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方案：法国的崩溃

◎1940年6月传奇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仍有大量英军部队与法国盟友并肩抗击德军。在阿布维尔发动一次猛烈反攻，接着又在索姆河沿线顽强防守后，英军被迫从勒阿弗尔、瑟堡、布雷斯特和圣纳泽尔再次撤退。法国垂死挣扎的同时，政治家和军人却在争论该做什么——到底是逃往英国或北非，还是寻求停战。

◎本书焦点是“红色方案”和1940年6月的海军和空军的行动，详细介绍了法国战役结束前三周的情况，并解释了这段时期对战争余下阶段英法关系的影响。

◎本书还从军事、政治与人性的角度讲述了1940年6月法国的崩溃，以及意外缴获的军事装备、燃油和工业资源如何增强了第三帝国打击下一个对手苏联的能力。

前言

第1章  迈向灾难之路，1918—1939年

第2章  疑云

第3章  中路无法守住

第4章  走向大海

第5章  阿布维尔之败

第6章  魏刚防线

第7章  埃纳河决战

第8章  瓦解

第9章  墨索里尼的豪赌

第10章  占领

词汇表

附录A  盟军战斗序列，1940年6月5日

附录B  德军战斗序列，1940年6月5日

参考文献

我们将从一场惨败走向又一场惨败，直到最后的胜利。1

——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法国殖民地部长，1939年

四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老师最先传授给我的信条之一就是：民主国家军队的目的是制止战争，如果无法制止，那就取得胜利。众所周知，1939—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军队（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武装部队之一）在这两项任务上都失败了，这成了军事史上最可耻的一场惨败。由于法国的突然崩溃和英国军事力量被逐出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对法国并不友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6月突然遭遇的军事上的崩溃，给后世留下了一系列难忘的印象：撤退、集体投降以及希特勒趾高气扬地走在埃菲尔铁塔前。法国的战败常常被视为军事领导人无能和毫无士气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怯懦的结果，而这一切的根源是道德沦丧。经历耻辱之后，夏尔·戴高乐重新集结了“自由法国”军队，但在1944年美军将他送回巴黎之前，这一企图不过是历史的注脚而已。七十年以后，二战中法国对盟国战争的贡献在人们心中仍然可有可无。

许多事后分析判定，法国的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共和国的内部政治分歧以及所谓军事计划与准备的缺陷上，但这在当时的领导高层并不明显。1940年6月战败之前，法国陆军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夺取德国最高权力、开始威胁欧洲和平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感谢上帝，幸好有法国陆军”的著名言论，他暗示，那是抵抗侵略的坚固堡垒。2丘吉尔的钦慕之词是基于法国陆军在一战中表现出来的韧劲。1914年9月，面对德军以巴黎为目标的进攻，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语带嘲讽地说：“我的中路已经失去控制，右路正在撤退，情况棒极了——我将发动进攻。”此后，他在马恩河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攻。1916年，面对德军在凡尔登的大规模攻势，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将军同样沉着冷静，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将逮住他们！”他的副手罗贝尔·尼韦勒（Robert Nivelle）将军则宣称：“他们绝不可能通过！”法国人的勇敢配得上这些说辞，西尔万·雷纳尔（Sylvain Raynal）少校为时一周的史诗般的沃堡（Fort Vaux）防御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又一个阵地失守了，但法军顽强防守，并在反攻中一个又一个地夺了回来。

除了丘吉尔，还有许多外国观察家为一战中法军的坚韧所折服，这种信任延续到了战后。虽然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策略是避免与欧洲大陆结盟，而将重点转向保卫其扩大后的殖民帝国，但伦敦领导层相信，法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继续抗衡德国以武力打破现状的努力。只要法国军队保持强大，能够阻止德国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英国就不需要为了欧洲争端而维持强大的陆军。1938年4月，丘吉尔仍然满怀信心地称法国陆军是“欧洲训练最好、最可信赖的机动部队”3。当希特勒拒绝停止对波兰的侵略时，内维尔·张伯伦政府还充分信任法国防御西欧的能力，认为希特勒不过是虚张声势。然而，张伯伦没有意识到，法国军队有明显的缺陷，对没有英国大力帮助下的战争毫无准备。如果张伯伦更了解法国需要多少军事援助才能持续对抗第三帝国，他也许就不会毫不犹豫地对德宣战了。

