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还是敌国？

1、十年旅日观察的思想结晶。

《友邦还是敌国？》作者求学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政治、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他的中日双重文化背景，能够克服学界对中日问题的一些惯常看法，深入到双方尤其是日本近现代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深处，梳理演化日本当代的意识形态。

2、充满张力的概念辨析。

《友邦还是敌国？》试图在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动过程中，重新思考中日关系。作者拈出“友邦”与“敌国”这组具有冲突意味的概念，作为全书试图解析与超过的对象。

3、“以日本为方法”的独特思考方式。

《友邦还是敌国？》作者有意将观察角度置于日本内部，力求将日本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方法。这种视角不只是对沟口雄三等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以中国为方法”的颠倒，更是一种理论创新。本书“以日本为方法”，指向的却是以中国为本位的立场，并以此展开对历史认识、东亚秩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当我们直面中日两国彼此的认知差异时，会发现日本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他者”眼光。从政治思想、学术研究、政治制度等方面入手，了解日本如何理解中国、了解日本的政治理念、了解当代日本人对世界的想象，有利于中国有效地重塑“日本认识”，从而优化与日本的交往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思考东亚世界秩序的未来。

自 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导　论 中日关系与世界认识

　　　 一、
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他者的视角

　　　 二、
东亚民族国家的特质

　　　 三、
认识世界秩序形成的方法

章 战后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一、
新视角：非对称性及其历史起源

　　　 二、
非对称性的结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

　　　 三、
世界认识的重建

第二章 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的历史与逻辑

　　　 一、
民族主义视角的交错

　　　 二、
尊王攘夷：天皇制民族主义的起源

　　　 三、
战后天皇制民族主义与历史认识

　　　 四、
天皇制民族主义与“无责任体系”

　　　 五、
民族主义视角的再反思

第三章 现代日本的右翼：何谓民族精神？

　　　 一、
日本右翼与国家的品格

　　　 二、
新视角：日本的右翼与右翼的日本

　　　 三、
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普遍主义的精神结构

　　　 四、
右翼思想的启示

第四章 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谁在决定外交政策？

　　　 一、
两种“民主主义”的冲突？

　　　 二、
国民的权力：日本新闻媒体的功罪

　　　 三、
日本民主政治的结构：政党与政府

　　　 四、
民主制度与对外政策

第五章 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地方自治的视点

　　　 一、
日本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

　　　 二、
日本地方政府的定位

　　　 三、
地方政府的改革理念

　　　 四、
地方自治的实践：事例分析

　　　 五、
日本的政府理念与国民主权

第六章 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与困境

　　　 一、
寻找东亚的公共性

　　　 二、
两种亚洲认识的对立

　　　 三、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中国认识

　　　 四、
“东亚共同体”与中日关系

第七章 东亚世界秩序新论：危机与新生

　　　 一、
再论中日关系

　　　 二、
东亚传统世界认识的失范

　　　 三、
东亚民族国家的困境

　　　 四、
东亚普遍主义的重建

结　语 面向世界：超越“战胜—战败”的思考

　　　 一、
世界史中的两种“战后”认识

　　　 二、
“世界国”的自我认识与实现

参考文献

后　记 作为个体精神史断章的中日关系论

　　自　序

　　如何超越国家间的敌友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2012年涉及领土归属的钓鱼岛问题出现危机后，双方的对立逐步升级，许多国际问题的观察家们甚至开始认真讨论两国发生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种状况让人感到错愕：双方此前40年间以“友邦”—即“中日（或日中）两国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为口号的交往，竟然导致了双方互为潜在“敌国”这一暗淡局面的出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时刻，这种局面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与任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只有再次回到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自我，才能将问题的形成机制揭示出来。显然，19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开始这种反思的一个恰当起点。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建国中，“中华民族”浴血重生，再次成为世界史的主体民族，而世界秩序亦由此幡然一变。今日我们所见之总体性的和平，在其起点处有着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与曾经获得的荣光—我们曾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缔造者。

　　然而，在战后直至今日的世界秩序变动的过程中，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必然要不断面对全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的国内战争（1946—1949）与朝鲜战争（1950—1953）的爆发，急剧改变了东亚乃至全球的世界秩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从缔造者转变为挑战者。近年中日关系所呈现出的困难状况，只有将其置于这种世界秩序的转换与世界史民族的自我证成的过程，才能得到恰切的认识与应对。我们首先要有世界民族的自我意识。

