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22603
内容简介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与非洲的双向移民日益增多，加强双方国民的互相了解尤显重要。本书通过实地考察和现场采访，对在广州、义乌、上海、北京、香港、澳门的非洲人的移民目的、生存方式、组织结构、社会生活和日常待遇以及他们对中国城市和当地市民的影响进行了调研。作者认为必须重视与移民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面对这种局面以及文化理解与交流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目 录
图目录／2
表目录／5
照片目录／8
序／1
前言／1
致谢／1
表目录／5
照片目录／8
序／1
前言／1
致谢／1
章 非洲人在中国的介绍／1
第二章 非洲人在广州／14
第三章 非洲人在义乌／45
第四章 非洲人在上海／74
第五章 非洲人在北京／96
第六章 非洲人在香港：一个加纳社区的案例研究／110
第七章 非洲人在澳门／134
第八章 非洲人在中国及其他国家／145
第九章 对非洲-中国关系的影响／153
第十章 结论／169
附录A 葡语非洲人社区协会概览／174
附录B 作者的实地调查日志：澳门，2010年7月5日／177
附录C 网络搜寻结果实例：马西的帖文／179
参考文献／181
索 引／186
前 言
序
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世界日益变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来自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现实对整个人类社会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要求人们提高对外来者的宽容程度，学会以新的方式与之共同生活：这是人类生存的方式。当然，经历着全球化过程的普通人与那些财团、企业家、政治家和当权者对全球化的理解完全不同。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经来临并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快。不容置疑，人们在尽量使全球化的进程变得容易被人接受。
非洲-中国关系从21世纪初开始稳步发展。事实上，这种关系发展的程度在十年前是难以预料的。目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的中国人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并且从不同方面影响着非洲经济的发展。他们主要的活动集中在矿产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的手工制品在各个国家引人注目，引起了民众积极和消极的反应。
中国人非常勤劳，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工作效率高，交工及时，这些都使得他们闻名遐迩。20世纪70年代，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的坦赞铁路由中国政府出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与非洲工人共同修建。项目成本总计约5亿美元，铁路修建仅花了5年时间，并在1975年提前竣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的对外援助项目。这一工程不断获得赞誉。
今天，中国企业正在非洲大陆开采各种矿物，包括石油、黄金、钻石、钴、锰、铁矿石、钛、铝土矿、铜、锡、锌以及其他稀有矿物。此外，中国人也有限地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引起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反应，因为中国的竞争将西方企业挤出了这一领域。非洲人之间常常流传有关在非洲大陆经商的中国企业的劳动条件的话题。中国人被指责为投机取巧，没有支付足够的工钱。中国人在小规模零售贸易方面的做法往往遭人憎恨，因为这使当地商家与华人商家的竞争越来越艰难。但是，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不可否认，中国正在对非洲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
前一段时间（2010年2月22日），某个西方记者抨击中国人在非洲的势力过于强大，就此事博艾敦提出了一些观点，在与博艾敦进行交流时，我写道：
事实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抱怨中国人在非洲大陆或中国本土与非洲人在贸易和经济上打交道时他们的种族主义和缺乏利他主义。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都是根据自己开明的自我利益行事。这里没有道德准则。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各自的私利所决定的。这就是规则，所有的参与者根据他们的理解来进行比赛。我们都倾向于期望全世界把我们当作他们那些正在受难的、需要道德和善意的关注的兄弟来对待。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尽管我们看到并知道几百年来其他社会都把我们当作剥削的对象来对待。我们愚蠢地认为，这种情况有一天将会突然改变。当然，这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所有社会各自的行为方式。到处流传的政治口号给人空洞的印象。我们要学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合作，这样我们就不会像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国那样任凭自己被他人卖来卖去。
随着中国贸易和工业在非洲不断发展，中国人在非洲的人数日益增长。
同样，非洲人在中国的存在也逐渐引人关注。在中国的大多数非洲人是经济移民。在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自1997年以来，就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非洲社区。反过来，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态度也同样不一，既有包容的，也有消极的，有时甚至是排斥的。
有不少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书，但是关于非洲人在中国的书却不多。博艾敦的这本书具有开创性，值得称赞，它是本关于非洲人在当代中国的书。这本书的实证基础经得起科学的推敲。它不受特异或敏感评论的影响，严格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本书中超出主题之外的方法论和概念既有趣又有吸引力，如“移民社群”（diaspora）、“非洲性”（Africanness）或“谁是非洲人”和“社区”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书中分析的范畴。我相信博艾敦在这本书中的思想和方法将有助于其他观察人士和学者去解决相关的问题。
