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63249
«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宋史名家虞云国继通俗讲史畅销书《细说宋朝》《南宋行暮》后全新奉献；深厚学术功底，清新散文笔调；比史书更生动，比原著小说更严谨。
在《水浒寻宋》一书中，虞云国教授另辟蹊径，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成果，以一种综合而全面的方法解读《水浒传》。在全书一开篇的“读法篇”中，虞教授总结了各种《水浒传》的读法，给人以多角度的启迪，且考察指明了《水浒传》中若干史地错误，让人注目，也从一个侧面使人客观了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更让人感到内容极大丰富、收获无穷阅读快感的是在接下来的“地名篇”“市肆篇”“游艺篇”“器物篇”“风俗篇”“规制篇”与“人物篇”中，这些篇目，分则能独立成题，使人仿佛推开了一扇扇窥探宋朝市民生活细节的窗户；合则能略成气象，构筑了一条展现宋时风貌的瑰丽长廊，宋朝社会风俗百态就这样徐徐展开，在人眼前形成了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37种名物及风俗规制，170余幅插图，全面探究独特而精妙的宋代社会细节；贯通正史与笔记，糅合诗词、话本、戏曲、绘画，读有所得，趣味无穷。
李清照夫妇闲时淘宝的大相国寺商业市场究竟怎么个热闹法？宋江同柴进吃酒的东京*酒馆“樊楼”有何吸引人的光景？吸引燕青与李逵驻足听书的勾栏瓦舍到底有多精彩？武大郎在早市上卖的炊饼是实心儿的还是带馅儿的？历史上有几个李师师？扈三娘为何绰号“一丈青”？宋清的铁扇子又是什么模样？
在《水浒寻宋》中，虞云国教授贯通正史与笔记，糅合诗词、话本、戏曲、绘画，截取小说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场景和具体可感的细节，将笼罩在《水浒》上面的层层迷雾拨开，还原为生动真切的宋朝社会生活面貌，独特而精妙的宋代社会细节进一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如讲到北宋*豪华的酒楼，也是东京百年老店的樊楼，虞教授引用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谈到可以说是宋代娱乐中心的勾栏瓦舍，书内据《嗓淡行院》，说到市民百姓到瓦舍勾栏去的目的：“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栏玩俳优，赏一会妙舞清歌，瞅一会皓齿明眸，躲一会闲茶浪酒。”
书内收录的170余插图，以明代杨定见刊本、容与堂刊本《忠义水浒传》版画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主，更有其他反映社会生活图景的宋画名作，使人得以一览宋时生活的斑斓光景。
宋史名家虞云国在《水浒寻宋》一书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尽览的世界，将小说复原为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重现活色生香、斑斓多彩的大宋王朝。
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笔触，去观瞻庄严盛大的正旦大朝会、明堂大典，领略簪花饮酒、赋诗填词、观潮听曲、雕青蹴鞠的风流快活，逛两宋的御街，品尝早市上的炊饼，驻足聆听街头路歧人的太平歌，登上樊楼，寻个僻静阁子，欣赏着小唱百戏，租一顶山轿，簪上一枝花，游东京的相国寺，看杭州的钱塘潮……
自序
读法谈
我读《水浒》（初版代序）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读《宫崎市定说水浒》
《水浒传》的史地错误
《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
地名谈
梁山泊
沙门岛
御街
大相国寺
樊楼
市肆谈
早市
菜园子
阁子
酒望子
客店
打火
炊饼
豆腐
游艺谈
路歧人
勾栏瓦舍
太平歌
气毬
圆社
钱塘潮
器物谈
交椅
山轿
太平车
铁扇子
神算子
风俗谈
一枝花
缠足
刺青
火葬
纸马
规制谈
戒石
度牒
押字
刺字
叉手
人物谈
李师师
高俅
那些善终的梁山好汉
