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312551
细说聚乡人联旧谊之特色组织 显现会馆源涓流长的发展脉络
研究会馆的通史著作，是一本大家喜欢的学术著作。作者高屋建瓴，对会馆的建立过程、作用、职能、分类等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会馆既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又颇能因应社会变迁而历久长新；它并不等同于西方的商业基尔特。在明清时期，会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科举制度兴盛和人口流动频繁而兴起，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成为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显示了其对家族组织的超越和对社会变迁形式的适应和创造，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及其限度。
本书奠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通过广泛搜求海内外现存的会馆志、笔记手札等资料，开展实地社会调查，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取向社会史的角度，把会馆置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全面考察会馆发展演进过程及其兴盛的背景，深入分析会馆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和论证了会馆的历史地位和功效。
目录
绪论……………………………………………………………………………………………
章“源涓流长，有容乃大”
——会馆的演进……………………………………………………………
节 会馆的界定………………………………………………………………
第二节 会馆发展演进的阶段性…………………………………………………
一、会馆前史…………………………………………………………………
二、崭露头角…………………………………………………………………
三、群星璀璨……………………………………………………………………
四、蜕变分化…………………………………………………………………
五、趋新转型…………………………………………………………………
第三节 会馆发展的地域差异性……………………………………………………
一、首善繁盛…………………………………………… ……………………
二、阛阓喧腾…………………………………………………………………
三、墟场景观…………………………………………………………………
四、移民乡井…………………………………………………………………
五、会馆地域分布的特点…………………………………………………
第四节 会馆的海外扩展……………………………………………………………
一、海外会馆的发展…………………………………………………………
二、海外会馆发展的特点…………………………… ……………………
第二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一明清会馆的兴盛背景及内部运作………………………………… …
节 明清市场机制与会馆……………………………………………………
一、明清交通的便捷与贩运商业的发展……………………………………
二、明清商人与会馆的兴办………………………………………………
三、商业性会馆的内部运作………………………………………………
第二节 明清人口迁移与会馆……………………………………………………
一、 人口迁移新特点………………………………………………………
二、人口流动与会馆的建设………………………………………………
第三节 明清科举制度与会馆…………………………………………………
一、地域政治观念与会馆…………………………………………………
二、科举制度与会馆互动…………………………………………………
第三章“聚乡人，联旧谊”
——会馆的社会功能………………………………………………………
节 明清阶级关系的变化……………………………………………………
一、“四民”观念的模糊化…………………………………………………
二、贫富贵贱的急速转变…………………………………………………
三、阶级利益的明朗化……………………………………………………
第二节 明清以来会馆与社会整合…………………………………………………
一、会馆内部整合—………………………………………………………
二、会馆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三、会馆与中外文化的整合……………………………………………
第三节 会馆与政府的关系……………………………… ……………………
第四章“敦厚仁恕，保全信义”
——明清以来会馆的文化内涵……………………………………………………
节 会馆的建筑设置与区位分布………………………………………………
一、建筑设置……………………………………………………………………
二、区位分布……………………………………………………………………
第二节 会馆的神灵崇拜………………………………………………………
一、会馆的神灵设置……………………………………………………………
二、会馆神灵脸谱………………………………………………………………
三、会馆神灵崇拜的文化内涵…………………………………………………
第三节 会馆文化的取向………………………………………………………
一、 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
二、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
三、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
结语：由社会变迁反观明清以来会馆的历史地位………………………………………………
一、会馆与明清以来诸种社会组织…………………………………………………
二、会馆与明清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融合……………………………………………
三、会馆与明清以来道德建设道德维护……………………………………………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二 全国现存会馆表
后记………………………………………………………………………………………
绪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民族，其团体意识自古及今，延续了五千年。对此，过去已在家族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思考。但其不足之处是很显然的，一者家族组织无法囊括全部基层社会，家族发展亦非始终一贯，宋以前的家族多是政治上的显赫者，宋以后才有了庶民化的家族的普及形态。再者，家族制度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伴随，它以宗族成员的安土重迁为前提。因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家族制度以外的村社制度，看到由此培植向来的乡土观念以及乡土观念的外延形态。中国人并不一定安土重迁，而是颇具流动性；中国人并不仅仅面朝黄土，而且也放眼于蓝色的大海，特别是在宋元以后的各历史时期，人口流动与向外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经济不断传播和发展的主要载体。无论如何，人口流动意味着走向陌生的环境，向外发展则标志着分占别人的资源，这其间势必导致诸多矛盾，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协调矛盾，如何求得长久的彼此相安、相助、相利乃至相长，都要求有一种务实的解决途径。由此，会馆这种民间的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它以乡土为纽带，以传统优良的道德观、价值观为指导，以相互定期与不定期的聚会、娱乐及彼此的互律为活动方式，力图建立起一种和谐稳定，能以不变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万变的社会秩序，从而程度不 同地实现了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社会变迁与秩序稳定的平衡发展。明清社会的发展与会馆的建设紧密相连。
