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3464973丛书名: 新常态改变中国
2. 谈中国改革、金融、法治、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关键议题，权威评析其中的挑战和机遇！
3. 分析中国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发展前景与潜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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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宏大叙事又紧扣现实政治走向，弗朗西斯?福山必然成为各 种本地思潮的国际回音壁。
20 多年前，“冷战”刚结束，还在兰德公司担任政治研究员的 福山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随后扩展为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 的人》，以浓烈的黑格尔史观，宣布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击中了 “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精神。书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人成为全球首席 政治寓言家。
从那以来，福山一直活跃在学术与政治交界的地带。政治在变， 而福山弃绝昨日之我，也有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气势：师从政治学一代 宗师亨廷顿，但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名著《文明的冲突》针锋相对； 与新保守主义旗手沃尔福威茨等交游互赞，但在小布什政府陷入伊拉 克战争泥沼后就果断撰文《新保守主义之后》，与这个政治思潮阵营 割席断袍。
近来，福山更以上下两本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 与政治衰败》，再度震动政学两界。 在其中，福山特别地强调了政 府能力（state capacity）建设，而对当下美国政府能力的判断，充 分体现于他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衰败中的美 国》。
怎么回事？那个主张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人，现在主张大政府了吗？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福山自已，也不只是象牙塔里的争论，它 与福山的历次著述一样，超出学界的范围，拨动了现实政治的敏感神 经，在另一个时代，又一次命中了时代精神，于是在太平洋的两岸， 均催动热烈的政治讨论。在美国，在中国，读福山，大家各取所需； 谈福山，大家各有所图。
然而说到底，福山自己怎么说？在财新记者近日专访中，他尽陈 所学。
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 你宣布历史终结了，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20 多年过去了，世界格 局起起伏伏，你的看法变了吗？
福山：我对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变，即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历史会朝 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什么样的社会能够屹立在现代化进程的终点？与25 年前一样，我仍认为是那些具备一定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我不认为过去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能够真正改变这一点。
但是，过去这些年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与你说的这一方向相悖。怎 么解释？
福山：事实上，自 1970 年以来，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从 35 个增加到 了 110 个。最近八年出现了下滑，主要是在俄罗斯、土耳其等地。用股票市场 作比，我们不知道这是调整——尽管短期下滑，但是长期趋势仍是上扬——还 是反转。不过我认为，尽管美国和欧洲经历了种种问题如金融危机，但其治理
体制仍是长久而稳定的。
中国人再次听到你的名字，是因为你近来出的一套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在其中，你特别强调了政 府能力（state capacity）建设。有些人因此就说，那个主张历史 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的人，现在变成国家主义者了。这是真的吗？
福山：不，并非如此。我说的是，良好的政治秩序取决于平衡。一方面， 确实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来保护社会，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政府权力 需要有法治和民主问责加以限制。没有这些限制机制的，那是独裁；另一方面， 如果仅有民主和法治，但是政府能力很弱，也不是一个好体系。真正需要的是平衡，需要强大的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并存。
记得 10 年前，你在课堂上展示了一张政府能力的简单模型，有两 个要素，国家能力的范围和强度。它是怎样演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关 于制度的宏大理论的？
福山：我的许多观点是由美国这些年来的公共讨论所催生的。美国人很 喜欢讨论政府的范围大小，是共和党希望的小政府，还是民主党希望的大政府。 我认为这种讨论是错误的。政府不论大小，都可以有成功的社会。但是没有能 力的政府不会有成功的社会。因此不论大小，最重要的是政府有能力将其承诺兑现。这可能是我当年在写《历史终结》时没有意识到的具有重要性的一点。
政府大小并不重要？
