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16497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多学科角度探究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引起的发达国家内部社会族群对立与因民粹主义运动兴起而导致的西方国家经济制度优势与民主政治模式的式微，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以及全球移民治理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与探讨。本书为从事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专家及在读的硕、博士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框架和分析视域。
目 录
欧洲危机、难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
重新审视欧盟——一体化及其未来【伍贻康】／3
危机阴影下的欧洲民粹主义探析——以德国为例【杨云珍】／7
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刘益梅】／27
难民危机与欧洲一体化契机【钱运春】／40
重新审视欧盟——一体化及其未来【伍贻康】／3
危机阴影下的欧洲民粹主义探析——以德国为例【杨云珍】／7
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刘益梅】／27
难民危机与欧洲一体化契机【钱运春】／40
资本主义危机与欧洲移民问题反思
法国本土恐怖主义现象的原因分析【张 乐】／53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罗爱玲】／76
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国家的融合模式探究【虞卫东】／99
欧洲移民危机的结构成因与安全治理
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分析和启示【刘 骞】／113
当前欧亚国际移民治理：俄罗斯的经验【强晓云】／127
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困境与展望
——以欧洲移民危机为例【章雅荻】／144
各国移民危机的现实困境与应对之策
英国应对欧洲难民危机的表现及其历史渊源
——基于二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考察【于明波】／169
美国民粹主义中的族裔政治
——以2016年特朗普总统初选为例【王传兴 倪雯婷】／188
从熔炉到战场：美国政党重组中的族裔角色【潘亚玲】／202
全球非法移民治理困境及未来研究【唐慧云】／223
前 言
前 言
全球化与移民运动密切相关，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移民运动就成为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征。移民既是伴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之一。几十年前，日益变得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拥抱开放经济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逐步实现自由化，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商品以及它们在发达国家务工的劳动力移民寄回国内的侨汇，相应地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移民输入国的发达国家由此共同实现经济上的良性发展。然而，移民总会不幸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而历史上那些所有蛊惑人心的政客们首先把国家所陷入的困境归咎于外来少数族群——移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移民问题逐渐上升为欧洲优先考虑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2015年的难民危机更是将移民问题推至前台，使其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重大难题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障碍因素之一。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通过全民公决做出脱离欧盟的历史性选择后，全球掀起有关英国与欧盟前途、一体化理论与未来实践，以及英国脱欧后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方面的激烈讨论。有观点认为，控制移民是此次英国脱欧公投的主要动力。随着2015年大量中东、北非难民涌入欧洲，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难民危机，并引发了欧洲以反欧盟、反移民为导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2016年11月9日，在大西洋另一端的所谓民主范本——美国，在大选中打着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旗号的特朗普意外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赢得总统选举。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学界因此就移民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
2016年11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会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办“欧洲移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症结、趋势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30多位专家学者，其中以上海的年轻学者为主，并特邀本地多位著名的欧洲问题专家做了精彩点评。他们分别是伍贻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金应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启秀（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和戴炳然（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
研讨会开幕式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应忠研究员，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傅勇研究员，分别就会议缘起、研讨主题和学术成果的运用等发表了引领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研究员为会议做了全面的总结。
会议期间，各位学者分别从（一）欧洲危机、难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二）资本主义危机与欧洲移民问题反思，（三）欧洲移民危机的结构成因与安全治理，（四）各国移民危机的现实困境与应对之策等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和讨论。尽管上述各部分之间的论述内容时有交叉，但整体来说，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就“欧洲移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的问题表现、结构成因、治理对策与未来趋势做了梳理和探究。
一 欧洲移民危机：全球化陷入困境的表征
移民、难民以及非法移民，彼此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交叉。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的来源主体是伊斯兰世界的难民和非法移民。
