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欲望的纠缠——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

　　本书作者对广西文坛的现状和特点的探讨，是同类作品中少有的。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甚巨。本书以“审美与欲望的纠缠”为观察角度，深入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文学尤其是广西文学的现状，就其发展趋势、现存的主要问题、新时期的特点等方面做了独到的阐释和探讨。这里既有理论上的宏观把握，亦有精彩的个案分析；既关注全国范围的文坛动态，又对广西本土文学进行了个性解读，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罗瑞宁，壮族，1967年11月出生于广西武鸣，1992年毕业于广西师大中文系，工作后曾先后两度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跟随殷国明先生做国内访问学者，现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学院学报副编审（编辑部主任），是广西先进文化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等。以转型期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4项，曾在《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等多家国内知名文学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达30篇以上。

　　批评的“三气”
　　（代序）
　　　
　　自从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念后，“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也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之中。在我看来，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灵气、才气和生气；“三气”充足，生命灌注，才能创造美的批评成果。

　　无论如何有理有力、逻辑严密，没有灵气的批评是没有魅力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批评可能是一篇完整的论说、一种精确的说明和细致的解释，它还可能拥有深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但是还不能算是一种完美的批评，并不能够给人某种美的启迪。所谓灵气，就是对艺术和美的感悟和感通能力，批评家能够敏锐和敏捷地从作品中领略和发现美的意蕴，用自己的心灵接触它，感觉它，并能够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生命、与宇宙、与各种人生和文化现象贯通起来，这是其批评活动具有审美性质的基础。当然，文学批评并非不需要学识，不需要逻辑，但是仅仅依靠它们是不够的；把它们看得太重，也会使批评失掉自己的风采。

　　这不仅导致了文学批评概念化的趋势，而且使其长期纠缠在夺取话语权力的斗争中，批评家似乎并不在意如何发现美和传递美，而是时常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拥有某种终极真理；似乎只有如此，在批评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至于批评本身逐渐变得枯燥无味，味同嚼蜡，也就自然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欢迎。

　　文学批评需要灵气，同时也需要才气，这是不言而喻的。有灵气，才能对艺术对美有一种天然的感悟和感通能力，而有才气才能把这种感悟和感通化成文字语言，淋漓尽致、优美动人地表达出来。换句话说，批评家本来就是才子的事业。才思敏捷，古今贯通，中外驰骋，举一反三，是批评家应具有的特质。在这里，才气是和学究气相对的。当然，光有才气，没有一点学识，就在客厅里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指点艺术，并不一定是好的批评家，但是仅仅书读万卷，就按图索骥，钻牛角尖，也根本算不上批评家。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批评不是判断是非的审判，也不是对作品的阐释学和解剖学，而是对艺术和美的继续发现和展现。

　　批评需要才气。好的批评应该具有能够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力量。人们从文学批评中得到的是艺术和美的启迪，而不仅仅是某些概念的演绎。后者人们可以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中得到，可以到教堂和寺院中听经讲道，用不着文学批评家再多此一举。

　　批评不能没有生气，但是生气又是容易受到压抑和摧残的。很多批评家有灵气有才气，但是他们的批评都缺乏生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到环境的压抑太多，而自己又缺乏解脱而出的勇气，就只能把自己创新的热望埋在心里，让它们慢慢窒息。孟子讲知言者要善养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浩然之气就是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冲破世俗压抑的勃勃生气。文学批评拥有了它，才能有充实的自我，才能不断有所创新。否则，批评的灵气也有可能逐渐消退，才气也会不断黯淡，后导致批评家走向浊气和俗气。

　　文学批评虽与创作不同，但同样是一种性情文章，所以它不同于科学论文，也和一般的人文写作有区别。文学批评是要见性情的，因为性情是批评家生命之气，是其个人艺术个性与风采的内核，是无法伪造和装饰的；它是喷涌的泉源，文学批评只有由此流出，才会显出生命之美的清澈和甘甜。与此同时，性情——按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一种原生美和艺术美的结晶，是“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语）的。由此曹丕论文时有一段话说得好：“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灵气、才气和生气的失落，致使批评不仅失去了艺术的意味，更可能还丧失了重要的人生价值。话说开去，在当今世界，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资源日益短缺，空间更觉拥挤，人际更为复杂，人们在物质和重重社会规范的制约下，神志心情都很容易趋于麻木、平庸和机械，性情的东西越来越少，而苦心经营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时候人们求助于艺术，求助于艺术批评，多半都希望更多的性情话语，获得灵性上的沟通。而如果批评本身丧失了自己的性情，又怎么有自己独特的美学价值呢？

　　从灵气、才气到生气，其实都离不开批评家的性情。白居易论文时曾把气、性、志、文贯为一体，实在说得十分精辟：“盖是气，疑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要摆脱暮气、呆气和庸俗气，还得有一种真正回归真诚、回到性情的努力。

