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808474
序曲
梁启超：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岭南神童
康梁维新
首唱“中华民族”
新民说
趣味主义
温馨家事
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商贾后代
笃学精进
教育先行
五育并举
北大新风
大学校长的楷模
三妻相继
陶行知：知行合一的教育家
神童初现
改进教育
晓庄师范学校
支持革命
重庆办学
教育主张
妻儿轶事
张伯苓：南开先生
书香之后
南开先生
结缘重庆
中国奥运人
结缘张学良
得意弟子周恩来
“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
黄炎培：溯源与创新
初经风雨
急步兴学
职业教育
英雄交往
教育子女
历史周期律
竺可桢：浙大保姆
粮商之后
科学救国
浙大保姆
大学教育观
管天人
徐特立：永远的丰碑
农家读书人
挥刀断指写血书
赴法求学
得意弟子
“三位一体”教育观
夫妻恩爱
吴玉章：人至期颐亦不休
“三荣望族”之后
血性男儿
领导保路斗争
人大首任校长
贫贱夫妻
吴贻芳：智慧女神的坚守
知县千金多坚韧
999朵玫瑰
近代、第二的女校长
有针对性的教育思想
孙敬修：童心不泯的“故事爷爷”
贫民的儿子
汇文从教
结缘电台
家事凝重
师徒深情
故事爷爷
为了孩子
晏阳初：一生只为一个承诺
巴人之后
用心求学
定县实验
平民教育思想
家事掠影
异域升华
陈鹤琴：另类的儿童教育家
浙商后裔
学业精进
观察研究808天
幼儿教育
“活教育”思想体系
挚友陶行知
家事走笔
序曲
教育是一场累年跋涉的文化苦旅，任重而道远。
盘古开天，生灵苍茫，结绳治事，磨石山塘。口耳相传，技能绵长，观察模仿，教育初张。黄帝史官，仓颉造字，意符文笔，风骨万方。
西周兴校，贵族“国学”，礼乐射御书数，官府华堂；庶民“乡学”，礼教政三物，相聚民房；典章文物，道德流芳，“明人伦”，万古香。
春秋私学兴，战国争鸣忙。孔丘墨子，“显学”始昌。孔徒三千，有教无类，《诗》《书》《礼》《易》，《春秋》南望；立志乐道，自省克己，身体力行，改过善良。上说下教，墨翟首创，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贤士”兼爱倡。孟子“性善”，荀子“积靡”，兴教学扬，相得益彰。《礼记》华章：尊师重道，教学相长，豫时孙摩，相辅息藏，启发诱导，长善救亡。
秦与汉，统大疆。罢百家、尊儒术，改选士，太学创，理古籍，文字量。董仲舒，性善恶，强道德，必正我；王充笑，“鸿儒”仰。
魏晋南北朝，“儒”“玄”“史”“文”，四学并扬，医学始昌。嵇康君，“玄学”强；颜之推，家教忙。
隋唐五代，科举新场。“生徒”起，出校坊；“乡贡”来，州县堂；“制举”诏，由帝皇。韩愈“师说”，妙语华章，业精于勤，道出衷肠，博览精学，言明专长，“传道”“授业”加“解惑”，育出华夏好栋梁；柳宗元兴教，文以明道常，交以为师生，补短各取长，顺天与致性，博采大众长，奋志和厉义，凛然绝仓惶。
宋元“重文”，“兴学”繁忙。范仲淹知政，州县立学堂，策论与经学，“苏湖教法”扬；王安石两度为相，太学“三舍法”首创，专设武、律、医分学场；徽宗崇宁时，全国兴学强；书院兴山梁，众生读书忙，白鹿洞石鼓岳麓、应天府嵩阳茅山，六大书院走笔狂；朱熹尊儒学，白鹿洞重妆，“存天理、灭人欲”，“书院揭示”上墙，“小学”“大学”分房，居敬务穷理，学思要力行，因材来施教，读书六法尝：循序加渐进，熟读精思量，虚心与涵泳，切己体察偿，著紧勤用力，居敬持志昂。
明代崇儒纳士，八股创立盛行，横施文化专制，思想禁锢深层；王守仁，“心即理”，“致良知”，起扶桑，“训蒙教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声誉遍城乡，“知行合一”，并进知行，“各得其心”，自求自刚。
明末清初，动荡民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诸贤达，“实学”不落荒；王夫之畅笑，人性乃“气禀”，“新故相推”行，“行可兼得知，知不可兼行”；颜元批传统，毁坏人才、灭绝圣学、败坏市风，必治这三伤，强调兴“实学”，“礼乐兵农”昌；龚自珍求改良，反对脱离实际，主张经世致用详；魏源学西方，革除“人心之寐”、“人才之虚”，绝不再彷徨；洪仁玕斥责：“不务实学，专事浮文”，主张建造火车、轮船、钟表作坊，施以宗教道德、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三宝”教育，不断兴城乡。
洋务运动起，戊戌变法至，京师同文馆，创办新学堂；容闳率幼童，一百又二十，留学美利坚；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谱华章，起草《奏定学堂章程》，祖国首个近代学制扬；康有为，变科举，废八股，兴学堂，《大同书》，去国、去家、男女平等新主张；梁启超，开民智，育新民，师范教育兴城乡；严复论教，救国良方，新体系：蒙学堂，中学校，大学堂，留学常，省立师范学堂，五管齐下，各领风光。
蔡元培，德、智、体、美和谐行；陶行知，生活教育逾高墙；张伯苓，南开先生四育忙；黄炎培，职业学校出好郎；竺可桢，求是学风引思量；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吴玉章，素质教育强；吴贻芳，女校天地首开创；孙敬修，小故事里大道扬；晏阳初，平民化教育行四方；陈鹤琴，儿童专家永留芳……
东方红，升艳阳，新中国，普教忙，义务普九，免费学堂，教育改革，人才成长，《新华字典》，发遍村庄，教利万民，欢腾昂扬！
壮耶美哉！圆梦图强！师生同心，步履铿锵；教化后人，城乡统量；登月探海，誉远声翔。
教育兴邦，有教无类兮育出好栋梁；
