供一部较为翔实、可靠，并能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空白的参考书。

 张青松，湖南芷江人。对甲午陆战、抗战史、空战史有较深入的研究。

章 来自北方的雪中送炭
第二章 激战南昌的天空
第三章 配合徐州会战
第四章 保卫大武汉
第五章 衡阳上空的角逐
第六章 兰州空战显神威
第七章 支援桂南会战
第八章 内陆防空战
附录 1 苏联志愿队烈士名录
附录 2 苏联志愿队烈士墓地列表
附录 3 苏联志愿队烈士墓地
附录 4 苏联援华飞机图

对于多数人而言，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是一支陌生的队伍。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德、中英之间曾展开军事贸易乃至合作，“德械师”“霍克”战斗机已经广为人知，1941年成立的“飞虎队”更是家喻户晓。相比之下，1937年年底来华，1941年年初陆续撤离，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时期给予中国军民巨大支持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却长期掩埋于历史迷雾中，不为人知。
2015年，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有幸偷得闲暇几许，遍访祖国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遗迹，东至淞沪，西出两川，北达蒙自，南下广州。行至重庆，在史迪威纪念馆附近购得画册数本，其中便有记载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华经过的《胜利的回忆》，方才了解其事迹。归家之后，阅尽相关著作，遍寻网站论坛，仍觉所知甚浅，故萌生出书的想法，希望委托熟悉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一部资料详尽、叙事完整、脉络清晰、细节丰富的著作。一方面，是希望广大读者了解这段值得铭记的历史，正确认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成长于和平年代的青年人虽然无弹雨临头之虞，却不能不怀国土防空之忧，希望此书能加强他们的国防意识，激励他们奋发图强。
历时两年的制作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本书作者张青松，张老师对中国抗日空战历史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在本书中援引了翔实的日方资料作为对照，难能可贵。制作精美的援华飞机三视图、效果图和场景图，则是宋晨、张博两位老师的杰作。协调相关工作时，甄锐老师付出大量心血，并就文中提及的装备、机型进行了细致考证。后还要感谢指文图书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辛勤努力将稿件转化为精美的图书。
虽然有关各方均付出艰辛努力，但囿于诸多条件，书中不免会有错漏之处，欢迎各方学者与同好批评指正。同时，也希望以此书为砖，引相关领域深入研究之玉，在未来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
由于持续存在的争议和神话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审慎地将许多文件的英译本加入本卷，正是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和结论。这些文件和另外一些以图表和表格方式呈现的详尽证据构成了本卷上下册的实质。这是对第三卷的补充，也提供了接受、拒绝或仅仅是证实我们的结论所必要的确凿证据。因此，与前两卷一样，本卷提供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阶段前所未有的细节，以及新的观点、解释和评价。
本卷只集中于苏德双方的策划和在斯大林格勒周边实施的作战行动。具体说来，重点是第6集团军包围圈内外的战斗，包括德军救援行动的发起和失利；红军竭力向奇尔河、顿河和阿克赛河扩大合围对外正面；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消灭包围圈内第6集团军的行动。因此，本卷只对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策划、实施的“小土星”攻势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后改为南方面军）发起的科捷利尼科沃、托尔莫辛攻势作出简要叙述。
由于红军1942年12月下半月和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南部和西部地区发动的攻势极其庞大，增补的第四卷将阐述本三部曲范围外的军事行动。具体说来，包括与斯大林格勒关系不大，但对第6集团军的终命运具有重要影响的作战行动，例如：

·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打击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小土星”行动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面军）打击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德国第1装甲集团军的科捷利尼科沃和罗斯托夫进攻战役
·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打击匈牙利第2集团军的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希进攻战役
·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打击德国第2集团军的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进攻战役
·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顿巴斯东部地区打击“弗雷特-皮科”集团军级支队和“霍利特”集团军级集群的攻势
·外高加索方面军在北高加索地区打击德国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的攻势

如果没有诸多个人和机构的支持，根本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再次感谢詹森·马克，既因为他个人提供的慷慨帮助，也是为了他在澳大利亚悉尼“跳跃骑士”出版社推出的关于斯大林格勒战术记述的开创性著作。另外还有威廉·麦克罗登，他毕生致力于编写详细、准确的德军战时作战序列，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大量研究成果。
对本卷而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感谢两个人，他们的德文和敏锐的战争知识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出色的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罗梅迪奥·格拉夫·冯·图恩-霍恩施泰因博士慷慨无私地自愿对本卷手稿作出评价。他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这份稿件，并对其各个方面作出评判，指出其中的错误之处，确定必要的资料来源，还纠正了我们对德文的频频曲解。洛塔尔·蔡德勒博士是一名经历过战争的老兵，他在德军第168步兵师服役了两年多时间，两次负伤，他翻译了许多页德国文件，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大量笔记和另外一些战时日记。两位的慷慨协助都是为了使本卷更加准确、更加客观。我们对他们的无私帮助深表谢意。
一如既往，我们要衷心感谢玛丽·安·格兰茨为编辑、校对这份手稿发挥的重要作用。