英法对德宣战后，巴黎和伦敦的军事专家们注意到了法国军队的一些严重缺陷，尤其是陆军严重依赖训练不足的预备役人员，且空军力量平庸，但他们相信这些缺陷可以在总动员之后很快消除。当法国财政部长保罗·雷诺（Paul Reynaud）在1939年9月宣告“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时，他信任的既是巴黎，也是伦敦。因为在纸面上，英法的军事与工业资源看起来确实远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在1939—1940年的冬季，英国开始出现怀疑的论调（特别是丘吉尔），认为法国军事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4英国驻法远征军（BEF）第2军军长艾伦·布鲁克中将在1939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由得怀疑，法国是否仍然足够坚强，能再次从头到尾地参与这场战争。”5

在莱茵河对岸，希特勒将法国看成德国的死敌，几乎从一开始就准备着又一场冲突。但希特勒也尊重法国陆军——那是他在一战中曾经对抗过的军队——期待着一场艰苦的战斗，不过德军更胜一筹的训练和士气将锁定胜局。莫斯科的斯大林也期待着法国陆军在防御战中有好的表现。他认为即将到来的西线战役是意外收获，可以使希特勒专注于其中至少一年，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随意实施在东欧的侵略行动了。当法国仅仅6周就沦陷时，目瞪口呆的斯大林惊呼：“他们完全无法进行任何抵抗吗？”除了希特勒有预见性的乐观思想外，当时大部分关于欧洲军事平衡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尽管一些战后历史学家认为法国的失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当时的几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意料之外的。

巴黎陷落后，国际上对法国及其军队的看法立刻发生了转变。停战后仅两周，《生活》杂志就宣称“法国打败了自己”，并称“内部腐败”是失败的根源。法国军队应有的实力此时被嘲笑为“可悲的幻觉”，人们指责法国军官“如兔子般怯懦”。《生活》杂志的结论是，法国的失败源于内部分歧，以及法国人民对“愚蠢、官僚、腐败、懒惰、低效到无可救药的领导层”的宽容。6其他人也效仿新闻界的这种嘲讽口吻，并很快形成了解释失败的“集体智慧”。

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七十年里，1940年这场以法国失败告终的六周战役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首次官方研究始于1942年2月，当时维希政府在里永举行了一次作秀般的审判，点出了第三共和国的主要军事和政治人物，并将失败的罪责放在他们头上。7里永审判几乎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但它开启了对法国军队内部缺陷的公开讨论。当犹太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遗作《奇怪的失败》（Strange Defeat）于1946年出版时，更为这种潮流添加了动力。布洛赫曾以预备役上尉的身份接受动员，参加了1940年的战役，他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这本回忆录的写作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作者身处被占国家也严重限制了其视野。而且，他仅是驻佛兰德斯的法国第1军中一名下级后勤人员，也承认自己“没有任何一线作战经历，远离前线部队，与前线部队接触很少”。布洛赫将失败完全归咎于“彻底无能的最高统帅部”，而他从未见过这些人，他还说，法国军事领导人无法理解现代化的作战方法。8他承认，自己的结论基于间接得到的信息。尽管观点有很大的局限，布洛赫的回忆录仍被视为非常可信的作品，确立了一种被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遵循的模式。

20世纪50年代，关于1940年法国战败的严肃文献著作开始出现，以英语写成的重要著作包括：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的《输掉一场战役》（To Lose a Battle，1969），盖伊·查普曼（Guy Chapman）的《为什么法国会沦陷》（Why France Fell，1969），威廉·L· 夏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1969），杰弗里·A· 冈斯博格（Jeffery A. Gunsburg）的《分而治之》（Divided and Conquered，1979），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的《灾难的种子》（Seeds of Disaster，1985）和《断裂点：色当与法国的陷落，1940》（The Breaking Point: Sedan and the Fall of France, 1940；1999），恩斯特·R· 迈（Ernest R. May）的《奇怪的胜利：希特勒征服法国》（Strange Victory: Hitler’s Conquest of France，2000），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的《法国的沦陷》（The Fall of France，2003），以及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ieser）的《闪电战传奇：1940年西线战役》（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2005）。这些书籍广泛研究了作者认为对法国军队迅速战败起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因素，布洛赫“彻底无能”的主题思想交织于多部著作中。只有冈斯博格的书声称，1940年的法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没有缺陷，也不是由无能的军官率领的。

