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读史使人明智，忆苦方能思甜。回顾和了解中国革命先辈走过的坎坷历程，是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曾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几起几落，但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革命意志始终没有动摇，阅读她的故事，让我们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倍加怀念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奋斗终身的革命者。

 

她，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下大儿子忍痛送人，二十岁生下第二个儿子被换工作经费，长期在闽东苏区战斗，多次死里逃生，参加过井冈山胜利会师，奔赴延安，一度脱党，几起几落。
她是陶铸同志夫人，曾与*、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共事，被*说是“女皇”，和贺子珍是“闺蜜”。
她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是革命家曾志去世前完成的回忆录，由曾志本人执笔、讲述和审定，记录了她参加革命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曾志，女，原名曾昭学，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因病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曾志，女，原名曾昭学，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因病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

曾志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悬壶济世的祖父和书呆子父亲

 

我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我的祖父叫曾秦章，听说清朝时在永新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部长。虽是赳赳武夫，却偏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不知何年何故，祖父解甲归田，举家回到宜章老家王家冲。

祖父自此悬壶济世不再舞刀弄棒。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行侠仗义、古道热肠，祖父很快成为当地驰名的中医。他不仅在家号脉诊病，还自己上山采摘草药，回来后搓药丸、制药膏。经常有人抬着轿子到我家请他去看病，祖父有求必应，遇到穷苦人家看病，就免费施诊送药，因此深得乡人的敬重。

祖父是一个酒仙，每日三餐少不了酒。为此，家中专门腾出场所酿酒，母亲过门后就学会了酿酒，以使家中常年储备有六七坛陈酒供祖父享用。他还有一个怪癖，喜欢用打来的野味下酒，可新鲜那会儿却不吃，硬是把肉搁在柜子里，待发臭后再吃。真让全家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我6岁那年，祖父突然带着我们全家人离开王家冲，进城去了。在宜章县城，祖父只花二三百元，就从一位急着用钱的破落财主那里，买下了一座有好几进且有店面的砖瓦大院。在那里，祖父继续行医，但不到一年，自己却病死了。不知祖父何时结下的一伙冤家，到家里大闹灵堂，祖母一气之下，一周后也愤然去世。

在往县城搬家时，祖父就把家给分了。我的父亲叫曾祯，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思想比较开明，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曾在长沙花钱买了个厘金局局长的位子。常人看来这是个赚钱的职位，可他不仅没赚到钱，还让人家给坑了，赔了积蓄和田产。

无奈，父亲只好回到宜章经商。成千上百种买卖，他偏选了个最没有销路的酱菜生意。小县城里家家户户都做腌菜、酱菜，他却到郴州运回酱萝卜、酱姜、豆腐乳之类的，其结果自然是空守柜台，门可罗雀。后来只好再回长沙做事，仍是不得要领，“赔了夫人又折兵”，将祖上遗下的田产差不多折腾个精光。

我的母亲对此很有意见，一天到晚骂他是“昏君”，迂腐无能，办事不力，考虑问题不切实际，老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不是。

父亲长年在外读书、做事，与母亲本无感情，加上受新思潮的影响，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小姨太。这个小姨太是一个满族人的养女，算不上很漂亮，和父亲结婚时才15岁，但他们关系融洽，情投意合。然而好景不长，在官场和商场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使父亲像他两个兄弟一样英年早逝，年仅36岁。尽管父亲终生一事无成，但他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小小心心做人的节操，而这些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家一共四个姐弟，我是长女，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大弟昭仁，抗日战争时中山大学撤退到坪石，他进校读了一段时间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武汉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军工厂所属的职工学校当数学教员。1953年他随工厂迁往大连，直到退休。

我的妹妹昭德，生下她后，母亲为了照顾弟弟，便把她送给别人奶养。养母对她没感情，直到十五六岁才送她去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连长，部队开拔去四川，她就离开了家乡。

