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奥马哈：目击诺曼底登陆

奥马哈登陆是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激烈一役，D日是诺曼底战役的打响之日，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盟军在奥马哈滩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仅阵亡者就达2500人，因此又称“血腥奥马哈”。本书以参与者的口述为依据，通过严谨的历史研究和语言重建，忠实再现了盟军在奥马哈海滩上战斗的每一分钟。本书以当事人的口吻讲述那场影响他们终生、难以磨灭的可怕经历，在这本书里，读者能看到老兵们回忆自己在驾驶轰炸机穿过厚厚的云层时的自言自语、在交通工具上的幽闭恐惧、海滩上战火的无情……

译者
李晓泉，2003年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现从事信息化管理工作，军史题材作者与文字翻译，曾在《兵器》和《舰载武器》杂志上发表过《二战LVT（两栖车）演义》《二战步兵反坦克武器》《抗战中的白刃战》《苏俄重型直升机列传》《“地狱”之旅——二战美军陆战2师佩里琉岛登陆战片断》《纳粹德国V-2弹道导弹》《幸运的终结——浅谈1588年西班牙无*舰队失败的原因》等专题文章，译有《二战特种作战精锐》（作者：迈克尔·E. 哈斯丘）等。对二战太平洋战场与地面部队装备有较深入的了解，对政治史与社会史类的题材也较为擅长。

他们无法停下来不去想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它们实在是太多了。对于那些当事人来说，先前他们所有的人生经历与之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这是值得讲给你的孙辈听的故事—但是，即使事件按照盟军高层的预期顺利发展，那些船上的很多好人也将无法活着看到当天的落日。所有参与行动的士兵和水兵肯定都想知道，他是否会成为其中之一。

1944年6月6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船队带着秘密使命，在诺曼底沿岸附近的海面上等待。它们的锚链很快就将轰鸣着滑入距离岸边数英里的大海中，那些海滩阵地的代号分别为“奥马哈”（Omaha）、“犹他”（Utah）、“剑”（Sword）、“朱诺”（Juno）和“金”（Gold）；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为宏大、意义最为深远的战斗即将开始。会议讨论、计划和演习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很快，真正的子弹将四处横飞，战士会被杀死，数百万人的命运将取决于登陆行动的成败，简而言之，全世界都将知晓D日。

毋庸置疑，没有哪次军事行动是按照计划展开的，D日也不例外。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往的两栖作战相比，诺曼底登陆基本上可称作极为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盟军规模极其庞大的兵力集结，以及他们专注细节的精心准备。他们将这次登陆作战视为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

破晓时分，英国与加拿大军队冲上了剑滩、朱诺滩和金滩，并迅速突破了敌方的海岸防御，尽管为了应对来自盟军的不可避免的进攻，德国人已经准备了4年时间。与此同时，在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东部的犹他海滩及其后方，来自美国的步兵、伞兵和滑翔机机降部队正在通过步步为营的空降—两栖协同行动瓦解德军抵抗。早期的登陆计划制定者曾认为类似的空降行动太过冒险，无法将其纳入“霸王”行动中。

6月6日上午，首批关于诺曼底作战的情况简报送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缩写为“SHAEF”）后，艾克和他的参谋们都松了一口气：在经历了种种疑虑与不安之后，登陆行动显然正在取得成功。但并非所有来自前线的消息都是正面的。在科唐坦半岛的美军部队与东面的英国—加拿大部队之间的关键结合部上，是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那里的登陆行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灾难和不幸。整个上午，有关最初波次蒙受惨重伤亡、部队在海滩寸步难行以及敌军防御极其顽强的传言也接连传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SHAEF）。唯一的行动方案就是等待危机结束，希望海滩的战斗人员知晓如何凭借其主观能动性来处理这场混乱，并使登陆行动的时间表重回正轨。

奥马哈海滩上的美国大兵（GI）的确拥有必备的战斗技能来使战局转危为安，这点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身处敌军无情的枪林弹雨中的不幸士兵，但是奥马哈海滩终将成为历史上的那些特殊时刻之一：美国人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属于那个无愧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原则的伟大民族。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D日过去60年之后，美国人仍然不知道，在1944年的6月，在美国士兵抢滩登上法国的土地、开始解放欧洲的征程的那个重要日子中的所有细节。