读者也许感到疑惑，有了这么多现存文献，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关于该主题的书？答案很简单：现存文件几乎只关注“黄色方案”（Fall Gelb）——德军西线攻势的开始阶段；而摒弃了德军攻势的最后阶段，即所谓的“红色方案”（Fall Rot）或者仅将其当成短暂的尾声。许多著作在1940年6月3日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就停止了叙述，似乎那就是战役的结尾，从而忽略了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又向法国派出第二支远征军，并再次撤退的事实。弗里泽尔的作品被人们视为从德国角度出发的最佳著作，但也止于敦刻尔克，仅用两三页的篇幅简述了“红色方案”。而霍恩666页的著作中也仅用了24页来介绍“红色方案”；他主要关注政治细节，仅在一个句子中提到了第二支英国远征军。道蒂的书结束于1940年5月16日，迈的书则完全无视了“红色方案”。因此，现有历史著作大多遗漏了“红色方案”和法国战役的下半部分。

确实，详细讨论“红色方案”的重要著作只有莱昂内尔·埃利斯（Lionel Ellis）的正史《法国与佛兰德斯的战争》（The War in France and Flanders，2004，353页中的36页）、上文提到的夏勒（948页中的100页）和查普曼（354页中的70页）的著作，以及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爵士的《灾难任务》第二卷（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1954）。查普曼对“红色方案”的叙述注明了日期，最好和夏勒的日记一起阅读，但法军在索姆河的抵抗通常只得到一两段的篇幅。第二支英国远征军的撤退（“阿里尔”行动和“循环”行动）在二战史中实际上并不为人所知。发生于1940年6月的重要事件也鲜少在标准的叙述中被提及，例如德国空军在圣纳泽尔沿岸击沉“兰开斯特里亚”号客轮，造成至少3000名英国军人死亡。现有的法国战役文献主要关注1940年5月的事件，且基本以地面战役为中心，对空中与海上行动（除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外）则轻描淡写。虽然对1940年战役的空中行动有专门的研究——严重偏向于英国皇家空军（RAF）的贡献——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整合到正史中。法国海军在1940年6月也相当活跃：于沿岸地区提供舰炮火力支援，对意大利军队实施袭击，将关键舰只撤往北非，并对柏林发动了盟军的第一次空袭。但在有关1940年战役的所有叙述中，这些都被忽视了。关于德军在1940年战役期间对法国军人犯下的战争罪行，正史中也没有太多的讨论。1940年5月27日—28日党卫军部队在帕拉迪斯和沃尔穆屠杀英军战俘的事件广为人知，但德国陆军正规部队杀害法国战俘却被有意回避了。

现有的大多叙述还忽略了法国战役中波兰地面及空中部队的作用，因为这些部队都没有参加1940年5月的战斗。然而，在1940年6月的绝望日子里，5万多名波兰军人和飞行员加入盟军一方，在法国宣布停战之前做出了显著的贡献。2万多名波兰人逃往英国继续战斗。捷克飞行员在1940年也为法国军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因此，本书的焦点将放在“红色方案”和1940年6月的海空军事行动上，它将是第一本试图详细介绍法国战役最后三周的书籍。我必须讨论战前各参战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概述“黄色方案”的进程，以便为讨论“红色方案”打下基础，但不会为此投入过多的篇幅；对前期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大量现有文献，了解那一阶段的更多细节。

然而，充实1940年法国战役后半段的内容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唯一目的。我还发现对法国军事失败的现有解释在因果关系上过于笼统，与实际的战场情况不符。法国失败通常被描述为是军事无能或者道德败坏所致，最常被引用的6个具体因素是：

1.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风行导致的士气低落；

2.错误的法国军事学说，特别是机动战和坦克的运用；

3.和平时期预备役部队训练不足，导致陆军装备无法应对现代化战争；

4.马奇诺防线的不利影响，据称它破坏了法国陆军的战斗精神且占用了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发展装甲师；

5.呆板的军队高级指挥机构在战役之前犯下了多项错误，事实证明，他们也无法应对变化无常的现代战场；

6.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无法调和的政治分歧与腐败现象，据称，这些现象削弱了国家团结一致面对侵略的能力。