作为一种人口的跨界流动方式，移民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移民对输入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会对输入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广泛影响，欧洲今天面临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即为典型案例。于明波回顾了二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变迁，认为自2015年4月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英国处理难民危机态度消极，手段强硬，严格限制难民涌入英国。这种严格限制移民和难民的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二战后，英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从依靠联邦的理想主义转变为面向欧洲的现实主义，导致英国移民政策整体上从自由开放转向限制和管控。英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随着联邦有色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和种族的关系问题日益政治化，这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无法真正融合外来移民。可以预料，在欧洲移民和难民机制失灵及英国脱欧的形势下，英国将继续实行紧缩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张乐则透过2015年《查理周刊》枪击案和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2016年法国独立日尼斯恐怖袭击和7月的神父被割喉事件等，讨论了法国共和模式的移民政策在穆斯林社会融入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她认为，随着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法国社会可能掀起新一轮排外浪潮，从而给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或将陷入恐怖袭击和右倾排外的恶性循环中。罗爱玲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和探讨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欧洲为何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外来移民，但出于政治文化安全因素考虑又排斥移民的根本原因，从而对愈演愈烈的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做出判断和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之间存在的相背离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全球移民治理的结构性难题。
虞卫东注意到，随着进入西欧国家的穆斯林人数的增加，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国家的融合模式问题，即西欧国家为了促进穆斯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分别推出“同化”、“多元文化”和“客籍工人”等三种融合模式。然而，由于伊斯兰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不小差异，穆斯林移民无法适应西欧国家的教育和就业体制而陷入社会底层。“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在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等相继发生穆斯林青年制造的袭击刺杀事件后，西方社会出现“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各国的融合仍然存在种种严重的问题。同样，刘骞通过对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分析说明，冷战后移民政策的相对宽松和国内成熟穆斯林社区的存在使德国一度成为穆斯林移民的目标，德国移民数量始终有增无减。德国穆斯林移民为了融入德国社会，形成了聚居但边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状态、组织化运作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模式、同质化而非同一化的宗教认同结构。正是由于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不同方式，德国政府把这种情形视为特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而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强晓云以俄罗斯为经验蓝本，分析当前欧亚国际移民治理的结构。她认为，俄罗斯对全球化的态度不明，但是热衷于地区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需要注意俄罗斯移民政策的导向性（重塑苏联的影响），以及政治与经济并用的手段。当前俄罗斯社会接收移民的程度和俄罗斯政府管理移民的规定均会对地区内人口迁移态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有效管控移民，防止难民和非法移民大量出现以及对周边国家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安全方面的冲击，需要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唐慧云认为，全球移民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移民、难民治理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规划，从而导致全球移民治理的连贯性、综合性和全面性严重不足。当前欧美各国的移民治理均面临两难困境，以围堵为主的治理路径难以奏效，采取疏导的政策因国内压力而困难重重，可以想见，只要失衡的全球化得不到纠正，全球移民治理的困境就会继续存在，未来移民问题仍会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并继续影响国际秩序。同样，章雅荻也对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困境做了展望。她以欧洲移民危机为例，回顾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进而探究移民问题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来自哲学、法学、国际关系和技术层面的四大困境。为了超越这些困境，为移民问题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天下”、“天人合一”和“关系”等核心概念借用并衍生而来的“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等理念，就转变为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观念：以全人类的生命价值作为原点，以“天下”和全球作为情怀；改变合作模式：建立移民“责任共同体”或“治理共同体”；达到责任共担、安全共享的善治终极目标。当然，这样一个学理层面的探讨还有待漫长的实践来推进它。
二 资本主义危机下的族裔认同政治与民粹主义
族裔认同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出现预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世界进入一个“无秩序的新时代”。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这两场足以震撼现存世界秩序的“革命”，表明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认同政治取代经济政治占据主导，以族裔或族群为边界的文化及认同政治成为引致西方社会分化乃至政治重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特朗普利用中产阶层和劳动阶层对移民的担忧以及他们对美国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利用人们对政治正确的愤怒，尤其是对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的愤怒，终，同英国脱欧选票一样，族裔认同政治战胜了经济政治。
