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4935993
揭秘“盗版音乐发展史”
《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时代》《福布斯》年度*图书奖
当整个世代犯下同一个罪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过去，我们听音乐需要购买磁带、CD，那时的音乐是要付费的；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音乐居然成了网络上点一下鼠标即可享用的免费午餐！
本书作者斯蒂芬·维特花费五年时间、飞越美欧亚三大洲写成这本“盗版音乐发展史”，抽丝剥茧，探究数字音乐盗版的真正源头。
维特从德国开始，造访了发明MP3音频格式的声音工程师们；接着来到纽约，找到捧红美国“国民天后”泰勒·斯威夫特等流行歌手的唱片业大亨；再转向苏格兰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然后一路追查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小镇的一名CD制造厂员工，及其背后在11年时间里泄露超过两万张专辑的“音乐爱好者小组”；*后进入互联网的黑暗深处，挖掘出音乐产业从*迅速没落的惊人真相。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音乐产业的故事，更是一段从未被讲述过的互联网历史。
/试读/
前言
我是“盗版一代”的一员。1997年当我开始大学生涯的时候，都没听说过什么是MP3，但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数百首盗版歌曲已经把我一个2G的硬盘塞满了。到毕业时，我拥有了六个20G的硬盘，全部拷满歌曲。2005年当我搬去纽约时，我已经收集了1500G的音乐，差不多等于15000 张专辑。光把这1500G的音乐排个序就要花上一个小时，如果你把这些音乐按照表演者名字字母排序，从“阿巴”乐队一直听到“ZZ巅峰”乐队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拥有的盗版歌曲数量已经达到了产业级别，但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容易保守的秘密。你从来不会在唱片店看到我，我也不会去电音派对。这些音乐文件都是从网络聊天室里得到的，它们来自“纳普斯特”（Napster）和“比特流”（BitTorrent）网站。从21世纪开始我就没在实体唱片上花过一分钱。那些老派的黑胶唱片收藏者，他们那落满灰尘的唱片收藏可能会塞满整个地下室，但我的数字收藏一个鞋盒就可以装下。
大多数音乐收藏我自己并没有听过，我其实很讨厌“阿巴”乐队，另外，虽然我有四张“ZZ巅峰”的专辑，但我叫不出其中任何一张的名字。那我收藏这些音乐的动机是什么？好奇心是一个原因，不过多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另一个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精英团体的一部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因，如果那时你向我指出这一点，我会否认，但这是来自盗版地下世界的强烈诱惑，而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下载盗版音乐不仅仅是得到音乐的方式而已，它还是一种亚文化。
那时候我站在数字下载的最前沿。如果我大个几岁，可能就不会那么痴迷于下载音乐了。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对非法下载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是完全的反对，尤其是对那些热爱音乐的人来说，他们特别反对下载音乐，因为淘碟收碟也是一种亚文化。淘稀有绝版唱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挑战：他们会去跳蚤市场淘宝，去唱片店特价区淘宝，去加入乐队的邮购列表，每星期二去唱片店等着上新货。但对于我，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人来说，淘碟毫无意义—音乐不用去找，它就在那里，最难的反而是确定自己要听什么。
几年前的一天，当我在浏览自己这个庞大的音乐库时，想到了一个根本问题：这些音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答案，而且当我去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没有人能回答。关于MP3现象，以及苹果公司、纳普斯特和“海盗湾”（Pirate Bay）都有大量的新闻报道，但关于始作俑者的话题极少，关于谁在真正盗版的报道更是几乎没有。