人们已普遍认同这样的结论：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主要表现在：（一）中国封建经济呈辐射性地向周边发展，这时常使主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得以缓和，增设地方行政治所、移民垦荒等常使经济落后地区呈现出大的发展。王朝中后期的改革运动以及王朝晚期的农民战争得以消解与遏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从而使封建秩序不断得以重建。因而有人称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二）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保护伞。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对社会基层控制的日益间接化，实际上不是中央集权减弱的标志，而是因为社会基层的各级组织集团多把中央王朝的大旨作为自己的宗旨，表面的自治实质上是社会秩序更加稳定的表现。时常发生基层组织与上层政 治的矛盾斗争，也只能看作是二者相互关系的调适过程，有时是基层组织对上层政治腐败的抵抗，有时是基层组织对自我能力的过高估计而产生的异动，后二者仍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三）中国封建社会实施的文化灌输政策是无孔不入的，儒家学说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共同信奉，从而使现实的人们不断为建构儒家的理想国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向着共同的目标奋发进取。其中，科举制度的实行是一种强有力的推进器，它诱使庶民阶层由此跨入了仕途，又 逼使官绅阶层必须由此才能永葆世泽，这便奠定了中国封建秩序长期维持的思想根基。（四）在中国封建社会演进过程中，或因地理条件的差异，或因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变迁，各地政治、经济的发展颇不平衡，这为商品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们习惯把唐宋之际看作传统社会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此前，中央政权曾通过控制土地分配抑制社会的两极分化，通过普及基层行政设置来强化社会控制。即使是身在外地的官员一般也以集贤院和邸舍统合之。社会控制的覆盖面是全方位的。在此之后的宋朝政府推行了田制不立的经济政策，更广泛地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流动，包括人口居住地的流动和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动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却也对固有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在市场发育过程中，政府的干预虽多强而有力，但覆盖范围终究有限，民间社会进行自我管理的空间便越来越大。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阶段，也是以上诸规律得以充分展示的时期。由于政治相对承平，因科举制度和官吏易籍就任制度而激发起来的地域政治观念首先便在官员荟萃的京师发育成长起来。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北京工部主事俞谟便首先把买自路姓的一块房屋基地交由同邑京官晋俭设置芜湖会馆，从而翻开了明清时期会馆建设的页。随着明代皇权旁落，内阁时常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京师各地域性的官僚性会馆纷起频出，蔚为 风气。如果说其初仅为同籍官僚娱乐宴谈的俱乐场所，那么其后便日益显示出与科举结合的趋势。因而这类会馆无论对明清时期政治，还是对明清各地方文化的发展都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经济领域内的变迁更引人注目，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长足进步具备了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厚和更扎实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地区间经济区域的形成，并且在地区间便利的经济交流中各具分工。封建政府的商业政策赋役政策的演变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把经商视作改变自己贫贱地位的门径，而社会风俗的演变又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商人们主动通过捐纳、报效、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来赢得社会的认同，也通过代表自己阶层的知识分子的舆论体系来确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因而，明清商业便以商品种类繁多、经商人员来源广泛区别于以前各朝，商人成为明清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阶层。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都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在力图以自己的意愿去规划社会，寻求在其中的适当位置，跻身于修造会馆是明清商人的重要举措，也寄予了他们的信念追求。
明清社会变迁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流动性阶层所占比例较大，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风潮几乎席卷了农、工、儒等各个阶层。求生、求利、求富既成为移居者的一般心理需求，同时也决定了明清移民活动的多向性与延续性。在移民集中的地区，官方行政机构或尚不完善，或干脆付之阙如，土客矛盾、客客矛盾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而会馆这种主要以地缘为联系纽带的基层社会组织因贴近移民的心理需要便具有了广泛的发展前景。
因此，明清会馆是多种形态并存的，加入兴办会馆行列的主要有官绅、商人以及其他移民，其存在范围从京师至于穷乡僻壤。有的地区密集，有的地区则稀疏；有的会馆雕梁画栋，檐宇连绵，规模至为恢宏，有的会馆则构屋随便，孤房独室，规模十分简陋。
但是，会馆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同乡籍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性。其主要功能就在于为同乡籍的流移者提供服务，实施管理。本书将从社会史的角度，着重讨论明清时期的会馆组织与社会变迁问题。会馆组织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把明清会馆与明清时期的市场机制、人口迁移、科举制度等重大事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明清社会的运作机制，认识明清社会的变动趋向。