此外，虽然本书主要谈论的是非洲人在中国的活动，但它也介绍了非洲人在当代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生活的情况，如本书也介绍了非洲人在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生活的相关图像和数据。
本书叙述简洁明朗，轻松地将读者带进中国有非洲人出现的许多地方。注意到这一点会让阅读非常有趣，
正如博艾敦在第八章所描述的那样：
除了在这6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义乌、上海、北京）有大量的非洲人外，
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会城市和其他主要城市还有很多非洲人，包括广西南宁、云南昆明、贵州贵阳、海南海口、四川成都、湖南长沙、湖北武汉、浙江杭州、福建福州、江苏南京、河南郑州、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江西南昌、山东济南、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安徽合肥、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以及两个直辖市重庆和天津。这些在中国的非洲人有的人当英语教师，有的做零售商店的老板，有的是运动员、学生和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包括音乐家和鼓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兴的角色和职业的分化非常有趣。显然，在中国的非洲移民正在夹缝中寻找对他们开放的市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有些是可敬的，同时有些应受到谴责，甚至是非法的。
博艾敦的“桥梁理论”洞察明理，以掷地有声的判断回应了那些对这个话题非常了解的人。如果有的话，只有很少非洲学者能够像博艾敦那样具有深厚的洞察力和杰出的知识才能来阐述自己的经历。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过的语言学家，博艾敦多年来潜心研究学术，已经积累了显而易见的成就，证据就在本书之中。就在本书的后几页，博艾敦这样写道：
非洲人在中国不断增长，这会影响到中非关系吗？这些是任何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学者都要提出的关键问题。从我所调查的所有城市中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可以断言，非洲社区将会继续存在，不管它是否繁荣。从现在开始，中国将永远不仅存在非洲人，还存在非洲社区。非洲人已经渗入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这个现象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大量的非中混血儿后代，而这关乎非洲人的定居问题或（和）中国的传承问题。主要是非洲男人和中国女人的异族通婚已产生了许多后代，很多非洲人已获得香港和澳门永久居住权。如果中国大陆移民制度更加自由灵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非洲人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作为运动员、歌手、医生、护士和教师参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公共生活中。
这些都是博艾敦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全球化的未来趋势。
本书涉及的问题备受关注并经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叙述清晰，阅读轻松。博艾敦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以简捷分析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直白又面面俱到。从另一个角度，作者提供了一个非洲人在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对于非洲人和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良好的、互利的非洲-中国关系符合非洲和中国双方的战略利益。这些关系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非洲的大量华人以及在中国的大量非洲人。本书为这些现实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窗口。
奎希·克瓦·普拉（Kwesi
Kwaa
Prah）教授
非洲社会研究中心（CASAS），开普敦
前 言
1997年9月，当我抵达香港在香港大学任职时，从当年7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时，我自己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现在已是资料丰富的事件（Mitton，2002）将会对21世纪大量非洲人迁移到中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许多非洲人都在处于商业中心的城市经商，如泰国的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同时，受危机影响严重的东南亚许多地方的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转移到中国南部，尤其是广州，因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非洲人开始在这些地区开商店，同时将中国产品通过海路运回非洲各个国家，促使这些国家的商人亲自来华采购货物。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大学任教的非洲学者之一，我发现自己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开始记录这场始于21世纪初的激动人心的迁移活动。这本书是我历经十年对在中国的非洲人的研究成果。
致 谢
这本书汇聚了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我曾无数次到中国许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牵涉到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组织。
首先，我要感谢香港大学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感谢它们对本书以及对我的许多研究非洲-中国关系的项目提供资助。许多地方的很多人都为这个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我要感谢香港的研究助理杨晓霖（Yeung
Hiu Lam）、冯雪雯（Frances Lung）、余颖欣（Iris Yu）、李菲比（音）（Phoebe Li）、胡玉秀（Lucille
Hu）和刘雨葱（Yuky Liu），他们和我一起实地考察，对研究论文草稿进行无数次修改，