百年间和《水浒》有关各式文本，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快餐阅读的风生水起，散居江湖的水浒爱好者们，更乐于用现代人的视角审视这部古典名著。他们的作品，多半冠以“黑话”“大话”“闲说”等等耸人听闻的名目，内容多半集中于对水浒人物性格的分析，揭示故事暗含的“帮会”“黑幕”“潜规则”等等灰暗主题。这样掺入太多现代元素的快餐水浒或许在初读时会博得一笑，但仔细考量，大多结论先行，内容为观点服务的痕迹明显。这样的解读有意义与否暂且不论，重要的是，如果《水浒》《三国》这样流传几百年、被尊为 “四大名著”的古代*文学，含有的仅仅是这些人性幽暗和诈术权谋，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非常悲哀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虞云国先生的这种轻松的解读方式，超越文本，捕捉字里行间蕴含的文化。通过他的解读和互证，我们发现《水浒》的作者对他所身处的时代，有着惊人的细密观察。我们也会发现，《水浒》中的每一风物都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和精妙。我们得以在他的帮助下，从文化层面切入《水浒》和宋元时代，清楚的窥到当时社会风貌和人间万象。
——凤凰网读书频道
这本书带我们走进了一个世界，使我们对千年之前、水浒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仿佛亲历过一样的感受。这样的书，可不容易写。
虞云国先生探索并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水浒》新读法。作者曾为日本史学巨擘宫崎市定论水浒的著作写过一篇书评，提到《水浒》有历史学的、文学的、社会学的等多种读法，依愚之见，本书是这多种读法的综合，而其落实，则在“宋元社会风习”的还原上。要做到这一点，光有“眼光”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需要的是“功夫”，是“学力”。一个俗语、一个称呼、一个物件，在博物学词典里都只是一个点，但在作者的笔下带出了一大片，穿行在这一大片学识中，你能感受到一大片历史的实存。作者读书多，腹笥丰，记诵博，运用活，一个名物牵头，大量小说、戏曲、诗歌、笔记里的有关材料，落英缤纷般抖落出来，书斋学究成了散花天女，不由你不赞叹“她”的锦绣手段。我们现在生活中，衣食器具，土地屋舍，日用而不知，不闻亦不问，谁会关心馒头的来历，谁会考究豆腐的做法，然而以今视昔则不同，跟着虞云国用史学的读法去读这些小东西，真有莫大的乐趣。
——陈克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佳作。严谨以史实互证，由文入史，路径一新。从一定意义上说，好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一个时代的社会史。学者关注小说，对于历史学来说，实为幸事。
——王瑞来（史学专家，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虞云国这些年来的众多史学论著，既体现汉学的功力，又具有宋学的眼光，见解不同凡响，文笔生动优雅。
——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形容自己的文章“无足轻重”，是“屑末饾饤”，当然是文人学者的自谦之语。实际上，虞云国解读《水浒》，视角非常独特，可谓自成一家。他的水浒系列随笔，不像马幼渔的《水浒论衡》那样，研究《水浒》的版本流传和布局结构，也不似余嘉锡的《水浒三十六人考实》般，专注《水浒》人物行迹的学术考证，更不像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从社会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民众生存状况。虞云国认为，类似的纯史实考证工作已经基本被前人完成，要解读《水浒》，必须另辟新路。他所说的新路就是，集中考察书中涉及的人情风物，以自己深厚的专业素养为基础，使小说和史实两者互证。
——韩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御街