杨云珍以德国为例，分析当前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和挑战，认为正是经济衰退和难民危机为欧洲民粹主义思潮抬头、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民粹主义色彩凸显，在政治谱系中，极左和极右两端民粹主义都如影随形。面对民众的担忧和对政府措施的不满，民粹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利用这一契机，以反建制、反移民、仇外和反对欧洲伊斯兰化为其政治诉求，在选举中进行话语策略动员。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难民危机犹如催化剂，使民粹主义持续发酵而成为的赢家。刘益梅对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在脱欧公投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在留欧、脱欧与悔脱欧话语体系中对精英的怀疑以及民粹裹挟下的民众非理性情绪的宣泄。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难民危机所造成的精英层与民众的离心倾向，政党之间的分裂，英国右翼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英国独立党哗众取宠的宣传等，都是造成这种民粹主义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
关于族裔认同政治，王传兴认为，作为移民国家，族裔始终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美国族裔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国家认同问题的核心则是对盎格鲁—清教文化的认同。纵观美国历史，其民粹主义运动总是与敏感的族裔政治缠结在一起。另外，美国民粹主义传统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经济上的进步性和种族上的保守性相互交织，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是白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的。潘亚玲的分析是，中长期的美国族裔人口结构变化和短期的美国经济困难是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政党重组的重要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族裔问题从三个方面推动了美国政党重组：一是以族裔群体划界的政党认同正变得日益界线分明，这大大加剧了美国既有的政治极化特别是政党极化；二是通过少数族裔团体的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选举人口地理，日益增多的少数族裔人口总体上更加认同民主党，白人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的政党认同总体上倾向于共和党；三是化的移民立场正突破美国传统的“政治正确”，推动“边界战争”愈演愈烈，美国正从族裔“熔炉”演变为族裔“战场”。特朗普当选很可能终结既有的政党重组进程，同时开启新一轮的政治重组，进而影响未来几十年美国的政治生态。事实上，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导火索：移民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对国内日益增多的移民和难民的焦虑才是英国民众脱欧、美国选民选择特朗普的动力。徐明棋在评论时指出，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政治环境，特朗普当选反映美国精英阶层与下层百姓的尖锐对立，对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产生一定的冲击。如今，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科技创新企业都脱离不了金融资本的操控，就连Facebook和微软等科技型企业也都变成一种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已经达到极致，几乎无法运转，而普通大众却并未享受到金融资本的好处，从而导致少数族群等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矛盾尖锐，民粹主义在新时期就充分利用科技力量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新媒体、自媒体政治动员力量的上升表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已经丧失生命力，当前正处于社会动荡并重新组合以及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
鉴于极右翼政党和民粹主义对战后创造出大量财富和繁荣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尽快找出应对之策。对于因经济因素而泛起的民粹主义，应该通过完善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以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而如果是因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等引发的仇外心理，则更为棘手，解决的办法就会更加复杂，任务也会更加艰巨。对此，金应忠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趋势做了总体性把握，他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出现四个空档期：首先是各种危机冲突频发的高发期；其次是新理论、新理念的空白期，自21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引领世界的新思想、新理念；再次是传统政治操作的失控期，西方自由民主衰败，政治正确已不得人心，百姓大众的情绪失控，上层精英无法了解草根阶层的想法，民粹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后是大变革的窗口期，在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形成、全球治理模式定型之前，这个大变革的窗口期会存在较长时间。
三 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停滞
逆全球化并不代表全球化的停滞，只是表明民族主权国家利益重组，重新参与全球化，资本、人员、商品和思想依旧会持续且不可阻挡地在全球流动。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扭转。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全球化中途遇到障碍而进行的一场修整，暂时的停滞是为了更大的进步。
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可谓相生相克，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关键要看全球化的进程是否顺利。在全球化顺利时，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必要环节；当全球化遭遇危机时，区域化就会成为全球化的阻力。欧盟当前遇到的移民与难民危机就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阻碍因素，也是英国选择脱欧的安全考量因素之一。
