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7607069
词虽兴起于隋唐五代，鼎盛于两宋，但金、元、明、清都曾涌现出如元好问、白朴、陈子龙、纳兰性德、朱彝尊等大批优秀的词人，创作了为数甚为可观的佳作，清更是词的中兴时期，大家迭出，名篇纷呈。这部《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收录金词38家、103首，元词54家、155首，明词72家、136首，清词152家、318首，撷取各代各家词作的精华。每篇配以风格典雅、内容丰厚的鉴赏文，帮助读者仔细鉴赏、品味各首精美的作品，尽享中华古典诗词之美。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收录金词38家、103首，元词54家、155首，明词72家、136首，清词152家、318首。每位词人的作品前，列有该词人的小传，内容包括生卒年、籍贯、经历、艺术风格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每篇作品之后，由钟振振等百余位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专家逐篇进行了校勘、注释和分析鉴赏。鉴赏文字典雅规范而又流畅易懂，能够为喜爱古典文学的读者起到相应的启发、解惑和帮助提高鉴赏力的作用。
总目
凡例2
前言3—22
篇目23—62
正文1—1627
附录词学要籍简介续编1628—1662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宋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
当我们乘风鼓翼，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鸟瞰中国古典文学那一大块神奇的土地，眼底展现着的，便是这样一幅各类文学体裁、各种艺术派别群峰竞秀、众壑争流的雄伟景观。
在那此起彼伏、蜿蜒如带、时而相交结、时而相游离的若干条大山脉中，词之一系，十分引人注目。她腾踔于诗文、辞赋业已虎掷狮拏之后，飞翥于小说、戏曲尚在龙潜蟒蛰之先。自她诞生以来的千百年间，作家代兴，俊彦踵武，固有如横峦侧岭，变态靡常；而佳篇迭出，精彩纷呈，亦复似春兰秋菊，繁香不断。一方面，她以反映中华民族之社会生活与人情物态而从精神内容上沟通于其他文学样式，虽殊途而同归；另一方面，她又以独特的面貌、体段、气格和风标，从艺术表现上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实同质而异构。她的美的生命力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或减，正相反，譬之煮秫作酒，历时愈永，其味弥醇。且不说她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足和文化素养的日趋提高，我们相信，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怀着浓厚的兴趣，渴望深入她那郁郁葱葱的大林莽，去作一番审美的远足旅行。
然而，这一片丰饶的文学美的资源，目前还只开发了一半。具体地说，她的前半段——唐、五代、两宋词，经过几十年来许多古典文学普及工作者的辛勤拓理，道路既经凿通，阶石亦已铺就；而她的后半段——金、元、明、清词(其中金词与南宋词时代重合，仅表现为地域上的南北之分)，由于有关研究和介绍工作尚未充分展开，则芟除草莱、剪伐榛楛的劳作仍然是当务之急。职此之故，我们在完成《宋词鉴赏辞典》的纂辑任务后，勉为其难，续编了这部《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当然，康庄之辟远非区区微躬所能胜任，但靠着全国百十位热心于此的专家、学者们的通力合作，总算踩出了一条虽谈不上径直也称不得平坦、却还可以举步前行的小蹊。倘若沿着这条路线探幽寻胜的词学爱好者们多少能够获得一些美的享受，那将使我们感到莫大的快慰。
关于本书的编纂缘起略如上述。下面，请允许我们以较一般读者稍许先行了几步的探索者的身份，谈谈自己粗读金、元、明、清四朝词后的主观印象。
(一)
论金之历史，自应追溯到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东北地区立国、称帝、定都(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建元(收国元年)之日；但金之有词，却是1127年(金太宗天会五年)攻灭北宋以后的事。自此下迄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中国历后一个封建帝国——清王朝寿终正寝，四朝词总共走过了近八百年的漫长历程。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唐王勃《滕王阁》诗)这后来近八百年的金、元、明、清词，同前此七百年间的唐、五代、两宋词相比照，都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因袭与演化呢？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我们必须承认：作为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抒情为主的一种特殊的韵文样式，金、元、明、清词与唐、五代、两宋词并无二致；就体制、格律、句型、语汇等外部形态来考察，也很难说两者之间有什么截然的区别；而由于词至两宋，已臻大成，各种题材、内容、风调、技法，几乎皆可示人以典范，后学心摹手追，搦管之际，每每有唐、五代、两宋诸大家、名家的影子横亘于胸，形诸墨楮，遂不免各见其所薰沐，因此从总体上来衡量，四朝词中前代遗传成分所占比重之大，亦毋庸讳言。