福山：并不是我认为不重要，我认为有些政府监管过度，对公民生活干 预过多，应当有所收缩。不过，如果一国擅长于此，且民众能够从法律角度接 受，就没有问题，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有社会民主、高福利、高税收，民众获得的政府服务也好，所以他们很满意，这些都是相对成功的社会。政府的大小并不如政府的质量重要。当然，我说的政府能力，并不是指压迫性的能 力，而是真正做成事情的能力，比如提供教育、医疗、基建等。
你的制度三要素中谈到了法治（rule of law），在你看来，法制（rule by law) 与法治两者区别在哪里？
福山：法制仅仅是政府命令的传达。法治，意味着政府本身及其领袖， 都要和其他人一样受到相同法律的制约。法治本身主要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总 统也好首相也好不能随意根据需要修改法律，而是一样遵守法律。这一点，是 对政府权力很重要的平衡。
那法制比人治是不是有所进步？
福山：比当权者朝令夕改，法制当然好些，尤其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 对于投资者和商人来说，如果在所有权和争端裁决等问题上的政策不可预见， 很难进行商业活动，他们不会冒这个险。
有没有可能实现从法制转向法治？
福山：法治意味着对权力的限制。曾有国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平稳 过渡，比如丹麦和瑞典在 18 世纪都是专制的君主制，到了 19 世纪都过渡到宪 政体系，国王自愿限制了自身权力。所以确有先例。
你的制度三要素，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单独地看，哪个与 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性。
福山：经济增长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情况，但大体上都与政府能力和法治的某种组合相关。经济学家们极为强调所有权保护和法治，但我还认为，还需 要加上政府能够提供强有力的非人格化的执行机制，有这些，往往就会有强劲 的经济增长。
民主过渡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福山：不，我认为从长期看，过渡到民主体制将使整个体系更加稳定， 更有合法性，对增长来说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富国都是自由民主 国家的原因。国家是否稳定，并不仅仅看短期能否拉动投资和增长，而是要看 合法性，民众是否认可。这是我为什么认为民主重要的地方。
你说的长期指多久，100 年？ 10 年？
福山：视情况而定。现代世界中，政治意义上的时间正在加速。在欧洲 和北美，许多曾经需要数百年才能形成的机制正在加速发展，因为大家都在学 习。社会模式可以复制。比如日本在 19 世纪晚期现代化的进程很快，因为借 用了西方的技术和体系。中国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获益良多。
按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三维度形成的矩阵中，当今世界的主 要政治体，比如中国、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分别处于什么 位置？
福山：中国在光谱的一端，政治能力很强，法治较弱，民主问责不够。 这跟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中国在 2000 多年前就建立了相当现代的国家制度， 通过科举考试招募公务员，按教育和能力选才。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所以政府并不仅提供经济增长，更有能力向民众提供基本服务。这是很重要的成就。
印度和美国在另一端，有很强的法治、活跃的民主问责，但是政府能力相 对弱一点，其中印度更弱。
欧洲国家可能更偏美国那一端，不过这些社会大都在 19 世纪由君主制演 变而来，有着中央政府的传统，所以政府更强势一些。美国从其发展历史来说，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主国家。美国人不信任政治权力，所以与世界上其他民主 国家相比，美国对政治权力有更多限制。
俄罗斯很不幸的是根本没有法治，其执政精英可以按照其意愿修改法律， 主要是人治。另一方面，俄罗斯确实有民主选举，普京现在很受欢迎。从政府 能力角度，俄罗斯实际上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弱，比中国要弱得多。俄罗斯有强 大的警察和军队，但是男性预期寿命正在缩短，现在大约是 50 多岁，这对于 工业化国家来说简直闻所未闻。俄罗斯的医疗、教育、基建都很落后。
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美国在衰败的文章。为什么你认为美 国在衰败？
福山：我要作个澄清。我不认为美国文明在衰退。美国经济实际上表现 非常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能源等领域。美 国的问题主要在政府。我对衰败的定义是，强有力的精英集团能够获取政治权 力，以保护自身利益。在过去几十年，有证据表明美国一些大的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的权力正在上升。美国的另一个问题是两党政治的极端化，这锁死了美 国政府，使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都很难做出决定。
我倾向于认为，议会制比总统制要好。美国过去几年的问题是，总统来自 一个政党，国会由另一个政党控制，两者不能合作。在议会制中就没有这样的 问题。
按你说的这个逻辑，问题出在美国政治整体，而不是狭义的负责行政事务的政府。
福山：我认为问题在于政治体系。好在美国经济生产力很高，以至于政 府即便不是很高效，社会也能继续往前走。不过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从美 国历史上看，当大问题出现时，美国体制都能自己解决，尽管有时会慢一点。
2016 年美国大选不远了，希拉里·克林顿已宣布参选，可能会出 现克林顿对布什的情况。在过去八届总统选举中，至少有六次选 票上出现了克林顿或者布什家族的名字。这是不是美国政治衰败 的表现？
福山：我不认为是。某个家族长期保有政治影响力的例子，到处都有， 中国、日本、欧洲。在美国，出现这种情况，是选民的自愿选择，基于对一些 已形成品牌的名字的偏好。克林顿和布什这两个名字的品牌就很有力量。我个 人并不认为杰布?布什一定就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这个我们等等看。