我的小弟昭礼，比我小十三四岁。他还算比较幸运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大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所就读的广州的一所大学被迫停课，他便回到家乡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队伍被编入地方部队，他进入了武汉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南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俱乐部当主任，是个中尉，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后来在审查历史时，以他在广东的学校读书时是三青团骨干为由，将他下放到贵州，在贵阳市手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副厂长。后来他得了肺气肿和心脏病，50多岁就去世了。其实，昭礼这个三青团员是在广东上学时，按校方的规定集体加入的，他也不是什么骨干，只是一个小组长罢了，但当时却没有弄清楚。小弟本来很有前途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我虽然出身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我的祖父和父母亲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开明正直而不守旧。加上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正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转换的风云激荡之际，而这些对于我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后来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开明的母亲

 

我想特别写一下我的母亲，因为她生前多次嘱咐过，要我把她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供在神龛上以作纪念，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叫吴富田，出生在一个盐商之家。

母亲的娘家在本县离坪石镇不到五里的一个叫接官亭的村子。宜章靠近广东而远离长沙，当时湖南完全靠广东的海盐，从广东用船将盐运抵宜章后，就要改用骡马驮过一段光滑的石板山路，到郴州后再装船上路。年复一年，骡马的脚印深深地嵌在这段被人称之为骡马路的石板上。外祖父主要是做盐的生意，也兼做其他的杂货生意，终年来往于湖广之间。

外祖父育有三男一女，母亲排行最小。大舅、二舅死得早，唯有三舅

活到60多岁。外祖父也死得早，我没见过他。此后，外祖母便没有再嫁，支撑着这个半农半商的小康之家。亲人相继过早辞世的悲痛，使她哭瞎了眼睛。但是这个坚强的老人，硬是摸索着洗衣做饭，直到70多岁去世。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是她的音容笑貌依稀可忆。

母亲17岁那年嫁到曾家，婚后父亲仍回长沙法政学院继续学业，只有放假才回家。四年后，母亲生下我，月子坐得十分隆重，外祖父家送了四抬礼盒，有孩子的衣服、用品和吃的东西，光是鸡蛋就送了四五百个。

我的母亲是一个缠着小脚的农村家庭妇女。她善良朴实，乐于助人，坚强开朗，贤惠能干，同一家人相处和睦，左邻右舍的人也都很喜欢她、尊重她。

但她唯独与父亲关系很僵。父亲读了不少书，可是并不开窍，终生一事无成。他不会赚钱，就懂得花钱，还死要面子，只好靠变卖田产维系。母亲不肯交出田契，两人因此经常吵架。更让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居然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小姨太，并把她带回家中。父母两人只好分居单独过，基本上不往来。母亲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这辈子吃尽了名义夫妻的苦。

饱受目不识丁之苦的母亲，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对我这个女儿也不例外。

这与当时的风气也不无关系。那时宜章有好几个大地主送子女到大城市读书，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到家乡传播革命，进行启蒙教育。如邓中夏，他的父亲是宜章县议员，叫邓典模。听母亲说，他们家讲新礼教，父子俩通信称兄道弟，平等相处。

正是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一些有钱人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往大城市读书。

出去读书的人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像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a，是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五年后学成回到家乡办学，传播革命思想。我母亲与他们接触多年，所以思想很开明。我父亲是读书人，却没什么思想，但也不守旧，为人厚道，支持我上学读书。我8岁到长沙读书，12岁回家后再次出去读书，钱都是我母亲出的。

尽管母亲是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受到见多识广的外祖父以及那个家庭的影响，她思想开明，通情达理，易于接受新事物，喜欢与年轻人往来，同情、支持革命。

我12岁那年去长沙读书，路途遥远，要坐轿子还要乘船，母亲却很放心，只托轿夫路上多关照，让我孤身一人坐轿子到郴州再转长沙。

她对我的事很少干涉，甚至投身革命也从不反对，反而还很支持。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这是一个令任何母亲都不会放心的年龄，但是深明大义的母亲明明知道这是要杀头的事，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担忧和沉重，总是默默地支持着我。