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事失败的这些传统解释都有可取之处，但也无法解释某些现象。例如，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确实削弱了某些法国预备役部队的士气，尤其是在色当之战中，但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大部分正规部队或者殖民地部队中并不明显，而此类部队占野战部队的40%。第2北非步兵师（DINA）预备军官丹尼尔·巴洛内（Daniel Barlone）上尉批评了该师的一些参谋，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部队中的士气甚佳。9另一位正式军官——34岁的弗朗索瓦·于埃（François Huet）上尉证明，法国陆军仍能造就“斗志昂扬”的士兵。于埃 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名骑兵将军，而他自己也是圣西尔学校的明星学员，当时已在摩洛哥服役7年，是战功卓著的骑兵军官。1940年战役期间，于埃作为骑兵中队指挥员也有过多次出色表现，在抵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贝尔·纳谢兹（Robert Neucheze）少校也是第二代骑兵中的一员，且是殖民地老兵，他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法国正规军中层军官同样不乏真正的勇士。

与德国陆军（现役、预备役与后备军）一样，1940年的法国陆军也有不同质量水平的部队（现役、A类预备役、B类预备役），有超过40万人的北非部队参加了战役。德方在1940年的报道中承认，塞内加尔猎兵（tirailleurs）和其他殖民地部队作战勇猛。虽然第55 步兵师（55e DI）、第71步兵师（71e DI）等B类预备役部队在色当战役中迅速瓦解，但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准将的第14步兵师等正规部队在勒泰勒桥头堡防御战中表现卓越，许多叙述（包括霍恩的著作）都忽略了这一事迹。霍恩无视法国陆军表现出色的事例，基于法国军队从内部瓦解的思路，得出了法国人在1940年的战斗中怯懦、无能、厌战的流行结论。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洛米耶（Dominique Lormier）曾持续多年在他的法语版历史书籍中反对此类粗枝大叶的解释，但很不幸，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效。确实，将230万的野战军所有部队与色当战役中的2个三流步兵师混为一谈明显是荒唐之举。同样，现有证据表明，1940年法国海军和战斗机飞行员的士气也相当高涨，这意味着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理论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的军事努力。10而且，对法国和平主义的过分强调，完全无视了法国在1925—1933年镇压摩洛哥和叙利亚叛乱时表现出来的残酷无情。为了粉碎里夫山的阿卜杜勒-卡里姆起义，贝当元帅部署了超过10万名士兵，包括来自法国大都市区的部队。仅仅6个月，贝当的部队就遭受了1.1万人以上的伤亡，包括3700人死亡或失踪，说明法国愿意以损失换取军事上的成功。11很显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和叙利亚的起义者都不会同意法国战备受到和平主义削弱的论调。

衡量军队士气与纪律的客观方法之一是研究与开小差、自杀及军事法庭审判有关的统计数字，但强调1940年战役中士气是关键因素的叙述却倾向于依靠坊间的评论，而不是统计学证据。在假战（Drôle de Guerre）期间，法国军队共计死亡12623人（包括疾病与事故），但自杀者与被处决者数量不详。另一方面，可以查到德国陆军在此期间的具体数字——非战斗死亡者将近1万人。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德国陆军有777名士兵自杀，超过600人开小差，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者超过300人。12法军开小差的比例是否更高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德国国防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怀不满。

 “法军士气低落”的判断还忽略了关于另一方士气的隐藏真相——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密谋反对希特勒，并积极抵制“黄色方案”，因为他们不相信该方案能够取得成功。从1938年的布隆贝格-弗里奇事件开始，德国陆军内部就出现了反对希特勒的秘密组织。根据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的说法，当希特勒宣布1939年进攻法国的打算时，大部分德国高级将领都惊骇不已，并积极地破坏这一举措。13德国陆军高层——包括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参谋长炮兵上将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及其副手步兵上将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都知道这一反希特勒的图谋，却没有向希特勒告密。假战期间，C集团军群指挥官威廉·里特尔·冯·李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上将、第1集团军指挥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大将也知晓反希特勒的图谋。这些军官不仅反对“黄色方案”，其中一些（如施蒂尔普纳格尔）还积极商讨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将希特勒赶下台。国防军反希特勒共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汉斯·奥斯特上校（Hans Oster）甚至在1939—1940年的冬季向荷兰驻柏林军事参赞提供了“黄色方案”的行动细节。1940年法国陆军各部队中确实存在士气问题，但德军的士气也远称不上高昂。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至少法国陆军中没有人密谋推翻雷诺政府、刺杀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或者向敌方提供秘密计划文件。因此，士气对于1940年的双方都是一个问题，并非法国独有。

