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中英双语）

从荷马史诗到古希腊悲喜剧，从西塞罗的演说词到贺拉斯的抒情诗，西方古典世界的皇皇巨著从未丧失过它们那恒久的魅力。在本书中，威廉·艾伦贯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对古典文学的诸多文类一一进行概览和阐释，以生动的细节和丰富的素材极大地呈现了古典文学的面貌，带领我们在古典世界里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游览。

不管是通俗历史读物，还是当代诗人、戏剧家及小说家对古典题材的重写，无一不彰显着古典世界及其文学杰作的巨大魅力。在本书中，威廉·艾伦以文类为纲，贯通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种文学传统，列举来自各个文类的丰富素材，借此说明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及丰富度。不仅如此，作者还探讨了“古典”的含义，试图解释它为何至今仍在塑造着西方文学的概念。

威廉·艾伦 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希腊和拉丁语言文学的“麦康奈尔·莱恩”导师兼古典文学副教授，学术专长为希腊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文学与思想史，尤长于史诗与悲剧。著有《安德洛玛刻与欧里庇得斯悲剧》（2000）、《欧里庇得斯：赫拉克勒斯的孩子》（2001）、《欧里庇得斯：美狄亚》（2002）、《欧里庇得斯：海伦》（2008）、《荷马：伊利亚特》（2012）及《希腊哀歌与短长格讽刺诗：选集》（2019）等多部学术专著。

前言
第一章　历史、文类和文本
第二章　史诗
第三章　抒情诗和个人诗
第四章　戏剧
第五章　撰史
第六章　演说
第七章　田园诗
第八章　讽刺文学
第九章　小说
终曲
索引
英文原文

序  言
张 巍

这是一本值得向古希腊罗马文学爱好者推荐的“通识读本”。作者威廉· 艾伦（1970年出生于苏格兰，现任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古典语言与文学副教授，学术专长为希腊古风与古典时期的文学与思想史，尤长于史诗与悲剧）在原著区区 120余页（中译本140余页）里，上起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下迄公元2世纪的罗马小说，对zui为经典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作品做了一番整体性的概览。要完成这一任务，套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看似疯人之举”（第 1页）。摆在作者面前的首要难题，是在力求言简意赅又不失要领的同时，能够让普通读者领略古典文学的经典意义，甚至还能随之感到兴味盎然。
针对这一难题，古典文学简史诉诸不同的写法，zui常见的有三种。diyi种是传统的写法，即按照历史时期的时间顺序来展开文学史叙事，通常把希腊文学分作古风、古典、希腊化和帝国四个时期，把罗马文学分作早期共和国、晚期共和国、奥古斯都时期、早期帝国和晚期帝国五个时期，然后再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按样式归类，专注于每个时期zui重要的作家及zui重要的作品，以此勾勒出古典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以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几十年来向普通读者推出的古典文学简史为例， 1980年初版（1997年第二版）的《古希腊文学》，由四位英国古典学名家多佛（Kenneth Dover）、韦斯特（Martin L. West）、格里芬（Jasper Griffin）和鲍伊（Ewen Bowie）合撰，采取的便是较为传统的写法，意在突出古希腊经典作家在文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这些文学作品所奠定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而2000年面世的《古希腊罗马世界里的文学：一种新视角》，由牛津大学古典学者塔普林（Oliver Taplin）主编、多位英美古典学者共同执笔，力图偏离传统文学史以作家为重心的视角，转而以文学作品的原初受众为叙述视角，这些受众包括听众、观众和读者，每一种又可根据文学活动与表演的具体场景分为许多不同类型，由此构成文学交流的许多不同模式。该著本着此种“新视角”而另辟蹊径，从文本所属的时代出发，着重考察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多样性，探索这些互动关系的宏观模式与历史嬗变，当属于第三种写法。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二种写法，是以文学样式或文类为线索，围绕不同的文类展开叙述，关注每一种文类的形成与发展、兴盛与衰亡、成规与创新、典型风格与风格差异，以及文类之间的竞比与高低分判，这本2014年新镌的“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便采用了这种写法。作者以文类为纲，列出史诗、抒情诗和个人诗、戏剧、撰史、演说、田园诗、讽刺文学和小说这八大文类，构成全书zui主要的八章内容。在导论性质的diyi章里，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古典文学zui非凡的一面，也就是它高度发达的文类意识”（第13页），因为“一切古代文学文本都是某一文类的作品，即便它们也跟其他文类交互融合”（第14页），所以“若论古典文学的影响，意义zui为深远的当属主要文类及其规范的发明”（同上），这几条根本性的原则贯串成全书zui关键的线索。此后，作者在每一章里按时间顺序从古希腊讲到古罗马，着力贯通这两种文学传统，突出不同时期里同类文学样式的延续性。因此，这本《古典文学》大致可以视作一部“分类文学简史”，对读者掌握古典文学里极为重要的“文类”概念颇有助益。
作为“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的理想读者自然是西方的普通读者，但对于今日中国的普通读者而言，此书的译介也有其价值。纵观国内的同类书籍，以文类为纲的古希腊罗马文学简史可谓罕见。这不禁使人遥想起百年前（191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周作人受聘于北京大学，奉命为学生讲授“希腊罗马文学史”，因事属草创，没有合适的教材，便自编起讲义来。他慧眼独具地以文类为纲，将古希腊文学分作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等文学样式，将古罗马文学分作戏曲、文（细分作撰史文、学术文、演说文、小说文等）、诗（细分作哲学诗、叙事诗、哀歌、牧歌、讽刺诗等等）和杂诗文四大类文学样式，并据此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做了规模初具、钩玄提要的概述。这位zui早系统性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先行者，眼光犀利地察觉到，强烈的文类意识正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真正精髓，也是其经典性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对于百年后艾伦的这本面貌一新却又似曾相识的古典文学“分类简史”，他应该会引为同道，报以赞许的微笑吧。