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过程中反全球化力量的体现，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表现，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缺乏全球治理结构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基本面，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已经缺乏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应对诸如欧债危机、移民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性灾难。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确保目前的全球化让全体公民受益。经济全球化一旦深入，就会产生越来越高昂的政治成本，就需要对国际政治体系结构进行改革，需要引入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进。伍贻康提及，在2008年以前，欧盟一体化进程基本一帆风顺，可谓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楷模，成员国不断增加，一体化领域不断深入。但自2008年以来，欧盟就陷入严重的多重危机中，未来3～5年将会是欧盟困难的时期。这种变化肇始于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之际，此后几乎所有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更多都是为了搭上欧洲一体化的“便车”，它们加入欧盟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动机多于对理想主义信念的追求，因此这些国家在遇到危机时便后退萎缩，比如英国公投脱欧。在欧债危机、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欧洲社会内部过度伊斯兰化等叠加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欧洲民主国家所崇尚与自豪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全球化的优势均遭到史无前例的挑战。未来的欧盟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新的动力，重建新的体制机制。
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成员国入盟动机问题，陈志敏评论到，部分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机会主义动机问题到底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仅为个案，非常值得研究与商榷，因为当前欧洲面临的移民难民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英国脱欧反而能促使欧盟更好地推进安全方面的合作。纵观欧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当经济下滑时，欧盟内部的排外情绪就会上升，一体化进程则会减速；反之，一旦经济回升并进入繁荣轨道，欧盟内部的左翼力量就会加强，一体化进程则会加速。欧洲一体化具有一定的基础，只要经济复苏，一体化还会重新推进。在当前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之时，主张排外的民粹主义力量得以上升，民粹主义主要的反抗对象就是大政治家，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作为一个很好的危机管理者，在关键时刻替所有欧盟成员国做出了处理难民危机的政策决定。德国应该反省的是，在难民潮再次涌入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难民营的安置上。欧洲难民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还在于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的不当干预。正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治乱象才导致大量难民与非法移民产生，后的结果却由德国来承担。就主权与保护的责任、主权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关系来说，保护的责任比人道主义干预更加规范化，它强调联合国的主体性与领导性，可以作为主权的一个补充，关键是如何落实具体的实施措施。
钱运春对难民危机与欧洲一体化契机的关系做出了展望。他的看法是，自欧共体成立以来，欧洲一次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但历次危机对欧洲一体化并没有造成致命的打击，反倒转变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动力。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集体力量，应对欧洲自身及世界带来的各种危机。从这个方面而言，欧洲一体化只能前进，不能倒退。但今天欧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欧洲是加快欧洲一体化，尽快消除难民的内部因素，还是任由极右翼势力壮大，加大排外的力度，终冲击欧盟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导致欧盟被边缘化？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决定欧洲的未来。大智慧的领导人当然会选择前者!就此而言，欧盟加强与联合国难民署、土耳其等途经国以及难民流出国的合作刻不容缓，欧盟的国际使命在不知不觉中提前到来了。展望欧洲的未来，伍贻康相信，通过深刻反思和变革调整，突破代际鸿沟，在欧洲联盟框架下，组成一个具有超国家职能特征，实行区域共同治理的紧密国家联盟，是当前欧洲国家走欧洲一体化道路的选择，也是欧洲和平、繁荣、安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密切相关，属于欧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本论文集从多学科角度探究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引起的发达国家内部社会族群对立与民粹主义运动兴起而连环推至的逆全球化、逆一体化现象，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以及全球移民治理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与探讨，值得从事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专家及在读硕、博士们关注。
后，会议组织者由衷感谢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的贡献和支持！
2017年9月20日
全球化与移民运动密切相关，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移民运动就成为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征。移民既是伴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之一。几十年前，日益变得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拥抱开放经济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逐步实现自由化，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商品以及它们在发达国家务工的劳动力移民寄回国内的侨汇，相应地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移民输入国的发达国家由此共同实现经济上的良性发展。然而，移民总会不幸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而历史上那些所有蛊惑人心的政客们首先把国家所陷入的困境归咎于外来少数族群——移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移民问题逐渐上升为欧洲优先考虑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2015年的难民危机更是将移民问题推至前台，使其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重大难题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障碍因素之一。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通过全民公决做出脱离欧盟的历史性选择后，全球掀起有关英国与欧盟前途、一体化理论与未来实践，以及英国脱欧后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方面的激烈讨论。有观点认为，控制移民是此次英国脱欧公投的主要动力。随着2015年大量中东、北非难民涌入欧洲，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难民危机，并引发了欧洲以反欧盟、反移民为导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2016年11月9日，在大西洋另一端的所谓民主范本——美国，在大选中打着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旗号的特朗普意外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赢得总统选举。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学界因此就移民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