关于军事学说的争论主要因罗伯特·道蒂而起，他是一位法国陆军方面的专家，其著作《灾难的种子》解释了法国陆军“按部就班作战”（bataille conduit）的理论是如何在1918年8月亚眠战役中总结出的最优战术上加以精炼，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简单的改良，最后纳入坦克与飞机的作战中的。14道蒂断言，“按部就班作战”强调火力而非机动性，寻求利用由最高司令部实施微观控制的炮兵等关键资源，打一场紧密控制下的战役。他还表示，法国军事思想经过调整，能避免1914年8月给陆军造成惨重代价的那种会战再次发生。道蒂坚称，呆板且头重脚轻的法国军事思想不能适应1940年战争的节奏，因而无法阻止德军的机动战法（Bewegungskrieg）。他在严苛的评估中得出了“敏捷的德军纵队将笨拙的法国部队切成了碎片”15的结论。

不过，这种军事思想有缺陷的解释很快就在多个层面上遇到了问题。首先，“按部就班作战”是以1918年成功的攻击战役为模板的，而1940年法国采取的是防御战略。在1940年战役中，法国陆军发动的局部反攻规模都不超过一两个师，因此公平地说，“按部就班作战”的军事学说并没有真的用于这场战役。其次，如果法国陆军打算发动一场集中战役，那么20世纪30年代中就应该在现代化通信设备上投入巨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正如道蒂本人所提出的，法国陆军在1923—1939年仅将预算的0.15%投入到通信设备的采购上。16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设于万塞讷的总部没有电台或者电报设备，依赖骑摩托车的通信员传递急件，无法密切控制军队的行动。17虽然其他法国指挥官（如阿方斯·乔治将军）拥有电台和电报，但1940年的指挥与控制（C2）方法不足以发动集中战役。第三，军事学说解释倾向于将焦点放在法军各师无法跟上迅速机动的德国装甲师这一事实上，但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黄色方案”中90%的德国师在机动性上并不比与之对抗的法国师强。和法国陆军一样，德国国防军的大部分地面作战力量仍然由徒步步兵和马拉炮兵组成。霍恩承认这一点，他写道：“当1940年的盟军部队面对占据德国国防军大部分的普通步兵师时，他们几乎都守住了自己的阵地。”18

 “法国军事思想存在缺陷”的论调也无法解释，为何法国陆军能够建造和测试合适的反坦克炮及反坦克地雷，并在战前的演习中认识到它们的防御价值，却没有在前线作战部队中部署充足数量的此类武器。正如道蒂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法国军官在战前的演习中了解到，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地雷可以构成纵深防御，阻止装甲部队的攻击，却没有将大量装备这类武器作为当务之急。19确实，法国陆军完全理解依托天然屏障建立连续反坦克防线的概念，这种防线可以控制装甲兵的通路，迟滞并最终阻止其行进。然而，尽管道蒂坚称法军重视火力，法国步兵部队火力却明显劣于德国步兵部队。例如，一个法国步兵师只有60门火炮，而德国步兵师有72门；法军的火炮口径仅为75毫米，而德军装备的火炮口径大部分为105毫米。因此，法军师属炮兵的火力投放能力只有对手的63%。法军团级单位的火力支援能力差距更大，步兵团只有15门迫击炮，而德国步兵团有45门。法国步兵团也没有德军拥有的近距火力支援用步兵火炮。鉴于道蒂坚称法国军事思想以防御为导向，同样奇怪的是，法国陆军没有研发和部署充足的防空武器。甘末林和其他将领反复提到了防空及训练的重要性，却没有坚持下去。对“按部就班作战”思想的批评也无法解释，为何法国空军（AdA）不能为陆军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援，致使德军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地空协同战术。因此，“军事思想缺陷”的说法显然远远不能解释法国军队在1940年的速败。