终才有了这本书。
我要感谢在广州的许多非洲人，他们同意让我进行问卷调查或进行访谈，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区域、迦南市场以及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我要感谢非洲社区的四位领导人——尼日利亚的爱玛·奥贾库（Emma
Ojukwu）、几内亚的贝利·萨尔坦（Barry Sultane）、已故的加纳人艾塔·乌苏（Atta Wusu） （愿他的灵魂安息），
以及喀麦隆的埃尔维斯（Elvis），他们都为我在广州调查非洲社区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联系方式和各种帮助，而该社区在我刚刚开始研究前正式成立。感谢加纳的雷蒙（Raymond）将我送到相关地方以探讨社区中与加纳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作为一个来社区的临时访客不可能凭自己的肉眼发现的。我要感谢中山大学的李志钢（Li
Zhigang）。他作为学者邀请我去他的大学做了有关在中国的非洲人移民社群状况的报告，他还参与了我的一个采访调查。
我去过几次义乌，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马恩喻（Ma
Enyu）博士， 该学校位于离义乌很近的金华。我们一起雇用社区成员，甚至一起走访了非洲人经营的几家工厂。加纳的吴飞（Wu
Fei）在帮助我理解社区中有关加纳和西非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我很感激郭金平（Guo
Jinping）先生，他在2008年我次访问义乌时，是我的一名翻译。
我要感谢上海AfroShanghai.com网络论坛的所有者，他授予我做在线访谈的权利，
同时接收我为他们论坛的成员。在这个论坛里，我在理解非洲人尤其是黑人英语教师在上海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我要感谢北京的郭金平（Guo
Jinping）、索菲亚·锁（Sophia Shuo）和王天天（Wang
Tiantian），他们带我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担任我的导游和翻译，还负责对非洲社区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我要感谢马路华（Lawal
Marafa）博士，他帮助我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获得接触尼日利亚外交使团的机会，这使得我可以从他们的视角洞察到一些非洲-中国关系中的问题。
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澳门大学的罗贝瓦尔（Roberval）博士，
他帮助我联系到了在澳门葡语非洲社区的一些成员。这使得我能对来自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的两名领导人进行深入采访，并得以在2009年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佛得角国庆节集会，会上我与其他人进行了交谈。
我感激的是奎希·普拉（Kwesi
Prah）教授，
他于2005年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了首届21世纪非洲-中国关系会议，并为本书撰写了综合全面的序。
我要感谢《中国季刊》和《非洲复兴研究国际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允许我使用我文章中修改后的部分内容，该内容涉及非洲人在中国和一般非洲-中国关系研究。
我很感激坎普里亚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托妮·坦（Toni
Tan）主任，感谢他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专业精神。
后，当然也是重要的一点，我要感谢我在香港、加纳、美国和挪威的家人，感谢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无休止的研究工作。
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世界日益变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来自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现实对整个人类社会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要求人们提高对外来者的宽容程度，学会以新的方式与之共同生活：这是人类生存的方式。当然，经历着全球化过程的普通人与那些财团、企业家、政治家和当权者对全球化的理解完全不同。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经来临并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快。不容置疑，人们在尽量使全球化的进程变得容易被人接受。
非洲-中国关系从21世纪初开始稳步发展。事实上，这种关系发展的程度在十年前是难以预料的。目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的中国人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并且从不同方面影响着非洲经济的发展。他们主要的活动集中在矿产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的手工制品在各个国家引人注目，引起了民众积极和消极的反应。
中国人非常勤劳，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工作效率高，交工及时，这些都使得他们闻名遐迩。20世纪70年代，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卡皮里姆波希的坦赞铁路由中国政府出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与非洲工人共同修建。项目成本总计约5亿美元，铁路修建仅花了5年时间，并在1975年提前竣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的对外援助项目。这一工程不断获得赞誉。
今天，中国企业正在非洲大陆开采各种矿物，包括石油、黄金、钻石、钴、锰、铁矿石、钛、铝土矿、铜、锡、锌以及其他稀有矿物。此外，中国人也有限地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引起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反应，因为中国的竞争将西方企业挤出了这一领域。非洲人之间常常流传有关在非洲大陆经商的中国企业的劳动条件的话题。中国人被指责为投机取巧，没有支付足够的工钱。中国人在小规模零售贸易方面的做法往往遭人憎恨，因为这使当地商家与华人商家的竞争越来越艰难。但是，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不可否认，中国正在对非洲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