事实上，仅有一个人曾试图完成一部关于此次进攻行动的专题历史—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即已开始做此努力。哈佛大学前历史学教授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中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历史学家—他通过其作品《奥马哈海滩》证明了这一点。该书是为军队读者撰写，并于1945年由陆军部出版。但众所周知的是，当奥马哈登陆战所引发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时，泰勒的作品即已完成。洞察力对于任何历史学者的工作都至关重要，而泰勒先生对于奥马哈海滩作战这一历史题材的深入研究，也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到目前为止，6次前往诺曼底地区的旅行经历使我确信，在《奥马哈海滩》出版近60年后，现在是时候撰写一部关于奥马哈海滩登陆战的新历史了。在那些旅行期间，我还客串过几次参观奥马哈海滩的旅游团的导游，其中有的旅游团主要由二战老兵组成，还有的则是参加美国陆军“参谋人员战场乘骑作业”的美国现役军人，而我的导游讲解也是他们项目的一部分。但是，在回答这些群体所提出的问题时，我很难找出登陆行动期间许多关键事件发生的确切地点。同美国内战战场相比，尤其是同包含有数百座由参战老兵监督建造的纪念碑与标识牌、可以向外行者详尽解释战役经过的葛底斯堡古战场相比，在这个美法两国均称之为“奥马哈”的延伸达4英里（约合6.4千米）的海滩上，只散布着很少的纪念物，而且也缺乏地貌特征，所以，对于D日当天围绕着海滩及内陆浅纵深地区所进行的重要军事行动，根本没有任何地标可供参照。

如果一场战役的历史是由数百次可彼此区分的决定性行动所组成的织锦，那么“奥马哈海滩”这幅织锦格外模糊不清。比如说，D日上午，第29师的诺曼·科塔将军是在哪里率领美军士兵发起冲锋，离开了那片致命的海滩？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坚持要为其追授荣誉勋章的吉米·蒙蒂思（Jimmie Monteith）中尉（他来自美国陆军第1师），他的英雄壮举又发生在何处？为了摧毁阻挡登陆部队推进的一个关键的德军坚固支撑点，拉尔夫·戈兰森（Ralph Goranson）上尉和他的游骑兵战士们又是从哪里攀上了奥马哈海滩西侧的悬崖绝壁？上述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其答案，在关于D日的现有历史叙述中显然不存在，但是这本应是未来几代美国人都需要知晓的；正如先前几代美国人由于美国政府在保存与解释美国内战各著名战场历史遗迹方面所做出的决议以及贯彻实施的决心，从而了解了美国内战的重要意义。

奥马哈海滩位于美国的边界之外，因此，对历史的物质保留并不可靠。然而，在精神上，发生于奥马哈海滩的故事是完全可以留存于世。基于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对与登陆行动相关的档案资料的考察研究，我完全相信，完成一部关于奥马哈登陆的详尽历史记录是可行的。但是，积累大量的原始记录只是第一步，事实上这也是相对容易的部分。比较棘手的是对那些记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区分有用信息与无用信息，将其组织成一个连贯和有意义的故事框架，增强信息的可读性并以一种扣人心弦的方式讲述该故事。

2001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旅居诺曼底期间，我开始出现了撰写此书的强烈想法。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曾一度租住在滨海科勒维尔的一座农场房屋中，周边是典型的诺曼底乡村，而且那里恰好也是D日美军部队的一个关键目标。从科勒维尔农场出发，可以步行到奥马哈海滩上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经过无数次令人筋疲力尽的远足，我走遍了上述的每一个地点。我曾在诺曼底黎明的第一缕阳光中开始我的徒步之旅，在这样的环境中，此时海滩与附近的崖壁上空无一人，只有海浪声和风声陪伴在我周围。有一些徒步旅行将我带入了相当偏远的地区，它们很难被归为奥马哈海滩的一部分。在其他的徒步旅行中，我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出发，沿着到处都是当地人的岸边漫步数英里，而他们在奥马哈海滩只对游泳和享受日光浴感兴趣。当潮水上涨、沙滩变得非常狭窄时，他们将毯子和遮阳伞从高潮线移到了一道倾斜的石制堤墙上，在57年前的那个6月的早晨，它为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提供了微弱的保护。

每次漫步都会令我百感交集，都会触动某种出乎我意料的情绪：当我通过档案记录，追踪并确定了奥马哈登陆战中大多数被遗忘的事件的确切发生位置时，成就感就会油然而生；当我经过每一位战士牺牲的确切地点时，不由得悲从中来；当我意识到那些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伟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会由衷地充满敬意；当我看到诺曼底当地人的生活是如此波澜不惊，仿佛从未有任何非同寻常之事曾在此发生过，我会惊讶于他们的无知（抑或是冷漠）。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在众多战役亲历者仍然健在之时，写就一部以此次登陆行动为主题、内容全面而翔实的书。

