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2384
本书探讨了全球发展治理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的诸般举措和战略思维。通过对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一带一路”倡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的合作等的深入研究，分析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其中，“全球发展篇”主要考察发展进程在国际层面的根本决定因素，以及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在观念、机制维度上的结构性特征。“中国方案篇”主要考察新时期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一带一路”倡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联合国的合作等，及其折射出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
作者认为，中国等新兴大国所发起的、以发展为主旨和依归的各项重大创议和举措，包括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正在为国际社会引入更加广阔、更具包容性的发展合作机遇，从而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可取、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向演进。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揭开了21世纪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调整的序幕。这些重大举措取得进展的可行路径，应该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国际经济地位的集体跃升。这或许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意所在。中国若能将“扩散型互惠”原则成功运用、落实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之中，其经济力量就有望以更平稳的方式，转化并且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威。如此，则中国的复兴可期，世界经济的重振亦可期。
导论 发展：从战略选择到全球治理
节基本概念
第二节内容结构
第三节主要观点
上篇 全球发展篇
章全球发展问题：界定、根源与应对
节全球发展问题的界定
第二节全球发展问题的根源
第三节全球发展问题的应对
第四节中国与全球发展问题
结语
第二章国际发展兴衰探源：隐含的利益交换
节国际发展：概念与分析框架
第二节国际发展的承诺与实践
第三节利益交换及其局限：国际发展兴衰的根源
结语
第三章全球发展的观念背景：融合与竞争
节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维度
第二节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
第三节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竞争
结语
第四章全球发展的制度平台：以联合国贸发会议为例
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成就及其决定因素
第二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局限及其制约因素
第三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复兴及其前景
结语
下篇 中国方案篇
第五章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节2015年后发展议程：道义责任与切身利益
第二节中国对国际发展进程的贡献
第三节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第六章新时期中国南南合作的战略依托与选择
节新时期中国南南合作的战略依托
第二节中国与新兴大国的理念共鸣及利益汇合
第三节新时期中国南南合作的战略选择
结语
第七章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节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概念界定与分析路径
第二节中国国际秩序观之演进：维护自主性
第三节中国当今的国际秩序观：寻求影响力
结语
第八章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经济外交
节2030年议程之于中国的意义
第二节2030年议程进展中的中国话语及实践
第三节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的经济外交思路
结语
第九章全球发展治理：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新态势
节全球发展治理：新时期联合国主导作用的凸显
第二节中国与联合国全球发展治理合作的新态势
第三节中国与联合国全球发展治理合作的动因
第四节政策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
发展：从战略选择到全球治理
本书旨在考察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的诸般举措，及其折射出的战略思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机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规制架构以来，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受关注程度每每因时而变，但它始终是国际经济治理范畴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战后70余年见证了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关税减让等初级形态，到垂直分工等高级形态的曲折前行，也见证了发展议题从“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到受制于“结构调整计划”而陷入停滞，再到“千年发展目标”的跌宕起伏。从这一意义上说，发展议程实际上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缩影。本书因此可定性为关于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探讨。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长，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互动的愈发密切深入，全球经济治理这一主题特别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迄今为止，对该主题的研究，依照其侧重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地位演变及其根源。例如，斯里尼瓦萨·马度尔（Srinivasa Madhur）认为，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东转移，中国等亚洲国家将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朱迪·基恩（Jodie Keane）等指出，中国将与美国、欧盟呈鼎足之势，共同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