前一段时间（2010年2月22日），某个西方记者抨击中国人在非洲的势力过于强大，就此事博艾敦提出了一些观点，在与博艾敦进行交流时，我写道：
事实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抱怨中国人在非洲大陆或中国本土与非洲人在贸易和经济上打交道时他们的种族主义和缺乏利他主义。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都是根据自己开明的自我利益行事。这里没有道德准则。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各自的私利所决定的。这就是规则，所有的参与者根据他们的理解来进行比赛。我们都倾向于期望全世界把我们当作他们那些正在受难的、需要道德和善意的关注的兄弟来对待。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尽管我们看到并知道几百年来其他社会都把我们当作剥削的对象来对待。我们愚蠢地认为，这种情况有一天将会突然改变。当然，这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所有社会各自的行为方式。到处流传的政治口号给人空洞的印象。我们要学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合作，这样我们就不会像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国那样任凭自己被他人卖来卖去。
随着中国贸易和工业在非洲不断发展，中国人在非洲的人数日益增长。
同样，非洲人在中国的存在也逐渐引人关注。在中国的大多数非洲人是经济移民。在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自1997年以来，就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非洲社区。反过来，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态度也同样不一，既有包容的，也有消极的，有时甚至是排斥的。
有不少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书，但是关于非洲人在中国的书却不多。博艾敦的这本书具有开创性，值得称赞，它是本关于非洲人在当代中国的书。这本书的实证基础经得起科学的推敲。它不受特异或敏感评论的影响，严格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本书中超出主题之外的方法论和概念既有趣又有吸引力，如“移民社群”（diaspora）、“非洲性”（Africanness）或“谁是非洲人”和“社区”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书中分析的范畴。我相信博艾敦在这本书中的思想和方法将有助于其他观察人士和学者去解决相关的问题。
此外，虽然本书主要谈论的是非洲人在中国的活动，但它也介绍了非洲人在当代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生活的情况，如本书也介绍了非洲人在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生活的相关图像和数据。
本书叙述简洁明朗，轻松地将读者带进中国有非洲人出现的许多地方。注意到这一点会让阅读非常有趣，
正如博艾敦在第八章所描述的那样：
除了在这6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义乌、上海、北京）有大量的非洲人外，
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会城市和其他主要城市还有很多非洲人，包括广西南宁、云南昆明、贵州贵阳、海南海口、四川成都、湖南长沙、湖北武汉、浙江杭州、福建福州、江苏南京、河南郑州、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江西南昌、山东济南、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安徽合肥、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以及两个直辖市重庆和天津。这些在中国的非洲人有的人当英语教师，有的做零售商店的老板，有的是运动员、学生和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包括音乐家和鼓手。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兴的角色和职业的分化非常有趣。显然，在中国的非洲移民正在夹缝中寻找对他们开放的市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有些是可敬的，同时有些应受到谴责，甚至是非法的。
博艾敦的“桥梁理论”洞察明理，以掷地有声的判断回应了那些对这个话题非常了解的人。如果有的话，只有很少非洲学者能够像博艾敦那样具有深厚的洞察力和杰出的知识才能来阐述自己的经历。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过的语言学家，博艾敦多年来潜心研究学术，已经积累了显而易见的成就，证据就在本书之中。就在本书的后几页，博艾敦这样写道：
非洲人在中国不断增长，这会影响到中非关系吗？这些是任何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学者都要提出的关键问题。从我所调查的所有城市中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可以断言，非洲社区将会继续存在，不管它是否繁荣。从现在开始，中国将永远不仅存在非洲人，还存在非洲社区。非洲人已经渗入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这个现象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大量的非中混血儿后代，而这关乎非洲人的定居问题或（和）中国的传承问题。主要是非洲男人和中国女人的异族通婚已产生了许多后代，很多非洲人已获得香港和澳门永久居住权。如果中国大陆移民制度更加自由灵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非洲人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作为运动员、歌手、医生、护士和教师参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公共生活中。
这些都是博艾敦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全球化的未来趋势。
本书涉及的问题备受关注并经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叙述清晰，阅读轻松。博艾敦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以简捷分析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直白又面面俱到。从另一个角度，作者提供了一个非洲人在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对于非洲人和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良好的、互利的非洲-中国关系符合非洲和中国双方的战略利益。这些关系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非洲的大量华人以及在中国的大量非洲人。本书为这些现实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窗口。