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同”只是相对的，“异”才是的。自其变者而观之，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金、元、明、清词之有别于唐、五代、两宋词的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在金、元、明、清四朝中，有三个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并占据统治地位的，那就是女真族的金、蒙古族的元和满族(源于女真族，1635年皇太极改称满洲)的清。尽管这三个兄弟民族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民族较为发达的封建文明(其中女真人和满人汉化的程度较高，蒙古人汉化的程度要低一些)，且此三朝文学创作的基干力量仍为汉人，故金、元、清文化就其实质来说依然是汉文化的延续，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毕竟使得作家队伍的民族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于是乎，金代出现了女真族的完颜、完颜璟、完颜从郁、仆散汝弼，契丹族的耶律履，元代出现了蒙古族的萨都剌，回鹘族的薛昂夫，契丹族的耶律楚材、耶律铸，清代出现了回族的丁澎，满族的纳兰性德、顾春、盛昱、志锐等一批少数民族词人，其中秀的代表如萨都剌、纳兰性德，就是跻身于唐、宋诸名家之列也毫无愧色。他们以斐然可观的创作实绩改变了唐、五代、两宋以来词坛基本为汉族作家之一统天下的局面，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祖国历史文化那美轮美奂的大厦乃是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杰作。
其二，词之初起，本与勃兴于隋代的燕乐相掖俱行，有曲有辞，声情并茂，恰如车两轮而走陆，舟双桨以济川。一调之悦耳，不知吸引几多青衫诗客挥彩毫竞扫纨素，有井水处皆可歌；一篇之惬心，又不知牵惹几多红袖佳人按檀板争吐珠玑，有警策者尽可传。这种风尚，不独唐、五代与北宋前期为然，即便在不乏文章豪放之士大胆突破音乐框架、将词作为一种仅供吟诵的新体诗来写的北宋中后期和南宋，也仍然是词坛的传统。然而，“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明王世贞《曲藻序》)。这所谓新声便是北曲。如果说在金代，北曲与燕乐尚处于激烈碰撞的阶段，那么到了元代，北曲终于兼并燕乐，占鹊巢而鸠居了。词乐既已失坠，辞即不复可歌，于是而逮明、清，词遂成为纯粹的书面文学，性质与五七言格律诗无异——不过句读参差多变、体式也较为复杂而繁富罢了。今天的读者尽可以为词之音谱的不传而感到遗憾，然燕乐亡而词独崔嵬屹立于天地间，则其文学骨骼之发育成熟、艺术灵魂之凝聚持恒，实经严酷无情的考验乃得以彰显，这未始不值得我们为之庆幸呢。
其三，固然金、元、明、清词系从唐、五代、两宋词的母体中脱胎而出，一颦一笑，有迹可寻，对读互勘，或使我们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宋晏殊《浣溪沙》词)的感觉；但是，随着近八百年间政治风云的翻覆、经济土壤的化合、思想火焰的飘摆、文艺潮流的洄溯，四朝词也不断地在“因宜适变”“袭故而弥新”(晋陆机《文赋》)，绝非古人之衣冠优孟。更何况，词由唐、五代发展到两宋，虽曰诸题多该、众体大备，却终究未能、事实上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素材和花色，故尔四朝词中自出机杼、别开生面的作品亦往往有之。这些，远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待清楚的，还是让我们一边探讨词在金、元、明、清各个时期的具体嬗变轨迹，一边加以述说罢。
(二)
清人夏宝晋曾如此追溯金代学术文化的历史渊源：“说到中原人物，自南邦交聘，才染风流。”（《八声甘州·野史亭》词）按照他的逻辑去演绎，必然得出金文学是在南宋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词为南宋词之别派与附庸的结论。这恐怕不符合事实。金人沾染汉文化之“风流”的契机，并不在于后来与南宋的“交聘”，而在于此前与北宋的“交战”。他们用武力征服北中国汉人的同时，也被北宋的汉文化所征服。因此，金文学和南宋文学都是北宋文学的嫡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弟之于兄，而非子之于父；具体到词，则金词与南宋词亦同出于北宋词，可谓“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唐白居易《寄韬光禅师》诗)。
当然，由于金和南宋划疆而治，是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其国运不同，地域不同，民风不同，在这样两个相对封闭而温床各别的暖室里，任是同一母本上结成的种子，也会开出异色的花朵来。是以金词与南宋词虽皆脱胎于北宋，但破稃之后，却日见歧变，长成为各具丰姿的植株。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曰：“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周邦彦)、梦窗(吴文英)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蔡松年）、遯庵(段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撇开其中的某些片面性(他主要是将金词与南宋格律派词作对比，却忽略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爱国词，而金国那些反映抵御西夏、征伐南宋、抗击蒙古等民族战争现实的词作，风格正与南宋辛派相近)和表述逻辑混乱(如将北宋周邦彦同南宋吴文英对举而泛称“宋词”，即与论南、北方词风之别的主题不合)，应当说，况氏这段辨金词与南宋词之得失异同的话，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要之，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浑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北疆声乐劲激粗犷，植根于斯，故金词之于北宋，就较少受到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派、格律派词人的影响，而更多地继承了苏轼词的清雄伉爽。