当然，作为一项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所以我们有必要作一个大体的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关于明清会馆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5年5月，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似为会馆研究的篇论文。他认为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不同，它们规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和认捐一定数额的钱款，以作基金；又与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团体不同，同乡团体的会产是专用于祭扫、享宴和慈善公益事业，因而它具有财产团体和公益团体的双重性质。实际上，作者所言的会馆公所是民国时期部分会馆公所的情况，从中并不能让人了解会馆公所演变与发展的全貌。
30～40年代，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像陶希圣、潘光旦等人关注家族问题一样，窦季良等人则更多地注重诸如会馆这类同乡性社会组织的研究。窦氏的《同乡组织的研究》从乡土观念（观念培成、层次扩延、分割局面、自然趋势）、组织演化（组织渊源、制度完成、鼎盛时期、新体蜕化）、集体象征（自然选择、类型演进、制度凝固、新兴意识）、功能分析（创建时期、渐盛时期、寝假衰微、功能转化）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堪称会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里程碑。不过，因为作者所做的研究多集中于四川地区，因而主要是移民会馆的研究，对于诸如北京、上海、苏州等大都市中的会馆缺乏讨论，而且，作者囿于四川一隅，也没有从整个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会馆问题，因而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即使用于四川也有失偏颇，因而其缺憾是很明显的。
到50年代，随着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会馆问题，在众多的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中，较多论者干脆把它比附欧洲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基尔特。把会馆在明清时期的较大发展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前提。在早期，无论是李文治先生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还是彭泽益先生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几乎都把会馆作为行会组织看待，这当然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这种认识在后来也有所修正。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一批史学工作者又不断拓展资料领域，并在整理碑刻及其它文献资料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调查工作。关于会馆方面的几本资料集奠定了其后会馆史研究的资料基础，同时也规范了会馆研究者的思维，人们几乎都较多地着眼于会馆的经济意义而不及其他，这样，视野就被大大地限制了。如今，当我们重新翻检这几部资料集时，发现有许多为当时人所忽视的字句实际上包含了更深刻的社会变迁意义。由于 资料集的编者们多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所以为我们的重新研究仍能提供许多有意义的资料。
从50年代到80年代，会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一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雷大受《漫谈北京的会馆》、顾廷培《上海早的会馆—一商船会馆》、贺海《北京的工商业会馆》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会馆视作工商业行会，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供资料依据。胡如雷先生甚至认为：“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他径直把行会、会馆、公所、行、帮都划上等号。汪士信先生认为明清商人会馆经历了从会馆到公所的过渡，它们是中国式、的行会。应该说，这些论点作为一个时代思 想的表露实际上也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到1982年，吕作燮发表了《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一文，成为对过去研究之片面性的一种反拨，实具振聋发聩之效。它启示人们重新思考会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体的社会意义。1984年，吕作燮又发表了《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一文，阐述了自己对会馆与公所的区别的认识，再次给人们以反思的激励。同时，吕氏还发表《南京会馆小志》，在南京会馆资料征集方面做了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工作。在篇文章中，作者赞同日本学者的西欧行会等于中国的“行”的看法，认为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联，对过去被认为是北京工商业会馆的会馆作了辨析，认为单就纯商业性会馆计算，总共是21所，占北京会馆总数的5％弱，而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工商会馆，仅占北京会馆总数的2％强。从比例上看来，北京工商业会馆只占少数，而具有行业性行会特点的工商业会馆则更占少数。故“将北京的会馆或部分工商会馆与行会等同起来，是缺乏根据，特别将会馆与后来的同业公会等同起来，那就近乎荒谬的了。”作者又以苏州、汉口、上海作为代表分析了工商重镇的工商业会馆，认为见于这些城市的行业性会馆多属于地域性行帮组织，而在四川各县乡镇出现的会馆则是移民会馆。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列举了苏州会馆公所名称与分 布，指出前者具有地域的特点、外来的特点、帮派的特点和松散联合的特点，会馆只能由乡绅、官僚或商人中的头面人物才能创建，而公所与会馆相比则显示出行业的特点、商业的特点和联合比较严密的特点。这一结论在其后引起争论，持否定态度的人发现，一者因为各地有各地自然情况的不同，再者两个概念经常无法区分的现象也确实多有存在。
徐鼎新认为：上海的同乡团体含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组合的因素，而同业团体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帮口。开埠以后，上海同乡团体发生的分化和组合，反映了近代各商帮力量的消长，同业团体的变化则表现为新型行业团体的出现，其结构打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旧有行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乡谊联系和行会束缚。近代上海同业团体的近代化过程是缓慢的，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演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联 合会）。王笛对近代重庆城市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重庆的会馆、同业行会和公所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以会馆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设立是移民适应城市新环境的需要。会馆是同籍移民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既可以联络感情、沟通消息，又可以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在与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还可以维护移民的利益。后来，会馆逐渐发展成为在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对整个城市都有相当影响的组织，会馆首领“八省首事几乎参与了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二者的研究都认为会馆与公所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方志远先生认为会馆和公所二者有递进的关系。会馆是起始的名称，公所是继起的名称。会馆者，聚会之馆舍，叙的是乡情友谊，气氛应是宽松的；公所者，公议之场所，议的是利益分配，气氛则是严峻的。