　　那么，作为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日本近年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追问，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当下东亚乃至世界自身？如果严肃地审视当下的现实，我们就不难注意到我们的处境具有某种特别之处—成长中的中国一方面正在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来自世界的多种压力，这种况境意味着什么？不拘答案如何，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中华民族作为主体民族才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终参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有鉴于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以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为案例，通过“他者”的眼光，将问题的症候描绘出来。我们将重新审视中国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从而再次将抗战建国的世界史意义呈现出来。

　　关于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兹举一例说明。在今日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中，我们常会看到诸如“中东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多种关于“问题”的说法。这一说法本身很少用于当今世界的大国，因为“问题”本身具有“麻烦”、“有害”，因而“有待解决”等消极含义。然而作为例外，我们常常会在日本的中国论中看到“中国问题”这种表述。在一些当代日本学者和政治家的认识当中，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崛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地区秩序的安定，因此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有赖于“中国问题”的解决。

　　无须说，这个“中国问题”的说法对我们而言显得有些刺耳。但正因为如此，它激发了我们对自身的发展状况的思考。比如，对于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即现代国家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目标认识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目标约束机制？中国将如何顺利融入并建构这个世界的秩序，无论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相互误解？对于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们统称其为“世界认识”的问题。对21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而言，这一问题之重大不言而喻。

　　因为问题重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加以分析。为此，本书将致力于下述个案问题的具体分析—仿照前面的说法，我们将致力于分析“日本问题”，即对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日本问题”。具体而言，此处的“日本问题”不是指日本自己所设定的诸如“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摆脱战后体制”等国家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修改宪法”、“历史认识”等具体问题，而是意味着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与日本交往的问题。在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方式，也就等同于与世界的交往方式。

　　这种主题设定将导致我们在展开论述时要面临特别的困难。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主要的约束性要素—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近代世界体系，必然造成国家间或敌或友的关系。这种国家观念以人类作为生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感为代价，支配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史进程。

　　从今日世界社会的现状来看，民族主义正在耗尽其历史的正当性，因为它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新变化，诸如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新组织、自由贸易的迅速展开、国际法的进一步制定与落实、传媒与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等，将人类的普遍联系与共同属性凸显了出来。在国家、人民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全新的性格。显然，这也正是中日关系的世界秩序背景。这种以普遍交流为特征的秩序，正在消解并替代曾经充满国家间对立与敌意的世界秩序。

　　因此，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更大的区域范围乃至世界全体的角度看待安全、和平与繁荣问题，成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问题，我们只能求助科学的分析，而非情感的好恶。正因如此，本书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相关问题，致力于将“友邦”与“敌国”观念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出来。在政治的层面上，只有继续克服敌友这一陈腐的观念，我们才能主体性地推进世界秩序的转换，世界社会也才能看到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

　　后，要再次强调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现代中国如今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置身于这一大时代的情境当中。这种具有人类史意义的状况要求我们具有高度的时代自觉与历史使命自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发展的世界史意义，也才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健康成长。

　　2015年2月1日

　　于昆山寓所

李永晶在东京大学从本科到博士毕业，受过非常扎实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训练，也是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对日本有深刻了解的青年学者。在我看来，他的这部探讨“二战”后的中

日关系与世界秩序的著作，是目前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极为难得的力作。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李永晶在东京大学留学十年，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政治不仅有学术的深入考察，而且有非常感性的、直接的感受。这本书是他多年观察与思考的结晶，许多篇章极具深意，既有学术

分量，又有敏锐的问题意识。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与困境（一）

　　在论及中日关系的未来时，人们常常以“二战”后欧洲的区域统合为事例，试图说明，建立亚洲版的“欧盟”，即近十数年来出现的“东亚共同体”，将是有效的手段。这种看法不错，因为共同体的内在结构将化解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内在问题—因自我—他者境界线的划分，将其他国家置于潜在的“敌国”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重新组织，人类的共同性得到了呈现与有意识的建构。“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共同体建构的主体热情。