道蒂和尤金妮亚·C· 基斯林（Eugenia C. Kiesling）的《武装对抗希特勒》（Arming Against Hitler）批评法国1928年将征兵服役期缩减为12个月，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拒绝投入时间和资源训练预备役部队的决策，这一点更能站得住脚。基斯林提到，1919—1933年，法国没有进行任何预备役训练，而当此类训练于1934年恢复时，演习的情况说明预备役部队无法令人满意。20基斯林对训练不足的讨论中埋藏着一个要点：法国陆军在军士和预备役下级军官的训练上做得很差。新兵的训练不足是一回事，但军士和排长的训练不足剥夺了军队的支柱。不过，预备役训练中的缺陷对1940年战果的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很明显，这方面因素对色当的B类预备役师影响巨大，但对拥有较多职业军人的其他部队影响并不那么显著。道蒂和基斯林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法国陆军有足够的时间——1939年9月的总动员与1940年5月德军发动攻势相隔8个月——可以用来弥补训练上的不足，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段间歇，预备役训练不足的罪责至少有一部分应该算在前线军事指挥员（尤其是师和以下级别的指挥官）而非战前政治家头上。本质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预备役训练中的缺陷与其1940年多次不佳的战场表现并无明确的联系。

数十年来，饱受争议的马奇诺防线背上了许多骂名，人们认为它代价过高，并且使法国陆军“感染”了过度消极的心态。阿利斯泰尔·霍恩声称，法国陆军就是因为马奇诺防线而变得虚弱的。21但是，马奇诺防线与法国的总体防御策略相符，它的存在确实阻止了德军直接攻入阿尔萨斯-洛林，而这正是构筑它的意图。马奇诺防线的存在也许支撑着法军的士气；丹尼尔·巴洛内上尉在假战期间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由于马奇诺防线，法国本土不会遭到入侵……”22

至于成本，马奇诺防线构筑于1928—1936年，耗资约50亿法郎（约合1.95亿美元），相当于这一时期法国陆军预算的7.5%。23而很少有历史学家提到的是，德国在1934—1939年为了构筑“西墙”工事投入了将近10亿马克（合4亿美元），消耗的水泥数量是马奇诺防线的2倍，钢铁则是后者的4倍，但这一工程并没有被描述为“浪费”，或者“损害了国防军的进攻精神”。24为什么一方的工事对士气有害，而另一方的类似工程却没有？而且，马奇诺防线不仅给德军造成了大量伤亡，抵抗的时间也长于法国陆军的机动部队。在构筑马奇诺防线的同一时期内，法国陆军在坦克项目上的确只花费了不到1亿法郎（合390万美元）——只是工事投入的2%。25不过，这种不平衡现象在1934年就被逆转了，当时法国启动了一个重大计划来扩充其装甲部队，而1936年之后工事的构筑只是小打小闹。

与对马奇诺防线“浪费”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没有人指责过法国海军在战列舰、航空母舰、超级驱逐舰和海外基地上投入的巨资，实际上，这些投资对阻止希特勒甚至墨索里尼的进攻毫无贡献。相反，法国海军可以按照自己的议事日程建设，这与保护法国本土免遭德国入侵的战略目标完全脱节。表面上，法国海军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前往法国殖民帝国的海上通道，但即便是这一使命也不过是热衷于采购“华丽摆设”的海军领导层开出的空头支票。例如，“叙尔库夫”号大型潜艇的设计目的是让其成为打击敌方商船的“水下巡洋舰”，但实际上与保护贸易的任务毫无关系。“叙尔库夫”号装备2门8英寸（203毫米）舰炮——大于马奇诺防线上安装的任何一门火炮——于1929年完成，耗资2亿法郎。完成后，海军又订购了6艘航速达40节的“空想”级超级驱逐舰，总造价超过4.3亿法郎。1932年，海军订购了2艘“敦刻尔克”级战列巡洋舰（总价14亿法郎），接着是2艘“黎塞留”级战列舰（总价26亿法郎）和1艘“霞飞”级航空母舰（5亿法郎）。这些都是“面子工程”，法国舰队司令们很快就开始吹嘘，说自己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主力舰、最快速的驱逐舰和最大的潜艇。按照吨位计算，1939年的法国海军已经名列世界第四，兵员超过10万人，却没有投资能够履行贸易保护任务的技术。战争开始时，“突袭部队”（Force de Raid）是一支令人称羡的现代化舰队，但与抗击德国毫无关系。由于法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忽视了反潜作战，没有发展像英国的“测潜声呐”（Asdic）那样的水下侦测系统，因此无法打击德国U艇。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造舰计划浪费了大量关键资源（钢铁、武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对1940年法国战争能力的损害远远超过马奇诺防线。与法国陆军和空军不同，法国海军在1939—1940年甚至没有流血，其唯一的成就是拦截了几艘没有武装的德国商船。