2019年11月20日于复旦光华楼

“这是一本值得向古希腊罗马文学爱好者推荐的‘通识读本’。作者威廉•艾伦在原著区区120余页（中译本140余页）里，上起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下迄公元2世纪的罗马小说，对zui为经典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作品做了一番整体性的概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 张巍

第一章 历史、文类和文本

要对时间跨越1 200多年（约公元前 750—公元500）的古典文学历史来一番简略概述，大概看似疯人之举。相比之下，“蒙蒂·派森” 喜剧片里的“全英普鲁斯特梗概大赛”的参赛者有整整15秒钟的时间，却只需总结 7卷小说的梗概。不过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如果未来要更详细地考察古典文学的主要文类，一份示意图总能派得上用场。
传统上对古典文学的分期，所对应的无非是我们熟悉的古代史几大块—泛泛地说，把希腊文学分为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和帝国时期；把拉丁文学分为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下文中会再提到这些划分）。在研究某一特定的文学（如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时，文学和历史分期基本一致并不罕见，因为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来追溯历史变迁。
当然，所有这些分期都是人为建构，是学者们事后创造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各个文学或历史时期彼此交织，无法在其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过只要事先恰当说明，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注意不掩盖各个时期之间的连贯性，不暗示每一个特定时期内都是整齐划一的，不把某个特定文本的含义简化为表达某个想当然的“古代”或“尼禄时代”（诸如此类）世界观，那么约定俗成的分期还是有用的。毕竟，文学形式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变化，又无法孤立于更宏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因此，尝试追溯这些发展变化并对具体的阶段加以界定，既合所愿，又有所长。
除了为一个浩瀚的时间段竖立有用的路标之外，文学史术语还能指出不同历史时期在核心主题和关注焦点上的重要区别—比方说，比较一下英国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这两个术语，它们所指向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如果一个新文学运动的诞生是由作家们自己宣告的，那么学者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例如公元前 3世纪，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深奥晦涩文学的宣言，开创了所谓的“希腊化”或“亚历山大里亚派”美学。然而就算作家们没有那么自觉，我们仍然能够回顾性地追溯不同文学运动的兴起，虽然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后来的评论家，往往都会夸大该运动与过去的决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那句玩笑话—“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发生了改变”（《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 1924年），就精准地表达了为不同时代划清界限的诱惑与危险。
无论怎样为古典文学分期，有时都会让人感觉像是古代史速成课，不过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件好事：毕竟，虽然文学有时会超越时代，但它始终扎根于所处时代的现实中。因此，古代奇幻小说（见第九章）以颠三倒四的方式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的有限认识，正如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现代科幻小说也以同样的方式反映了科技发展和政治格局。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时间”的永恒杰作，但如果对它起源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便无法充分理解古典（或任何其他）文学。
迈锡尼文化于公元前 1200年前后衰落，在其后几个世纪的希腊历史中，写作的技艺尚无人知晓，但口头诗歌和各种形式的说书却蓬勃发展。公元前 8世纪初，希腊人修改了腓尼基字母来适应自己的语言，希腊“文学”（也就是书面文本记录）的传统由此开始。由于历史的偶然，就在文学作品被重新发现的同时，天才荷马出现了，因此他创作于公元前 725—前700年前后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仅是zui伟大的，同时也是zui早的古典文学作品（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文学始于莎士比亚横空出世，那场面是何等壮观吧）。传统上把公元前776年diyi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到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这段时期称为“古风时期”，但切勿认为“古风”一词就意味着“原始”，因为这是希腊文学zui有活力和zui勇于实验的时期之一，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史诗和抒情诗堪称史上zui震撼人心、zui匠心独运的（见第二和第三章）。古风时期还是扩张和殖民的时代，希腊各城邦纷纷把商人和殖民者派往地中海沿岸各地，从马赛利亚（当今的马赛）到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位于沿尼罗河下游 50多英里处），这样的文化活力和多样性反映在这一时期主要作家的作品中，他们来自希腊语世界的各个角落（见地图1）。