顾名思义，御街就是皇城里专供皇帝出巡用的主干道。宋代以前的都城也都有这种御街。据《水经注》说，那位才高八斗的曹植，就因擅“行御街”而“见薄”于曹操，在与曹丕的争宠中大失其分。由此可见，那时的御街绝不是一般人所能随意行走的。侯景之乱对南朝梁的都城建康的御街造成了巨大破坏。据《资治通鉴》，侯景尚未攻入建康（今南京）时，都城御街上已是“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另据《建康实录》，侯景引玄武湖水倒灌建康的台城，“阙前御街，并为洪波”，梁武帝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而北宋东京的御街，就是出宫城（即大内）正南的宣德门笔直向南，经州桥（即天汉桥），过里城正南的朱雀门，到外城正南的南薰门为止的那段长七八里的主干道。当时学者刘敞有诗赠友人说“君居御街西，我居御街东，如何百步间，十日不相从”，似乎御街宽百来步。实际上，御街阔约二百余步，刘敞所说只是写诗时的约数。御街两旁有两条御沟，御沟两侧栽种杨柳，号称“御柳”。王安石有《御柳》诗云：
习习春风拂柳条，御沟春水已冰消。
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边问斗杓。
拍了皇帝的马屁，又不失身份，王安石看来并不是什么“拗相公”。
出宣德门向南，直到州桥，是御街的北段。两边是景灵东西宫、大晟府、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等官署宫宇，相国寺与开封府则在这段御街的东西两厢。这段御街上仅有的几幢宅第，不是大臣，就是贵族所有。开国初，宋太祖曾为大将郭进在御街之东建造甲第，作为对他捍御契丹十余年的酬报。而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每天一大清早，这一路段的御街两侧，趁着早市卖饮食与汤药的小贩，“吟叫百端”，交织成一片叫卖声。
过了州桥向南，直到朱雀门，是御街的中段。这段东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两边，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与住家，例如街东的车家炭铺、张家酒店，其次则有王楼的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的肉饼铺和李四分茶店。州桥南头西侧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结构独特，前为露厅，后有高台，京城人都把它叫作“台上”，也算得上东京一流的大酒楼。
过里城朱雀门到外城南薰门，是御街的南段。一出朱雀门，果子交易与纸画买卖相当红火。向南走，西侧有延真观，东侧有太学、五岳观与看街亭。五岳观颇为雄伟，五岳各有独立的香火，很吸引善男信女。《水浒传》里林冲对鲁智深说“恰才与拙荆一同来间壁岳庙里还香愿”，而林冲娘子“正在五岳楼下来”被高衙内调戏，所说的“岳庙”与“五岳楼”，应该就是以五岳观为原型的，但大相国寺在御街北段，五岳观则在南头，显然不是什么“间壁”的关系。
南薰门因正遥对着大内（即皇城），一般士民的殡葬车辆不得从这一城门出入。成为鲜明讽刺的是，开封城里每天屠宰的上万头猪都必须由此入城。据孟元老回忆，每天向晚，万余头的猪群，只有十几个人驱赶着，浩浩荡荡通过南薰门，倒也规行矩步，“无有乱行者”，成为御街上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不过，在新年期间，即便政和以后，御街还是向民众开放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冬至以后到元宵节结束，宣德门前御街上就搭起山棚，上面镶嵌写着大观、宣和之类年号的硕大牌子，年号之后便是“与民同乐”几个大字。山棚下用刺棘圈出一个露天演艺场，以控制游人的进入，故而叫作棘盆。
入夜，棘盆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也不中断。这一期间，御街两侧的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宋徽宗也会乘兴来到宣德门，真的来个“与民同乐”。有两首词写出了元宵御街上这种狂欢的景象：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
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