  苏联志愿队援华的Z计划
    1938年3月批5000万美元援助到位之前，中国收到225架战斗机，其中有在西班牙扬名的波利卡尔波夫I-15战斗机62架和I-16战斗机93架，还有UTI-4教练机8架。接下来就是绝密的Z（Zet）计划，中国要求的不仅是装备的援助，还要苏联志愿飞行员参加战斗。中国的请求于1937年9月14日送到斯大林处。不久伏罗希洛夫接到命令，要求组织好的志愿者到中国去，组成1个战斗机大队，计31架I-16战斗机，101人；1个SB轰炸机大队，计31架飞机，153人。
    为完成这一任务，1937年9月中旬至10月10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志愿者集中到一个秘密地点。开始志愿者们还以为是去西班牙，没想到是去中国和日本人作战。退伍空军少将普罗科菲耶夫（G. M. Prokov’ev）在《保卫中国的天空》一书中记录了与妻子道别的感人肺腑一刻：“……我次这么早就背着装满了我所有的飞行服装的降落伞背包回家了。妻子在洗衣服，她挺直了身子望着我发愣的脸，什么都明白了。白色的肥皂沫从她的手上滴落到地板上，紧紧裹在襁褓中的两周的孩子睡在床上，在电灯光的照射下不眨眼地望着天花板，要说的话一切都明白了。”
    志愿者由“西班牙人”、旅级指挥员斯穆什克维奇（Ya. V. Smushkevich）和蓬普尔（P. I. Pumpur）负责审查。在这期间，独立战斗机第9大队（即伏罗希洛夫大队）的人员还以为要去的是西班牙，被选中的多是老资格的飞行员，其中从太平洋舰队第32大队挑选了6人，大队部中还有几名试飞员。
    1937年10月，从远东挑选的志愿者来到莫斯科的卢科夫斯基飞行学院（Zhukovskii Academy）。这些飞行员中没有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们在那里了解了日本95式（Ki-10）战斗机的基本性能。10月21日，447人准备就绪，包括地勤人员、机场维护人员、工程师和组装飞机的工人。飞行员们化装成平民，坐火车抵达阿拉木图。出乎意料的是，到达阿拉木图后，发现机场仅30架I-16，接下来两三周内，“西班牙人”扎哈罗夫（G. N. Zakharov）只好用I-16来训练这些只飞过I-15的飞行员。I-15大队（99人，包括39名飞行员）在布拉戈维申斯基上尉（A. S. Blagoveshchenskii）的率领下，于1937年11月、12月和翌年1月前往中国。
    批I-15和I-16及轰炸机的转运路线类似，走南路的阿拉木图—兰州路线。穿越蒙古的北路未开通前，苏联援助的装备走南路时也有用海运的。为此，中国政府特许几艘英国轮船把武器运到香港，再运到内地。后来海防和仰光成为指定港口。到达港口后，武器用卡车或者火车运往中国。头两艘轮船运载6182吨军火，1937年11月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包括汽车和装甲车（82辆T-26坦克，30台发动机，568箱T-26的零件，30辆拖拉机，10辆ZIS-6卡车），枪炮包括20门76毫米高射炮以及4万发炮弹，207箱高炮部件，4套探照灯，2套声源定位仪和航空武器。为避免和日本军舰遭遇，英国轮船直到1938年1月底才到达由他们指定的地点。2月份中国发电报给苏联，称和第二艘船已经到达海防和香港。货物开始卸船，几天内可完成。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卸下的军火不能立即运往战区，必须再等1.5—2个月。
    航空装备自然是禁不起这样折腾的，用南路的机场又太危险，那些机场海拔高、跑道小、设施简陋，不适合快速轰炸机降落，对战斗机（尤其是降落速度快的I-16）来说也很危险。此外每架飞机都超载，正如扎哈罗夫所说，除了满载燃油和武器外，机上还得装载迫降时所需的一切，包括钩子、绳子、帐篷、维修工具和零备件。所以战斗机其实都是装在卡车上运往中国的。
    严寒也带来麻烦，扎哈罗夫带队在古城过夜时，一夜的降雪把机场和飞机盖得严严实实，到早上已不能起飞。用机械师泽姆良斯基（V. D. Zemlyanskii）的话说，只能根据地面上的鼓包来判断下面有飞机。在人烟稀少的机场，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清扫积雪。于是苏联人用两架飞机在跑道上反复碾压了2.5—3小时，硬是压出两条细细的跑道。从这样的跑道上起飞很危险，不论向哪一边滑出一米都会出事故，但他们别无选择。终有一架飞机未能成功起飞，在古城的一间小土屋中度过1938年的新年。F.P.波雷宁（F. P. Polynin）带领的轰炸机队在另一机场也被沙暴困了两个星期。