2016年11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会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办“欧洲移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症结、趋势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30多位专家学者，其中以上海的年轻学者为主，并特邀本地多位著名的欧洲问题专家做了精彩点评。他们分别是伍贻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金应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启秀（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和戴炳然（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
研讨会开幕式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应忠研究员，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傅勇研究员，分别就会议缘起、研讨主题和学术成果的运用等发表了引领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原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研究员为会议做了全面的总结。
会议期间，各位学者分别从（一）欧洲危机、难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二）资本主义危机与欧洲移民问题反思，（三）欧洲移民危机的结构成因与安全治理，（四）各国移民危机的现实困境与应对之策等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和讨论。尽管上述各部分之间的论述内容时有交叉，但整体来说，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就“欧洲移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的问题表现、结构成因、治理对策与未来趋势做了梳理和探究。
一 欧洲移民危机：全球化陷入困境的表征
移民、难民以及非法移民，彼此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和交叉。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的来源主体是伊斯兰世界的难民和非法移民。
作为一种人口的跨界流动方式，移民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移民对输入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会对输入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广泛影响，欧洲今天面临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即为典型案例。于明波回顾了二战后英国移民政策的变迁，认为自2015年4月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英国处理难民危机态度消极，手段强硬，严格限制难民涌入英国。这种严格限制移民和难民的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二战后，英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从依靠联邦的理想主义转变为面向欧洲的现实主义，导致英国移民政策整体上从自由开放转向限制和管控。英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随着联邦有色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和种族的关系问题日益政治化，这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无法真正融合外来移民。可以预料，在欧洲移民和难民机制失灵及英国脱欧的形势下，英国将继续实行紧缩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张乐则透过2015年《查理周刊》枪击案和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2016年法国独立日尼斯恐怖袭击和7月的神父被割喉事件等，讨论了法国共和模式的移民政策在穆斯林社会融入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她认为，随着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持续发酵，法国社会可能掀起新一轮排外浪潮，从而给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或将陷入恐怖袭击和右倾排外的恶性循环中。罗爱玲则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和探讨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欧洲为何在经济发展上需要外来移民，但出于政治文化安全因素考虑又排斥移民的根本原因，从而对愈演愈烈的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做出判断和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之间存在的相背离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全球移民治理的结构性难题。
虞卫东注意到，随着进入西欧国家的穆斯林人数的增加，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国家的融合模式问题，即西欧国家为了促进穆斯林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分别推出“同化”、“多元文化”和“客籍工人”等三种融合模式。然而，由于伊斯兰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不小差异，穆斯林移民无法适应西欧国家的教育和就业体制而陷入社会底层。“9·11”事件之后，尤其是在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等相继发生穆斯林青年制造的袭击刺杀事件后，西方社会出现“伊斯兰恐惧症”，穆斯林移民与西欧各国的融合仍然存在种种严重的问题。同样，刘骞通过对德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分析说明，冷战后移民政策的相对宽松和国内成熟穆斯林社区的存在使德国一度成为穆斯林移民的目标，德国移民数量始终有增无减。德国穆斯林移民为了融入德国社会，形成了聚居但边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状态、组织化运作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模式、同质化而非同一化的宗教认同结构。正是由于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的不同方式，德国政府把这种情形视为特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而将其纳入政治议程。强晓云以俄罗斯为经验蓝本，分析当前欧亚国际移民治理的结构。她认为，俄罗斯对全球化的态度不明，但是热衷于地区一体化（欧亚经济联盟），需要注意俄罗斯移民政策的导向性（重塑苏联的影响），以及政治与经济并用的手段。当前俄罗斯社会接收移民的程度和俄罗斯政府管理移民的规定均会对地区内人口迁移态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有效管控移民，防止难民和非法移民大量出现以及对周边国家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安全方面的冲击，需要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唐慧云认为，全球移民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移民、难民治理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规划，从而导致全球移民治理的连贯性、综合性和全面性严重不足。