　　
　　罗瑞宁老师曾先后两度（2004、2009年）到上海来随我访学，探讨转型期中国文学问题。相处两年时间，我深深感受到罗老师身上体现出的一份来自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者特有的人格魅力——生性内敛，甚至有些腼腆，但不失天真好奇。待人对事，一律真诚；对时代文学文化问题——尤其对转型期中国文学审美与欲望纠缠的实质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虽不刻意为文，每动笔，则全力以赴，一气呵成，文笔潇洒，任由生命飞扬，朝气、灵气和超脱气毕现笔端，可谓“性情文章”也。简之，罗老师的论著，现实针对性强，表面松散，但内部也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在对转型期中国文学进行考察并构建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时，能从“文学是人学”这一钱谷融先生所首先提出的著名文论出发，紧紧抓住“审美”二字来“穿越”（分析、审视、阐释）“时代欲望”及其文学文本。这既注意到了时代文化——文学创作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摆明了持论者的一种个体化的人文立场、一种精神的担当。全书洋溢着一份浓浓的对于当下国人生命处境（尤其是精神状态）的悲悯情怀；虽则深刻周详尚欠些火候，但真诚之中却透露着灵气、才气与生气，不乏个性、创建，读来酣畅淋漓，确有美的启迪，不愧为一名具备一定文学理论与批评潜力的人文研究学者的为文境界。

　　欣闻罗老师即将以“审美与欲望的纠缠”冠名，把他自己这些年来有关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专辑付梓，谨以此篇奉献，权当共勉！

　　是为序。
　　2011年10月22日于上海闵行
　　
　　
　　审美与欲望：
　　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
　　
　　
　　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在于作家对于当下人类生命价值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接受所处时代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社会的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能沉湎于其中，而是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个体生命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没、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

　　
　　
　　审美与欲望是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审美不等同于欲望，但文学创作却不能离开欲望，把欲望抽空了的审美肯定也就丧失了审美本身。以下试图通过对文学创作与生命欲望的纠缠、中国的“当代性”与文学生命的生存处境、“当代性”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三方面的阐述，以期对理解审美与欲望这一话语冲突有所裨益。

　　一、 文学创作与生命欲望的纠缠
　　文学离不开欲望。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人学。文学通过作家心灵反映社会人生，而人生则充斥着各种欲望，生命的目的无非是欲望的实现，这是一种本能的要求，“所谓本能，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动力，处在它的作用下，人类产生满足自身欲望的要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升华成为文明的原始推动力”。无疑，文学成为生命本能实现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

　　作家是人性灵魂的看护者，他们自由地探讨人性、抒写人性、呼吁人性；他们以提供精神家园作为人类心灵的安居，浮躁和急功近利是不能履行好这一职责的。创作实践证明，伟大作家往往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作家确实不应该背负太多的个人世俗欲望。但就心态而言，真正的作家也一定具备尽可能大的欲望，如果没有对现实个体生命的执著，没有对理想社会的苛求，没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没有巨大的悲悯情怀，那么，真正的文学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又从何诞生呢？作家“可以远离奢华，但却不能没有为人的一份宁静、自由，以及蕴含了内在张力的那种创作的激情和欲望”。所以，远离欲望绝不可能是文学创作本身，只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前提性心态条件（当然，这样的条件也非常重要）。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生命其实也必须遵循或起码暗合于人的生命律动；文学生命说到底无非是人的自然社会生命的外在表现（以“语言形象”的艺术形式）。自然社会生命律动过程中充斥着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情感水涨潮落，欲望纠缠不休……在文学生命里，人类的各种欲望和各式情感在作家笔下被浇灌得越鲜嫩、越斑斓多彩，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就越会受到读者欢迎，因为读者在这样的文本中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生命关照”；而这样的关照又成为人类为原始而持久的生命情结之一——即人类特有的“生命审美需要”其中的重要一种。