　　近年日本兴起的“东亚共同体”论除具体有上述时空背景外，还有以下考虑：它是日本面对东亚及国际秩序变迁时，对自身外交政策的重新设计与定位，尽管目前一切还都停留在构想的层面上。此外，由于东亚古典文明（即中华古典文明）将为“东亚共同体”提供某种共同的文化要素与心理要素，“东亚共同体”论将展现出某些普遍主义的性质。这种普遍主义的性质，显然有利于克服目前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区域内的对立因素。

　　那么，这种“东亚共同体”论，展现了怎样的东亚认识？通过这种更广阔的区域认识，日本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怎样的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与“二战”以来形成的东亚世界秩序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中日双方的国家目标提出了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章的讨论对象。

　　一、 寻找东亚的公共性

　　关注国际社会秩序历史与现状的人们不难发现，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地区—这里特指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在内狭义上的区域—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除了“二战”以来的朝鲜半岛统一以及中国统一的问题之外，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中日领土与领海争端、日韩领土争端、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历史认识等问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该地区亦成为世界上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东亚地区的变动已经让人目不暇接。如何理解与认识该地区的变动就成为我们必然要关注的问题。

　　对于多数东亚政治学者而言，在诸多论述中，“东亚共同体”显然是富有魅力的一个提法，日本学者亦对此多有论述；之所以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如同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09年10月5日的文章中不无忧虑地表达的一样，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二与第三大经济体结成的“同盟”将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势力”（ the most powerful force）。这虽然仅仅是一种媒体式的夸张表达，但的确会触动许多人的神经。

　　仅仅进行纸上谈兵式的“东亚共同体”论就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这种状况意味着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上述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说法仅过了一年，中国的G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统计意义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格局当然会愈加激发中国学者探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主体性热情。然而回顾这种共同体论的历史，我们遗憾地发现，在构想东亚共同体上，我们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

　　在国际社会科学的一般认识当中，区域共同体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当中，处于该空间范围内的国家与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保障等领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维持与确保相互合作关系的一种区域秩序；这种秩序通过诉诸某种内在于该区域的“共同性”意识来克服近代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局限，进而实现区域的共同和平、发展与繁荣。由1958年诞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一路发展而来的“欧盟”（EU）就是这种共同体的一种现实模型。显然，1990年代初率先由“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正是源于这种“欧盟模式”。此后，该构想由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东亚核心国家的介入，逐渐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于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将导致“二战”后形成的东亚世界秩序的根本变动，它必然要引发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对日本而言，如果说坚持“日美同盟”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政策的话，那么，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如何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就将是决定日本版“东亚共同体”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东亚认识”—其核心就是“中国认识”—构成了一个重要视角，让我们得以观察日本东亚共同体论的本质特征。那么，在日本的自我与世界认识当中，“中国”居于怎样的地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重新考察近现代日本的“东亚认识”，以此作为分析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础。关于日本的亚洲政策与亚洲认识，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其“工具主义的”、“两面派的”性格特征。这种实用主义的政策有助于日本获得实际利益，但在处理富有战略意义的东亚共同体问题上，很难说它是否与日本国家的长期利益相符。那么，导致日本在“亚洲身份”认同上这种游移不定的内在于东亚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什么？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一样，就“民族国家”这种现代世界秩序的主体而言，“中国”对于有史以来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这种状况成为日本“亚洲”或曰“东亚”认识的结构性要素。就此而言，日本的“中国认识”构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隐性基点；日本自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东亚共同体”论的重要课题，可以还原为这种“中国认识”。

　　从现实层面来看，小泉纯一郎主政期间（2001—2006）日本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冲撞”行为，都与日本对中国暧昧的认识因素有直接的关联。早在1990年代，在以成为“普通国家”为目标的一系列内政外交的调整过程中，日本社会出现了整体性的“右倾保守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整体上对历史认识问题变得非常敏感。然而，我们如果注意到无论是历史认识问题还是现实中的利益冲突问题，都生成于“东亚”这一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内，那么日本的所谓“内政问题”就徒具形式而已，因为正是该区域的“中国问题”对日本而言构成了其国家战略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东亚共同体”论表明，日本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其自身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东亚”这一框架之内进行。

　　然而，几乎所有东亚共同体论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个本质性的重要问题：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共同”的基础？换言之，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其政治“公共性”的基础是什么？是文化学者关注的中国古典文化，还是经济学者关注的现实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立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比如，有学者强调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认为这将成为共同体的基础。不过，这种“文化基因”具体何指，论者却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