奎希·克瓦·普拉（Kwesi
Kwaa
Prah）教授
非洲社会研究中心（CASAS），开普敦
前 言
1997年9月，当我抵达香港在香港大学任职时，从当年7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时，我自己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现在已是资料丰富的事件（Mitton，2002）将会对21世纪大量非洲人迁移到中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许多非洲人都在处于商业中心的城市经商，如泰国的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同时，受危机影响严重的东南亚许多地方的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转移到中国南部，尤其是广州，因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非洲人开始在这些地区开商店，同时将中国产品通过海路运回非洲各个国家，促使这些国家的商人亲自来华采购货物。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大学任教的非洲学者之一，我发现自己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开始记录这场始于21世纪初的激动人心的迁移活动。这本书是我历经十年对在中国的非洲人的研究成果。
致 谢
这本书汇聚了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我曾无数次到中国许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牵涉到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组织。
首先，我要感谢香港大学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感谢它们对本书以及对我的许多研究非洲-中国关系的项目提供资助。许多地方的很多人都为这个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我要感谢香港的研究助理杨晓霖（Yeung
Hiu Lam）、冯雪雯（Frances Lung）、余颖欣（Iris Yu）、李菲比（音）（Phoebe Li）、胡玉秀（Lucille
Hu）和刘雨葱（Yuky Liu），他们和我一起实地考察，对研究论文草稿进行无数次修改，
终才有了这本书。
我要感谢在广州的许多非洲人，他们同意让我进行问卷调查或进行访谈，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区域、迦南市场以及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我要感谢非洲社区的四位领导人——尼日利亚的爱玛·奥贾库（Emma
Ojukwu）、几内亚的贝利·萨尔坦（Barry Sultane）、已故的加纳人艾塔·乌苏（Atta Wusu） （愿他的灵魂安息），
以及喀麦隆的埃尔维斯（Elvis），他们都为我在广州调查非洲社区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联系方式和各种帮助，而该社区在我刚刚开始研究前正式成立。感谢加纳的雷蒙（Raymond）将我送到相关地方以探讨社区中与加纳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作为一个来社区的临时访客不可能凭自己的肉眼发现的。我要感谢中山大学的李志钢（Li
Zhigang）。他作为学者邀请我去他的大学做了有关在中国的非洲人移民社群状况的报告，他还参与了我的一个采访调查。
我去过几次义乌，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马恩喻（Ma
Enyu）博士， 该学校位于离义乌很近的金华。我们一起雇用社区成员，甚至一起走访了非洲人经营的几家工厂。加纳的吴飞（Wu
Fei）在帮助我理解社区中有关加纳和西非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我很感激郭金平（Guo
Jinping）先生，他在2008年我次访问义乌时，是我的一名翻译。
我要感谢上海AfroShanghai.com网络论坛的所有者，他授予我做在线访谈的权利，
同时接收我为他们论坛的成员。在这个论坛里，我在理解非洲人尤其是黑人英语教师在上海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我要感谢北京的郭金平（Guo
Jinping）、索菲亚·锁（Sophia Shuo）和王天天（Wang
Tiantian），他们带我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担任我的导游和翻译，还负责对非洲社区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我要感谢马路华（Lawal
Marafa）博士，他帮助我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获得接触尼日利亚外交使团的机会，这使得我可以从他们的视角洞察到一些非洲-中国关系中的问题。
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澳门大学的罗贝瓦尔（Roberval）博士，
他帮助我联系到了在澳门葡语非洲社区的一些成员。这使得我能对来自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的两名领导人进行深入采访，并得以在2009年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佛得角国庆节集会，会上我与其他人进行了交谈。
我感激的是奎希·普拉（Kwesi
Prah）教授，
他于2005年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了首届21世纪非洲-中国关系会议，并为本书撰写了综合全面的序。
我要感谢《中国季刊》和《非洲复兴研究国际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允许我使用我文章中修改后的部分内容，该内容涉及非洲人在中国和一般非洲-中国关系研究。
我很感激坎普里亚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托妮·坦（Toni
Tan）主任，感谢他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各个阶段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专业精神。
后，当然也是重要的一点，我要感谢我在香港、加纳、美国和挪威的家人，感谢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无休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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