二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杰拉德·斯特兰奇（Gerard Strange）认为，中国已经借助全球治理向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促成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瓦解。拉斐尔·利尔阿卡斯（Rafael LealArcas）则认为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内过于低调、被动，未能对全球经济治理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和理念。国内学者就此有许多探讨。秦亚青认为，中国要明确表示自己的秩序理念和原则立场，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并履行责任。黄仁伟认为，中国需要界定全球治理的总体框架和发展趋势，明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以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为核心，逐步提升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庞中英指出，全球治理的转型为中国从被全球治理到参加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参与治理世界应该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许多观点富于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不过，由于分析目标及侧重点的差异，着眼于全球发展议程这一主题，集中考察中国对该进程之参与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如下问题做出回答，即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关键时期，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当如何参与全球发展议程这一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核心环节；在全球发展议程的中国理念及方案的形成与实施过程中，中国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
第八章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经济外交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发展议程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到2015年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以及不久闭幕的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这些标志性事件无不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密切关联，甚至直接围绕其展开。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从一开始就主动参与相关进程，并且有意识地与其他国家、主要国际组织积极互动，共同影响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讨论、走向乃至实施。迄今为止，无论发展议程本身还是中国对议程的参与，均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然而，就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之间内在联系的探讨，则尚不多见。因此，厘清2030年议程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审视中国关于该议程的话语和实践，剖析其中内在的中国特色经济外交思路，就成为兼具现实及理论意义的重大问题。
节2030年议程之于中国的意义
历经数年的磋商、咨询和讨论之后，以“变革我们的世界”为题的2030年议程在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的大会上获准通过，正式成为联大决议。这份包含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的全球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维度融为一体，旨在为今后15年的国际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制订行动计划。毋庸置疑，这一普遍性议程对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不仅如此，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之间的交互影响及特征，又使得这一议程的正当性、广泛性和折中性对于中国而言别具重要含义。
首先，2030年议程的正当性为中国在新时期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也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它的前身——千年发展目标（MDG）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本身就是2030年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权威性、正当性已经得到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一致认可。从历史渊源来看，2030年议程并不是孤立的成果文件，而是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对此前数十年间联合国重大会议和成果的继承与巩固。正由于此，它被称为“全球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SDG也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景”和“社会契约”。
对于中国而言，新议程及其包含的SDG更有理由受到重视。一方面，中国与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历来有着相似或一致的理念和价值观倾向。由于新议程在相当程度上渗透着联合国的发展观念，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联合国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具支持性的磋商与议事平台。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有可能、更有必要利用2030年议程这一契机，为自身的发展道路正名，也为包括本国在内的发展中世界争取、创造更充裕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随着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单纯奉行韬晦策略越发显得成效不彰。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在“维护自主性”的同时，更多地“寻求影响力”。2030年议程由此成为中国介入、影响、甚至塑造全球治理格局的适当途径；与之相应，中国外交的决策及执行能力也将迎来更多考验。
其次，2030年议程的广泛性不仅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让自己关切的议题获得国际社会关注与支持，也意味着可能在这些领域承受来自国际层面的更多压力或干预。与MDG不同，SDG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这使其议题广泛性远远超过把重心放在社会部门的MDG。与MDG相比，增长与就业、技术创新、开放式发展、包容性发展等目标或具体目标在新议程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受此影响，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有可能扭转此前过度集中于社会部门的倾向，更多地进入生产性部门，从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另外，由于2030年议程的规模和雄心程度都在MDG之上，其需要的资金投入也远远超过后者。据估计，实现该议程需要对基础设施、农业、工业等多个部门投入总计约10万亿美元的资金。对于有意拓展海外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其间无疑蕴含着广阔的机遇。
与此同时，议程范围扩展和新议题的纳入，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自主权遭到削弱的潜在风险。相较于MDG， SDG以更为明确的方式提及全球治理，并将治理的层面从“国际”延伸至“国家”。这一变化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如推进联合国改革、敦促发达国家作出必要改进等，但是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中“南弱北强”的现实仍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延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消极意义不容低估。许多学者已经提出警示，新议程中治理机制的强化，可能被用来约束、限制南方国家对不同发展道路的追寻和尝试。类似地，某些发达国家完全可能利用新议程对“政策一致性”的重视，将过时、僵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这在历史上不乏前车之鉴。
