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崛起：先秦千年步兵进化史

前言

第一篇

第一章  战车的附庸——车驰卒奔

第二篇

战记2   晋楚争霸

第二章  晋卒好整以暇——春秋中前期的步兵发展

第三篇

战记3   晋国在华北地区的扩张

第三章  毁车为行——魏舒方阵

第四篇

战记4   五战灭楚

第四章  吴越步兵的崛起

第五篇

战记5   勇如孙吴

第五章  精锐重装步兵的登场——魏武卒

第六篇

战记6   五国伐齐

第六章 列国步兵的发展

第七篇

战记7   人屠白起升官之路

第七章  战国中后期步兵的发展

第八篇

战记8   秦灭楚之战

第八章  秦军步兵装备与战术

后记

前言

步兵，是最早诞生的兵种，也是唯一一种能够贯穿整个人类战争史的兵种。虽然有战车、骑兵、坦克曾经在某一时期称霸过战场，但是步兵在军队作战体系中的主力地位从来没有被取代过。甚至有军事家曾说过，步兵将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直至战争从人类社会中消亡。古代战争中，任何一个兴盛的农耕文明最为可靠的依仗依然还是步兵——由广大自耕农阶层为主体所组成的规模庞大的精锐步兵军团。

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来任何一个比步兵更加“简单”的兵种了，只要给一名士兵配发一支最简单的单兵武器，就能将之称作一名步兵。而上万年前，当某个男孩第一次拿起木棒与敌人对战，即宣告了步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兵种的诞生。而骑兵的出现还需要等到第一次社会化大分工（种植业与畜牧业分离）的前夕，人类学会骑马才算出现。至于更加“高级”的战车，则要随着文明国家的诞生才一同出现。

太过遥远的虞夏之朝已难以考究，而自从商周这样的文明国家诞生之后，作为人类最早的武力载体——步兵的地位却日益下降。先秦的这种部族式国家中，贵族阶层垄断了国家武力以求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此特意设计了一套能最大限度发挥出贵族阶层武力优势的战争模式——车战。甲士必须自幼就开始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才能掌握利用战车作战，而平时忙于生计只能在冬天进行简单军事训练的平民步兵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抵挡住奔驰而来的战车。至于原始骑兵，因为没有合适的马具与专用马上兵器，很多时候都需要下马步战，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战车相抗衡。

到了两汉时期，步兵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原骑兵在漠北战场的辉煌依靠的是十几万步兵为其建立了稳固的根基。西汉步兵以强弩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骑兵胆战心惊，东汉步兵用长枪方阵让数倍于己的敌人饮恨于锋芒之下。汉末三国时期，鞠义的先登步兵、袁绍的大戟士、高顺的陷阵营、刘备的白毦亲兵、季汉政权的虎步军、孙吴政权的解烦兵和丹阳兵都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骑兵虽然能在战场上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但作战的主体则始终是步兵，而精锐步兵大败骑兵的战例也是不胜枚举。

那么步兵是在何时在何种契机之下成长为战场主力的？或者说步兵是如何实现崛起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乱世，也是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逐渐成形的时期——一个伟大的充满了创造与变革的时代。思想的碰撞，沙场的对决，青铜与鲜血中淬炼出的不朽文明，中华民族的璀璨少年期。在战场上，青铜之间编钟般清亮的打击乐逐渐变成了铁器铿锵的碰撞，战争也由贵族间的游戏演变成了举国投之生死的较量，原本胜负的决定因素由少数精锐轻车甲士之间的对决变成了数量庞大的步兵军阵之间的厮杀。

步兵崛起的最根本因素源自这一时期内社会性质与国家制度的剧变。春秋战国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奴隶制社会逐步瓦解、封建社会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各个国家为实现求强图存，不得不开始改变税收体制，改革行政与司法制度，以解放被原有落后经济关系所束缚的人力与生产力。这种社会变革反映到军事上，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军队主力兵员不再是各级贵族及其仆从，而是广大的解放奴隶与自耕农。需要极大技巧和较高装备成本的车战依托的是特定军事贵族阶层的兴盛，而规模庞大的正规步兵军团则必须根植于大量自耕农阶层——希腊重步兵、罗马军团步兵和秦汉步兵依靠的就是广大自耕农阶层作为其力量源泉。正因如此，步兵部队的编制规模得到了扩充，而各国步兵军团的规模也发生了膨胀。