    领航员P.T.索宾（P. T. Sobin）详细记载了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间他和飞行员斯克沃尔佐夫（A. A. Skvortsov ）或绍罗霍夫（A. Shorokhov）是如何在这条航线上反复为战斗机群（10—12架）领航的。通常是带队长机首先起飞，在机场上空盘旋，集合陆续起飞的其他飞机。沿途飞行时通常采用双机编队或三机五机编队。长机要始终关注僚机，不让他掉队。接近机场时长机解散编队，各自降落。沿途机场的布置以飞机的航程为限，所以起飞后编队速度要快，以减少燃油消耗。有时遇到燃油不足的情况，长机要后降落。
    索宾在转场过程中只发生过一次丢失飞机的事故。因为发动机故障，一架I-16在古城以东70公里迫降。飞行员受到震荡，损坏的飞机在原地等待维修队的到来。而飞行员杜申（A. Z. Dushin）12月25日驾驶I-15飞往兰州时，忽然闻到一股酸味，随后飞机就失去控制。幸运的是他在一片空地上迫降，保住了飞机。不料维修后再次起飞时，飞机解体。
    在中转机场降落时，飞机经常“拿大顶”。飞行员们会受一点轻伤，而飞机的螺旋桨、发动机罩、发动机和尾翼也经常受损，但很快会得到修复。严重的事故发生在批转场时，10月28日，大队长瓦西里·米哈耶维奇·库尔久莫夫上尉（V. M. Kurdyumov）带领10架I-16在甘肃肃州（今酒泉）建在半山腰的机场降落时，没有注意到空气密度的降低和着陆速度过高，座机在跑道边缘翻滚起火，库尔久莫夫殉职，时年31岁。受意外损失和不利天气的影响，空中转场的方式停止。后来苏联人把飞机分解后用卡车沿陆路运到新疆哈密。为此千余名苏联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在高山和沙漠中修通一条公路。辆卡车1938年4月出发，月底到达哈密。飞机在那里组装好并试飞，然后飞往兰州，整个过程要花去18—20天。通过这种方式运送了62架I-15bis、航空炸弹和零备件，共计2332吨。
    1937年10月31日起，南路由蓬普尔负责，他接受库尔久莫夫事故的教训，改变第二批I-16的出发时间，开始严格训练飞行员：以高度飞行，在难以接近的山地上降落，限制降落距离。飞行员科列斯捷列夫（Korestelev）降落时拿了大顶，差点被送回国，队友们不敢怠慢，认真刻苦完成训练。此后直到翌年2月才再次发生严重事故，罗曼诺夫中尉（F S Romanov）殉职。
    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1938年2月7日中苏又签订了《军事航空协定》，并给予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借贷，用以销售军用物资，并陆续派遣大批军事顾问、专家和空军志愿队来华。先后担任空军首席顾问的有特霍尔（G. I. Tkhor）、雷恰戈夫（P. V. Rychagov）、日加列夫（P. F. Zhigarev）、波雷宁、阿尼西莫夫（P. N. Anisimov）、赫留金（T. T. Khryukin）等。
    1937年10月，苏联任命基达林斯基（N. G. Kidalinskii）为轰炸机大队大队长，率首批42架轰炸机来华，驾驶在阿拉木图装配的飞机分两批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兰州。批21架编队中途在迪化停留数天。两星期后，基达林斯基指挥的第2批23架也抵兰州。他们立即开始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这种轰炸机，后者学习掌握驾驶新机的热情和顽强毅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先后来华3665人。空军志愿队员轮流参战的达2000余人，高峰时期有8个航空兵团（5个战斗机团，3个轰炸机团），光荣牺牲者200余人。在这4年期间，苏联累计援华飞机1235架（不含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自带的飞机），其中I-15及I-16战斗机777架、SB轻型轰炸机328架、DB重型轰炸机24架、TB轰炸机6架、教练机100架。

    投入首都防空战
    志愿队参战前的空战情况
    “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战场成为主战场。当时，日军大举空中侵袭南京，妄图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寻歼中国空军主力于空战中，并破坏南京周围重要机场、后勤设施。日军上下对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均持轻视态度，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已是深入膏肓的“东亚病夫”“无适宜之飞行人员人选”“训练水平低下，远非帝国飞将之敌手”。木更津航空队司令竹中龙造大佐吹嘘“南可轰炸新加坡、北可威胁海参崴”，只需3小时即可全歼中国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