金人即便赋儿女情、记艳游事，亦往往能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佳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则其酒酣耳热、击壶悲歌之际的激昂慷慨，不问可知。他们学苏，纵然未能达到东坡词中浩瀚流转的境地，却也写出了一批骨重神寒如苍岩桂树的作品，若从金词中摘一二语以道其品，“胭脂雪瘦薰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蔡松年《鹧鸪天·赏荷》)云云，庶几乎仿佛。
以上盖就金词之总体艺术审美笼统而论，倘细辨其发展线索，约略可分四期述之。
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本以渔猎为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并吞中原之初，不但袭用了汉语言文字，甚且“借才异代”(清庄仲方《金文雅序》)，扣留宋使以掌文翰。金太宗、熙宗两朝的词坛盟主宇文虚中、吴激皆属此类。其生平遭际既略同于由南梁入西魏、北周的庾信，所创作遂亦充斥着《哀江南赋》式的苦悲，或系心于故国莺花，或断魂于旧家梁燕，低回顾影，凄怆欲绝，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洎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金已走上全面汉化的道路，女真人以词传者，即始于完颜亮。而当时的泰斗，则是官至右丞相的蔡松年。蔡氏虽也曾仕于北宋，但官品较低，且年仅二十岁便随父降金，事金多年，位至显贵，他对于故国与新朝的政治感情，自与吴激辈相左，他的词已基本上割断了和北宋王朝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而主要是抒写作为金国臣僚的生活情趣。所以，尽管蔡松年与吴激词名后先相埒，时有“吴蔡体”(《金史·文艺传上》)之目，但真正开有金百年词运的，实唯蔡氏一人而已。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为金人提供了学苏的个蓝本。
世宗、章宗时期，承平日久，汉化浸深，宇内小康，文教大成，海陵王时已崭露头角的耶律履、蔡珪、王寂、刘仲尹诸人含英咀华于前，党怀英、景覃、王庭筠、刘迎、赵秉文、王特起、完颜、折元礼、高宪等一批批新秀相继脱颖而出于后，近六十年间群星璀璨，烁烁交辉，而位居九五之尊的完颜雍、完颜璟祖孙二人本身即能倚声，尤为此期词坛之鼎盛气象的一个特殊表征。这些词人，都是吮吸着金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迥异于前期宇文、吴、蔡等人之以楚材而为晋用；又其虽多师心东坡而每能各具面目，如党怀英之松秀高寒、王庭筠之幽峭绵邈、赵秉文之英朗超旷、折元礼之遒劲沉雄、高宪之嵚崎排奡，金词至此，确乎体段完足，能自树立了。
卫绍王以降，政荒于内，兵败于外，国势急遽衰落，蒙古人的铁骑挟裹着雪山朔气、大漠风沙，长驱直入，岁星才二周天，金便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下彻底覆亡。时局屡变，词亦随之，此期作手，就不是苏轼一人的家法所能牢笼的了。于是，贞祐南迁之初出现了王渥《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那样高亢激越的爱国战歌，风格近似南宋辛稼轩；天兴移祚之后，更有段克己、段成己昆仲或发黍离之悲，或明首阳之志一类的遗民咏叹，神情在晋陶渊明、唐杜甫之间。而并蓄兼收、奄有其胜者，断推代表金词成就的中州巨擘元好问。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不幸于“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蕙风词话》卷三)，故所作沉郁顿挫、博大渊深。除了“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浣溪沙》)之类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遗山乐府》中那些摹写北国壮丽河山、歌颂人间真挚爱情的词篇也很值得重视。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以广角镜摄取中华民族之摇篮——黄河的雄姿壮采，《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用五色笔赞美普通民家儿女不惜以生命捍卫婚姻自由的反封建精神，这些题材在词史上都是次出现，无疑具有开拓意义。尤堪称道者，遗山词不仅内容丰富，风格亦复多彩，她以苏、辛之恢宏疏快、迈往不羁为主干，间亦“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宋张炎《词源》卷上)，或谓其“体制备”(元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集两宋之大成”(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虽嫌过誉，但有金一代，能够出入于两宋诸大家之间的词人，舍元氏而莫属，则是可以定论的。得一遗山作为辉煌的结束，金亡而金词为不亡矣!