近期以来，会馆已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除了前些年陆续问世的几部近代城市史涉及到会馆之外，这方面的论文也不断涌现。如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经济活动》、陈连营《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肖云玲《论明清会馆的宗族性、地缘性、官府性及其他》、陈忠平《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等论文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及会馆。再有林国平《福建科举会馆的兴衰嬗变及其原因》、王民、林国平《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和乐正《城市结构功能的近代变迁》值得一提，前二文把北京的福建会馆作了分阶段的论述，指出北京闽中会馆的兴衰与政局稳定与否、 京都的设置与迁移和科举的兴废、地方文化发展、经济来源及管理人员的优劣密切相关。北京闽中会馆为福建科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会馆在近代社会变迁中能建立京师闽学堂、宣南法政专门学校、春明女子中学等以适应时势的发展，但因这种适应多是被动应付式的，故会馆也呈现出衰落局面。乐正则认为会馆公所发展至近代，仍然继续发挥其有效作用，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有积极意义。近年来许檀、刘凤云、王云、李刚、宋伦、涂上飚、张平乐、李秀桦等学者在市镇研究中亦大量涉及会馆，如刘凤云还专门研究了明清城市的文化空间，确立了会馆在这一空间的作用。
中国文物学会会馆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现存会馆间的联谊与资料交流、研究成果的交流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汕头粤东会馆、北京湖广会馆、上海三山会馆、宁波庆安会馆、洛阳山陕甘会馆等均主办过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编撰出版了相关资料与论文集，将会馆研究推进到了更深入、更广大的层次。
有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在研究商会问题时追溯及会馆，有的把会馆到商会的演变看成是新的取代旧的的自然过程，有的认为会馆与商会之间虽然名称各异，但内部共性颇多，而且商会的出现并没有宣布会馆的消亡，有的说会馆是同乡性的，商业是同业性的，会馆是松散的联合，而商会则有严密的组织性。实际上，商会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其移植中国或可以有“橘生淮南则为枳”之可能，或也会出现“削足适履”的不适应。继续探讨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还见到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过自己对会馆的看法。早在50年代，傅衣凌就在《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中讨论到江西兴国的抗租会馆，反映了作者对明清社会诸多特殊现象早就有所关注，并做了较精当的分析和概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也提出了客商落籍后成为坐贾继而发起设立商人会馆的观点。再如段本洛、张福圻分析了苏州手工业会馆，韩大成补足了几条明前中期的会馆资料。蒋兆成认识到杭 嘉湖地区存在商人会馆向手工业会馆转化的趋势。这些都极有价值。李华、陈学文等对地方性商人的研究中亦多涉及会馆问题，他们较多地致力于收集资料，并时有灼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会馆问题的重要材料。近年来，罗一星在《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就佛山会馆展开了论述，指出佛山会馆包括手工业会馆和商业会馆，手工业会馆中出现了东家行、西家行的分野，乡仕会馆的设立则表明会馆组织在明清佛山的社会整合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刘正刚在《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中集中阐述了清代四川闽粤移民会馆的设置、分布、建筑规模和社会功能。还有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中也提出了自己对会馆公所的看法，他指出：会馆公所是封建时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城市繁荣、人口流动量增加的产物，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变化为会馆、公所的建立既提出了需要，又提供了可能。不应以会馆或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应该按各个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是同乡会还是行会，是商人组织还是手工业组织，或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它一般都具有“把神、合乐、义举、公约”四项功能，有的会馆还为会员伸张正义、代办冤狱，以集体力量谋求官府出面保护。 延至近代，会馆传统的慈善事宜已降到次要地位，而切磋智识才能，即研究商务、交流商情、提高商智、培养商才则成为会馆的重要职能。研究商情商务使会馆成为商战阵地，政治参与意识的加强使会馆的作用范围有所开拓，会馆兼办教育使会馆更增加了新的功能。这显然主要是从经济意义上的会馆立论的。还应提到的如冯尔康等著《清人社会生活》、朱英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等都有关于会馆的专门论述。
综而论之，中国内地几十年的会馆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各地会馆资料的征集出版为今后的会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二）会馆史的研究较多地体现在工商业会馆方面，一般能在“会馆”与商帮、与行、与近代同业公会的区分上给人们以明确的印象。（三）一些学者把会馆组织放在整个社会中进行研究的尝试也已见端绪。但是，关于会馆研究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1.不少学者或研究科举会馆，或研究工商会馆，或研究移民会馆，并把三者化，多强调其间的不同，却少挖掘其内在深层的共性，而这对深入揭示明清社会的特质很有意义；2．不少论文囿于对一地的研究，喜欢以偏概全，以致互成壁垒，这不利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的形成和对会馆史的深入探讨；3.较少有从文化角 度进行探讨的研究，这也不利于揭示会馆这一社会现象的全貌及其与明清社会整体变迁的相互关系。