春秋中期，步兵只能作为战车的附庸，为整队集结中的战车提供必要的掩护。春秋末期，吴越第一次以精锐步兵战胜了军事贵族们长久以来引以为傲的战车，但是此时的精锐步兵已然根植于当时的军事贵族阶层，比如越国最为精锐的“君子军”就是由贵族子弟组成。

进入战国之后，职业化募兵首次登场，魏武卒的出现使天下的君主们都认识到步兵军中所蕴含的强大战斗力，以及广大平民阶层赋予步兵部队的强大生命力。自此以后，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变法图强的君主们不约而同地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精锐步兵军团，并将之推广到全国，以完成自上而下的集权制改革。此时列国的军队以步兵为绝对主力，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由平民组成的步兵也开始装备以前只有贵族甲士才拥有的精良装备。

春秋之际的大国最多不过“千乘”，而战国时期非“万乘之国”不能称大国，一些中等国家就能出兵“千乘”了。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进步可以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社会制度与军制的改革极大地扩展了兵力的来源——车战时代，一乘战车必须由能够满足其战斗单元人数需求的贵族子弟来组成 ；战国时代，“一乘”更多地成了衡量军队的兵力规模与相对应人口的单位名词，其兵力主要来源则变成了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到了战国后期，长平之战、秦灭楚之战，双方参战的兵力总数甚至达到上百万！

故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步兵的崛起，便在此之间。

根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春秋中后期陷入衰落的齐国沿着“泰—沂山脉”与五莲山的山脊线修筑了齐长城，以应对楚国这个庞大的“江汉怪物”咄咄逼人的北上之势。鞌之战后，晋国甚至还要求齐国不得再修长城。也是由于这个因素，齐国未在济水之西的平原上修筑防御体系。到了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的齐国焕发出了全新的光彩，齐长城成了攻伐鲁国的前进基地。由于进入了第二个扩张期，以“必攻不守”战略思想为指导（也有廪丘之战后与三晋所签订条约的约束）的齐国不再考虑于济水之西修筑长城，导致其西境存在严重的防御漏洞。

因为“泰—沂山脉”的倒放U字形结构未能继续向东延伸到大海，所以造成了一个有趣的情况：齐鲁两国东境在未扩张至沂蒙山以东时，两国隔山对立并全力争夺莱芜地区这个“唯一的通道”。春秋齐桓公时期的乾时之战、长勺之战便是两国就这一区域进行争夺的必然结果。然而沂蒙山东段却向南转向，这就造成其东部又成为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更有趣的是，在沂蒙山之东还有另一座大山五莲山：若两座山系间距较小的话，则只需要修几座关城便能控住孔道，可偏偏这个“缝隙”实在是太宽了，导致此地（即上文中提到过的“沂沭河谷平原”）还能孕育出一个实力不弱的国家——莒国。齐鲁相争时，该国则可以左右逢源，并影响局势的平衡。

更有趣的是，鲁北平原之东有一条名为胶莱河的南北向河流，这条河不但与其支流一起造就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平原——胶莱平原，更是在地理上将胶东半岛与鲁北平原分割开来。胶东半岛又被称作“小山东半岛”，其核心即为胶东丘陵地带。由于在鲁北平原与胶莱平原之间缺乏地理上的阻碍，分别建立在这两个地区上的不同政治势力只能是不死不休的斗争关系。鲁北势力强大时，必然会对胶莱势力进行压制和侵吞；胶莱势力强大时，必然首先攻击鲁北势力，以求得西进中原的道路。这一过程反映到历史现实中，就是几百年来姜氏齐国对东夷残余势力的吞并。而先一步控制了胶莱平原与沂沭河谷的齐国，不但在国力上超越了老邻居鲁国，更在地缘上实现了对鲁国的两面包夹。之后的一百多年间，齐国更是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不断地蚕食鲁国。