(三)
公元1206年，分散于蒙古草原上的各游牧部族在铁木真(成吉思汗)的领导下握成了一只强有力的拳头，三年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积三代人共七十余年的浴血苦战，他们先后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定南诏，下江南，终于建立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一》)的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元帝国。由于这个大帝国的主宰是属于少数民族的蒙古人，而在统治过中国全部或局部较大范围的诸少数民族里，蒙古人的民族意识为强烈，对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态度比较消极，又由于元蒙上层贵族集团长期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压迫，在经济上实行民族掠夺，故尔其赫赫武功虽远迈乎汉唐，而彬彬文治却大逊于两宋。尽管如此，他们治下的子民毕竟是占全国户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他们无法凭借权力强行腰斩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汉文化传统，因而，汉文学的创作在元代仍然继续着，发展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词也不例外。
读元词，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她在题材和内容的取向上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盛行于唐、五代、北宋的那些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热门主题，多为适合歌伎的莺吭燕舌而创作，随着词乐的消亡而被釜底抽薪，冷落了下来；唱彻了南宋和金末词坛的那些横戈跃马、请缨报国的高亢曲调，本是民族战争之刀光剑影的产物，随着海内的混一，也如红炉沃雪，匿去了踪迹。与元代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应，元人笔下的好词，大都集中在隐逸、山水、怀古这三大部类。元代的著名词家，鲜有不同时或分别在这三大部类中搴旗拔垒、登坛拜将的。
隐逸之词，历代多有，但只是到了元代，才成为词坛的主要创作倾向。个中原委，一言难尽。大抵当时民族歧视严重，竟作蒙古、色目(西域及欧洲藩属各族)、汉人(北方汉族及契丹、女真)、南人(南方汉族)四等之分；文士贬值尤甚，至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笑之谑。是以汉族知识分子之于元蒙统治集团，或因感情隔阂而不愿合作，或因仕进无门而不得合作，或因备受倾轧而不肯合作到底，一时间避世高蹈、屏迹幽居之风蔚然以成。明乎此，则我们对元词中充溢着的田园情调、山林气息便不难理解了。
元代的隐逸词，按写法来区分，大致可划为两类。“几时收拾田园了，儿女团圞夜煮茶”(魏初《鹧鸪天·室人降日以此奉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此未隐之先、思兮慕兮之辞。“兴来便作寻花去，醉时不记插花归”(刘敏中《楼》)，“种株梅，移个竹，凿些池。添他无限风月，尽可著吾诗”(王旭《水调歌头》)，此既隐之后、优哉游哉之辞。两类之中，自以后者数量为多，质量也较高。她们坦露了一种绝去机心、归真返朴、与大自然相契合的纯净的人性，并呈现出寓骚雅于冲夷、足秾郁于平淡的艺术特质。其间刘敏中、刘因、许有壬诸人所作，明洁醇厚，为杰出。而许衡《沁园春·垦田东城》一首，写归隐后躬耕勤苦之状历历如绘，尤可弥补历来隐逸词中缺乏此项内容的遗憾。
诚然，此类作品难免也有因逃避现实而遭人非议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探讨，亦不妨另作斟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元人之隐逸，从本质上来说何尝不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一种消极反抗？虽然“消极”，却毕竟是“反抗”，其隐逸词看似平和、超旷，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牢骚、愤激，恰似彩照的底片，上面全是“负象”和“反色”，必待翻印成正片然后可观——读不出她们的背面文章来，那真是买椟还珠了!
山水词和怀古词，其来亦久，也非元人的专利。不过这两类词在元代确实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自足令人刮目相看。究其所以，仍有说焉：朝廷久辍科举，优学未必能仕，故士子游食四方，干谒者甚众；宦海本多沉浮，京职岂易遽得？故官吏驱走南北，羁旅者尤夥。加以前代遗民，或漂流以泛不系之舟；外国使臣，或周览以纵不羁之马。而地广万里，江山处处可供诗材；世经千劫，古迹时时堪动吟兴。种种主客观因素集合在一起，遂使元代的山水词、怀古词层见叠出，汇为洋洋大观。