如今，人们极难想象这片宁静的海岸线曾经为狂怒所笼罩。但是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想象那时的场景。凭借着亲历者的讲述与官方的D日行动报告，我沿着当年曾在奥马哈海滩以及浅近纵深地带奋战的数十个战斗小组的脚步，进入了1944年6月的那些非常残酷的杀戮战场。对于在D日沿着相同路线行动的很多战士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旅程。有时我会踏上一条直接穿过科勒维尔郊外的美国军人公墓（the U.S.Military Cemetery）的道路，那里埋葬着牺牲于诺曼底的9386名美国人的遗体。特别难以想象的是，这片纯洁无瑕的阴郁墓园曾是一个战场，而且，许多长眠在那里的战士，距离他们在战斗中倒下的地方只有区区几十码之遥。

在奥马哈海滩考察期间所引发的沉思冥想，对于澄清登陆行动中若干晦涩不明的史实具有极大的帮助。从前难以解释的官方报告突然变得清晰；从前以为注定无法寻得的关键事件的发生地点原来是出乎意料的显而易见；在蒙受厄运的最初波次的登陆部队中，那些从一开始就察觉到在由看不见的敌人所制造的致命地狱中无处可逃的美国大兵们的心理状态，似乎也完全可以体会，并且真实得可怕。

对我来说，最终结果就是顿悟：有关奥马哈海滩的充足信息的确可以被汇集起来，从而彻底和连贯地对登陆行动进行翔实记载。在我看来，实现这样一个课题的最明智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将那些登陆行动的实际策划者与执行者的话语—从将军到普通士兵—直接编撰成一部按时间顺序叙事的作品，因为即便是对最为勤勉的历史学家，也永远无法指望其语言的说服力能与参与者的亲身经历相提并论。

但是我也决定，在使用此类叙述材料上要加以特别选择，因为我担心一本严重依赖于“我当时在场”作为资料来源的书会有明显的缺陷。作为一位严肃的二战战史研究人员，如果说他曾经学到过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人类记忆的可靠性在不同的老兵之间差异巨大。在D日数十年之后提供的任何亲历者叙述，即便是所述事实无误，也很有可能是不完整的。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足以使人的心智发生微妙的变化，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将那些难得的可以得到充分证实的真实叙述与当时那些刻意修饰过的不实之词区分开来。

此外，长期以来，当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目击者叙述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如果没有对那些事件所处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彻底的解释性说明，那么，这些叙述中所蕴含的大部分情感力量往往就被浪费掉了。在像奥马哈海滩登陆这样波澜壮阔的军事行动中，个人仅仅是战争的宏大全景上的小斑点而已。个人经历通常对于读者很有吸引力，然而，当读者知晓那些经历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观察者所属的部队单位，该单位应该完成的任务，它是否真正完成了，以及它又是如何与雄心勃勃的宏大军事行动计划融为一体的，那么，作品就可以更加引人入胜。简而言之，这场战事太过庞大，无法仅凭个体经历来加以阐释。

因此，我并没有将亲历者的叙述作为描写奥马哈登陆战的主要手段，而是决定有选择地使用它们来支持传统叙事。实际上，这些第一人称叙述将为读者提供有力的证据，表明事件确如文字所述的那样发生。此外，它们还有助于澄清奥马哈登陆作战中在海滩和浅近纵深地带的军事行动安排潜在的困惑。最后，适当的亲历者叙述肯定会让故事更加生动，从而让读者感同身受并产生共鸣，因为对那些从D日登陆作战中幸存下来的战士们来说，那是一场影响他们终生、难以磨灭的可怕经历。任何未向读者传达这种情绪的书都是不完整的。

在考虑是否在事件描写中插入第一人称叙述时，我遵循了三个简单的原则：首先，必须充分确定叙述中提到的相关事件是在D日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发生的，以便它能够符合本书主题的要求；第二，在任何时候，我都会力求确认所有亲历者叙述中最关键的细节，如果其中有哪些重要部分与已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真相互相矛盾，我就避免使用它们；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将尽量使用在时间上更接近于1944年6月6日的第一人称叙述。

