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自信

    刘哲昕，男，1973年出生于福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教授。200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著有《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精英与平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法治才是硬道理——从法治思维到命运共同体》等。2010年，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干部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17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刘哲昕不忘初心，坚持常年义务送教下基层，倾囊助学西部贫困孩子，不畏艰险参加抗震救灾，是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刘叔叔”，是地震灾区家喻户晓的“教授民兵”，是“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者、传播者、示范者。刘哲昕既面向党员领导干部讲课教学，更始终心系基层群众。每年到灾区、藏区和南疆义务巡讲，送教累计超过200场。每次送教，他不仅不要一分钱的报酬，还把身上的钱留给需要帮助的群众。2013年4月19日，刘哲昕刚从汶川义务送教回到上海，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4、20”芦山地震。他毫不犹豫地直奔机场，飞回四川，连夜徒步7小时进入震中救灾。几个月后，汶川发生“7、10”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他再次飞赴四川，身负80余斤物资，攀援悬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草坡乡，给灾区群众送去了希望和温暖。他长期资助63名西部贫困孩子，累计达100万元。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在给孩子的信中，他写道：“只要你认真学习，叔叔一定资助你到大学毕业！”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整晚与孩子通话通信，帮助分析功课，鼓励孩子克服困难。每年不远万里到各地看望孩子，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说，“我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慈善家，这些孩子都是我的亲人，对他们，我只有爱。”多年的心血浇灌换来累累硕果，已有23名孩子参加高考，并考上了大学。在他的感召下，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成立了“刘哲昕爱心团队”。目前团队已经拥有近千名成员，精准助学1000多名孩子，每年资助金额超过200万元，在许多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和奖教金。爱心团队在喀什开办了38家爱心双语夜校，在校学生超过2000人。

为什么中国不能搞西方选举民主：从“民族国家”到“天下国家”

       西方的选举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信奉“人民的统治”的古典民主。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选举民主逐渐演变成了以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现代民主。今天，是否存在着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事实上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另一重要标准。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从历史上看，选举民主的适用范围一直比较狭窄，过去是一个城邦国家内部的治理方式，现在则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治理方式。哈贝马斯说：“民主政体一旦出现，它们就会表现为民族国家。”过去的古希腊并没有选举过一个共同的执政者，今天的全欧洲也没有选举过一个共同的政府。孕育选举民主的真正摇篮，乃是一个个地域较小、人口较少、族群较单一的城邦社会或者民族国家。

        为什么选举民主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完整意义的选举其实包含了三个环节：，自由投票；第二，决出胜负；第三，少数服从多数。有人往往将民主等同于自由，事实上民主不仅包含了自由，还包含了对自由的某种约束，“少数服从多数”便是这样的一种约束。近几年，泰国、埃及等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了民主乱象，其根本问题并不出在自由投票上，而是出在“少数服从多数”上。以泰国为例。自从 2006 年他信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以后，反他信的“黄衫军”与亲他信的“红衫军”之间“翻烧饼式”的斗争就一直持续不断。无论哪一方上台执政，即便是通过选举获胜上台，另一方依然不甘认输，而是通过愈演愈烈的街头斗争制造局势动乱，逼迫对方下台，甚至直接发动政变。反过来看欧洲，以法国为例—–

        选举民主比较适合民族国家，这个判断必须经得起反例的挑战。个反例就是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比，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很显然要复杂得多，尤其在至关重要的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多民族国家内部差别往往很大。多样性本身并不可怕。相反，人类社会的进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多样性的统一”的历史进程，所谓民族本身也只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结果。然而，——-霍弗在《狂热分子》中说道：“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前南斯拉夫由塞尔维亚、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 6 个共和国组成（其中塞尔维亚内部还有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

        这就是选举民主的“碎片化效应”。按照选举民主的逻辑，一个国家只要有两级以上政府，地方政府就是由地方人民选举出来的。那么，被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应该对谁负责呢？当然对地方人民负责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地方自决权。若一个地方刚好又是某个民族的聚居地，那么地方自决权很容易就演化成了民族自决权。——