大革命时，宜章县委就设在我们曾家大院。县委书记和他的妻子以及隔壁小学的一批年轻教师也住在我们家。母亲待他们如同亲人，经常给他们做好吃的。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母亲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她用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革命事业。

马日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中共宜章县委被迫转移。县委将一批文件和《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交给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曾家大嫂保管。母亲冒着杀头的危险，将这些东西藏在阁楼的夹层楼板中，等待着有朝一日党组织派人取走。数年后我回到家乡，母亲还对我提起此事。

我对母亲说：“这些文件书籍放在家中很危险，还是销毁了吧。”

“不行！这是县委放在这里的，我不能乱动，将来我还要如数还给他们。”母亲毫不含糊地说。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宜章，两位衣衫褴褛、饿得走不动的掉队红军战士讨上家门。当母亲得知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后，悄悄地把他们带到厨房，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每人塞给两块现大洋，让他们追赶部队去。

是年，我为了避难回到宜章，不久突然接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说福建省委被破坏，叛徒带人到广州抓我，幸好我已离开广州。估计敌人会随后追踪而至，叫我尽快离开老家。母亲知悉后，迈着她那双小脚连夜跑到轿子铺请轿子，翌日一大早送我上了路。尽管她也知道，那是一条很可能不再回归之路，但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要我自己多加珍重；同时祈求佛祖保佑我，保佑革命早日成功。

父亲死后，我们家原有的300多亩田产已被变卖得所剩无几。母亲只有依靠余下的20多亩地的地租和一点房租收入，勤俭节约、苦心操劳，艰难地维持着这个败落残破的家直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宜章解放了。我在延安党校的同学宋维静a，在宜章境内的南岭煤矿当军代表。南岭到宜章有40多里路，宋代表乘吉普车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感激不已的母亲竟然做了许多好吃的，挎着篮子，迈着小脚，走了40多里的路，回访了宋代表，并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参观了煤矿。

同年秋天，我在中南工业部担任副部长，母亲到武汉看我。那时是供给制，我吃小灶，母亲经过秘书长批准吃大灶。我经常把饭打回来同她一道吃，她没吃过馒头，说馒头好吃，就只吃馒头不吃菜。

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工矿考察团到北京出差，母亲要警卫员马国亮带她到机场看飞机、坐飞机。警卫员恰好认识武汉飞机场的师政委，他们真的把我母亲带到飞机上参观了一番。老人家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还在飞机座位上坐了一阵。虽然飞机没有带她飞上蓝天，但足以让她大开眼界，心满意足了。母亲就是这样，对什么都很好奇，很有兴趣，喜欢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1952年，我调到广东电业局工作，母亲也和我们一道住在电厂后面的工人宿舍里。那里共住有七八家人，她和工人邻居们相处得很好，十分密切热乎。平时她经常将好吃的东西分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常给她送来一些好 吃的。

春节时，母亲叫我把家不在广东的工人、工程技术员请回家来，亲自煮饭烧菜请他们吃。

记得一位工会主席的家里养了几只火鸡，送给母亲三个火鸡蛋，母亲用自己养的鸡把火鸡蛋孵成了小火鸡，老人高兴得笑逐颜开，像个天真的孩子。

我家门口的马路上种着一种有毒的叫石栗子的树，结的果实像核桃。她摘了许多果实用火煨熟吃了，结果中了毒又吐又泻，情况很危险。当时我不在家，回来后才听邻居说起这事。老人家就是这样，吃什么东西总是要吃个够。有一次我不在家，她和宋维静买了一个十多斤重的大西瓜，狼吞虎咽，最后吃得她撑着了肚子，鼻子直往外流清水。