再说到法国高级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长期因为法国陆军1940年5月的糟糕表现而受到集中批评。甘末林不仅常常被视为军事无能的象征，还成了法国军事机器运转不灵的主要责任代表。毫无疑问，甘末林在1940年3月采纳“戴尔-布雷达计划”，的确给他的部队带来了极大危险，但这一决定也是基于手头最好的情报做出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1939—1941年，德军对每个敌人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出其不意，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令人预想不到的高风险战术。和其他应为惨败负责的军官（如珍珠港的沃尔特·肖特中将和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 金梅尔）不同，甘末林的错误并不在于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指挥。相反，他十年如一日地准备与德国一战，因而成了一位深谙敌军的能力与意图的非凡军事规划大师。根据甘末林和其他法国高级将领的建议，法国工业界研发出了一些当时最好的武器，如索玛S35中型坦克和霍奇基斯47毫米反坦克炮。甘末林知道，法国陆军需要新技术，他在接受新技术的时候头脑也非常清晰。因此，认为甘末林和其他法国高级军事领导人无法指挥现代战争，只会僵化地使用1918年的战术的说法，是不公平的。他认识到马奇诺防线不足以抵御德国，从1935年就开始组建第一批法国装甲师。26如果没有甘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将军，法国陆军的坦克将显著减少，甚至可能完全没有装甲师。甘末林还认真地跟踪军事发展，对德军的能力与战术了如指掌。

从里永的“作秀审判”开始，影响甘末林声誉的不仅是1940年的惨败，还有他的个人风格，因为这使他表现得像一位游弋于第三共和国危险政治潮流中的职业军事官僚。法国军队和政治精英中都不乏甘末林的批评者，这些人总爱将更大的罪责推到他的头上，而令人吃惊的是，德国人对他的军事指挥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甘末林在战场指挥上没有过人的天赋，他更愿意将指挥行动的职责交给下属，这导致战后历史学家（如A. J. P· 泰勒）指责他软弱、不负责任。其实在二战中，鲜有最高统帅直接指挥作战行动（除了苏联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所以甘末林将战场指挥权交给他人的做法对高级军事领导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在1940年战役中的表现远胜于英国陆军高级指挥官埃德蒙·艾恩赛德（Edmund Ironsid）将军，因为事实证明，后者无法与友军合作行动，也无法理解对手。然而，人们忽略了英国在1940年5月的盟军惨败中应负的责任，让甘末林和法国最高司令部独自承担过错。与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军队的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将军一样，甘末林在建设和组织军队上相当高效，却难以带领军队进行一次成功的战役。

毫无疑问，甘末林于1940年3月采纳“戴尔-布雷达应急计划”，将盟军的30个师前移到比利时境内，使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敌军之手，从而大大减少了对抗敌军奇袭的预备队。但甘末林对自己的中路并不过分担心，他预计德军通过阿登地区的行动将非常缓慢，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应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过，甘末林行动上的失误是基于菲利普·贝当元帅的误判，后者于1934年就任国防部部长，他坚持在战争中将部队推进到比利时，且极度轻视阿登战区的威胁。27比利时人在破坏甘末林的行动计划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德军开始入侵之前，他们采取的都是自取灭亡的中立不合作态度。

在集团军、军和师的级别上，法国指挥官的表现各不相同，戴高乐、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图雄（Touchon）和德莱斯特兰（Delestraint）等都是高效的军官，而格朗萨尔（Grandsard）、科拉普（Corap）和雷坎（Réquin）等人的表现就很平庸甚至低劣了。与从和平过渡到战争的任何军事组织一样，法国军队的许多军官擅长文书或者其他工作，但并不能胜任战场指挥。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中也有部分高级官员无法适应现代战场，在1941—1943年的作战中被德国国防军压倒；不同之处在于，1940年的法国没有时间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或者清除这些无用之辈。德军也有一部分无能的军官，例如在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的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1940年还是一名籍籍无名的参谋，两年之后却负责指挥第6集团军。而1940年5月任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SSAH，当时为团规模）指挥官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约瑟夫·“泽普”·迪特里希（Josef ‘Sepp’ Dietrich），后来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给他的评价是“正派但愚蠢”，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查阅军事地图。28四年后，迪特里希率领第6装甲集团军在阿登森林中战败。所以在军事无能方面，法国陆军并非独一无二。