在香港，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在论及明清时期时，就用“会馆”为标题，表明他的看法是，明清行会表现为会馆的形式。他具体论述了会馆发生的原因、会馆的范围、客帮与会馆的关系、会馆的组织、会馆的经费、会馆的事业等问题，让人们能产生关于明清会馆之形成、发展、维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的大体认识，实质上作者提供给读者的主要也是工商会馆的情形。
在台湾出版的周宗贤著《血浓于水的会馆》基本上反映了作者对会馆的总体认识，其中包含了会馆的由来、沿革、范围与种类、经费、组织、事业和台湾的会馆等内容，书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大量的彩色插图以及“台湾的会馆”一章中，由此证实了我国无 论在内地还是在台湾都普遍存在会馆这种社会组织的论断。陈运栋在《台湾的客家人》中提出“汀州会馆是汀州府籍客家人渡台落脚之地，为两殿、两廊、两护龙构成的四合院式建筑”，从而支持了周宗贤的观点。再有许雪姬曾就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中华会馆进行过研究。1994年8月，台湾大学历史系邱澎生先生发表了《由“会馆、公所”到“商会”：试论清代苏州商人团体中的同乡关系》一文，文中谈到，在初期，会馆的设立经常以设神置祠作为掩护，其后，经济的功能愈加明显，体现出公所的色彩，再后变为“商会”，更具有了同行性和明确规章，这是因为中央政权对商业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另外还有石锦在《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分析了士大夫阶层在苏州会馆中的作用，这些都显示了台湾会馆史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海外华人会馆的研究也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吴华辑《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册，颜清煌曾著《新马华人社会史》，还有东南亚各国专史也纷纷开辟“会馆”章节，再因为东南亚各国华人会馆虽源在大陆但后起者多，许多会馆纷纷出版本馆的纪念刊，这些都堪为进一步研究海外华人会馆的重要参考材料。应该说，在我国关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已有不少人或多或少地关注到会馆问题，但多数尚属描述性的。
在日本，关于明清会馆史的研究也颇具实证特色并深含功力，以致无论如何，我们要想对会馆再作研究，决不能不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用日本学者下了巨大功夫所收集到的大量资料。
早在上世纪 20年代，以仁井田陞为首的一批日本汉学家致力于以实地调查为特色的关于中国社会特质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硕果。他们有关会馆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中，这套资料除收集大量的碑刻资料，还包括了编者们的实地访谈以及与文献资料相对照所作的考证与诠释，反映了他们对北京工商会馆的总体认识，这套资料的编辑出版也深刻地影响其后日本的中国会馆史研究，参加这个班子的和田清、加藤繁、根岸佶、仁井田陞、今崛诚二等分别结合自己的专长展开了对中国会馆史的研究。
和田清的《关于会馆公所的起源》一文就会馆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作为会馆公所的先驱的商人组织在唐宋时代已经存在。其后加藤繁在《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一文中则认为，相当于西欧的行会组织的组织应是中国的“行”，而会馆则是明以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唐宋时代，同业商人组织，叫做“行”。而“行”这一个词，同时又指同业商店的街区而言。……从秦汉年间一起至唐代，在中国的都市里都规定了商业区域，至少在原则上商店应该设在这个地方，而把这种商业区域叫做“市”。……因此，金银行、鱼行，都可以解释为各设于市内的金银商的街区和鱼店的街区。从上所述，可以窥知，在唐代，商店根据它的种类聚合在一起，成为一团，把它叫做“行”。因此，当时中央地方的各个都市中的市，就是由好多的行形成的。……在行内开设店铺的同业商店，自己也形成一种组织，它的组织也称为行。而属于这种组织的商人，叫做行人、行商、行户等。……从官府方面来看，行似乎被认为是为了行役而存在的。他指出：“欧美的中国研究者立即把会馆一词当作基尔特，但是相当于基尔特的，却是行”，“考察会馆的由来时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会馆和坐贾客商的关系。完整地说来，所谓会馆，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集中在北京的各省官吏士子等按照他们的乡籍的差别而设置的憇息燕集的场所，似乎北京以及各省的商人会馆也是模仿这种性质的。中国的商人，大别为坐贾和客商。坐贾是当地土著的商人，客商是外来的行旅商人，但是，外来的商人也不一定在暂时居住后，就离开这个地方，也有居住几年的，也有居住了十几年或者十几年以上，和别的同乡互相提携在商界扶植势力，开辟了一个新行的。这些人和土著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为了尊重乡贯的习俗，为了在法规上也不轻易允许转籍，仍旧叫做客商，……无论在北京，无论在各省，起初设立会馆的，大约是久住的客人，不久本地的商人也就模仿起来……外来的商人为了谋求团结的巩固，棺柩的停藏，和义园的管理等等，对设置共同建筑物的必要，比土著商人迫切得多。假如这个推论不错的话，商人会馆不是从历史悠久的本地商人的行发生的，而却产生于客商在某地定住下来，扩张势力，形成一个新的行的场合。从而，商人会馆的发生，难以说是本地的行发展壮大的必然的结果，而显然是因为和其他都市的通商关系密切起来，其他地方的商人定居下来的人有所增加，也就是商业更加发展的缘故。”其后，加藤繁在《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文中列举了九所商人会馆的经营情况，他总结说：“清代的北京会馆以及设立会馆的行的性质，有种种异同之处，决不是单一的。有的会馆作为一种组织的力量很弱，不过举行共同祭扫而已，多数的会馆内部团结相当巩固，必要时可以发挥相当的威力。会馆的成员大概是同乡人，也有少数不是如此，有单是坐贾的会馆，又有包括坐贾和客商的会馆，有的会馆既是联谊的团体，又是商业的团体，以前也有人认为会馆和公所是以联谊为主和以营业上的协作为主的两种”，“商人会馆也许不能看成是在明朝末年起开始创设的。”加藤氏的研究澄清了会馆与行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坐贾与行商及他们与会馆的关系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继续研究的空间。
根岸佶有《上海的行会》和《中国的行会》两书行世。大谷孝太郎则把对上海会馆的调查与研究写成《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一文，认为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发展愈后而乡土的结合愈凝固，它们之间壁垒森严，分割市场，很不利于资本的聚集。会馆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一个方面的特质。