母亲平时自己省吃俭用，我给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她总是舍不得吃，要留给孙子。广东这地方很潮湿，她虽然把东西包得很严实，但时间一长就发霉变质，结果孙子吃了以后得了急性肠胃炎。

母亲身体不好，1959年突然得了脑血栓，三个月后拄着拐杖出院了。她不想死在广州，怕火葬，要求回湖南老家。我们只有顺从了她。

1963年秋，母亲因心肌梗死悄然去世，走完了她72年的人生旅途。

我之所以单独开个章节写母亲，是为了了却她老人家的一桩心愿。

 

保住天足

 

1911年4月4日（农历三月六日），在母腹中待了12个月的我，终于姗姗来到这个人世间。母亲后来告诉我，她16岁时嫁到曾家，四年后总算有喜，全家人像盼什么稀世珍宝似的等待着曾家传人的诞生。人家都说十月怀胎，但我却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不大理会全家人急切的心情，在母腹中多待了一阵，方迟迟降生。难怪母亲说我是怪胎。

父亲给我取了名字叫“昭学”。

我的出生地叫王家冲，那里景色秀丽，风光旖旎。房前有一条水渠，清澈的溪水款款流过，屋后背靠郁郁葱葱的山冈，周围是一大片稻田和菜园。我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时光，直到6岁才随祖父搬到宜章县城里去住。

小时候，我是个相当顽皮的女孩，胆子大，个性强，脾气倔，好奇心重，特有主意。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儿，我从来是支使别人而不受他人摆布，从小就显露出贯通一生的倔强和独立不羁的性格。

尤其是好奇心特强，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有时还干点恶作剧什么的。看见祖父那么爱喝酒，我也想尝尝，大人越是说小孩不能喝酒，我就越想偷偷地尝几口。一天趁大人们不注意，我溜进酒窖，陈酒又甜又香，那一次不知偷喝了多少，最后醉倒在酒坛子旁边了。事后我免不了挨了一顿揍。

看见棺材，好奇心作怪，趁大人们忙于入殓之事，我就偷偷地爬进棺材里，闭目挺身地躺了好一会儿，就为体验一下死人躺在其中是啥滋味。

4岁那年，我抓了家中一只抱窝的母鸡放在水渠里玩，结果把母鸡给淹死了。我怕挨母亲打，跑到后山躲了起来，后来迷了路，自己走不回来。到了晚上，村里很多人点着火把到处找我。当大家找到我时，我正躺在又厚又松软的松毛上酣睡着……

气得半死的母亲打了我一顿还不算完，又把我绑在凳子上，然后拿出一条长长的白布给我裹脚，边裹边骂：“看你以后还野不野！”

可怜我那双小脚丫啊，四个脚趾被使劲窝向脚掌心，被布条一层层缠着，再用针线缝死。这是中国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女孩都要经受的酷刑。我疼得忍不住哼哼，还不敢大声哭。祖母听到呻吟声走了过来，看到心爱的孙女在活受罪，气得大骂母亲，并抡起洗衣棒

追打她。母亲无奈，只好解开了裹脚布，这通罪好在前后仅半个时辰。

后来，在外接受妇女解放新思想的父亲也明令家人，不得再给我裹脚。就这样，我的天足得以保住，并用这双天足走上了漫长而坎坷不平的革命道路。

要感谢祖母！如若不是她那一声怒喝，一根棒槌，我就会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成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那么嵌印在我人生旅途上的将是另外一种足迹。

尽管孩提时代的我淘气调皮，但祖父、祖母却十分喜爱我的机灵、勤快和嘴甜。我常跟着祖母下菜地，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她年纪大了，有人陪她说话就高兴。祖父也爱带我去玩儿。有一次，他同我上山去采油茶籽，天黑了也忘了回家，是我催他，他才记起。回家后祖父在家人面前夸我说：“要不是我孙女，天黑了我还不知道回家呢！”