另外，新议程蕴含的更加复杂、多层面的发展评价标准，也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诸如发展的包容性、债务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等问题正在使该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及其成效势必受到国际层面更加严格的审视和评价。换言之，中国新时期的经济转型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将面对愈来愈多的外在期望与评判。可以想见，协调、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
再次，2030年议程的折中性使其在彰显国际社会反思与改进全球治理机制之决心的同时，也淡化了南北国家之间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为实施过程中的争执甚至对立埋下了隐患。所谓折中性，即由于各国际行为体在不同议题领域内有着彼此各异的利益及观念偏好，终形成的共识只能是这些偏好集合的公约数；这也就意味着为了达成一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要么被排除在终共识之外，要么在表述上不得不作出相当程度的妥协和弱化。具体到2030年议程，一方面，它的变革性潜力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友善的外部环境。新议程明确提出“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过程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一般意义上的赋权目标，还包含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的具体事项，如基础设施、可持续工业化、促贸援助、确保国际粮食市场正常运行等。其中，基础设施的增建和升级、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与研发等目标，与中国下一阶段国内经济转型及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或一致。
另一方面，作为新议程的核心内容，SDG存在着许多缺陷或薄弱环节，而这些环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更加利害攸关。例如，SDG的草案曾经把通过全球合作手段遏制逃税列为一项单独的具体目标，但这部分内容及其力度随后被大幅弱化处理；诸如金融交易税、碳排放税等创新性发展筹资手段也未被新议程提及。更重要的是，SDG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即世界经济深层次的权力失衡，国际机制与秩序变革等关键问题在新议程中仅被泛泛提及甚至处于缺失状态；导致全球治理绩效不尽人意的另一症结——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在议程中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有力应对。可以预见，在许多由来已久的南北分歧点上，未来很可能继续处于各据一端的僵持状态。中国能否以创造性、建设性的方式突破这一僵局，推动甚至引领南北、南南之间更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是决定新时期中国发展转型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节2030年议程进展中的中国话语及实践
中国主动参与了2030年议程从咨询、讨论到设定、启动的各个阶段，并且正在国内与国际层面采取多重举措予以落实。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新议程不是中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并不希望在相关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事实上，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我们的回顾与梳理表明，中国近年来在新议程方面的话语决非一成不变的宽泛表态或单方宣示；相反，它包含着丰富、多层面的内涵。不仅如此，与之相应的实质性举措也在不断提出和实施，从而构成了彼此呼应、相互支持的“话语—实践”反馈。
（一）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话语
从2013—2016年，中国先后发布了三份关于新发展议程的中方立场文件，详尽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与主张。作为立场文件的关键内容，每份文件都包含总体原则、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执行手段（落实途径）等几个部分。它们在许多方面保持着高度一致和延续性，又因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某些调整和变化。正是这些不变与变化，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话语的核心要义。
首先，在总体原则方面，中国对议程范畴、国家自主权、国际发展合作之权责分担等问题的态度基本保持不变。一是在新议程的授权或职能范畴上，中国认为议程应以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贫困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首要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而“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根本出路”。与此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必须“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经济增长乏力等。二是中国多次强调各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中国并不认可某种整齐划一、普遍适用、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发展模式；更具体地说，这反映出它对主要发达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之名、行干预之实的警惕。三是在权责分担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认为这是整个国际发展领域展开合作的基础，而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原则；另一方面则始终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保障其平等参与。
在上述主张保持基本稳定之余，中国的态度也呈现出某些调整，其中关键的是对合作共赢原则的愈发重视和强调。对比来看，三份立场文件都表达了对合作共赢精神的提倡，但初的重心是“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此后则扩展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意味着它已不仅是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指导准则，更是上升为全局性的纲领。相应地，起初对“共同利益”的强调，随后也发展为更进一步的“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与“合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前者相比，后两者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兼具规范内涵，无疑是层次更高的愿景。
其次，在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上，综观三份文件，中国对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维度——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的重视始终如一。不过，因应于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优先事项的关注也在与时俱进。一些新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意义格外重大的主题，如工业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利用、国家治理等，近年来受到决策层的日益重视。其中，改进国家治理成为优先要务，既反映了中国改革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对SDG 16可能带来潜在风险与挑战的主动回应和应对。