最后，许多人鼓吹内部政治分歧和道德沦丧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法国陆军的失败源于内部的想法。贝当元帅是第一个提出此类指控的人，他在1940年5月17日说道：“我的国家已经被打败了，他们叫我回去求和，签署停战协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30年的成果。”29贝当是死硬的保守派，他指责法国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和共产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败坏士气，尤其是1936—1938年的“人民阵线”。左翼工会领导人（如让·马特）确实在20世纪30年代鼓动武器生产的罢工，造成了某些工厂的混乱，而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也怂恿其追随者反对法国备战。30虽然法国国内政治分歧明显，影响了征兵与预算等战前政策，但对1940年陆军的部署或运用影响甚微，因为这些工作几乎全部由军队领导层决定，而他们的看法都很保守。党派之争或许在假战期间影响了某些部队的士气，但1940年5月10日战役开始后，随时面临死亡或被俘的士兵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的概念。劳工问题确实影响了1938—1940年法国的军事工业，但还没有达到损害了法国自卫能力的地步。在与法国失败相关的所有论据中，政治分歧对战场的影响最为轻微。

同样，法国“道德沦丧”的主题也很流行——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这也是与战场实际影响毫无联系的粗略概括。英国将法国缺乏“道德品质”作为反面教材，鼓励民众在战争中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对纳粹政权来说，这场速胜证明了第三帝国在士气上的优势。双方都将法国描述为“道德沦丧”的国家，以促进各自的战争努力。

研究了历史学家们用于解释1940年法国军事崩溃的标准因果关系后，我发现他们的结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瑕疵——这些历史学家们没有对自己的主要论点进行验证，没有去探究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法国是否仍会在六周内失败。例如，如果1940年的法国陆军有更好的高级将领，能够更好地预测德军的行动，适时做出反应，是不是就能显著地改变结果，还是仅仅将停战的日期延后几周？如果法国没有在马奇诺防线上投入50亿法郎，而是将钱花在组建更多的装甲师上，1940年的战果会好些吗？我的方法是提出一个论点，然后进行验证。在这种背景下，必要条件指的是，导致一件事必然会发生的某个或某些因素。直接原因通常指的是，导致一件事发生并产生指定后果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按照这些定义，我的论点是：

1. 导致法国在1940年失败的必要条件是：（a）缺乏对陆军的空中支援，（b）野战军战术层面的防御火力不足（例如，反坦克和防空火炮、地雷、迫击炮）。
2. 造成这些物资缺乏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军队和政治领导人太过执着于联合作战的概念，而没有采用仅将自身资源投入重大战役的计划。由于在未来的军事冲突初期，法国都过度依赖本土陆军和空军之外的其他部队，因此这两者的现代化工作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后才得到重视。由于法国工业没有做好大规模制造新武器的准备，军事领导人无法及时地训练士兵，也无法为他们配备新装备，因此在最后一刻重建本土陆军和空军的努力失败了。
3. 失败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法国长期痴迷于维护大国形象，以幻想代替现实。因此，法国领导人从率领一众小盟国（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中得到安慰，却没有与这些盟国制订清晰的联合阻止德国入侵的军事计划。同样，凯比尔港（Mers-el-Kébir）海军基地和重建作战舰队等“面子工程”也是为了彰显法国广阔的海外领地，而忽略了这一帝国形象并不能加强法国安全的事实。
4. 盟军失利的最后一个直接原因是：英国无法在地面或者空中为法国提供全面的支援。英国投入的远征军规模很小且训练不足，还缺乏拥有火炮坦克的装甲师，无助于地面战的成功。而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拒绝在法国战役中投入“喷火”战斗机，使法国战斗机部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对手相比，敌军因而在战场上夺取了空中优势。

因此，与通常的论述不同，我将远离军事思想—士气—领导层存在缺陷的论调（这通常是关于法军崩溃原因评估的核心），指出这支信奉贝当“火力为王”口号的军队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在地面战场上（或者上空）无法取得火力优势。而且，法军火力不足的原因是军政高层强调形象而非实质的结果，他们没有将阻止希特勒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而是寄希望于模糊的联盟。英国对投入大陆战争的准备不足以及作为盟国的平庸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40年盟军的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