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除了新年前后的个把月，一些重要的皇家活动也在御街上进行。据《宋史·礼志》，举行赐酺之典时，开封府各县与在京诸军的乐人，都在朱雀门到宣德门的御街上列队张乐，还“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这时“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御道两侧的廊下，则“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而每逢大礼之年，七头大象加入车马仪仗队，在宣德门至南薰门之间的御街上走个来回。走到宣德门楼前，七头大象还要团转行步，向北舞拜，表示祝贺。每到这时，御街上“游人嬉集，观者如织”，手里大多拿着卖扑得来的土塑、木制或粉捏的小象儿以及纸画。至于每年十月十二日宋徽宗生日，亲王宗室与宰执百官到大内上寿完毕，参加仪式的女童队出皇城，等候在外的少年豪俊争先恐后地送上果品饮食，然后带着心仪的美眉，让她戴上花冠，或作男子装束，骑上骏马，“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那感觉可真叫爽！
每逢中秋与上元，满御街流动着喜气洋洋的人潮，这也是街上商铺大发利市的最佳时机。据《武林旧事》说，一到中秋节，御街店肆就陈列出诸如绒线、蜜煎、香料等货物，向路人夸多说好，谓之“歇眼”。所谓歇眼，大概就是留住顾客眼球的意思。入夜，御街“灯烛华灿”，买卖“竟夕乃止”。刘辰翁有一首《忆江南》：
梧桐子，看到月西楼。
醋酽橙黄分蟹壳，麝香荷叶剥鸡头。
人在御街游。
在中秋的明月下，坐在御街的食铺里蘸着香醋和橙汁，品尝大闸蟹；然后用清香的荷叶托着一捧菱芡，边走边剥着吃，写出了普通人逛御街的闲情逸致。
元宵节前后要过上五六天，比中秋节更长更热闹。御街上的商贩们推着用金属镶包的花盘架子车，花盘上簇插着闹蛾、灯彩等应景货品，歌叫喧阗，吆喝着买卖。摊主对伙计也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姜夔有诗描写元宵节御街的商卖：
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
夜阑更深，有人提着小灯在御街上寻找游人丢失的东西，当时谓之“扫街”。据《武林旧事》说，这是北宋御街的遗风，而居然“遗钿堕珥，往往得之”。当然，偶尔也会有“雨打上元灯”之类煞风景的事，御街上便是另一番光景，姜夔也有诗说：
正好嬉游天作魔，翠裙无奈雨沾何。
御街暗里无灯火，处处但闻楼上歌。
大相国寺
当时，大相国寺还是东京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颇有点类似近代北京的厂甸与上海的城隍庙。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逢八的日子都开放庙市，供百姓交易，仅中庭两庑就能容纳上万人。全国到京城来销售或购求货物的人都汇聚这里，离职或到京的官员也把任上搜刮的土特产拿到这里来变卖成现钱。真所谓“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当时人甚至把相国寺叫作“破赃所”，大概是说要找名贵赃物就得上相国寺。连高丽使者也来凑热闹，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让大相国寺为他们入内设摊售物提供方便。
据《东京梦华录》回忆，每到集市日，一进大三门，就是飞禽猫犬市场。走过第二道三门，分别是日用百货区与果品脯腊区。大殿前专售文房四宝，大殿两侧廊下都被帽服首饰摊占领，连各寺庙尼姑也来这里推销自己的绣品。大殿后到资圣阁前，书画珍玩交易最吸引看客，其次就是土产香药区。卜卦算命的各路方士则在后廊下一排坐摊，这儿可是高人如林的去处。在大相国寺的集市上，趣谈异闻，真假雅俗，称得上是无奇不有。
名臣蔡襄在知泉州时曾严惩了贪赃枉法的晋江县令，将其废为平民。这个县令的同胞兄弟怀恨在心，趁着宋英宗即位，模仿蔡襄书法，伪造了一封蔡襄的奏疏，要求仁宗不立英宗为太子。然后，这位陷害者利用相国寺市场的传播效应，将这份奏疏刊版印刷拿到那里发卖。果然，英宗看到内侍买来的假奏疏，勃然大怒，蔡襄几乎遭到杀身之祸，幸亏宰相韩琦竭力营救，才渡过一劫。
沈括的堂侄沈辽可就没有那么幸运。有一次，他游东京，也许逢场作戏，为人在裙带上题了艳词。不料几经辗转，这条裙带流到了相国寺的摊位上，被宫中内侍买下来，让一个妃嫔拿去用了。宋神宗正励精图治，一见就不悦，得知沈辽在吴县做县令，就对察访两浙的监察御史说：“如此等人，岂可不治！”沈辽最终被这个御史找了个碴，“削籍为民”。可怜他哪里知道大相国寺的一次裙带买卖断送了他的仕途。