当前欧美各国的移民治理均面临两难困境，以围堵为主的治理路径难以奏效，采取疏导的政策因国内压力而困难重重，可以想见，只要失衡的全球化得不到纠正，全球移民治理的困境就会继续存在，未来移民问题仍会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并继续影响国际秩序。同样，章雅荻也对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困境做了展望。她以欧洲移民危机为例，回顾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进而探究移民问题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来自哲学、法学、国际关系和技术层面的四大困境。为了超越这些困境，为移民问题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天下”、“天人合一”和“关系”等核心概念借用并衍生而来的“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等理念，就转变为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观念：以全人类的生命价值作为原点，以“天下”和全球作为情怀；改变合作模式：建立移民“责任共同体”或“治理共同体”；达到责任共担、安全共享的善治终极目标。当然，这样一个学理层面的探讨还有待漫长的实践来推进它。
二 资本主义危机下的族裔认同政治与民粹主义
族裔认同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出现预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世界进入一个“无秩序的新时代”。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这两场足以震撼现存世界秩序的“革命”，表明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认同政治取代经济政治占据主导，以族裔或族群为边界的文化及认同政治成为引致西方社会分化乃至政治重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特朗普利用中产阶层和劳动阶层对移民的担忧以及他们对美国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利用人们对政治正确的愤怒，尤其是对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的愤怒，终，同英国脱欧选票一样，族裔认同政治战胜了经济政治。
杨云珍以德国为例，分析当前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和挑战，认为正是经济衰退和难民危机为欧洲民粹主义思潮抬头、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民粹主义色彩凸显，在政治谱系中，极左和极右两端民粹主义都如影随形。面对民众的担忧和对政府措施的不满，民粹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利用这一契机，以反建制、反移民、仇外和反对欧洲伊斯兰化为其政治诉求，在选举中进行话语策略动员。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难民危机犹如催化剂，使民粹主义持续发酵而成为的赢家。刘益梅对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在脱欧公投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在留欧、脱欧与悔脱欧话语体系中对精英的怀疑以及民粹裹挟下的民众非理性情绪的宣泄。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难民危机所造成的精英层与民众的离心倾向，政党之间的分裂，英国右翼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英国独立党哗众取宠的宣传等，都是造成这种民粹主义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
关于族裔认同政治，王传兴认为，作为移民国家，族裔始终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美国族裔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国家认同问题的核心则是对盎格鲁—清教文化的认同。纵观美国历史，其民粹主义运动总是与敏感的族裔政治缠结在一起。另外，美国民粹主义传统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经济上的进步性和种族上的保守性相互交织，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是白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的。潘亚玲的分析是，中长期的美国族裔人口结构变化和短期的美国经济困难是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政党重组的重要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族裔问题从三个方面推动了美国政党重组：一是以族裔群体划界的政党认同正变得日益界线分明，这大大加剧了美国既有的政治极化特别是政党极化；二是通过少数族裔团体的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选举人口地理，日益增多的少数族裔人口总体上更加认同民主党，白人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的政党认同总体上倾向于共和党；三是化的移民立场正突破美国传统的“政治正确”，推动“边界战争”愈演愈烈，美国正从族裔“熔炉”演变为族裔“战场”。特朗普当选很可能终结既有的政党重组进程，同时开启新一轮的政治重组，进而影响未来几十年美国的政治生态。事实上，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导火索：移民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对国内日益增多的移民和难民的焦虑才是英国民众脱欧、美国选民选择特朗普的动力。徐明棋在评论时指出，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政治环境，特朗普当选反映美国精英阶层与下层百姓的尖锐对立，对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产生一定的冲击。如今，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科技创新企业都脱离不了金融资本的操控，就连Facebook和微软等科技型企业也都变成一种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已经达到极致，几乎无法运转，而普通大众却并未享受到金融资本的好处，从而导致少数族群等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矛盾尖锐，民粹主义在新时期就充分利用科技力量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新媒体、自媒体政治动员力量的上升表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已经丧失生命力，当前正处于社会动荡并重新组合以及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
鉴于极右翼政党和民粹主义对战后创造出大量财富和繁荣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尽快找出应对之策。对于因经济因素而泛起的民粹主义，应该通过完善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以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而如果是因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等引发的仇外心理，则更为棘手，解决的办法就会更加复杂，任务也会更加艰巨。对此，金应忠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趋势做了总体性把握，他指出，当前国际社会出现四个空档期：首先是各种危机冲突频发的高发期；其次是新理论、新理念的空白期，自21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引领世界的新思想、新理念；再次是传统政治操作的失控期，西方自由民主衰败，政治正确已不得人心，百姓大众的情绪失控，上层精英无法了解草根阶层的想法，民粹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后是大变革的窗口期，在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形成、全球治理模式定型之前，这个大变革的窗口期会存在较长时间。