6岁时，我们全家人跟随祖父搬进县城，此时父亲也从长沙回到宜章。父母亲都同意送我上学，除了启蒙之外，也想通过学校和老师治治我的野气。

这是一所刚开办的女子学校，两位老师都是在我父亲的积极鼓励下，考入设在衡阳的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后她们回到家乡办起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就设在我家隔壁。

记得第一天上学是祖母陪我去的。一进校门，我就被祖母按着跪在“孔圣人神位”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学校读的是新学，国文课从“人、口、手、足”等最简单的字开始，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因此我依然有时间淘气玩耍。在校两年，我仍改不了调皮劲，没事就爬到高高的树上，吓得老师在下面直叫唤。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几个调皮鬼合伙将一个很老实的男同学骗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绑在一棵树上。后来割草的人发现了他，才给他松了绑。老师知道此事后，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个大圈，罚我们几个站圈，足足站了两节课。

尽管我在学校调皮捣蛋，但学习成绩不差，所以，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特别喜欢我。后来彭老师投身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现在就住在北京木樨地。在她九十寿辰的时候，我专程登门祝寿。几十年来，我对她只有一个称呼——老师！

是啊，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往往是最令人难忘的。

 

与长沙豪绅政客家的娃娃亲

 

正当我无拘无束地享受着童年乐趣的时候，家里却给我定了亲。我们两家是世交，未来的公公叫吴静，比我父亲长几岁，是个十分活跃的政客，念过不少书，还是宜章县议员和湖南省议员。他家上层关系复杂，同军界、政界经常往来，关系密切。

吴家是个中等殷实家庭，有几十亩田地、一幢房产。吴家还办实业，长沙电灯公司有他们的股份。那时吴静住在长沙，拿省议员的俸禄。订婚时送的订婚礼非常讲究，抬来几大盒子。7岁的我看到这些礼物，还真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静只有两个儿子，同我订婚的是长子，比我年长7岁。小儿子比我大2岁，患有羊角风病，傻乎乎的一个人。吴静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另有一个外室。

我8岁那年初秋，吴静派他的侄子到宜章接他的小老婆去长沙住，父亲请他们顺便把我带到长沙读书。我们先坐轿子到郴州，然后再乘船到长沙。

到长沙后，我住在父亲的另一个家中。我头一次感到不开心，因为我再也得不到祖父、祖母的疼爱和母亲的庇护了。我和父亲、姨娘以及3岁的小弟弟一起过。姨娘偏爱弟弟，不能一视同仁，无论分什么吃的，给我的一份总是少的、差的。我觉得委屈、憋气，体察到了最初的不平等和感情的冷漠。

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共三间。房子前面有个花圃，专门卖兰花；屋后不远处有个大寺庙和一个广场。

吴家的房子也是租的。这本是一个旧官僚的宅院，高大的圆顶门楼，很是气派。进入大门，便是花厅、客厅，有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其后是卧室、书房、饭厅、厨房，甚是宽敞。尽管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但吴家却十分讲究、摆气派。我们两家离得很近，除世交之外，又加上联姻，因此两家人经常往来，十分亲密。

我在长沙读的是衡翠小学。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职业学校，可以学刺绣手工艺，有很多二十来岁的女青年在校学习湘绣，而我那时只能上普通小学的课程。

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我得到的早餐糯米糍粑比小弟弟的少。不知怎的，心中蕴藏已久的无名怒火被点着了，我操起秤杆照着姨娘的后脑勺“啪”地就是一下，打得她连呼救命。父亲闻声出来，拿起菜刀追我，吓得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未来的婆家。

吴家没有女儿，对我特好，把我当女儿看待，收留在家中。接着，吴家又送我到学费昂贵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益湘小学读书。我平日住校，放假时吴家用黄包车接回，每个学期交费70块现大洋。放假时，吴静还亲自挑选两个年轻漂亮的英文、国文教员，负责教我和他的两个儿子。