任何了解D日的历史研究者都知道，最有力和最可靠的第一人称观察资料均生成于1944年D日之后数周或数月的时间内，当时，从奥马哈海滩的严酷考验中幸存下来的人—有些仍然因6月6日所受的伤而处于医院康复中—与军方历史学家进行了首次接触。这些原始资料当然就是奥马哈海滩的罗塞塔石碑。21世纪的读者可能会对参与奥马哈登陆的单位能够如此详尽地记录他们在D日的行动感到惊讶，然而那其实是一个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过程。通过在对D日仍然记忆犹新的时候所记录下来的大量亲历者叙述和部队报告，奥马哈登陆的历史真相得以展现。然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查找和分析这些档案材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项需要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的过程，耐心在其中不可或缺。

根据常理判断，我认为这些同时期的叙述资料，要比在D日发生的几十年后所写的更加中肯和准确。但是奥马哈的故事非常复杂，在6月6日的时间线上，有几个神秘的空缺并未包含于1944—1945年的报告当中。在这些案例中，我必须依靠退伍老兵在D日之后多年对奥马哈登陆的回忆，当然，我还是尽量采纳参战者在他们还是年轻人时所留下的叙述材料。关于这类亲历者叙述的来源，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俄亥俄州（Ohio）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the Ohio University Library）的“科尔内留斯·瑞安二战文件纪念馆藏”（the Cornelius Ryan Memorial Collection of World War II Papers）。为了编撰其开创性著作《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瑞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有关D日的回忆录，这些收藏品对于任何严肃的D日研究学者来说都堪称是一座宝藏。

简而言之，如果亲历者完成其关于奥马哈海滩的观察记录的时间距离D日越近，那么我就越是会选择相信它。在讲述奥马哈登陆的历史时，本书总共采用了500多份目击者叙述、官方报告、作品摘录、授勋和嘉奖令中的文字，以及策划和参与进攻的人员和单位所生成的其他原始来源材料。这些记录文献中有一半以上来自1944年（或者更早，在涉及登陆行动缘起与背景的章节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之前生成的，当时亲历者对D日的记忆仍然较为清晰。

在本书中，有12位亲历者，他们或者提供了他们自己有关奥马哈海滩战斗经历的目击记录，或者虽然没有活过那场战争，但其在战场上的真实话语被转述和引用，他们是：卡特（Carter）、费尔（Fair）、费勒斯（Fellers）、费廷格尔（Fettinger）、戈拉斯（Golas）、霍克斯（Hawks）、豪伊（Howie）、麦格拉斯（McGrath）、马林斯（Mullins）、纳什（Nash）、申克（Schenk）和席林（Schilling）。其中有5人被埋葬于奥马哈海滩后面悬崖上的美国军人公墓中。在严酷战时条件下写就的亲历者叙述和部队报告，给21世纪的历史学家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其中一些档案文件上的笔迹几乎无法辨认，其他的则采用了令人困惑的措辞，而行文风格也会令他们的高中写作教师大跌眼镜。但是，对于身处前线散兵坑中的普通士兵而言，在刚刚目睹了无法言说的战场实况之后，避免语法错误很难成为他的首要关注点。尽管如此，为了便于本书读者理解参战者关于奥马哈海滩作战的观察资料的内容，当我转录这些叙述和报告时，我纠正了其中的拼写错误与严重的语法错误。此外，有时我会在括号中添加解释性的说明，以帮助读者领会D日亲历者所试图表达的内容主旨。除了上述更正和评论之外，我并未引用亲历者个人的评论性文字。

每位目击证人的陈述都是由其始发者以及其在书写或口述相应内容时所扮演的军事角色加以确定。对于未具名人员撰写的官方报告，只会提供那些个人所属的部队单位。如果一份叙述材料或报告在D日后不久（或在涉及登陆行动缘起与背景的章节中，在D日之前）起草，则此份陈述文字出现的具体日期将尽可能加以提供。然而，许多叙述材料的确切来源日期未知，而对于那些在D日结束后十年甚至更久才加以书写或口述的材料，我认为其产生的日期与历史叙事本身无关，因此，此类叙述资料并未专门标出提供日期，读者可以查阅“注释”部分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我们必须承认，在1944年5月，或许美国人并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真正地了解战争。

珍珠港事件虽已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但在美国陆军中，仅有11个师有过与德军地面部队在战场上交手的经验。肩负全歼德军重任的两位美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甚至没有海外服役的经验，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两人也从未指挥过超过800人的部队，也就是说，没有承担过比营长更高的职责。

的确，当美国全力投入军工生产时，她可以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到1944年5月，美国陆军已拥有近800万名武装人员。但近4年前，当德国军队于1940年6月占领巴黎时，包括陆军航空队在内的美国陆军只有区区19万人，其兵力规模甚至要小于瑞典、瑞士、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等国。当时美国陆军只有少数几个师级单位，若未经大规模扩充和集训，这些单位均无法部署到海外。事实上，对德国占领的法国海岸发动一场袭击行动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因为美国陆海军几乎连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某个岛屿上进行一场登陆演习的资源都没有。