        由于与生俱来的竞争性和对抗性，选举民主天然地适用于同质性较强的民族国家。对于多样性复杂的多民族国家，选举民主往往具有“碎片化效应”，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甚至会导致国家分裂。即便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这种“碎片化效应”也足以让国家陷入离心力的长期折磨。比利时联邦政府从 2007 年开始就无法有效运作，讲荷兰语的弗莱芒区与讲法语的瓦隆区之间逐渐疏离对立，—–

        有人会有疑问：既然选举民主容易导致多民族国家分裂，那为什么以前这些国家就好好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历史观，叫作“1 / 24 秒历史观”——–与欧洲的老牌民族国家比起来，欧洲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历史都比较短暂：比利时历史上一会儿归属法国，一会儿归属西班牙，一会儿又归属荷兰。直到 1830 年才从荷兰独立，至今也不过 180 多年的历史。而身处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更是大国博弈的脆弱均衡，其早成型也要等到 1918 年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了“六合一”的南斯拉夫联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是欧洲难得的和平稳定时期。通过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欧洲在全球财富分配中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在巨额财富的支持下，欧洲各国的内部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不仅纵向的阶级矛盾得到缓解，横向的地方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解。比利时北部讲荷兰语的弗莱芒区因此得以平均每年每人转移支付 2000 欧元给南部讲法语的瓦隆区。然而，2008 年欧洲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欧洲各国的经济竞争力急剧衰退。现在，各个国家的富裕地区都决心把财政收入留在本地，不再与贫困地区分享。弗莱芒区是这么做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是这么做的，欧洲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开始进入了下一个 1/24 秒。

         西方选举民主的第二个反例是“部落国家”。所谓“部落国家”，是指一个国家由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部落或部落联盟聚合而成。这种极度松散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始作俑者就是西方的殖民运动。以非洲为例。—–

        当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的时候，殖民地的各个部落都不是殖民者的对手。—–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又是谁搬动了这块石头？都是西方国家。在席卷全球的西方化运动面前，在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西方力量面前，不管是卡扎菲，还是萨达姆，充其量只是地震废墟中的那块无意识的“石头”罢了。

        在“部落国家”里，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是部落，而不是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道：“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其他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

        博瓦尼到死都不知道，就在这一片繁荣景象之中，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强者往往是宽容的，在无人挑战的情况下，博瓦尼允许邻国向科特迪瓦大量移民。从北部邻国越境而来的移民与科特迪瓦北边的部落本来就是相近部落，—–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不甘失败的巴博推翻选举结果，宣布自己获胜。然后，又是内战；然后，法国军队介入了；然后，巴博被抓起来了。

        选举民主的第三个反例是“类天下国家”。除了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少数几个大国也具有十分复杂的多样性。由于与中国的国情似乎有点类似，因此不妨称其为“类天下国家”。这些国家对于选举民主的“碎片化效应”同样不能免疫。—–而在白人男性的支持率上，奥巴马依然落后罗姆尼 21 个百分点。

        奥巴马的两次胜选提醒人们，经过几十年的非欧裔移民潮，目前少数族裔已经占据全美人口的 36%，婴儿出生在 2011 年更是达到全美的 50.4%。移民正在加速度，生育率又特别高，按照目前的趋势，少数族裔将在 2050 年以 54.2% 的人口比例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已故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生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在2004 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将“文明冲突”的视角引向了美国国内。——–难怪特朗普一上台，就在美墨边境大修隔离墙，同时断然发布“禁穆令”，————

        相比起美国，印度的情况其实更不乐观。现代印度的诞生乃是英国殖民留下的遗产，其拼凑的特点更加明显，因此“碎片化效应”对于印度的冲击其实更加巨大——-

       中国同样需要防止选举民主的“碎片化效应”。中国不是“部落国家”，不是民族国家，甚至也不是多民族国家，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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