华夏兴旺，反腐自强兮盛世新辉煌！
吾今起柔笔，追思落彷徨；小文醒悟否？揪心醉夕阳。
幼儿教育
1923年秋，陈鹤琴在自己住宅的客厅里，开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自己亲任园长，聘请了2位教师，招收了12名流浪儿，开始开展儿童教育实验。
他让自己的女儿当小先生，教流浪儿识字、唱歌；他还和孩子们一起玩识字游戏；甚至还和孩子们一起表演节目。当时我国的儿童教育还是一片荒漠，陈鹤琴留学归国，就在南京创办了5所实验学校和幼稚园，早在高校开设了儿童心理学课程。
有人在背后议论：“堂堂大学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他却回应说：“我就是要从小孩教起！”
他更是用自己孩子为模板，进行教育实验，并归纳总结了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开创了中国研究儿童的先河。
1925年，他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这是我国本儿童心理学研究专著。另一本《家庭教育》是前书的姊妹书，更是记载了他对儿子一鸣和女儿秀霞进行教育的心得，因而被陶行知评价为“当今中国出版教育专著中有价值之著作”，此后几十年中，此书再版了15次。
虽然那时幼稚园开在家中客厅，但他却胸怀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1925年，新幼稚园舍落成，他和学生、助手张宗麟等，开始开展幼稚园课程、教材、教学法、设备和儿童习惯培养等实验。而他们总结、整理的实验成果，若干年后成为了我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的核心内容。
当时我国幼儿教育有三种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和陶行知等新教育倡导者们甚为感慨，希望能将幼稚园课程从外国模式中解放出来，创造符合儿童特点和国情的课程和教法。1926年2月，他和张宗麟等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其中提出了有关幼稚园教育中适合国情、幼儿心理、教育原理、社会现状的15条主张，成为了我国现代幼儿园教育的早纲领。
1940年，年近半百的他又创建了我国所幼稚师范学校，学校没有门和围墙，只在两颗松树间横了一个写着“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的牌子，字下面画了一只红色的小狮子。他常对学生会说：“我们的幼师，就像一头觉醒的小狮子。”他自封为“老狮子”，在这荒山上与师生们边教学边劳动。学生的印象里，他就是“那个穿着工装裤，白衬衫，满脸红光，精神抖擞的老顽童，总是带着大家又唱又做”。
“活教育”思想体系
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创办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提出了“活教育”的思想体系，经过7年的教学实践，1947年他在上海逐步整理出“活教育”的思想体系，包括三大纲领，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以及17条教学原则和13条训育原则。这是他长期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中西文化与教育融合的产物，有着深厚理论基础。
他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得出活教育与死教育的十大区别：
1.活教育的一切设施、活动都以儿童为中心，学校一切活动都是儿童的活动；死教育正好相反，一切以教师为中心；
2.活教育目的是培养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发现内在的兴趣，获得求知的方法，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死教育则只注重灌输许多无意义的零星知识，养成许多无关紧要的零星技能；
3.活教育的一切教学，集中在“做”，“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死教育则是集中在听，教师口里讲，儿童用耳听；
4.活教育是分组学习，共同研讨；死教育则是个人学习，班级教授；
5.活教育以爱以德来感化儿童；死教育则是以威以畏来约束儿童；
6.活教育让儿童自订法则来管理自己；死教育则是教师以个人主见来约束儿童；
7.活教育根据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来编订课程，教材根据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来选定，所以课程有伸缩性，教材有活动性且可随时更改；死教育则是固定的课程，呆板的教材，不问儿童能否了解，不管时令是否合适，只是一节一节上，一课一课教；
8.活教育时，儿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工作时很静很忙，游戏时很起劲很高兴；死教育时，儿童呆呆板板，暮气沉沉，不好动，不好问，俨然像个小老头；
9.活教育是师生共同生活，教学相长；死教育则是师生界限分明，隔膜横生；
10.活教育的学校是社会的中心，师生集中力量，改造环境，服务社会；死教育则是校墙高筑，学校与社会毫无联系。
针对此，他提出了“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活教育”的目的