数百万匆忙穿上军服的美国平民能否抵挡精锐的德国党卫军、装甲部队和伞兵？能否抵挡那些曾在一个月之内攻陷法国，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全世界定义了“闪击战”（blitzkrieg)这一新名词的百战之师？美国的高级指挥层相信他们可以办到，但某些外国观察家却不以为然：在D日开始之前不到一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手下的一位备受爱戴的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给美军打上了这样的标签：“（他们）在意志力和体能方面都相当弱，而且相当稚嫩。”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能否承受一场伤亡巨大的战役，如同一战中的凡尔登或索姆河？

没有人能未卜先知，但他们很快即将亲眼见证。

普通美军士兵当然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场大考验。陆军最高领导乔治·C. 马歇尔将军也已确信这一点。自格兰特（Grant）和谢尔曼（Sherman）的时代起，美国人一直追求迅速、无情与彻底地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当然也不例外。几乎每一名美国军人，从最菜鸟的新兵到马歇尔本人，他们都执着于一个明确的军事准则，即最快的回家方式是对敌人施以连续重击直至其彻底灭亡。如果有一项事业值得为之战斗（这一次肯定是），那么是否能以更为明智的方式投入战斗呢？

正如马歇尔所看到的那样，问题在于，盟军部队需要对闻名于世的德军施以一连串重拳打击才能将其彻底消灭，而要让敌人没有任何喘息之机，对美国战争生产力的需求也会大得惊人。然而，鉴于1939年秋欧战爆发后美国在重新武装方面的松懈和迟缓，达到这种生产水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马歇尔将军并非是一个善于夸夸其谈的人，但在战后的岁月里，他曾不无懊悔地宣称，如果美国在1939年（而非1940年）就开始执行积极有力的重新武装计划，那么她本可以让战争提早一年结束，并且还能节省数十亿美元的花销和减少10万美国人的伤亡。

尽管如此，到1944年春，战时经济还是进入了全速运转状态，军队也已做好了准备。马歇尔曾经说过，美国陆军的各个作战师需要差不多两年时间才能完成必要的训练，充分锻炼其战斗精神和战术技巧，以便他们能在战场上击败德日强敌。到1944年中期，陆军89个师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或者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战争的考验。借助谨慎和好运，可以让1943年2月发生在北非战场凯塞林隘口（Kasserine Pass）的灾难不再重演。而且，如果像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所大力宣称的那样，德国 —而非日本—是盟国的首要敌人，那么，从马歇尔将军的角度来看，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发起一场地面战役，投入尽可能多的陆军师与德国国防军作战。在历史上，毁灭式战争策略曾为格兰特和潘兴（Pershing）所用，现在马歇尔希望这一战略能再度为他效力。只要苏联能够继续牵制德军主力，那么后者不可能扛得住英美军事力量和工业产能的巨大压力。

马歇尔将军早已知晓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必须要在何处展开。它已不是秘密：1942年5月，在哈德逊河（Hudson River）畔旧马球场附近的一座如同洞穴般的储藏室中，当马歇尔向聚集于此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他公开宣布了这一点。

乔治·C. 马歇尔将军

美国陆军参谋长向美国军官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发表讲话

1942年5月29日

这场斗争将会达成决定性和最终的结局……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彻底摧毁日本和德国的战争机器……目前的一系列大事件，让我回想起了国会议员们在12月7日之前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说美国士兵可能会被派往何处参战，以及对于正在努力进行充足训练的美国陆军而言，其迫切需求为何……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可能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但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很清楚：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在任何地方进行战斗的准备。这种可能性并非夸张，因为今天我们美国士兵遍布于整个太平洋地区，以及中国—缅甸—印度战区。不久之前他们袭击了东京。他们在格陵兰和冰岛的寒冬中宿营。他们已经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上岸，并将要在法国登陆。[此时，马歇尔的讲话被持续的掌声所打断。]我们需要依靠充满活力的青年人，需要依靠青年人的力量、勇气和领导才能来贯彻实施这场大规模攻势行动。我完全相信，你们所拥有的自豪感和伟大决心，再加上西点军校的优良传统，以及我国历史上的先驱者和西点军校前辈的榜样的鼓舞，所有这一切，将会让你们带领这支新型的公民军队到达美国有史以来的巅峰—愿上帝与你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