仁井田陞《中国的社会和行会》是作者关于会馆研究的集成之作。他认为：为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构造，一方面要理解家族、宗族、村落等各种集团，一方面要理解基尔特即商工业者的同行的结合，特别要把清代到现代为止的北京行会和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加以对比，追究它的特质。这表明仁井田氏已把他的研究进一步向社会史方面拓展。在该书中，他凭藉大量的手资料，详细分析了行会的分化和分类，行会与社会结合的诸关系、行会的组织结构、行会的职业伦理、行会的对外抗争、行会的衰亡等方面。和仁井田陞一起在北京从事调查的今崛诚二也写了《行会史》、《中国商工行会的素描——以内蒙古农村机构向行会过渡为中心》、《河东盐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中国行会商人的构造》、《近代开封的商业公会——崩溃过程中的封建社会的形势》。这些都论述了行会这一社会组织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其《中国的自耕农基尔特的构造——小商品生产阶段的历史作用》则又把关注的焦点放到农村与城市的连接处，认为“自耕农基尔特”的一般形成期是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但推测它的开端是在明朝末年。另外，横山英《中国商工业劳动者的发展和作用——以明末的苏州为中心》、幼方直吉《帮、同乡会、同业公会和它们的转化》、泽峙坚造《北京市商会的同乡性》、宫崎市定《明清时代的苏州和轻工业的发展》、白山反正《中国的行会和它的独占政策》、增井经夫《会馆录数种》也是有关会馆的论文。
综观这一时期日本汉学界对会馆的研究，应该说是功绩卓著的，但是，或许是服务于日本文化优越论的论调，或许是因为较多地偏重于基尔特角度的研究，以致使他们还较多地看到事物的一面，或者是事物的局部，无法对中国行、会馆的本质作更深入的开 掘。
由于会馆在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演变中是一种长期起作用的组织，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的探讨中，会馆这种基层社会组织到底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不断引起众多学者的重新思考。
在日本汉学界，像川胜守这类对明清社会经济史整体研究已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们都对会馆倾注了精力。川胜守在《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一书中认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基于商业的发达或社会都市化的基础之上，而且其背景正处于国家（省府州县市镇）的行政网及商人（会馆、公所、客商及牙行）的巧妙合作关系上。他还在《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一文中提出商人会馆的设立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商人们借用了士大夫用惯了的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纠集自己的力量形成团体，从而既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力图用会馆的规约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不可否认的是，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终究是为人不齿的一群，他们仍需要借助于士大夫的庇护，即使是商人创建的为商人服务的会馆，也还得请士大夫撰写碑记，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后盾。作者认为，明末以后到清前期，广东人在北京、苏州、上海之会馆活动领先于其他各省商人，这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依据会馆来分析地域性商帮势力的强弱，其角度是比较新的。把会馆放在社会变迁中加以考察也表明作者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寺田隆信近年来也较为关注会馆问题，他在《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一文中对会馆与商业资本、会馆与科举制度等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从歙县会馆看，其主要 作用是服务于科举，提高本乡声誉与增强本乡实力，它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资本的资助。在《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附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一文中作者补充了他早年行世的《山西商人的研究》一书中关于商人会馆研究的缺憾，无疑他较重视商人在会馆中的作用以及会馆对商业发展的作用。从他们的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日本汉学界对中国会馆史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化。
在欧美，中国会馆史研究也已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如D·J·马克格温《作为商业贸易组织的中国基尔特或会所）、H·B·马士《中国行会论》、S·D·盖伯《关于北京的一项社会调查》、J·S·伯吉斯的《北京的行会》等，他们较一致地把中国会馆与西方基尔特相等同，认为它们都属于工商业行会。
费正清堪称美国的汉学权威，他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人士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互相援引，而商人们却缺乏这种组织，商人们模仿设立这种组织就在于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保护自身的能力。如上海的宁波会馆或是北京的广州会馆等商人组织，有时亦能权宜地提供在外士子膳宿之便。结果，同乡会馆大为增加，组成分子则多为同乡或是同行。但是，直到19世纪，这些自愿性的组织却很少注意到如何巩固商人的利益与力量，各行各业的行会与交易地点，依然是零散分布于各自的范围内。
以《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著称的英国的李约瑟依然用他敏锐的中西比较的目光审视会馆。他说：“中国的商人之间还是有很多互助合作的，中国的商会尽力设法保护它的会员们的利益。有一次，我在福建长汀，很愉快地住在一所很华美的旧式旅馆里，里面有亭台楼阁，画栋雕梁，甚为精雅，原来这就是一个商业公所。在那里接待各处来的客商，前来办理销购业务，所以，中国的商会也是社会上的一部分团结力量，只是它不像欧洲的商会那样具有政治上的重要作用。”
曾经以人口史研究著称于世的美国的何炳棣在其《中国会馆史论》中突破了过去一向仅把会馆视作行会的固有害臼，把会馆分成试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类，主要探讨了试馆形成的原因，包括籍贯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员易籍就职制度，他利用自己长期接触到的丰富的地方志资料、会馆志资料、还有笔记小说资料，对各类会馆的数量与分布作了统计，其中还描述了会馆的诸多特例，指出会馆在近代演变中地域观念有日渐消逝的趋势。何氏的研 究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我国的史学工作者。
