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468137
本书作者江小涓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书从*人称的角度，按照时间顺序，对作者的早年经历、大学生活、研究工作等进行了叙述，回顾了作者的学术成长历程和对改革开放的学术贡献，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鲜明的学术观点。同时，本书语言通俗、可读性强，适合对经济学或对江小涓本人的生活、学术感兴趣的各层次读者阅读。
本书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中的一册，由经济学家江小涓撰写，以*人称叙述，从大学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的7年、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工作的6年、国务院工作的14年、时代呼唤：研究网络与数字时代的服务业、40年学习研究乐在其中等七个方面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围绕改革开放，结合其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阐述研究过程，展现其研究成果及学术成就。
壹 早年经历 / 1
贰 大学生活 / 7
一 被动选学企业管理 / 8
二 硕士研究生时期和在《经济研究》发表论文 / 11
三 博士研究生时期和近距离接触改革热潮 / 16
四 改革中一次波折引起的思考 / 22
五 出国与眼界 / 27
六 撰写博士论文 / 31
叁 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的7年 / 37
一 工业发展研究 / 40
二 产业政策研究 / 43
三 中小企业、产业组织和过度竞争问题研究 / 49
四 改革问题研究 / 55
肆 在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的6年 / 63
一 利用外资问题研究 / 64
二 “入世”问题研究 / 77
三 服务经济研究 / 80
四 科技全球化研究 / 88
伍 在国务院工作的14年：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 / 101
一 前期工作参与：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和当选中共
十六大代表 / 102
二 政府工作中的学术感悟 / 106
三 继续做学术研究 / 114
陆 时代呼唤：研究网络与数字时代的服务业 / 123
一 网络时代服务业性质的改变 / 124
二 体育产业——网络时代的典型服务业 / 127
三 经济理论面对的新挑战 / 135
柒 40年学习研究乐在其中 / 139
一 悟道之乐 / 140
二 育才之乐 / 142
三 天伦之乐 / 146
附 录
附录一 简历 / 150
附录二 学术代表作 / 152
附录三 主要获奖和受表彰情况 / 158
早年经历
我于1957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父亲江风，甘肃正宁人，长期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化宣传口工作，离休前是西安市委秘书长。母亲丁力，山东五莲人，长期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离休前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通讯采访部主任，首 席记者。父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家庭气氛平和、民主，对子女没有过多的约束，我从小也没有太多生活窘迫的感受。家里藏书颇多，父亲单位图书馆里还可以借到更多的书，主要是关于哲学、历史和中国文学的。父母坚信知识是宝贵的财富，鼓励我们多读书。我对父亲在家中形象的印记，就是坐在桌子边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烟。1989年，我出国学习回来，把打工挣的钱给了父母一些。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动作夸张地点了一沓钱，去书店买了一套新版的《资治通鉴》。母亲告诉我，此前他已去书店翻看过多次却没舍得买。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新奇又快乐的阅读体验让我受益匪浅，这样的兴趣和习惯贯穿了我终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上小学三年级，父母双方都受到冲击。有一年多的时间，父母经常被隔离审查，哥哥又到处去串联，就我和五六岁的妹妹在家。不过邻居都挺和善，常常帮助我们。我从小自立性也较强，倒也没有碰到什么特别困难的问题。
1969—1972年，父母下放农村，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去，地点是陕西南部的汉阴县高梁公社界牌大队。虽然那里很穷，但随父母一起，他们工资照发，乡亲们也很友好，我正处在不知发愁的年龄，因此这段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 段轻松快乐的乡村时光，记住了很多田园景色、质朴友好的同学和自身水平有限却又极为努力的老师。但是这里的人们确实很贫穷，到了春上灶头断炊，政府提供一些三四分钱一斤的返销粮，一块钱就能让全家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但有不少人买不起，每到这时，到我们家借钱的人一个接一个。不少老乡确实还不起钱，很多人就用砍的柴偿还，一角钱一大捆，每到这时我们家里的柴垛子堆得和房子差不多高。后来我们启程返城时，全队几百人来送行。最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借钱的人都尽其所能还钱，有人连夜从铁路建设工地上回来，走几十里路去亲戚家借钱。个别实在没有钱的，就会送来一些土特产。记得有一个老乡用竹竿串了八只鳖，说实在借不到钱，借我们的五毛钱就用它还了。当时我还小，只觉得好玩，后来回想起来这一幕幕挺感慨的。印象深刻的还有，虽然生活艰难竭蹶，老乡们却并非整日愁容满面，田间地头总是欢声笑语，晚饭后的“侃大山”也很幽默开心。