三 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停滞
逆全球化并不代表全球化的停滞，只是表明民族主权国家利益重组，重新参与全球化，资本、人员、商品和思想依旧会持续且不可阻挡地在全球流动。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扭转。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全球化中途遇到障碍而进行的一场修整，暂时的停滞是为了更大的进步。
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可谓相生相克，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关键要看全球化的进程是否顺利。在全球化顺利时，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必要环节；当全球化遭遇危机时，区域化就会成为全球化的阻力。欧盟当前遇到的移民与难民危机就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阻碍因素，也是英国选择脱欧的安全考量因素之一。
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过程中反全球化力量的体现，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表现，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缺乏全球治理结构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基本面，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已经缺乏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应对诸如欧债危机、移民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性灾难。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确保目前的全球化让全体公民受益。经济全球化一旦深入，就会产生越来越高昂的政治成本，就需要对国际政治体系结构进行改革，需要引入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进。伍贻康提及，在2008年以前，欧盟一体化进程基本一帆风顺，可谓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楷模，成员国不断增加，一体化领域不断深入。但自2008年以来，欧盟就陷入严重的多重危机中，未来3～5年将会是欧盟困难的时期。这种变化肇始于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之际，此后几乎所有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更多都是为了搭上欧洲一体化的“便车”，它们加入欧盟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动机多于对理想主义信念的追求，因此这些国家在遇到危机时便后退萎缩，比如英国公投脱欧。在欧债危机、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欧洲社会内部过度伊斯兰化等叠加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欧洲民主国家所崇尚与自豪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全球化的优势均遭到史无前例的挑战。未来的欧盟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新的动力，重建新的体制机制。
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成员国入盟动机问题，陈志敏评论到，部分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机会主义动机问题到底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仅为个案，非常值得研究与商榷，因为当前欧洲面临的移民难民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英国脱欧反而能促使欧盟更好地推进安全方面的合作。纵观欧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当经济下滑时，欧盟内部的排外情绪就会上升，一体化进程则会减速；反之，一旦经济回升并进入繁荣轨道，欧盟内部的左翼力量就会加强，一体化进程则会加速。欧洲一体化具有一定的基础，只要经济复苏，一体化还会重新推进。在当前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之时，主张排外的民粹主义力量得以上升，民粹主义主要的反抗对象就是大政治家，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作为一个很好的危机管理者，在关键时刻替所有欧盟成员国做出了处理难民危机的政策决定。德国应该反省的是，在难民潮再次涌入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难民营的安置上。欧洲难民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还在于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的不当干预。正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治乱象才导致大量难民与非法移民产生，后的结果却由德国来承担。就主权与保护的责任、主权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关系来说，保护的责任比人道主义干预更加规范化，它强调联合国的主体性与领导性，可以作为主权的一个补充，关键是如何落实具体的实施措施。
钱运春对难民危机与欧洲一体化契机的关系做出了展望。他的看法是，自欧共体成立以来，欧洲一次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但历次危机对欧洲一体化并没有造成致命的打击，反倒转变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动力。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集体力量，应对欧洲自身及世界带来的各种危机。从这个方面而言，欧洲一体化只能前进，不能倒退。但今天欧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欧洲是加快欧洲一体化，尽快消除难民的内部因素，还是任由极右翼势力壮大，加大排外的力度，终冲击欧盟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导致欧盟被边缘化？这两股力量的竞争，决定欧洲的未来。大智慧的领导人当然会选择前者!就此而言，欧盟加强与联合国难民署、土耳其等途经国以及难民流出国的合作刻不容缓，欧盟的国际使命在不知不觉中提前到来了。展望欧洲的未来，伍贻康相信，通过深刻反思和变革调整，突破代际鸿沟，在欧洲联盟框架下，组成一个具有超国家职能特征，实行区域共同治理的紧密国家联盟，是当前欧洲国家走欧洲一体化道路的选择，也是欧洲和平、繁荣、安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密切相关，属于欧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本论文集从多学科角度探究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引起的发达国家内部社会族群对立与民粹主义运动兴起而连环推至的逆全球化、逆一体化现象，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以及全球移民治理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与探讨，值得从事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专家及在读硕、博士们关注。
后，会议组织者由衷感谢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的贡献和支持！
2017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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