随着欧美盛行的社会整体史研究热潮的到来，欧美汉学家中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整体研究与细部研究的学者。他们多从细部着眼，以小见大，注重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照，因而显得颇有说服力。其中，威廉·罗关于汉口的研究尤值得注意。在他的书中，他分析了19世纪中国都市与西欧都市的共通性、商业中心与市民层的形成、汉口的都市自治、汉口商业活动、政府财政与商税的关系及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政策、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汉 口商业发展与地方官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对商业的投资、商人进入政界、汉口移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融通意识的产生、商人组织在汉口自治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特征”，故称作“复合结构”。另一名美籍学者尼依达也同样强 调社团的商业方面，很多同乡会社团局限于从事某种特定商业行业的人（例如延邵会馆的成员限定从福建南平和邵武两个邻府来的纸商，而浙慈会馆限定从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来的裁缝人即他们有的在原籍已经在行业上专业化了，他们典型地按同籍组织在一起，原籍特征便不易消逝。美籍学者顾德曼通过对民国初期以来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提出会馆与同乡会都是一般同乡组织，民国时期同乡组织的发展说明了：（－）在组织特征上，各界的层次区别逐渐明朗；（二）新社团的形成意味着与旧式会馆的分道扬镳，但并非对立；（三）各社团同乡圈按更小的地理单位划分，主要是因为移民人口的增长。顾氏还以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浦东同乡会为例，提出同乡感情并不一定真有传统，“同乡概念只要有用就会存在”。同乡团体是上海市民心态和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行使了重要的半官方机构的职能。她还认为：30年代非常活跃的同乡组织显示出一种“民众意识”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种“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萌芽与发展”。新思潮新方法被应用到会馆史研究中，已显示了会馆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向。受这种学风的影响，新加坡的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也指出：“在城市中，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活动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许多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了，官府让商人承担这些义务，对商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勒索，而且也是一种荣誉，这种情况使商人得以与官府和士绅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商务活动无疑是有利的”。这也从社会管理角度对会馆的功能作了有新意的探讨。在港台，在祖国大陆，借鉴有关祭祀圈理论研究商人会馆与祭神活动相互关系的学者亦有不少。如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梁洪生、邵鸿等，如郑振满、梁洪生、邵鸿所作的个案研究（关于莆田涵江江口平原的商业会馆研究，关于江西流坑、吴城商人会馆的研究）显示出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趋向，具有一定深度，也反映了他们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努力。有的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融通中西，如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和街头文化的研究就很值得注意。
综观日本欧美关于中国会馆史的研究，应该说成绩是颇为显著的，日本学者以扎实的史料考订见长，欧美学者 则多以新理论新方法作为深化研究的辅助；日本学者注重会馆的经济意义，欧美学者则更注重会馆的社会管理意义。但总的看来，把会馆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专门作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的考察仍不见有。显然，在中国会馆史研究仍是大有可为的。
基于对上述学术史的认识，笔者一方面继续挖掘了一些会馆史资料，另方面借鉴了有关社会整体史研究的方法，力图对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作一个全面的和系统的研究，故在本书的篇章结构上大体作了如下安排。
章首先检讨了过去对会馆概念的认识，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会馆的界定，接着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了会馆发展的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从历时性角度看，笔者不同意把会馆追溯到汉代的邸舍，而认为会馆在明以后才开始出现，到明中叶是它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会馆多为官绅阶层的俱乐场所与志同道合者的汇聚之所，其规制尚不太严密，且可以住女眷等。从明中叶到清咸同年间这一段时期是会馆的兴盛期，主要体现为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亦日显复杂，譬如在京师的会馆就有官绅会馆、试馆、商业会馆等类型。从设置者看，如苏州的会馆，官、绅、商、民所占比例又各有不同，会馆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就具体会馆看，其起、兴、亡又各有差异。清末以来可以说是会馆步入衰微蜕变的阶段，有的功能也有所变化。但在海外华人中的会馆却一直延续不衰，直至目前。海外华人会馆渊源于中华本土，却又具有了自己的诸多特征，如同乡会馆与宗亲会馆并存，商人在会馆中是主角，会馆多以商务与教育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等。而会馆存在地域差异性，但那主要由会馆所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功能侧重所决定，可大体分成京师省城、工商都市、郡县场镇、移民集中区域等类型。明清会馆地域分布显示出沿海沿河地区分布多。而内陆地区分布少。东部地区分布多，而西部地区分布少。会馆发展与商帮发展具有相辅相承的特征。近代以后，随着移民的西进和内陆的经济开发，会馆也呈现明显增多的趋势。
第二章考察了明清市场机制、人口流动、科举制度发展与会馆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市场机制是明清社会变迁的关键机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卷入庞大的市场网络之中，有的地域商人长期活跃于其中，以致形成了大的地域商帮。长途贩运沟通了沿海与内地、山区与平原之间的相互联系，商人寄籍的现象日见增多。在人口流动中显示出与过去不一样的特征，即政府政策与移民自愿相结合、商业性与经济性并注重以及多向性与持续性等诸多特征，它影响了明清科举的发展。特别是对明清服务于科举事业的会馆的大量捐助反映了商人资本的雄厚及商人阶层在明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诸多社会背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明清会馆以更大的规模、更繁复的形式勃然兴盛。
本章还就各类会馆的组织制度与组织结构、会馆的权力配置与内部关系，会馆的经费来源与收支管理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探明各类会馆内部兴、衰的原因。