我开始对这个问题着迷。当我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了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找到了一份最早的MP3盗版团体发布的宣言——一份很老的文件，打开它必须要用MS-DOS模拟器。我还找到了最早的MP3解码器测试版的破解文件，它的作者都认为它已经不在了。我还找到了一个秘密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记录了从1982年开始30年来每个主要盗版团体破解泄露的东西，从软件到音乐到电影，什么都有。我还找到了很多秘密网站，这些网站借壳巴拿马的公司注册，服务器在密克罗尼西亚或刚果，没人知道这些网站的真正拥有人是谁。在成千上万页的文件里，我发现了大量的窃听记录、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记录和倒戈者的证词，这些文件把世界范围内隐藏得很深的阴谋统统揭露了出来。
以前我认为音乐盗版是个“众包现象”，也就是说，我相信我下载的那些MP3是由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上传的，这样一个盗取音乐的人的网络是松散的，没有组织的—但这个假设是错的。的确有一部分文件无法追踪源头，是由无组织的网民自己上传的，但绝大部分的盗版MP3来自少数几个有组织的发布团体。经过鉴证数据分析，那些MP3通常能被追查到它们最初的来源。如果再辅以传统调查报告的技术，我发现能把追踪缩小到更精确的范围内，不仅仅能追查到文件的源头，其实还能追踪到特定时间和特定的人。
这真的是个秘密。当然，互联网是由人创造的，盗版是个社会现象，一旦你掌握了追查的方法，你就能从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你想找的人—工程师、高管、职员、调查者、犯罪嫌疑人，甚至半路退出的人，他们都在这件事里扮演重要角色。
我的调查工作从德国开始。在那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科技团队偶然从一个看上去不怎么牢靠的投资人那里搞来了几千美元，用这笔钱开发了一项新技术，最后这个技术搞垮了一个世界性的产业，这个团队也因此赚了一大票。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这个团队里的人显得很保留，并且刻意要和他们造成的产业混乱划清界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说谎，但却无法不嫉妒他们的成功。这帮人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过了好几年苦行僧般的生活后，发明了一项可以征服世界的技术。
然后我去了纽约，在那里我采访了一个唱片业大亨。这位今天已入古稀之年的业界大腕曾两次垄断全球嘻哈音乐市场。这还不是他全部的功绩，随着我调查的深入，发现此人可以说就是“流行音乐本人”，从史蒂薇·尼克斯到泰勒·斯威夫特，过去40年里的乐坛巨星几乎都和这个人或多或少有关系。面对盗版空前猛烈的进攻，这个人的事业受到冲击，但为了保护唱片产业和他爱的歌手艺人，他勇敢地奋起抵抗。在我眼里，他毫无疑问比他的所有同行和竞争者都要出色，但也因此，他是我印象中近些年里最受争议的一个唱片业高管。
接下来，我的注意力从高楼林立的曼哈顿转向了苏格兰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警探和特工们接受了无人喝彩的任务，去追踪那些非法数字文件的源头，这些任务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去完成。跟随特工们在英格兰北部的调查活动，我认识了一个音乐发烧友，他坐拥的数字音乐收藏会让博尔赫斯的藏书都自叹不如。然后，我到了硅谷，在那里，有一个企业家提出了一项高深的技术，但最终他完全没能从中赚到钱。然后我去了爱荷华州，去了洛杉矶，再回到纽约，再去了伦敦、萨拉索塔、奥斯陆、巴尔的摩和东京，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调查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死胡同。