元人笔下的山水，大都气势磅礴、力度劲坚。写北地黄河，但见“浊波浩浩”“经天亘地”“奔腾触裂，轰雷沃日”(许有壬《水龙吟·过黄河》)；写南闽林麓，但见“长溪漱玉”“群峰泼黛”“石磴盘空，天梯架壑”(张埜《沁园春·泉南作》)；写西蜀关隘，但见“一线中开”“高擎仙界”“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周权《沁园春·再次韵》)；写东浙海潮，但见“鳌翻山动，鹏抟风积”“银汉迢遥”“秋光浩荡”(张翥《满江红·次韵耶律舜中樟亭观潮》)。尤为难得的是，她们往往能在突出客体之壮美的同时，凸现审美主体卓荦不群的精神风貌。如前引周权词曰：“便万里孤骞，超人间世，一枝高折，作月中梯。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又如前引张埜词曰：“尽卷南溟，不供杯杓，得遂斯游岂偶然？天公意，要淋漓醉墨，海外流传!”布衣穷儒，风尘小吏，逆境之中，傲岸若此，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尊严横遭践踏的元代，他们只能借助文学创作来确证自己的人格力量。要问元人山水词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何新变，这也许是应该作为的回答。
元代以写怀古词而擅名的作家，前数白朴，后推萨都剌。他们选取的素材、表现的主题虽大体不出宋人同类词作的范围，但白朴由金入元，幼年亲罹了叶下枯枝的惨痛，萨都剌由元入明，壮年饱谙了燕巢危幕的悲哀，因此他们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自较前人为深切。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二阕，是元人怀古词中的翘楚。同题之咏，北宋王安石的《桂枝香》、贺铸的《台城游》、周邦彦的《西河》固已捷足先登，然所谓荒烟衰草、樯影寒沙、斜阳燕子，尚属居安思危，伤不至恸；而天锡词之“落日无人松径冷，鬼火高低明灭”，一派阴森凄寂，打着大元帝国王气消沉之末世的印记，有她独到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这就不是宋词所能涵盖和替代的了。
作为特例，我们还不应忽略元代那些开拓前人词中鲜有之境的优秀作品。如白朴的《朝中措》(田家秋熟办千仓)，因蝗灾大作而为天下忧；刘因的《清平乐·贺雨》，因旱情化解而为天下乐：悲喜不同，其关心民瘼的精神则如合符契。再如宋褧的《菩萨蛮》(两歧流水清如酒)，抒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之愤懑；李孝光的《满江红》(烟雨孤帆)，发苏息苍生、解民倒悬之恻隐：旨趣各别，却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如卢挚的《六州歌头·题万里江山图》，尺幅秋澜，是词人向祖国山川历史文化的礼赞；陈孚的《太常引·端阳日当母诞不得归》二首，寸草春晖，是赤子向母亲奉献的爱的乐章；王恽的《鹧鸪引·赠驭说高秀英》、胡祗遹的《木兰花慢·赠歌妓》，绘声绘色，传形传神，是当时民间艺人精彩表演的现场记录，为元代讲唱艺术之盛行留下了形象的实证资料。凡斯种种，在词中多属初创，读来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于元代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分裂局面，南北词坛，延平剑合，故元人可以博采众长，于是元词的艺术风格也就较为多样化。然而，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元灭金四十余年后方才吞并南宋，且定都于北，以金故地为腹心，而元词作者中，北方人数量明显多于南方人，因此，元词审美的主导倾向，仍为金词所偏重的阳刚一路。金末元好问自序《遗山乐府》曰：“乐府以来，东坡为，以后便到辛稼轩。”而元人刘敏中为张养浩《江湖长短句》作序，亦重申云：词“逮宋而大盛，其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可以说，这是元代词人的普遍看法。南方张翥，本是南宋格律词派的再传弟子，而虽“导源白石(姜夔)”，仍不免“时或以稼轩济之”(《艺概·词曲概》)；女词人张玉娘，多赋相思之似水柔情，而婉约之中，仍挟带东坡清越之气——苏、辛词风在元代的影响之大，即此可觇。
元以曲胜，而元曲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冷中藏谑。词曲并行，相互渗透，元词中遂亦染上了几分元曲的冷面滑稽。这在刘敏中、刘因、许有壬词里已见端倪，在谢应芳《龟巢集》里即更加突出。囿于篇幅，点到为止，就不展开讨论了。
(四)
元代末年，政治腐败，天灾人祸，交加迭起。至1351年，长期潜伏运行着的地火终于喷薄而出，爆发为农民战争性质的红巾军大起义。这场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元蒙贵族集团以致命的打击，使得乘乱而起的朱元璋军能够在扫平南方割据群雄后，轻而易举地北伐中原，将元蒙残余势力逐出大都(今北京)，驱往沙漠，代之以一个汉族地主阶级重新执政的封建王朝——明。
南朝齐刘勰在评论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元、明易代之际的词，亦有同样的特点。如果说高启《沁园春·寄内兄周思谊》之所谓“摩挲旧剑生苔，叹同掩衡门尽草莱”云云还只是神肖的话，那么刘基《水龙吟》中“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等语，则干脆就以建安才士自命了。而陶安的《水调歌头·偶述》及同调《秋兴》二首，一面展示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创巨痛(“血溅中原戎马，烟起长江樯橹”“苔锁河边白骨，月照闺中嫠妇，赤子困沉疴”)，一面抒发自己辅佐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的豪气雄心(“写兵机，修马政，咏铙歌。西风莫添华发，壮志未消磨”“天意必有在，早听《大风歌》”)，能反映这一乱而后治之时代的特征。此类作品，风骨遒上，是明词的良好开端。