相反，古典时期（公元前479—前323），也就是从波斯大败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这个时期，文学由一个城邦一统天下，那就是雅典。希腊人战胜了庞大的波斯侵略军，这不仅加强了他们对“野蛮人”（非希腊人）的优越感，也使雅典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个原本为防御而建的同盟（即为了击退波斯下一波攻势而组成的提洛同盟），把它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发动机。帝国的财富，再加上开放的民主文化，吸引了来自整个希腊世界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雅典因而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伯里克利在歌颂城邦的赞歌中称之为“全希腊的学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41）。各种文学形式在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表演场所兴盛起来：在国家资助的戏剧节上表演悲剧和喜剧（第四章）；在法庭和集会上演讲（第六章）；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编纂历史，他们有志于理解（不止于此）希腊何以赢得希波战争，以及雅典何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输给了斯巴达（公元前 431—前 404；见第五章）。公元前 5世纪末被斯巴达击败之后，雅典仍然是文化重镇，它的民主也保留了下来。到了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作品仍然层出不穷，特别是演说、历史和哲学等散文体作品（这个时期很少有诗歌流传下来）。和“古风”文学一样，切勿将“古典”混同于“谨慎”或“乏味”：古典时期zui优秀的作者都是真正的革新者，影响了后来几个世纪的戏剧、诗歌和散文等主要文学形式。
希腊化时期（公元前 323—前31）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死持续到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战役中打败马克·安东尼和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七世，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及随后的希腊—罗马）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亚历山大军事扩张的步伐远至波斯湾、印度和阿富汗，他的将军们继承了各式各样的世袭王国，其中zui持久的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港建起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前者志在收集有史以来的每一部希腊文学文本并为其编目，后者意在成为每一个艺术和科学领域学者的研究中心。托勒密王朝的历任国王继续为这两个机构提供资助，在如此卖弄学问且补贴丰厚的学术氛围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前所未有地把文学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亚历山大里亚派”的标志就是博学和文雅。它的quanwei人物、学者诗人卡利马科斯宣称：“我吟唱的每一句诗都是经过考据的。”早期的文学也不乏典故和创意， 但这时诗人的学识越发外露和刻意为之，创新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虽说有些作者陷入乏味的晦涩泥沼，急于卖弄小聪明却总是弄巧成拙（举例来说，尼坎德关于各种毒药及其解药的诗歌本身就足以令人汗毛倒竖），但这一时期zui优秀的作家仍利用自己的学识为陈腐的文学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卡利马科斯和阿波罗尼俄斯对史诗的改革：见第二章），或独创出前所未有的新文学形式（忒奥克里托斯发明了田园诗：见第七章）。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都是希腊文学。罗马虽然（根据古代人的估计）建于公元前 753年，但现存的拉丁文学都是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创作的。因此，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9—前31）的前几个世纪，也就是从zui后一个罗马国王塔克文尼乌斯·苏佩布被驱逐，宣布采用共和政体，一直到该政体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中自毁，罗马在文学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现存zui早的拉丁文学—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的史诗，恩尼乌斯和帕库维乌斯的悲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zui后这一类是早期仅存的完整文本）—表明，与“古风”希腊文学一样，不要误以为“早期”就意味着“质朴单纯”。因为这些创作于公元前 240—前130年前后的文本不仅反映了罗马人在这一时期惊人的军事成就（罗马因而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力量），同时还以长远的眼光和极大的创意继承和发扬了它们的希腊文学榜样。举例而言，恩尼乌斯就声称自己是荷马转世，是希腊文化转移到罗马的终极象征（第二章）。
这些早期的作家通过改编希腊的文学形式来满足新的读者和兴趣点，并把它们与本土的意大利传统结合起来，开启了“罗马化”过程，后来所有的拉丁作家都在延续这一过程。当希腊自身于公元前146年落入罗马统治者之手，希腊文学和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就更加强烈了。老加图这位当时的政治家和作家，就利用了大众对贵族阶层如此亲希腊的焦虑，他反其道而行之，创造了一个简单直接、返璞归真的淳朴罗马人的形象。（老加图的作品显示他曾饱读希腊文学，但他意识到迎合罗马人对附庸风雅的希腊人的鄙视可以带来政治利益，何况希腊人如今还是他们的行省臣民。）不过大多数拉丁作家还是更加开诚布公地承认希腊传统对自己的影响。贺拉斯有意写下的一句悖论式评语zui精准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文化互动：“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 /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贺拉斯，《书信集》第二部diyi首，第 156—157行）换句话说，罗马的军事扩张同样丰富了它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中心（先是雅典，后来是亚历山大港）如今是罗马。虽然共和国时期重要的拉丁作家无一出生在罗马，但他们全都去往那里，寻求资助人、读者和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