你在新书中大量写到中国，以前则没有。为什么中国突然令你这么 感兴趣？
福山：很多原因。很显然，中国崛起是个大事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中国一直都是强有力的大国，但是与全球体系的整合程度从未像现在这么高。 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中国。此外，我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 有很多历史并不为外人所知。中国历史传统的丰富厚重本身就非常有意思。不
幸的是，20 世纪以来，有很多中国人自己就丢失了与历史的联系。这是很大 的悲剧，有待恢复。
在中国法治和现代化进程中，中产阶级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福山：中产阶级有更高的诉求，他们的期望更高，包括对政府的期望。 如果他们不喜欢什么，一定会让政府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中国发生了， 并且将继续成为改变中国政治的一个要素。
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有人认为应归功于国家资本主义，并 且将之定义为中国模式。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吗？
福山：中国过去做得非常好，但是旧的做法需要改变。中国不会保持过 去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速已经降到 7％，还将继续下降。中国还没有经历过严 重的倒退或者衰退。我认为除非在很大的压力下，否则很难测试一个体系的可 持续性。我并不是预计中国通不过这一测试，这还没有发生，只是说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看中国的表现。
你怎么看国家资本主义？
福山：我不确定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增长的秘密。中国国企的生产效率 要明显低于私营部门，可以说国企的存在更多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而并非因 为新的生产力和增长。中国政府将国企改革提上日程，主要因为国企效率不足。 这是其狭义，广义地讲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美国等更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多。在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作了 4 万亿元投 资来刺激经济。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间接向私营市场提供了大量 的资源。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反腐败运动，试图建立更清廉、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政府。你怎么看其前景？
福山：中国政府认为腐败在腐蚀其合法性，这种看法是对的。腐败范围 很广，需要打击。反腐败需要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来进行。从长期看，要关注 的是这场运动的可持续性。我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打击腐败的机制，这意味 着更独立的司法，以及能够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的一套司法程序。
如果腐败已经无处不在，那在你说的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之前，短期 就得采取行动。腐败就像癌症，做手术也是必须的。
福山：从政治角度看，如果大规模打击腐败，确实能换来支持，赢得治 本时间。不过，应该建立规则和机制，明确未来哪些行为可以接受，确保人们 遵守规则。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面对腐败问题。但是这种自上而下体制的问题在于， 只能通过更多上层监督来清理发现腐败的官员。这在信息上存在很大问题。怎 么发现谁是真正的腐败者？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反腐败更需要自下而上的 程序，因为最了解腐败问题的正是和腐败官员打交道的人，应当让这些人加入 到反腐败的过程中。中国的规则是自上而下制定的，这可以成为重要的资本， 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只是不知道从长 期看这是否足够。我认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问责都有必要。
在你的三要素中，政府能力，法治，民主问责，哪一点现在对中国 来说最重要？
福山：强有力的政府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日程上的下一项当然 应当是加强法治。首先是加强法制，依照法律做出各种决定；然后，要做到人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这就是法治。这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因为政府行为将更可预期。这将有助于经济发展，消除或者减少腐败。所有这些都与加强法治有关。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民主？
福山：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进程不坏。我认为应将法治改革的 重要性放在政治改革之前。这也是欧洲许多国家经历过的。在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有很多，但是确实需要加强，因为中国法律体系的 低效部分还很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记者：胡舒立、王烁、黄山
眼前的基辛格，与媒体上的形象并无二致：身材不高，虽显老态， 但衣着一丝不苟——黑西服、白衬衫外加精致的袖扣——典型的华盛 顿外交家形象。
简单寒暄后，采访迅速切入正题，从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