刚到吴家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一切都还不错，享受着富家千金的荣华富贵。但渐渐地我觉得那里的一些事令人困惑和费解。呼吸惯了乡间淳朴清新空气的我，感受到的只是压抑和一股腐朽的霉味。

吴家老爷口头上标榜进步、追求民主，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十足的封建老太爷。每当老爷回府时，所有的奴婢、姨太、妻子都得排队到门口恭候迎接。老爷登堂入室后，送茶的、宽衣的、更鞋的、捶腿的、打扇的、递毛巾的、拿报纸的，大家围着他一人转。我们早上起床要向老爷请早安，晚上睡觉也要道晚安。吃饭时的规矩就更多了，夏天吃饭时，婢女要站在老爷身后打扇；冬天时，菜碟子下面要用开水保温，夹菜只能夹近处的，远处的菜他的大老婆没给他夹，你就不能去夹，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也不例外。

老爷在家时，一切规规矩矩；老爷不在家时，那就翻了天似的，一切都随便得很。

但是对几个孩子，老爷却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一天，老爷向老师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老师说我学得好；说他的大儿子笨，学不进去；小儿子傻，就更不行了。老爷盛怒之下，将大儿子绑在凳子上用竹条打，把屁股都打烂了，趴在床上好几天都起不来。老爷喜欢我，从不打骂我，有时还和我说说笑笑。他经常在客人和家人面前说我是他的女儿，说将来老了要依靠我。但有一次，我因为站在大门口被他看见，罚跪20分钟才算罢休。他的小老婆也因为站在大门口挨了打。

老爷在外也参与政治活动，可能是拥谭延闿a、倒赵恒惕b，但失败了，回到家中一气之下病倒了，躺了八个多月就死了。老爷死后，吊唁十分隆重，许多官僚、军阀都来吊唁，我们披麻戴孝地陪着，来一批人哭一次，没完没了。

老爷的葬礼回宜章老家举行，全家也随船迁回宜章县城住，我同他们一起回去参加葬礼，途中坐船就坐了40多天。埋葬了老爷之后，我又同那个未婚夫一道回长沙，继续教会学校的学业。

不久，我离开了那个没落的豪门绅士之家。参加革命后，我受到了许多革命的教育，逐步理解了当初的困惑。都说有钱人家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我比别人就体会得更加深刻。

 

考上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又投笔从戎

 

192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我回了趟宜章。假期过后，我又返回长沙读书。在郴州到衡阳的船上，我认识了同船的几个衡阳女师的学生，从她们那里，我初步了解到女师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所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规严格，教学有方，校园规模宏大，整洁卫生，共有800多名学生和100多名补习生。

船到了衡阳，我还得换乘火轮船去长沙。那几位女生劝我还没开学别急着走，到她们学校去玩几天。好奇心驱使我真的跟着她们去了。

校园果然大得出奇。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偌大的操场，教室、办公楼、宿舍均是一色的青砖瓦房。校园中还建有鱼塘、花池，校园旁边有一大片橘子林，后面是一大片松树林。

到校后，我就住在她们宿舍。说来也巧，此时正赶上学校半年一度的招取新生考试，校门口贴着布告，每个县招两名，而宜章县却空缺无人报考。她们就鼓励我去报名，可是当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

她们极力鼓动我说：“你就试一试吧！”

我鼓起勇气去了。没想到居然考上了，而且考得还不错，八个人当中我考了第三名。

那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雨后春笋般勃发，大革命的浪潮正呈风起云涌之势。不过，只有13岁的我，对这些政治时事还没有发生兴趣。我依然沿着童年的生活轨道我行我素，热衷的只有两件事——看小说和体育运动。

我看小说用的不光是课外时间，晚上自习课的大部分时间也在看小说，只是在查房时把课本拿出来做做样子。有时上课，我把小说藏在课本底下，装作在听讲看课文，其实是在看小说，老师不到跟前一般是发现不了的。要考试了，我就临时抱佛脚，每次考试居然还不错，成绩中上。