我的父母有一种无论处境如何都要做到最好的信念，也很关心孩子们的心理感受。从“反右”开始，父母的处境就不好了，在各自单位都受到歧视，“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伤痛的经历。但他们很少埋怨，至少不当我们面埋怨，很多事 情我们都是长大后才知道的。我母亲特别要强，刚到农村时，每家需要出一个劳动力修建水利工程，不过下放干部不在其中。当时家里许多事情没有安顿好，我母亲说我们家不搞特殊，我父亲身体不好，她就去参加了一个冬天的劳动，吃苦耐劳的程度让老乡非常吃惊，还被评为了“劳模”。
1972年，父亲调回西安市，到西安日报社当总编辑，全家又回到西安。恰逢西安卫生学校招生，我符合条件就报了名并被录取。1973年底，我毕业后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当了护士。在医院做护士，能见到各色人等和各种社会现象，有许多病人治愈出院时的快乐道别，也要面对那些不治之症甚至死亡的场景。现在人们说不要去考验人性，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公费医疗的重病患者住院，面对可能倾家荡产甚至负债终生的医疗费用，人性不可能不受考验。在我当班时就出现过病人因颅压很高头疼欲裂，夫家和娘家为支付医药费争吵导致病人跳楼身亡的悲剧。我当时的感觉是有痛无恨，两家都很穷，都有老人孩子要照顾。也有病人无钱支付医疗费因此不出院，在医院住了两年多。
1977年，我参加了农村巡回医疗队，在陕西最南部的镇坪县工作了将近一年。我所在的组在一个公社卫生院驻扎，也去县医院帮过忙。这里的农民很贫穷，许多人有了病长期在家耗着，请我们去诊治，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常备药不收费。有时我们会建议一些重症患者去公社卫生院或县医院进一步诊疗，但基本上实现不了。有一个家庭，父亲是有收入的公职人员，五个孩子全部得肺结核，却只给两个男孩吃药。更早年我随父母下放到陕西省汉阴县时，我们房东的老大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有一个药箱，我不知道里边装的有哪些药，但应该品种很少，而且不够用。我记得他多次来借钱，说这个月的药用光了，先借钱买一点。由于借钱不是整数，还专门解释过为什么要借1.1元钱，因为想买一瓶止疼片、一瓶甘草片和一瓶颠茄片（颠茄片是用来止胃痉挛的）。这种医疗服务是极为有限的。我记得生产队长有一个六岁的孩子，患了先天性心脏病，能治却因没钱治夭折了。
还有一家的儿媳妇，得了乳腺癌，医生说要100多元做手术治疗，家里人就说不治了，大半年后就去世了。说起来，我对改革之前中国医疗体系的各个层级，包括生产队、公社、县和城市的医疗机构都有所了解，可以说知之不少。多年后我参加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总有人把现在的医疗体制与改革前的做比较，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能做到免费医疗服务全民覆盖，还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我就会想到上述种种情景。
到医院工作后，我工作努力认真，年年都被医院评为先进，还被评为西安市卫生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同时，我保持着爱读书的习惯。每天下班后，我都会扎在五人一间的宿舍里，读书到深夜，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大约在1974年，在书店里可以买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我毫不犹豫地就买了全套。那个时候，读书就是因为喜欢，与功利性目的无关。当时医院里没有人愿意上夜班，但我愿意，因为夜班虽然比较困倦，但工作量比较少，到十点之后，如果没有重症和急诊病人，就只是一些定时的病房巡查工作，因此有很多时间看书。这样一边上班、一边读书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多。在这期间虽然读书颇多，但我并没有耽误工作，还升任了代理护士长。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当年的护士算是好工作，我所在的西安市中心医院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因此不少人都不愿再考大学，害怕毕业重新分配时回不到现在的医院。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我太想读书了。当时我正在镇坪县参加巡回医疗队，没有时间和条件准备，第一次没有考上，几个月后第二次高考才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医院9个科室仍一致提名，在只有２％的升级名额中为我提升了一级工资，表彰我几年来的努力工作。就这样，我告别了医院，跨进了学子云集的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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