然而，自开国以后直至熹宗天启末的二百六十年间，明词却由序幕的哀管亢角转入了低轸轻弦。剑光牛斗，壮气蒿莱，南宋、金、元豪放派之清刚，一时收敛；艳歌桃李，芳心兰蕙，唐、五代、北宋婉约派之温柔，再度风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上述嬗替的奥秘，自然还得向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搜求。夫前期二祖，雄才大略，治国治军，咸有建树，然专制独裁，忮忍劖刻，屡兴大狱，滥杀无辜；后起列宗，率多凡庸，唯知逸乐，不足守成，而辅臣争权，宦官擅政，厂卫跋扈，特务横行。是以文人学士，屡受摧残。如高启以作文连坐，竟至腰斩；刘基以刚直见猜，乃罹鸩毒；杨基以被谗夺职，夭折役所；凌云翰以贡举乏人，贬死蛮荒；瞿祐以诗祸下狱，谪戍保安；解缙以藩王构陷，身亡囹圄；夏言以阉魁诬诋，论斩西市；杨慎以议礼获谴，长流南滇；至若边贡以素著才名，屠隆以放浪诗酒，并遭弹劾罢官，犹其小焉者耳。这一桩桩惨痛事实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从肉体上消灭了一批词人的才华，给明词带来了有形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在精神上磨去了一代词人的棱角，使明词受到了无形的戕害。俊才雅多风流倜傥，时世且令钳口噤声，而欲其不以醇酒妇人为麻醉，又乌可得？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载杨慎放废之后，益纵任不羁，“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且按曰：“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类似情形曷胜枚举，这不过是典型的一例罢了。加之明代都市经济的发展有过于唐、宋，勾栏酒肆，鳞次栉比，词即不复作金尊檀板歌舞之资，亦足为花前月下遣兴之咏；南曲诸腔的盛行迥异于金、元，曼声软语，玉联珠贯，词虽未必尽效其音容节拍，仍不免略受其侵淫渐染。更何况词本起于市井嘌唱，向有言情旖旎的传统呢？如此，则本期明词之“竞尚侧艳”“惟长绮语”“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近代吴梅《词学通论》第九章《概论四》节《明人词略》)，就不须多怪了。而专以应歌侑酒、主于批风抹月的《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草堂诗余》(南宋书商纂辑)为何能在当时屡刻而畅销，也有了合理的解释——特定社会风气下的特殊需要!反过来说，二书的风行，亦未始不是推波助澜、使此种社会风气愈煽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看明人竟有将此两编全数拟和一遍者(陈铎《草堂余意》、张杞《和花间集》)，便可知她们对明词的牢笼之力了。
上引吴梅云云既提及晚唐韩偓的《香奁集》，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其序中夫子自道的两句俪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据说宋代高秀实听人诵此，一叠连声道：“动不得也!动不得也!”(宋许《彦周诗话》)道学家之酸腐，一至于斯，大堪捧腹解颐。其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七情六欲，怎地便“动不得”？要当明邪正之辨耳。动而不失其正，斯则为善。剔除此期明词中若干流入亵狎的篇什，那些纯洁、真挚的爱情歌咏，自是人类精神美的财富，应予充分肯定。至于政治失意者“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宋姜夔《翠楼吟》“月冷龙沙”)性质的苦闷之词，盖有托而逃，既非纵欲，又非纯情，理当别论。
我们反对不作具体分析地一概抹杀此期明词，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其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持赞赏态度。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一倾向都是令人遗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明词确乎经历了一段较长的中衰。
崇祯暨南明时期，政局板荡，戎马倥偬。满族八旗的剽师悍旅先是频年入侵，继而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亡明后，大举开进山海关，吞噬了北中国；旋即又跨过长江天堑，横扫南方。鹊噪而起的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抵挡不住清人的强弓劲矢，一一鸿逝于历史的缥缈远空。面对着这样一个山崩地裂、海水群飞的时代，明词在谢幕之前以急筑悲笳、紧锣密鼓重新回升到了她的高音区。如孙承宗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卢象升之《渔家傲》(搔首摩天问巨阙)、吴昜之《念奴娇·渡江雪霁》、张煌言之《满江红》(萧瑟风云)，以赋体直抒慷慨报国之志，作穿云裂石之声；如陈子龙之《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江城子·病起春尽》、夏完淳之《一剪梅·咏柳》《烛影摇红》(辜负天工)，借比兴曲达伤悼亡国之情，出惊神泣鬼之语：表现手法容或不同，艺术旨趣庶几有别，其人之为殉国的烈士，其词之为爱国的佳篇，则后先一揆。她们是泪涛和血瀑的变奏曲，她们是炮管和弓弦的交响乐，她们是明词的丰碑、明词的骄傲!