直到最后我来到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调查工作才出现转机。这是一个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小镇，名叫谢尔比（Shelby）。这个地方放眼望去都是板材搭建的浸信会教堂和千篇一律的连锁加盟店，怎么看都不像是技术和音乐融汇的全球中心，但就是在这个小镇上有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人，在超过八年的时间里牢固占据着全球数字盗版的头把交椅，声名显赫。很多我下载的盗版音乐—有可能是大多数都是从他那里流出的。他是互联网音乐盗版的“感染源”，但这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赢得这个人的信任。我们经常会在他姐姐的农场大宅的客厅里一聊几个小时，他说的一切都令我万分惊讶，很多时候我都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一切又似
乎都经得起推敲。在一次访谈的最后，我不由自主地问他：“戴尔，为什么你以前从来没和人说起过这些事？”
他回答：“伙计，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啊！”
后记
艾迪尔·卡辛案结案六个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本人。此时的勃兰登堡已经53岁，灰白的胡须让他显得有种睿智而诡谲的气质。他依旧在伊尔默瑙的弗劳恩霍夫数字媒体科技研究院担任主任。他就像研究院里一个慈祥的父亲，他的学生说起他来总是语带敬意。他没有孩子，MP3是他唯一的子嗣。
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德国的电气工程师和数学家，MP3之父。
如今，随着像Spotify这样的互联网流媒体服务的兴起，MP3退出历史舞台指日可待。勃兰登堡的论文指导老师迪特·塞策早在30年前就预料到了这样的转变，他最初对MP3的设定就是为流媒体所用而不是用来存储音乐的。然而Spotify并没有采用MP3格式，它用的是Ogg，一个开源格式。勃兰登堡和格里尔早就怀疑Ogg侵犯了他们的专利，但那些专利已经超过20年，开始失效了。MP3技术现在是免费的了，而需要花钱的是音乐本身。
不过勃兰登堡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他都是富有和成功的。任何地方卖出的任何一台电子产品里都有他的研究成果，这可以追溯到多年前他授权世韩国际生产的那台古老的、只能存五首歌的MPMan播放器。事实上，勃兰登堡至今还留着一台初代MPMan，当然它已经不能工作了，因为电池坏了，而且如今的电脑已经不支持MPMan用来传输文件的20针接头，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对科技“不多愁善感”的勃兰登堡，一直留着它。
道格·莫里斯同样也是一个幸运儿，他在和杰斯的扔硬币赌博中赢了，为环球音乐省了100万美元。但《蓝图3》专辑让杰斯已经接近尾声的音乐事业再度翻红，销量远超预期，到了2010年底，反而是这位肖恩·卡特赢了道格·莫里斯。同年，音乐产业跌到谷底，规模缩小到不及2000年的一半，维旺迪最终决定对莫里斯动用强制退休条款。2011年年初，莫里斯从环球音乐集团CEO的位置上退下，转到了不担多少责任的顾问职务。
在华纳、施格兰和维旺迪辗转20年，道格·莫里斯收入超过两亿美元，即便他跨骑在苟延残喘的音乐产业上的最后一年，也净赚一千多万美元。他是否报酬过高?也许吧—企业年报显示莫里斯亲手培养的继任者卢西安·格兰吉收入只是他的一半，甚至可能还不到一半。即便如此，莫里斯依然炙手可热，就像1995年被时代华纳开除后，停不下来的他几乎立刻就被对手公司聘走一样，从环球退下的莫里斯又立刻上岗，这次是担任索尼音乐娱乐(Sony Music Entertainment)的董事长兼CEO。道格·莫里斯，这个自认是科技盲的72岁老人将带领着索尼音乐旗下的艺人和产品统筹走进新千年。同年晚些时候，英国百代音乐集团的唱片事业部被环球音乐收购，“四大集团”变成了“三大集团”，唱片工业的80%落在了环球音乐集团、华纳音乐集团和索尼音乐娱乐三家手中，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三家公司道格·莫里斯全都掌管过。
艺人和唱片公司纷纷寻找新的创收方向，病毒传播视频、词曲版权、流媒体服务和音乐节巡回演出等等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自唱机发明以来，2011年美国人花在现场音乐演出上的钱第一次超过了唱片;2012年，北美的数字音乐销售首次超过了CD的销量;2013年，以订阅和广告为收入的流媒体业务营收第一次破十亿大关……
创意产业开始争相和流媒体业务签订授权协议。苹果买下了Beats耳机，为此付给“德瑞博士”和吉米·艾文两人各五亿多美元。谷歌推出了Google Play商店，而Spotify、Deezer、Rdio和Pandora都有两位数字的增长。为了能得到齐柏林飞艇乐队和披头士乐队的流媒体播放权利，各方打起了版权争夺战。在这轮流媒体风潮中拔得头筹的是Vevo，每个月点击量达到50亿次，而且每年还能再增长一半。道格·莫里斯如今算是懂了，流媒体将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他青史留名。