再次，在实施手段或落实途径方面，中国的态度亦可谓稳中有变。这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即联合国机制、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经济治理。一是中国支持联合国在2030年议程中充分发挥作用，认为有必要加强其政策指导和统筹协调职能，以便整合联合国系统内相关机构与其他多边机制的发展努力，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总体来看，中国的这一立场相当稳固；但在具体途径及环节上则出现若干重要的增补和细化。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在后续评估中的核心作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技术支持工作，以及联合国发展系统在更广泛意义上帮助成员国落实议程的功能，均得以进一步凸显。另外，G20被赋予新的关键职责，即制定落实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发挥表率作用，并且与联合国主导进程有机统一。二是关于发展伙伴关系，中国一直以来的基调是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更具体地说，它包括坚持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南南合作，发达国家应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等等。在可预见的相当一段时期，这些仍将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上的基本态度。不过，某些细微的调整或补充也值得重视。例如，除南北、南南合作之外，三方合作的形式得以提及；多利益攸关方如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慈善团体的参与得到鼓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性也被提升至新高度。三是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一贯的立场是通过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来提升治理成效、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具体而言，其中包括对多边贸易体制、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维护，以及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等等。除此之外，近年来也出现了某些新趋势。其一是对国际规则的重视度逐步提高，从“完善全球投资规则”到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其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视，即“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其三是对发展协调机制的强调，即“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范围，推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各项政策服务发展事业”。其四是对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良性途径的展望，即“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其目的是确保“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共享发展红利”。
（二）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缜密、全面的话语相比，中国在行动方面的表现毫不逊色。尽管2030年议程刚刚启动，但中国已经制定和提出许多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政策和举措，并且逐一付诸实施。总的来看，这些措施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国内和国际层面。
在国内层面，中国对2030年议程进行了选择性的内化。继“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新议程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之后，中国进一步制定了落实议程的国别方案，以此作为落实工作的行动指南。诸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发展战略，都体现出议程与中国改革事业的有机结合。为促进SDG的实现，中国建立了国内协调机制，将任务分解至43家政府部门，使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也即将展开，以提供法治保障。不仅如此，中国将未来五年作为落实2030年议程的早期关键阶段，确定了一系列发展目标，包括到2020年帮助5500万农村人口全部脱贫、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单位GDP能耗降低1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8％等。其中许多目标如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降低，不仅是中国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具有国际公共产品性质的重要贡献，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发挥着正面的外部效应。
在国际层面，中国以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多种形式发起和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2030年议程落实。具体而言，
，中国直接发起、设立了相关基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大宣布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该基金将于2016年年内启动运作。根据中国与联合国签署的协议，其中2亿美元由联合国托管，下设两个基金，即秘书长和平与安全基金、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基金。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还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首期提供20亿美元。该基金已开始筹建并将启动运行。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表示，中方将在湄公河国家优先使用2亿美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五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各项目标。
第二，中国以项目形式在多个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习近平在2015年南南合作圆桌会上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即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这些项目现已开始实施。未来五年中国还将以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为依托，对该区域各国的中小型合作项目予以总计3亿美元的支持。
第三，中国以培训、办学、研发等多种形式，为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持。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表示，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各国共同研究、交流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设立的南南合作发展学院已经正式挂牌并启动招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博士、硕士学位教育和短期培训，交流和分享发展经验。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
第四，对国际社会中处境为困难的成员如不发达国家等，中国也尽己所能地给予帮助和支持。例如，中国承诺继续增加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争取在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还承诺免除对有关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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