他说：“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不过这需要受教育者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要具备健全的身体。他认为：一个人身体的好坏，对于他的道德、学问及从事的事业有很大影响。国人身体素质不好，一向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因而具有健全的身体，是首要的条件；
其次要有建设的能力。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建设能力培养更适合国家建设需要。
再次要有创造的能力。他认为，中国人本来有很强的创造能力，但近几百年来因循苟且不知创造，“及至科举一兴，思想就格外受到束缚，一般文人学士，摇笔呐喊的能力本领虽有余，而创造的能力则不足。时至今日，我们亟需培养儿童这种创造能力”他认为儿童创造力本来极强，只要善于引导、教育、训练，就能培养起来；
其四要有合作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人喜各自为政，缺乏团队合作意识。“所以我们对于小朋友要从小就训练他们能合作团结，才能使他们配做一个新中国的主人翁”；
后要有服务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训练的儿童，熟知各种知识和技能，可是不知服务，不知如何去帮助人，那这种教育可以说全无意义。”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知道如何服务他人、如何帮助他人。
“活教育”的课程设置
他认为死教育教出的只有书呆子，生搬照抄国外模式，却与实际脱节，应该进行活教育，反其道而行，向大自然和大社会学习。
他说：“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活教育的课程是把大自然 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去学习”。他认为“大自然 大社会”才是活的书，直接的书；而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死的书，间接的书。书本知识只能当作学习的副工具，国语、常识、算术都是副工具。所以他说：“现在我们在这里主张大家去向大自然 大社会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把过去‘本’的错误观念抛弃，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探讨研究。”
他将“活教育”课程归为五类，人称“五指活动”：儿童健康活动(包括体育、卫生等学科)；儿童社会活动(包括史地、公民、常识等学科)；儿童自然活动(包括动、植、矿、理化、算术等学科)；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乐、图画、工艺等学科；儿童文学活动(包括读、作、写、说等学科)。
“活教育”的方法
他说：“活教育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活教育教学注重室外活动、实物研究对象、直接经验、生活体验等，仅以书本知识为辅佐参考。而获得经验和体验的方法，就需要先做实验观察，然后进行阅读参考，后发表创作自身观点，终进行研讨批评。教师的职责仅仅是引发、供给、指导和欣赏。
他曾详细阐释了“活教育”的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等等。
他的“活教育”，也在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抗战期间，他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是爱国热情；抗战胜利后，他提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因为中国是世界之一环，无法脱离世界，这是世界眼光。
他提出“做世界人”，就要“爱国家，爱世界，爱真理”。国是基础，爱国才能担起历史任务，使国家进步繁荣；世界识潮流，因为只有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才能世界大同共同发展；真理是准则，因为它是客观的，只有养成求真的态度，才能认识真理，才能维护真理的权威。
挚友陶行知
1914年8月15日，陈鹤琴公费留学，乘坐中国艘自制邮轮赴美，正巧陶行知在这条船上，也是公费留学。这次相识，是他们终身友谊的开始。
两人抵达美国后，陶行知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证书；1917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员。而陈鹤琴则是获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后，1917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和陶行知是先后同学。他1919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此时陶行知已任该校教务长，暂行代理主任。两人又成为了同事。