（World Order) 开始。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和实 践者，基辛格浸淫外交数十年。特别是在 1969 年至 1977 年间，他 先后出任共和党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以及继任者福特 总统的国务卿，成为整个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决策者 和执行者，他的现实主义理念也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从美苏的缓和，到历史性地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往来进而形 成事实上的中美联手抗苏联盟，以及旨在结束越战的《巴黎和平协定》 的签订，无一不留下基辛格深深的烙印。争议也罢，褒奖也好，不可 否认的是，即便在 92 岁的高龄，基辛格依然被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 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问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而从《大外交》《论 中国》到最新的《世界秩序》在内的 14 本著作，几乎没有等闲之作， 也足以看出基辛格的智慧与精力。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 都有过会面。专访前一天，他刚刚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接见，
并共进晚餐，足见基辛格在中国的影响力。作为当年中美恢复正常关
系的操盘手，基辛格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足够的洞见：作为当今世界 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历经正常化以来 40 多年的风雨，能否 以及如何进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轨道。
历史明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并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观察 者言，在 2013 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加州庄园会晤后，原本预期的 两国关系改善未见到来；相反，老问题犹在，新问题不穷，以致在美 国国内关注中美关系人士发出中美关系要进行危机管控的呼声。而这， 即便对习惯了风浪的中美关系而言，也是不寻常的声音。
好在，中美关系“大而不倒”，重要性就在于此，往往在普遍不 看好的情况下，由于两国内部演变和双边互动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力， 使得即便各自国内“利空”因素充斥时，两国关系往往会出人意料地 纠偏。比如 2014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一片悲观声中，习近平与 奥巴马携手夜游中南海，随即公告两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性共 同声明。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关切实在太多，全球治理缺一不可。伊朗 核危机、朝鲜问题、后美军时代的阿富汗稳定、突窜的“伊斯兰国”
（IS）、乌克兰危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动荡，这些国 际关系的旧恙新疾，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因此，即便在价值观、 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也无法覆盖利益驱动的中美关系。两国的共同 利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不同。这或许也解释了基 辛格及其现实主义政治的主张迄今对两国关系的相关性。
基辛格发言，人们在听。
“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
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难以避免冲突，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国 际冲突的重要根源。德国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决，被视为最 经典的案例之一。这似乎是个魔咒。在过去 500 多年间，发生过 16 次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其中 12 次以战争告终。那么，作为
20 世纪后半叶最大事件之一的中国崛起，是否会落入同一“陷阱”？此外， 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秩序之外，也 开始通过领衔发起金砖国家银行、稳定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致力于打造新的国际多边金融和经济机构。这会不会遭到美方的质疑和 杯葛？就此，基辛格给出他的答案。
你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到，中美需要从“一战”领悟深刻教训。 你说的教训是指什么？
基辛格：教训是这个：一国可能由于短期看上去很合理的事情卷入冲突，之 后忽然发现自己已陷入不知如何自拔的地步。
我觉得，如果当时各国领导人事前知道“一战”的后果，没人会做当初的 选择。所以，中美须谨慎，以防步入表面上合理但仍带来紧张局势的行动；随 着时间发展，紧张关系将难以管理。
所以说必须避免失去灵活性，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进入僵硬状态呢？
基辛格：两国都得铭记不管分歧如何，共同利益更大。所以出现问题时，中 美应该通过妥协来应对，而不是施压。要记住，对和平的需求超乎当下的紧张， 中美当基于此解决问题。
在书中，你还提到，伙伴关系得成为现代大国制衡的一部分，但这两者本身是一对矛盾。为何这种矛盾是必要的？两国怎样才能成功 管理这对矛盾？