但流媒体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许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流媒体音乐平台永远都在亏钱，大肆购买版权内容吸引早期用户，也不管自己的承受能力。尽管它们这样烧钱，但付给艺人的版税却少得可怜，一个有数百万次播放量的艺人只能收到几百块钱的版税支票。2013年在经济前景乐观的情况下，唱片产业的总营收再次下降，跌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消费者调查显示，新的Spotify的用户已经基本停止了盗版音乐的行为，但同时他们也不再购买实体唱片，因而唱片公司陷入了一场两面开战的硬仗里，一面是流媒体服务，另一面是盗版。
艺人们开始大胆实验。“嘎嘎小姐”的数字专辑《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只卖99美分，结果发行首周销量达到100万份。
碧昂斯毫无预警地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这张“视觉”专辑附有17个视频，由苹果的iTunes商店独家发售。“电台司令”乐队主唱汤姆·约克(Thom Yorke)把自己的歌从Spotify上撤下，然后把新专辑《明日摩登音乐盒》(Tomorrow’s Modern Boxes)放上了“比特流”。泰勒·斯威夫特也从流媒体平台上把自己的歌全部撤下，而她的新专辑《1989》一个月内就狂销两百万张，其中大部分是在大卖场里卖出的CD唱片。
Thom Yorke
还有实体唱片销售就意味着还有唱片泄露问题，但唱片产业已经有了更好的预防措施。坎耶·维斯特多年来是RNS小组最爱的目标，而2011年，他准备回击。《公告牌》杂志有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坎耶·维斯特是如何采取“近乎军事级别的计划”，以防止他和杰斯合作的新专辑《觊觎王位》(Watch the Throne)泄露的:他把录有专辑母带的硬盘锁在一个派力肯牌(Pelican)的防水箱中，而他的录音工程师的视线始终不离这个箱子。打开箱子需要生物身份扫描，制作完成的母带会在严格的监视下运往光盘制造厂—一切措施都意在保证盗版者无法在星期二专辑上市前得到唱片。
当然，防止专辑泄露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完全弃用CD唱片，但是即使到了2013年，也就是心理声学格式大战的17年后，音乐产业仍然做不到这一点—美国音乐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营收还是由实体唱片创造的，而在全球市场上这个数字更是要超过一半。美国最后一个大型CD制造厂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唱片产业对这个厂还是非常依赖。一旦CD开始运往各家唱片店便很难受控了，因为供应链实在过于分散。另一边，新的“软破社区”小组CMS、MOD和CR等等纷纷成立，都来争夺RNS小组离开后空出来的王位，不过没有一个可以达到RNS当初的那种霸主地位，音乐“软破社区”渐渐开始没落。
艾迪尔·卡辛找到一份IT管理员的新工作，搬出了母亲家。因为害怕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对他提起民事诉讼，卡辛拒绝和任何媒体接触。他通过他的律师多明戈·里韦拉持续发布申明，坚持自己和网上的那个“卡利”毫无关系。卡辛的共同被告马修·周同样拒绝和媒体交谈，还删除了自己脸书账号的所有内容。告密者帕特里克·桑德斯逃过牢狱之灾，获得缓刑，最后找到一份律师助理的工作。RNS小组资深“翻录统筹员”西蒙·戴在整个案子中完全没有获罪。托尼·道克瑞短暂服刑后出狱，在谢尔比速八酒店找了一份上大夜班的工作。艾奥瓦州的APC小组成员布鲁斯·哈克菲尔德和雅各布·斯塔勒也获缓刑，之后两人练起了举重。
艾伦·埃利斯始终保持隐居。在“猪哼哼”案宣判之后，他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其在互联网上的所有痕迹统统消失。我没能找到他现在的工作状况和确切住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最后终于收到他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说到他的“猪哼哼”岁月时只有一句话:“那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我很高兴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