而在胶莱平原更东边的胶东丘陵地带，则又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了。我们从今天的山东地名上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特点：胶东半岛上的诸多地名都带一个“莱”字，这是因为在先秦之时该区域内活跃着一批被称作“莱夷”的东夷部族群体。由于胶东丘陵地带在地缘上的独立性较强，齐国在征服这片土地后，将该地的军事、行政中心设立在了靠近胶莱平原的即墨。

鲁北平原之西为古济水，济水之西有河水（黄河），在这两条河流中间的这块南北向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河济平原”。河济平原之西为中原“陆海”，河济平原之北为华北平原。齐国与魏国各自保有河济平原的一部，且两国之间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为了加强军事防御，齐人在河济平原中部建立了阿城都（在今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附近），并在其北偏西距离约240里（战国里，约合110千米）处建立了高唐都作为其侧翼掩护。高唐都的建立在军事上更多是为了防备赵国，作为黄河上的重要渡口，高唐还是齐国出兵中原的主要通道之一。

战国时，齐国经过不断扩张，其南线已经越过了“泰—沂山脉”。齐王地统治时期，鲁国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极限，仅剩下都城曲阜以及尼山周边各城邑，且其国土基本为齐国所包围。齐国在曲阜西偏北约120里（战国里，约合55千米）处建立了平陆都，以统治从鲁国手中抢夺到的大片土地。平陆城与鲁国国都曲阜在同一个小地理单元之内，且直线距离仅百余里，若无五国伐齐之事，鲁国必将亡于齐人之手。

齐国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地理就说到此处，我们再回到乐毅破齐之役。

五国合纵军在济水之西大败齐军，成功地将齐国几乎全部的野战兵团一扫而空。齐军主将触子阵亡，副将达子率残兵退守临淄。与齐国不接壤的韩、秦两国首先退兵，秦国丞相魏冉借机侵占了原属宋国的陶邑。魏国割走了河济平原的南部作为自己的酬劳。但是陶邑这个济、菏（菏水）之间的战略要点被秦国控制，让魏国如芒在背——秦人控制了陶邑，等于在河济平原、中原陆海与鲁中山地丘陵这三个地理单元之间插入了一颗钉子。差不多30年后，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率军攻占陶地。赵国则分得黄河以北、浮沱河中下游一带的土地（此处也被称为“河间之地”），将自己在东方的国土防线进行了完善。全程“打酱油”的鲁国也收获了一些好处：拿到了位于泗水流域的上邳（当年齐、魏徐州相王之地，在微山湖之侧）之地，突破了齐国在地理上对鲁国的包围态势。楚国表面上援助了齐国，实则也趁机将势力范围渗透到了沂沭河谷平原，为日后吞灭鲁国打通了进军道路。

燕军在乐毅的率领下直趋齐国都临淄，此时丧失了军队的齐王地只好放弃国都，最终逃至莒地。乐毅攻克临淄后，将齐国数百年积累的物质财富尽数运至燕国。燕王职亲至济水劳军。此时乐毅向燕王职提出将原本的“破齐”之策改为“灭齐”，在巨大胜利的刺激下，燕国决策层迅速通过了乐毅的灭齐提议。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燕军分兵扫荡了齐国国土之内的数个地理单元，史称连下齐国七十余城，仅有莒、即墨、聊（聊城最终被燕军攻克）三城坚守不降。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地图上，来看看乐毅的战果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齐王地逃跑的路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湣王不逊，卫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齐王地逃命的第一站是卫国都城，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按常理而言，燕军自济水西来，最佳的逃亡路线应该是向东。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齐王地反其道而行之，不与东逃的人流混杂在一起，而是沿着“泰—沂山脉”南麓向西南，逃至卫国国都帝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南）。魏国、赵国获得土地后已经心满意足，也不知晓齐王地逃跑的路线，故未有任何举动，聊邑尚在齐国控制之下，因此该条路线可谓是有惊无险。可能是燕军或魏军继续侵攻河济平原，且与卫国闹翻，齐王地又向东越过原宋国地界，逃至邹地（今山东省邹城一带）、鲁地，再被驱逐，最后抵达了莒都邑。整条路线如同写了一个巨大的C字，我们也可以依此来推断燕军攻伐齐国的大致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