据《东轩笔录》，古文家穆修晚年曾自印柳宗元文集数百部，拿到相国寺去练摊，有几个读书人拿起书翻阅，他劈手就夺过来，闭着眼说：“你们谁能读完一篇而不读破句，我就白送你一部！”当然，他最终都没能卖出一部。而据《曲洧旧闻》，黄庭坚在相国寺买到宋祁《新唐书》稿本，回去以后揣摩其改动字句处，“自是文章日进”。袁褧在《枫窗小牍》里说，他家收藏的《春秋繁露》缺了两页，遍借馆阁与私家藏本也都没有这两页，后来在相国寺的集市上买到了一册手抄本，一页不脱，如获至宝。相国寺的书市名传海外，连高丽使臣都要求到那里去购书。
相国寺佛殿前出售的赵文秀笔与潘谷墨，大受书画家的青睐。苏东坡盛赞潘谷墨“精妙轶伦，堪为世珍”，在京时是那里的老主顾。他死后二十年，流放海南时的行书手迹也流回到相国寺的书画摊上，见到的人说其“类颜鲁公《祭侄文》，甚奇伟”。不过，欧阳修对大相国寺的笔却没有好感，认为“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也许他买到的是冒牌货。
在相国寺的书画市场上，当时经常有名家在这里转悠，他们对前人的书画名作有着独特的嗅觉。五代大画家李成的孙子在仁宗朝知开封府，便利用父母官的声望，出常价一倍让相国寺僧惠明代他收购祖父的作品，一时“归者如市”，可见这一市场流通的规模。书画家米芾曾在这里买了一幅“破碎甚古”的《雪霁图》，碰上了熟人问他这是谁的手笔，回答说是王维的。同去的富弼之婿范大珪听后，就将这幅画先拿去把玩。次日也不归还，一问，说是送去装裱了。在场者代为不平，米芾笑着说：“都是老朋友了，就算送他罢。”米芾在这里还购得过花鸟画大家徐熙的真迹，或许他相信自己的淘宝眼光，也不太在乎一幅画。徽宗后期，李廷瓘的先人在资圣阁的画肆里购得一幅吴道子的水墨画，画风“细如丝，硬如铁”。难怪金石学家赵明诚频频光顾资圣阁殿门前的书画古玩摊，与爱妻李清照选购一些碑帖。他当时还是太学生，有时囊中羞涩，典衣换钱再捧回自己的最爱，与清照“相对展玩咀嚼”，也是兴味盎然的。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也常在这里转手流通。崇宁年间（1102—1106），党祸再起，蔡京门客从相国寺买来一幅《蚁蝶图》，画面上双蝴蝶被挂在蛛网上，网下蚂蚁麇集，正在扛着蝴蝶掉下的翅翼。这幅画是别人送给黄庭坚的，山谷在其上题了一首诗，显然针对党祸有感而发：“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蔡京见嘲讽他们在党祸中得势也不过南柯一梦，准备把黄庭坚贬放得更远。不过，不久就传来了黄庭坚的讣告。
在交易中，坑蒙拐骗也时有所见。黄庭坚亲眼看见有人在相国寺卖大葫芦种，开价不菲，为招徕过客，摊主还作秀般地背着一个特大葫芦作为实物广告。人们竞相购买，来春却大呼上当，结出来的葫芦仍是小不点儿。有一个叫李譓的侍从从相国寺市场上买到了蟾芝——一种长有灵芝的蟾蜍，作为祥瑞进献给宋徽宗。徽宗这次倒不昏愦，叫人拿一盆水，放入吉祥物。过了一天，两者解体，原来是用竹钉等搞在一起的。这位想歌功颂德的侍从也因欺罔而交付监管。
孟元老亲历盛况的年代，与鲁智深所见大体在同时，堪称大相国寺的巅峰时期。大约十年以后就是靖康之变，这座名寺也繁华消歇，满目悲凉。靖康元年（1126）岁末，相国寺成了啼饥号寒的难民滞留所，人数多达数万。金人占领了开封城，趾高气扬，以胜利者的身份到大相国寺烧香礼佛。紧接着就是建炎南渡，大相国寺转归金国统治。
南宋曾在杭州淳祐桥边重建相国寺，但当地人与南下的移民都不将其作为开封大相国寺的延续，文化的记忆并不兼容克隆品。有一家印书铺在刊印的《抱朴子》末页，郑重地刻上了一段文字：
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
除了旧店新开的广告意识，不难体味书铺主人对故都地标大相国寺的深情思念。绍兴年间，古董收藏家毕少董还从大相国寺觅到了《熙丰日历》的残页，携归江南，让人见了唏嘘不已。约略同时，孟元老沉湎在记忆中追怀它的胜日景况，写下了《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等篇章，决定把回忆录取名为“东京梦华录”。
樊楼
樊楼是北宋最豪华的酒楼，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大约北宋后期当时人已经不太明了其得名的来由，想当然地以为是酒楼老板的尊姓，以至于《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硬派樊楼店主叫范大郎，用意大概也是“范”“樊”同音。据研究者说，这篇以樊楼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宋元话本，但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做樊楼”，则是方向性错误。金明池在开封外城西郊，而樊楼则在里城东面，两者一东一西，毫不相干。实际上，樊楼所在地，本来是商贾贩鬻白矾的集散点。可能原先是矾行的酒楼，也有可能后来在这里盖起了酒楼，于是就称为矾楼，也叫作白矾楼。日久天长，才讹传为樊楼，后又改称丰乐楼，但总比不上樊楼叫得响亮。