明亡以后，还有一大批遗民词人，窜伏草野，抱贞守节，不向新朝臣服。论时代他们已入初清，而论创作犹是明词之袅袅余音。其负盛名者有二“山”——王船山(夫之)和屈翁山(大均)。二人俱曾投身于南明的抗清斗争，暨斗争失败，又都以长歌当哭，借词笔寄托孤臣遗民的哀思，倾泻侠客义士的忠愤。所作皆姿态横生，未拘一格。然翁山尝北走雁塞，词或挟幽并风沙肃杀之气；船山长南匿衡阳，词或染潇湘烟雨凄怨之情——面目亦不尽相同。他们的创作生涯在南明灰飞烬灭后还持续了三十多年，明词那沉甸甸的句号，不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遗民词人在弥留之际圆睁着的含恨的眼睛。
(五)
如果我们将唐词比作镶着露珠的晨曦，将宋词比作披着云锦的丽日，那么，清词就是流金溢彩、光怪陆离的晚霞了。金、元、明三朝词虽然各有千秋，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实未足与两宋比肩方驾；唯有清词以其庞大的创作队伍、众多的创作群体、辈出的创作天才、广阔的创作视野、繁富的创作内容、变幻的创作色彩，龙行虎步，雄视豪攘，不让宋人专美于前。
满族政权的奠基者努尔哈赤自小就养于明代守辽名将李成梁帐下，通晓汉文，为“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的女真、蒙古开国君主们所无法比拟。在他的影响下，满族贵族集团底定东北之初即已略被汉风。入关后，顺治、康熙二帝一面武装镇压人民的反抗，一面又大行儒家政教，以认同与弘扬汉文化的积极姿态来谋求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与支持。这种明智的做法既有效地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使战乱后的经济得以在和平条件下迅速复苏、高涨，也促进了满族自身的汉化，保证了汉文明的正常发展。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清代的政治寿命之所以能两三倍于金、元而与唐、宋、明大体持平，清代的学术文化包括词的创作之所以能突过金、元、明而比隆于唐、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除了时代政治人文的大气候，文学样式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也为清词提供了振兴的契机。大凡一种文体，盛极而衰，剥久必复，此乃自然之理。词至两宋，已达，后人染指，难乎为继，故金、元、明词弗免坡减而退；退至于明，既沉谷底，已往不谏，来者可追，故清词易得梯级以升。试观清人词学论著数量之夥、质量之高，便知他们殚精竭虑，在总结前人创作实践的得失成败方面很下过一番功夫。基础于此，取法乎上，清词的突飞猛进，就不是偶然的了。
有清二百六十七年中，词坛风发飙举，流变綦繁，云蒸霞蔚，作手实众，一时也缕述不尽，只好择其要者，概略言之。
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康熙年间为一大高峰。此时阳羡、浙西二派犄角对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鼎足三分，清词中兴，大势既成。
所谓阳羡词派，乃是顺、康之际由江南宜兴、荆溪(两县后合并，约相当于今江苏宜兴)籍词人组成的一个创作群体，因该地区古称阳羡而得名。这批词人反清的民族意识较强烈，遭遇颇多坎坷，所作大抵取法南宋辛弃疾及宋末阳羡名家蒋捷，悲壮淋漓，权奇恢诡，且具有关心民生疾苦、抨击苛政弊端的现实主义倾向。其领袖人物暨典范作家为陈维崧。他少值“家门鼎盛”“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入清后流离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清陈维岳《湖海楼词序》)。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能够正视人民的苦难，从而写出词中的《石壕吏》——《贺新郎·纤夫词》等不朽的作品。他一生作词四百余调、千六百首有奇，《陈迦陵集》五十四卷，词居其三十，如是之富，实属空前。其词如黄河咆哮，东注沧溟，泥沙俱下，在所难免；而飞扬跋扈，摧枯拉朽，魄力之大，一时无匹。或谓“不及稼轩之浑厚沉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固然，却不尽然。若与稼轩波澜莫二，天生稼轩足矣，何必更有迦陵？迦陵词之不可废也，岂不正在能变稼轩之雅健雄深为骠姚悍霸乎？布阵图而战旷野，稼轩慢词之森严，其年不能遽敌；然持短兵而斗狭巷，以纵横捭阖之辞游刃有余于小令，则是他的长技。如《点绛唇·夜宿临洺驿》：“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好事近·夏日史蘧庵先生招饮》：“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此等境界，稼轩仓卒间怕也未易轻造的。
浙西词派的兴起稍晚于阳羡词派，但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嘉庆、道光间常州词派腾翥之后方逐渐式微。其初期代表多系康熙朝的浙西籍词人，后来流风广被，作家就不尽为浙产了。他们标榜醇雅，宗法南宋格律派，所追蹑者，尤在姜夔、张炎之清空。其于明词偎红倚翠、靡曼啴缓的风习，有廓清湔涤之功，但所作多咏物酬赠、流连光景，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偏窄，内容之贫乏与明词等，亦可谓治标而不治本了。不过，此派的开山祖师朱彝尊青壮年时曾落拓江湖，又与妻妹有过一段被封建礼教扼杀了的恋情，故集中还不乏雄浑苍莽的吊古之作、哀感顽艳的怀人之什，英雄气、儿女情兼而有之。元遗山有绝句评宋江西诗派云：“论诗宁下涪翁(黄庭坚)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论诗三十首》其二十八)套用其句格，我们也不妨说：“论词宁下垞翁拜，未作浙西派里人。”