　　因此，笔者认为，其一，欲望本身不是审美，但把欲望抽空了的审美肯定也就丧失了审美本身；其二，欲望多种多样，文学创作生成的审美品质关键在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生命欲望的洞察、占有（想象性的）、归位和处理——即作家驾驭和超脱自然生命欲望的方式和功力。欲望（指自然欲望）不等同于审美，因为审美是非自然的精神性存在；但欲望无疑又成为人类审美构成的基质元素，没有这样的基质元素，审美就会变成没有细胞的躯体，成为不可能。文学生命“根源潜藏于人性的深处；物欲、情欲、智欲共生互动，构成人性的原生态；人性三欲的涨落与外化，生发出人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也创造了文学”。当然，从自然欲望到审美，必须经历一个生成的过程。就文学创作而言，其生成机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虚拟性还原。这种还原有的偏于客观，有的偏于主观；前者被称为现实主义，后者则是浪漫主义，当然，还有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主义”。这种还原同样是一个全息的生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中“应该有的”和“可能有的”一切纷纷归位，一样也不会少，同时，也包括各种欲望和追随欲望生成的各种生命痛苦。例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作家对封建末世贵族家庭生活的虚拟性还原：红楼公子的痴情、红楼女子的哀艳、贾府主子们的糜烂、各式权欲的明争暗斗、各式命运的际遇与痛苦……作家挥洒如椽巨笔，刻画栩栩如生，一切犹如在眼前展现。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创作主体绝非被动、无为，相反，他积极参与，与整个过程共始终。其中又可以分成（只能是理论上分，实际创作中是盐水中盐和水的相融的关系）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创作者对所还原的各种生命欲望生活材料进行艺术语言照顾，使之形象化、个性化，这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基本的任务；另一方面，创作者要用感情去浸染、用灵魂去烛照这些形象，即赋形象以文化价值意义，这又成为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职责。文学作品的精神质量终取决于作家的心灵质量。唯有纯正高雅的心灵，才可以创作出震撼世人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之所以伟大，说到底应归功于曹雪芹对于人类生命尤其是对于女性美丽生命的挚爱。所以，历来人们不仅强调作家的艺术修养，而且也更加强调作家的人生修养，倡导作家的人格独立，讲究“童心”、“真诚”。

　　二、 中国的“当代性”与文学生命的生存处境
　　文学创作既然是生命律动的外在表现，其发展历程就应该与历史时代特定生命际遇相一致，与人性历史时代特征相吻合。那么，生命的处境——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问题就相应地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当下文艺理论界往往运用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来概括——即“现代性”，有的甚至用“后现代性”。

　　学者们曾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拉康、福柯、哈贝马斯等人那里搬来一套套“话语”，并对其作了许多精彩分析，但也难免有时陷入“言不及义”或“言不由衷”的尴尬局面。为此，有学者提醒：“有关现代性问题……可能会滑入另一种陷阱。”其实，中国文化问题终只能回到中国现实的土壤上来方有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答案，“生活在别处”（卢梭语）式的文艺批评家，其理论往往是隔靴搔痒，抓不到关键处。

　　中国的“当代性”（也称“现代性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时期。其改革发展的内驱力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欲”中的“物欲”，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期阶段；延期到当下，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然，这是历史的无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被动的选择。正是这种被动的选择，使得中国的“当代性”（仅特指问题方面）产生了：精神下滑，理想出轨，价值紊乱，人们被欲望驱使前进，重建新理性秩序社会任重道远。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欲望时代”（也有称“世俗时代”或“物化时代”）。

　　其实，这一命名明显地反映出了有识之士的人文关注和精神良知，其行为本身已经超出了所给出的时代命名而进入精神境界。但不幸的是，有人因此也就将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归咎于“欲望时代”，这显然是牵强的。欲望尤其是一些低层次欲望，泛滥开来会对世道人心和文化建设（包括文学创作）产生腐蚀作用。但对于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文化往往会在危机中奋起，这一看法，笔者在这里延用评论家李洁非的一段话加以明证：

　　既然物化导致人的不完整、自我分裂，导致人性异化，所以它不可能不激起心的觉识和反抗。这不需要由外力予以推动，当物化现实对心灵的压抑所造成的痛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这样的觉识和反抗将自主地从人的情感意志产生、爆发，而且物化越厉害，反抗也将越强烈。实际上，人在物、心两者之间一直不自知地维持着某种平衡，不管其中哪一方面出现匮乏或亏缺，这一平衡便遭到破坏，从而引起恢复和重建平衡人性的冲动。我们知道，目前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遍甘于物化的气氛，正是人们的物欲长期被压制、被剥夺、被禁止的合理后果——抑郁太深，以至于一旦开禁，对物欲的追求就近乎疯狂和病态。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断定，这种矫枉过正的物化狂热已经潜伏着它的反作用；亦即遭到践踏、搁置的心之存在，势必从人的内部起而抗争，结果，在赤裸裸的物化现实里，反而有可能出现骄傲、高贵和真正纯澈的心灵。