基辛格：中国想阻止外部的人接近其领土，为此开展了相应的防卫，这是可 以理解的。鉴于中国的历史，我特别能理解。美国不希望任何地区被一个大国 主导，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构成了大国制衡的因素。
另一方面，这一平衡中的两个因素，即中国和美国，同样也得寻求合作， 正如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议所示。我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的访美之行 将增进中美之间更多积极的理解。这两方面的趋势必须相向而行。
中国除了在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还发起与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行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你如何看待其 中的战略意义？
基辛格：现在还不够清晰。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与中国进行对话。一些美国 人将中国的举动理解为试图打造现有金融体系之外的另一套体系，甚至可能最 终取代前者。我会说，让历史定吧。目前存在对发展和资本的需求，得有一种 方式，让机构分担责任，且在那之后我们再看。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肯定中国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
有中国商人获得许可，将在尼加拉瓜修建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 的运河。美国会将其视为一个战略挑战吗？
基辛格：有很多人说，不论何时中国在非洲或拉美做了什么，都会损害美国 利益。但是，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为什么会给美国造成损害？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由两国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与对方打交道的能力决定。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和美国现在都是大国了，我们在全球都有所经营，在 一些地方，我们将并肩合作，在另一些地方则不是。我不认为这条运河是个问 题，如果中国想花钱在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而不是建海军基地——为什么我要 担心呢？
你在上世纪 70 年代参与构建了中国、美国和苏联的第一个大三角。 到了今天，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是否正在上演新一轮的大三角 游戏？
基辛格： 就中美俄三边关系，我在任时，我们的理论是美国要和中苏都保持 良好的关系，美国跟中苏的关系要比中苏之间的关系好，不选边站。我们明确 表达中苏之间的和平解决方案是美国重要利益所在。中国确信，如果苏联攻击 中国，美国必会反对。
今天，目前局势下，美中俄这三国之间没有特别的战争威胁。俄罗斯制造 了也正在经历欧洲的一场危机，这使得它更加靠近中国。这并不损害美国的利 益，我无法想象中国正式与俄罗斯结盟的情景。如果真发生了，美国也会加以 应对。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问题关乎能源供应以及其他事务，这些都不直接影 响美国。
乌克兰危机会不会导致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冷战？
基辛格：乌克兰危机应该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一年前我给《华盛顿邮报》 撰稿时是这么想的，现在也这么想。基本的问题是乌克兰是否应该成为军事联 盟（北约）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应该属于俄罗斯的军事势力范围。我的观点一 直是乌克兰不应该属于任何一边，它应该是一个会场而非战场。如果这一建议早被采纳，我想和平的解决方案应该已经有了。我认为这仍然是当下应该做的，持续的冲突将损害各方利益。
“习近平身负重任”
基辛格同毛泽东以来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在西方战略家 中也属惟一。在 3 月 17 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基辛格表示， 中国正在进行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大业；美中关系是事关全球和平、 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双边关系。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是 着眼长远发展的远见之举；相信习近平今年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 历史性访问并预祝访问成功。
一般而言，往往是客人被称作“中国的老朋友”，而基辛格上来就 说自己是“中国的老朋友”，可见其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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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习近平今年 9 月访美有何期待？
基辛格：这将是习近平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时值美国国内正在准备明年 的大选，所以，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的延续很有意义。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已历 经好几任总统，目前正走向奥巴马执政期的尾声。我相信，对华外交将得到新 政府的支持。
同时，美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有机会倾听中国领导人阐释其改革计划以 及中国的发展。我相信，习近平访美时会描绘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图景，这 将非常重要。
你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线性向上还是充满波折？