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体育运动，我那旺盛的精力，似乎只有在操场上才能得到充分宣泄。我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儿，总爱在篮球场上奔跑，在跳马架上翻飞，在沙坑前腾越，在跑道上冲刺……总之，一切体育运动我都喜欢。由于我是学校的优秀球员，因此和其他40多位体育好的同学享有单独用餐的优待，伙食较之其他同学要好些。

也许正是得益于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锻炼，练就了我的良好体质，使得我在后来的游击斗争生涯中，能够对付各种恶劣环境，和男同志一道在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周旋。

1925年春，新学期刚开学，学校教务长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传达省长赵恒惕的一道命令，说不许学生参加共产党，不许听信共产党的宣传，违者轻则开除，重则判刑甚至杀头。我当时听了感觉很恐怖，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啥东西，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这些问题。反正事不关己，听完了也就过去了，我依然整天泡在操场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后，我不仅参加了这个党，而且终生与这个党永不分离！

不过当时我对国民革命还是有些印象的。那时国民党左派在学校搞了个半公开的区党部，负责人叫夏明衡a，还有毛泽建b等人，但她们究竟做些什么事，我并不知道，也没去过问。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当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那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正闹得轰轰烈烈，学校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相当活跃，也有人宣传共产党、共产主义。我听得较多的是宣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说那些封建军阀、豪绅地主表面上仁义道德、正人君子，暗地里男盗女娼、尔虞我诈，都是坏东西。对照我在吴家大院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这些宣传都是事实，我能接受，也是非常拥护的。

同样，我还接受了男女平等的宣传。旧社会女人在家里受压迫，像我母亲，吃饭都要单独在矮桌子上吃，有时要等男人吃完才轮到女人吃。那时提倡剪短发，我很快响应，将一头秀丽的长发给剪掉了，放假回家因此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

是年夏天，学校放假。我们几个宜章籍的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几个第三男子师范学校的同学结伴回家。从衡阳到宜章有400多里，因为是逆水，不能乘船，我们只好步行回家。

沿途看到一些学生模样的男青年，背着行囊，三三两两地往南走。我们好奇地打听：

“你们这是到哪里去？”

“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要不要女生？”我急着问他们。

“不要女的。”

我当时真的好生失望。

我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做现代花木兰，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幻想女扮男装去打仗。我们湖南不像别处，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是有崇武的传统，这可能是受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影响，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当兵光荣，甚至有钱人家也喜欢送子女去参军。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女孩看，因此当兵习武的愿望也就格外强烈。

因此，看到这些热血男儿如大鹏振翅向南飞去，我是何等地羡慕。我真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七尺男儿。

终于，机会来了！

1926年的初秋，新的学年开始不久，一天我在饭厅里吃饭，隐隐约约听到隔壁几个女同学正在叽叽咕咕议论什么考试的事。我随便问了一声“考什么”，她们回答说是考“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当时还不清楚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干什么的、学什么的。她们告诉我是“学革命道理、学军事、学怎样发动开展农民运动”的。一听说有学军事，我就来劲了，请求她们带我去报名。她们说初试已经结束，只剩下复试了。我央求她们带我去见讲习所的负责人。

她们见我主意已定，便真的把我带去见讲习所的总队长赵伯诚。我对他说：“我早就想学习军事，我一定要进讲习所，我一定会刻苦学习，遵守纪律……”他看我情真意切，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终于做了让步，破例准予我直接参加复试。我高兴得呀，又蹦又跳。

在入学填写报名表时，我郑重地在姓名那一格里填写了“曾志”二字。

同学们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改名了？”“我就是要争志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她们。两天后，我如愿以偿。从此我离开了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走进了设在衡阳惠民中学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道路将在这里来个急转弯，从此走上了一条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