还有戴尔·格罗夫。2010年3月，格罗夫到一间低安全戒备的联邦监狱报到，开始服三个月的刑期。狱中生活对格罗夫来说还算能忍受—与其说是忍受可怕，不如说是忍受无聊更多一点。6月，格罗夫刑满释放，法律禁止他和合谋犯接触，他和道克瑞之间的友谊也已经完蛋了。因为还在缓刑期间，格罗夫担心找不到工作，不过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差事:在北卡罗来纳州克利夫兰的福莱纳(Freightliner)卡车制造厂安装前通风格栅板。
我和格罗夫于2012年第一次见面。从狱中出来的格罗夫也爱上了举重，并以他那特有的纪律性定期上健身房，身上因此增加了20磅健壮肌肉。虽然他的块头变得大得可怕，但我从照片上看到的他其实脸部表情非常放松。当他回首他的人生时，那熟悉的痛苦表情渐渐地变成了父爱的温柔。我想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盗版者的风险，他只是想要某些东西，然后很冲动地去追求。不过，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打交道的经历仍然让格罗夫心有余悸。有时，当他和我说起他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时，会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扫视窗外的街道，就好像联邦调查局现在依旧埋伏在门外，等着他再次露出马脚。
那年年底的时候，格罗夫开始考虑是不是有比在生产线上一天干16个小时更容易的赚钱方法。资本已经全球化了，从纽约到蒙特利尔到巴黎再到日本，而劳动力却只能待在原地，像格罗夫就被困死在了北卡罗来纳州谢尔比。他逐渐意识到，地理上的分隔是造成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开始上夜校，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他还减少了上班时间，生活也变得更稳定，定期去星期五纪念浸信会教堂做礼拜。他在“克雷格列表”上把他的林肯领航员—包括那四个引人注目的轮圈一起卖了。
不过，格罗夫还是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他修理东西的副业。如今已经40岁的格罗夫依旧顶着“修理匠”的名号，做一些修理工作赚点零碎小钱。他帮人做一些低端的电脑维护和修理工作，帮朋友的电脑装软件，为老人设置无线路由器，而且总是非常仔细地设定好密码保护。他还会帮人格式化硬盘、重装崩溃的操作系统。他还能帮iPhone“越狱”，收费20美元。格罗夫的修理副业也延伸到了光盘类设备领域。你的Xbox、PlayStation、Wii或者蓝光影碟机如果坏了，可以拿去格罗夫那里，他会帮你修好，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设备损坏的原因都很简单，要么是有人没把机器里的光盘拿出来就又塞了一张进去，要么是激光头烧坏了，这类故障只需要一把螺丝刀和一个新配件就能修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激光唱机坏了，戴尔·格罗夫也会帮你修好。
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实体媒质设备已经在被慢慢淘汰。格罗夫这种对落后技术的喜爱其实我能感同身受—只要看看我自己的音乐收藏就知道了。我把我每一台电脑的硬盘都保留了下来，总共有九个，每一个的容量都是前一个的两倍。最早的一个硬盘是1997年的，容量只有2G，里面存着我最早盗版下载的一些歌，而现在把全部九个硬盘加起来，我拥有的MP3超过十万首。
这些是我花了整整17年搜集的文件，然而如今云计算技术一来，这些文件完全没了意义。我的囤积本能满满消退，管理这么巨大的资料库也让我一年比一年觉得厌倦，而且老式的硬盘甚至无法和现在的系统兼容。最终我投降了，花钱购买了Spotify的会员，并接受了现实:曾经被我认为是私人典藏宝库的这些文件，不过是一堆正在慢慢消磁的垃圾。怎么才能丢弃这些东西呢?我在谷歌上搜索“数据销毁服务”，
很快就有了结果。我提着装满硬盘的塑料袋来到了位于皇后区的一个仓库，本想为这个服务付钱，但那里的技师告诉我，这么小的一个活，他愿意免费干。他带我穿过了这个仓库，原来它非常巨大，是由各种实业公司合用的。我们走到了仓库最后面，那里有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隔间，属于这个技师的公司。我们一到那里，那个技师就戴上了一副防护眼镜，右手拿起一把大号气钉枪，左手从塑料袋里拿起一个硬盘放在工作台上，然后有条不紊地往硬盘的金属壳里打了半打钉子。打完后他拿起硬盘，放到耳朵旁边摇动，确认里面的磁盘核心是否发出被完全打碎的咯咯声。随后他依次在其他硬盘上重复这个步骤，直到塑料袋变空。当他全部处理完毕，便抱起所有被毁坏的硬盘，扔进了旁边的一个垃圾堆—那里面，是几千个同样被销毁的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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