基辛格：历史上，一国崛起总有起伏。我还记得中国 1971 年的样子，如果 有人给我看一张北京的图片，说多年后北京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会说绝对不可 能。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发展，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这是史无前例的。期间 出现一些下行是可能的，不过，当我们观察中国过去 30 年到 40 年的发展，我
觉得长期趋势是向上的，如果目前正在开展的改革得以落实，更是如此。
世界秩序在十字路口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和平和发展，如今都遭到相当大程度的考 验。就和平而言，乌克兰危机不止，“伊斯兰国”坐大、发达国家内生 恐怖分子威胁、伊朗核问题未结，都严重挑战世界的和平，地缘政治的 逻辑重新抬头。同样，在发展端，人类能否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遏制 包括埃博拉在内的流行性疾病的扩散、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拉 大，以及腐败问题的猖獗和诸多国家结构改革动力的缺失，也令发展前 景蒙上阴影。
“伊斯兰国”在中东兴起，它会改变中东的基本格局吗？
基辛格：我们看到中东正同时经历着三到四种革命。有对现政府的不满，有 什叶派和逊尼派间的宗教分裂，有民族之间的分歧，还有“一战”以来国际秩 序的崩溃。现在，中东国家弃国界于不顾。所有这些危机都同时发生，每一个 又某种程度上起源不同。
如你所言，伊斯兰世界正在十字路口，那下一步走向何方？
基辛格：“伊斯兰国”（IS）代表伊斯兰教早期的写照，即世界由哈里发（caliph） 统治，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世俗领袖，世界不分边界。它不对各伊斯兰国家 加以区分，所以这种思维认为伊斯兰教进入阿富汗、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
如果这变成伊斯兰教的主流叙事，那世界就将进入极其困难的时期，任何 拥有伊斯兰人口的国家都无法幸免于此，直到这些人意识到其方式不可接受也 无法被忍受。
“伊斯兰国”是神权政治的象征，如何打败它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外界国家如何应对；其次，穆斯林如何应对，因为他们直接受其影响。在中东， 让一些穆斯林国家打击“伊斯兰国”应该不难，但有其复杂一面，“伊斯兰国” 人员来自逊尼派，如果使用什叶派力量打败“伊斯兰国”，长期看，这将使冲 突更加复杂。
我们理解是因为这涉及了伊朗和沙特的竞争，那正好转到伊朗核问 题。解除伊朗核武能力的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你认为解决伊朗 核危机的办法是什么？
基辛格：尼克松总统时期，美国和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关系友好，之前几 任美国政府期间也是。如果伊朗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行事，认可边界，就可以 对国家秩序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伊朗文化独特，它是惟一一个一开始被伊斯 兰教征服却没有采用阿拉伯语的国家。伊朗的问题在于谋求帝国的建立，不论是由什叶派主导的帝国，还是历史上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东起现在中国一些 地区，横跨整个北非）。问题在伊朗是否能像民族国家一样行事。如果能，那 么伊朗同他国建立起良好关系几乎是自然的。
你的书里谈到了社交媒体。考虑到你的资深程度，我很好奇，你是 怎么看社交媒体如何改变国际政治这个话题的？
基辛格：我不想让自己觉得尴尬，不过我得说我不用社交媒体，我也没有必 要告诉所有人我在干什么。当然，网络完全改变了世界，它在人与人之间创造 出一些以往不存在的联系，同时也唤醒了自我意识。当你如此依赖他人肯定之 时，你对自己的判断还有几分信心？实时的、无处不在的舆论反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斯诺登事件说明，只要是可能被泄露的，终将被泄露。在这个透明新世界中，你所主张的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还可行吗？
基辛格： 静默外交有两个层面：一、不透露目标；二、不透露行为。有时候 这是必要的。
比如，当年我们接受中国领导人邀请访华时，我们觉得最好是悄悄地来。 因为，如果公开行事，我们就得做出很多保证，中方也得解释他们的动机。我 们觉得，最好先让领导人会面，就未来两国走向达成理解，然后再公布。经中 方同意，美国发布了当时对话的记录。那时，我们刚开始建立联系，彼此不了 解，我们觉得最好保密。
今天，仍然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得通过静默外交来做：不透露目标，不透 露行为。
几年前，我采访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现正在深切治疗中。你 如何评价李光耀的成就？
基辛格：李光耀是个伟人。他接手的是一个落后的海港城市，依靠他对新加 坡人民的才智和能力的信念和信任，建立了一个国家。他构建了新加坡的比较 优势，奠基于所有人的纪律和才智之上。他让整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辐射其影 响力。一个中等规模城镇的管理者在世界上能有如此的影响力，这是令人无比
惊叹的表现。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呈现何种面貌？
基辛格：他已经构建了一个现代社会。他接手时，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仅为600 美元，现在已经超过 4 万美元。他通过高度的——或许是被西方国家认为过度的——纪律，实现了这一演变。但是，我认为，新加坡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参与度更高的国家。他（李光耀）是那些构建了这样一个能持续增长社会的一 员，新加坡也会继续被他（的故事和精神）所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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