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之举、二十年(1681)“三藩”叛乱之平，标志着清政权的基础已彻底稳固。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了这个现实，反清的民族意识渐趋淡化。阳羡词派的消亡和浙西词派的勃兴正是这种政治形势在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具体反映。
此期词坛还涌现了一批专学唐、五代、北宋言情小令的作家，出类拔萃者为优秀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其悼亡诸词纯任性灵，纯用白描，有声彻天，有泪彻泉，是古代爱情诗歌园苑里一树圣洁的琼花。自南唐李煜去后，似这般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天籁，几成人间绝响，不意今乃于《饮水集》中见之!不幸的是他只活了三十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宛如划破夜空而倏然消逝在银河中的一颗流星。
纳兰性德虽不曾开创什么宗派，但他以满族贵公子的身份团结了相当数量的汉族文士。其中著名的当数无锡词人顾贞观。所作《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二首，以书信体入词，是一大新创。全词慰勉无辜而被远流关外的挚友吴兆骞，句句家常，字字肺腑，竟感动得性德泣下数行，慨然出力营救，致使兆骞生还，这在词史上留下了一段友谊的佳话。
中叶乾隆、嘉庆、道光诸朝，嘉、道之际是清词转捩的又一个枢纽。康熙以还，力不如陈维崧之大而学辛、蒋者，或流于荒率鲁莽、虚浮嚣张，为词则鄙；思不如朱彝尊之深而效姜、张者，或流于枯寂寒乞、琐屑饾饤，为词则游；情不如纳兰性德之专而规仿唐、五代者，或流于轻佻放荡、纤艳猥亵，为词则淫。于是乎有常州词派拍案而起，力图矫此三蔽。
常州派发轫于嘉庆年间张惠言兄弟之《词选》，张扬于道光年间周济之《宋四家词选》，得晚清谭献、陈廷焯等人大力鼓煽，其焰益炽。其实，后三者皆非常州人，词派不过是以开创者的籍贯来定名的。此派论词，倡言寄托，强调意内言外之旨、风骚比兴之义，悬出晚唐温庭筠、北宋周邦彦为准绳，示人以鹄的。他们发意甚高，命笔亦严，确能以虎狼药医鄙、游、淫词膏肓之疾；然道德观不外乎封建士大夫之忠爱缠绵，文艺观不外乎儒家诗教之温柔敦厚，说词则多穿凿附会，好向古人那里去猜谜，作词则多扑朔迷离，喜欢制了谜让后人来猜，这就未见其可了。
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沉重帷幕。帝国主义者用兵舰撞破了中华民族禁闭达千百年之久的海关大门，从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唳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义。人既有心，词乃不朽。”(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风雨如磐的时代呼唤着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的词人，晚清词坛没有让她失望。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邓廷桢等禁烟派大臣率先以浏亮的曲调讴歌虎门销烟的壮举，抒发誓与英国侵略者战斗到底的豪情，其词如击石空山，声振林木。中法战争时期，张景祁目击因廷臣妥协、边帅畏葸而酿成马江之役惨遭失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沉痛现实，愤而展纸，秉笔直书，其词如笳吹鲲洋，悲荡云水。甲午战争时期，文廷式等主战派人士有慨于后党专政、丧师辱国，乃至填词讽喻慈禧让权，由光绪帝主持朝纲，抗击日寇，其势如干将出匣，寒光射眼。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王鹏运、朱孝臧等京华词客困居无憀，篝灯唱和，或悲国难之劫火烛天，或伤流民之哀鸿遍野，其声如峡猿啼树，凄清断肠。举凡辛亥革命前七十年间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投影，几乎都可以在晚清词人的集子里呈现，谓之“词史”，谁曰不然？向来的爱国词，如果站在历史宏观的高度去看，都不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阋墙之争(尽管在欺侮者和被欺侮者之间仍有是非可言)的反映，而晚清的爱国词，则是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殊死搏斗中产生的艺术结晶，因此，她是属于全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社会进步意义。论晚清词，首先必须对此加以体认。夕阳在山，暮色苍茫，铅灰中那一抹血红的悲壮，便是清词给我们留下的后的记忆。
晚清时期成就较高的词家，还有咸(丰)同(治)之际的蒋春霖，光(绪)宣(统)之际的况周颐、郑文焯、王国维等。况周颐、郑文焯与文廷式、王鹏运、朱孝臧一时齐名，五家中，文词气盛言宜，王词笔重思深，况词韵长味厚，郑词格高意远，朱词力大体浑，皆卓然能自树立。王国维标举“境界”，专工小令，自然之中，颇含哲理，戛戛独造，亦有可称。蒋春霖《水云》一编，于干戈俶扰之际，寓伤时悯乱之慨，沉郁悲深，雄浑精警，清气流走，摇曳顿挫，或揭响入云，或咽不成声，或如满天风雨飘然而至，或如一院游丝荡漾碧空，性灵而外，不知其他，非特摒去浙、常，甚且目无唐、宋。可惜他好的作品中多杂有某些消极成分，是属历史的局限，虽不必苛责，却也无法为之遮掩。对于况、郑、朱诸人以遗老身份为亡清哭榇招魂的词篇，亦当作如是观。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清末词坛还向我们贡献了一位压倒须眉的巾帼英雄——鉴湖女侠秋瑾。其人不必以词传，其词不必以名著，但她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情操度入音律，遂使词这株千年老树抽出了一杈新枝，兆示着词的新的春天。
春天永远是那么美好。
这本书在春天开始组稿，及至编成付印，又是一个春天。
我们诚挚地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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