第三章首先考察了明清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新特征，即“四民”观念的模糊化、贫富贵贱的迅速变化和阶级利益的明朗化，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曾令官府行之已久的官僚行政体制束手无策，而会馆作为一种自发的和民间的社会组织在实现会馆内部整合、移民社会整合与中外文化整合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消除了封建政府在新事物出现后的恐慌。从会馆内部整合看；其“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基本功能，而这主要以乡土作为联系纽带，它具有了强有力的凝聚力，使流动了的同乡人在客地有所管藉、有所约束、有所互助、有所发展。从移民社会的整合看，不同籍的人们移到同一地区，他们可以冲破本地域的界限，凭借会馆与别会馆进行交流，共同商讨地方事务，包括商务、公共设施建设、地方治安等，各会馆亦谋求与土著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致引起地方社会风俗的变迁。从中外文化的整合看，晚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海外众多的华人会馆恰是一个重要的基地。而在国内各通商口岸设置的涉及外事的会馆亦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章对封建政府与会馆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封建政府对待会馆多采取默认的政策，从而与对家族采取大张旗鼓的提倡政策形成对照。这主要因为会馆以管理流动人员为目标，而人口流动本身就可能成为封建统治的异己力量。而从会馆角度言，它也较多地追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有的以官管理、以商出资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则申请官府备案庇护，还有的把对会员的道德训教、行为规范放在会馆诸事务之首，这些都反映了会馆对封建政府的依附性，亦表明了封建政治的影响力是无所不在的。显然，会馆并非完全与封建统治和谐一致，会馆与政府的对抗、斗争同样存在。
第四章分析明清会馆与明清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从会馆实物方面考察了会馆建筑设置、区位分布的情形。从建筑设置看，会馆规模既有不同时期的变化，又在同一时期千差万别，但普遍讲究符合礼制。在官绅会馆、商人会馆、移民会馆中，商人会馆往往规制更宏，移民会馆则相对简陋。从区位分布看，会馆在京师省城、商业城市、手工业城市与移民区域的分布亦各有规律。譬如在京师，明代曾有大量会馆分布于内城，而清代则因“内城禁喧嚣”的文化政策而使会馆大多集中于外城，显示了封建政府不同的文化追求。在上海、苏州等商业中心，会馆亦大多分布于商业区内，而在以手工业为主的景德镇，会馆则分布于该城市的周围，它们追求交通的便利和生产本身的便利。在移民区域，会馆设置多显示出分散的特 征。本章分析了会馆的神灵崇拜，认为神灵崇拜是会馆存在的精神纽带与象征。明清会馆神灵崇拜经历了从单一神（乡土神）到以乡土神为主的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这既因为众多乡土神的内在精神有其共通性，也因为会馆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从互异走向一致，从而必然走向融合。当然，正像民间的多神祭扫一样，会馆的多神并存亦包含了浓厚的实用功利性。在政治中心的京师，会馆神灵的设置更偏重于乡贤的炫耀，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文化的融合相悖离，成为地域观念发展的重要基地。明清会馆神灵的设置又较多地反映了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奉祀的神灵皆为传统文化美德的化身，因而能发挥规范人心的作用，对于处于流动中的客籍人来说，这实是一种有效的整合纽带，能收到“以神道设教”之效。在明清社会变迁中，它能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文化品德。在明清会馆神灵的设置中，行业神崇拜受到重视，这可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约束，在吸引同籍同行商人，激励人们向外发展，以集体力量来共同开辟发展道路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明清会馆文化的取向大体包括：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三个方面。会馆文化在明清文化的重构方面显示出发扬传统与追求更新的双重文化趋向，从而影响了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第五章阐明的是明清会馆的历史地位。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明清以来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了良己的作用。事实上，明清基层组织颇多，有官设社会组织如里甲、保甲、厢坊等，民设社会组织如家族、乡族、会社等，但是，明清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长，赋税徭役制度的变更，为人口的迁移及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提供了便利，在不少地方，形成了土籍与客籍的区别，有的地区流寓甚至超过了土著，如果说土著适合于用家族、用保甲里甲厢坊来管理的话，那么，对于流寓，就不是上述各种组织所能收效的，这里存在着行业的多重性、人员的流动性、文化的复杂性、规模的庞大性，这时，会馆的社会管理功能便在上述各种组织的管理之外，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来。会馆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母体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它标志看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或许也可看作是一种新的创造。它管理的对象是处于流动中的人们，它所树立的精神支柱是乡土神、通祀神以及会馆的创业者，它要求会众在变迁的社会中既能发扬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变迁，为会众们提供各种可能的便利，它能满足同乡人在外籍寻找乡情依托的需要，它能使同乡人走向外部世界时不仅凭个人的奋斗，更能依恃团体的资助，因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专业性的同乡行业会馆一般也不以限制同行间的竞争为目的，而更趋向于为同行的发展创造更公正更合理的环境，它超越家族组织，使明清社会群体又有了大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会馆在从家族观念走向更广大的乡的观念直至国的观念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总而言之，笔者既站在前人的肩上，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试图建立起自己关于会馆研究的完整体系，在会馆的社会整合、会馆的内在运作，会馆的文化内涵等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这两方面是否做得恰当，都有待专家学人的继续批评。同时，我还企求关注社会现实的人们能在阅读本书时得到某些启发，并惠赐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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