　　所以，文化（包括文学）消亡论，只能是杞人忧天的假问题。人在，文化永在；人性在，文学永在；艺术的根本任务无非是从精神上抚慰生命的缺憾，只要生命的缺憾还存在，文学的意义也就永存。文学创作“自身活力”和“宽容性”与整个人类人性复杂性等同。实践表明，中国的文学创作并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因“商品世俗化时代”的到来而一蹶不振、一团漆黑；相反，其虽历经坎坷但却依旧不断地摸索前进，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一些喜人的收获……相比较而言，倒是针对这个时代创作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滞后、脱节：严肃的文学批评园地急剧萎缩，文学批评被外在于文学文本本身研究的各种文化哲学学术轮番拉扯，真正内行同时又有胆识、有眼力的文学批评家凤毛麟角，加上日趋严重的学术腐败，这些已引起圈内人士的普遍担忧，所以，应该提醒（甚至于要警惕）的是，“活力、宽容”的文学创作却遭遇上了“褊狭”的作家或“小气”（或固执迂腐或私心狭隘）的文学批评家。文化不死，不等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建构起文化；文学永存，也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写作者都可以写出文学。生活在欲望的时代，却要忽视或躲避欲望的现实，这样的创作和批评，无异于闭门造车。

　　三、 “当代性”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当代性”可理解为“市场经济”、“世俗社会”、“物欲盛行”等，无非是当前国人在物质追求的时代热潮中所表达出来的各式语言代码。追求物质世界满足本身并非从根本上构成文学创作的必然障碍；相反，从经典哲学出发，只要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就不得不进一步承认，“当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文学创作能够成为可能的出发点，甚至于是基石，是土壤。

　　当然，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当代性”并非就是文学本身。文学因什么而成为文学，或者文学创作因何成为可能呢？抛开形而下的具体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刨根问底的求索，一个有关文学创作终极性追问便显露出来了：文学创作的价值何在，或者说文学创作凭什么作为自己行为存在的理由？这样的追问历来不可避免，因为文学创作本身是一种人类高级的精神文化行为，绝非是自为而盲目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人类价值支撑，否则便会成为不可能。时代的文学创作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终极性追问。

　　但回到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早已明确：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基本属性是社会意识形态性，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审美——也就是说，文学以审美作为自己存在的中心价值。但何为审美？或者说审美何以成为可能？

　　从根本上说，审美无非是生命把握自己并且使自己能够进一步理想生成的一种感性的方式，是主体意识本质力量对于生存世界（物质以及生理心理精神世界）限制的不满足从而产生超越的生命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人终于可以在精神意识上从此岸的他律性进入彼岸的自律性，从有限进入无限，从局限进入自由。无疑，文学创作是一种重要的具有“审美性”的人类把握生命的方式，生命在这样的把握过程中也得以进一步理想生成。如此，我们苦苦追问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文学在于审美，审美在于超越，超越在于对客观现实（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现实包括生活现状和文学现状两方面）的限制性的不满，因为不满，所以否定，因为否定，所以生命得以进一步理想生成，这就是文学创作价值所在和文学创作成为人类行为可能性的全部理由；并且，不满的永恒性，导致否定的永恒性，因而也就给定了文学创作价值的永恒性。这里其实已经涉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个终极价值问题，即“人性的普遍解放”。文学“它……将人的自由解放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是直观苦难、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在深刻的人类体验中结束无生气的贫困与懦弱，获得激情、生机和抗争的活力，获得空前的解放的状态”。这是葛红兵教授在世纪之交驰笔呼唤一种所谓的“后先锋创作”时对于文学创作所进行的理想描绘，虽然偏于激情，但到底合乎文学创作的基本价值实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无疑，这是所有时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具体的写作材料（“欲望”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技巧、图式、方法、风格、流派只要具备这样一个基本价值的穿越或烛照就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本身，否则，便不再在所讨论的文学范围之内。

　　当然，在基本价值底下，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还会具备自己时代独特的价值话语。比如，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诗歌创作“言志与缘情”的诉求、“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个性与解放”的呼唤等；进一步具体到作家的具体创作还会有具体的价值话语和个性言说（叙述）方式，比如，鲁迅式的“刚气与斗争”、冰心式的“柔情与母爱”、巴金式的“反抗与忏悔”以及钱锺书式的“黑色幽默”……这些具体性成为文学创作价值存在和终呈现的面貌（或途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就在于创作主体（作家）通过自己的方式（即“形象化”的艺术语言途径）对于当下人类生命价值（人性）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从价值论出发，考察当下时代文学创作，在原来已有的众多的价值追问的基础上，一个属于这个时代文学创作艰巨而崭新的价值任务显然又突出地摆在了每一个时代创作主体（作家）的面前：创作对于异化（商业物化）现实人生的精神抗衡与拯救。世俗时代，生命承受商业原则的强力裹挟，个性不再，情感麻木，身心失衡；欲望（金钱的、享受的）成为世俗人生的中心话语，欲望驱使人们前进，人反过来又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异化”。时代文学要做的就是从心灵上拯救生命的这种新的异化，恢复真诚与灵性，呵护天道良知，保证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至于具体的写作办法，则是作家个人的习惯和自由了。

　　概言之，接受所处时代的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的社会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沉湎于其中，而是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作家个体生命的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没和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尊重艺术精神（“自由、批判、悲悯”等人文关怀），建构新的文学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