两人均受新教育运动影响，并同师承新教育运动领袖、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又同以引进新教育改进中国教育为己任。可以说两个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为他们终身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
20世纪30年代生活教育社和北方明日社掀起了一场论战，实为陶行知和尚仲衣两教授之战。陈鹤琴力挺陶行知，断言道：“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尚仲衣却不以为然说：“这话不会过分吗？”后来，尚仲衣与陶行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实践中也接受了他对陶行知的评断。
1947年7月，陶行知病逝。正赶暗杀风波，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工作，他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次年，他接连收到两封恐吓信却不为所动。
陈鹤琴自留学归国，先后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均是幼儿教育的实验基地。
在此基础上，1940年他又创办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活教育”系统理论建设和幼稚师资培养方面。1943年，该校升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1946年他来到上海，又创办了上海市幼稚师范学校。这两所师范院校，为我国当时刚起步的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范本，在我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我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1929年“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该社是当时我国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研究、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他曾在1947年9月于自己主办的《活教育》杂志上，回应了陶行知“只要你真的有些思想，会有后人替你理出来”的遗言。
在文章中，他将两人的生活教育理论融合到了一起，至今仍对我国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教育目标方面，陶行知以“追求真理做真人”为首；而陈鹤琴则以“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为首。
第二，教育内涵和课程方面，陶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主旨，注重教育与实践结合；而陈主张“大自然 大社会”是活教材活老师，注重教育与实际生活、自然界结合。
第三，教育方法方面，陶提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注重手脑并用；而陈则提倡“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以“做”为中心，而做中求进步就是创造。
两人在求知教学方法和步骤上也有相似之处。陶提出“五路探讨”：体验、看书、访友、求师、思考；陈则提出“四个步骤”：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讨。
第四，两人都主张教育和训育统一，启发学生自觉性，指导学生自治，并注重实践。陶说：“知识与行为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与做事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陈则说：“实际去训导学生的应当是全部教职员，把分家的训教两部分工作重新联结起来。”
第五，两人均认为教育的关键问题在老师，因此师范教育是根本。陶在1926年《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提出：师范教育是“中国今日教育迫切的问题。”陈在同年写的《师范教育之根本问题》中指出：对于教育进行中的“船舵”的师范教育，必须实事求是的在事实上用功夫。
由此可见，陈鹤琴和陶行知的事业追求何其吻合，当可称得上是彼此挚友，一生知音！1979年7月14日，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总结和陶行知的深厚友情：
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
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
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
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
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
我们立志伟人系素率
行知对我是一生系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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