樊楼算得上是东京的百年老店，至少在宋真宗时就名闻遐迩了。据《湘山野录》，大中祥符（1008—1016）中，真宗为日本国一佛寺赐额。朝辞日，日本使者临时要求再赐一篇寺记，张君房是最合适的作者。但当天张君房不当值，“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樊楼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名叫“眉寿”“和旨”。据宋代档案《宋会要》的记载，当时，樊楼每天上缴官府酒税就达二千钱，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后来老板转手，酒楼新主“大亏本钱，继日积欠，以至荡破家产”。对此，因为不是国有资产，国家尽可以不闻不问，但国库缺了一大笔酒税，宋仁宗还是十分在意的。天圣五年（1027），中央财政部门收到一道诏令，大意是说，谁愿意承包樊楼年销五万斤的酒税额，就可以给他划拨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作为酒类专卖的连锁销售店。从皇帝的亲自过问，也可见樊楼在东京酒楼业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东京酒楼的格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面朝大街的门口都扎“彩楼欢门”，欢门就是大门楼，用各种彩色饰物装点门面。这种门面装饰最早出现在东京酒楼，其后各地大型酒肆、食店、茶楼，也都争相仿效。而节日的欢门彩楼，各家更是花样翻新，别出心裁。据孟元老说，汴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而九月重阳前后，以菊花装点门楼，则成为东京酒楼的一道风景线。走进门楼则是院落或主廊，底层是散座，这些去处称作“门床马道”，档次不高。有身价的都往楼上招呼，楼上天井两廊都是当时称为“小阁子”的包厢。
东京一般酒楼仅上下两层，唯独樊楼，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水浒》中宋江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连接，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以招徕宾客。每到元宵灯节，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其中的西楼，后来禁止酒客登临眺望，这是出于对皇帝安全保卫的考虑，因为从西楼俯瞰下去就是大内。据《水浒传》的蓝本《大宋宣和遗事》说：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似乎有理由推测，西楼可能因此而谢绝了外客。
早市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往往夜市三更才结束，早市“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而京城各城门都“置鼓于小楼之上”，每天按时报点。一交五更，东京各大寺院就打起了钟，而报晓的头陀则手执铁板，敲打着沿街循门报晓：如果天好，就喊“天色晴明”；天阴，就说“天色阴晦”；下雨则高叫一声“雨”。前往各处化缘的行僧也一路敲打着木鱼顺带着报晓。趁早入市的人都闻声而起。各处城门都开了，吊桥也已放下。瓠羹店门口的小孩已经在兜售熟骨头，也有叫卖灌肺与炒肺的。酒店点起了灯烛，做起了买卖，每个客人只需花上二十文，管保让你吃得满意。粥饭点心铺也开了门，间或有卖洗脸水的，方便了通宵在外的客人。想喝点汤药茶，煎茶摊可以为你效劳，花色繁多，任你挑选。《水浒》里的王公就是做这买卖的，二陈汤不过其中一种。天色大亮，屠宰作坊忙活起来，有人担着猪羊，或者用车子推着来赶市，动辄百余头。这令人联想到《水浒》的石秀，他在蓟州依附杨雄时，代管了屠宰作坊，每天也“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门前挑了，卖个早市”。
朱雀门外，州桥西侧，早市的果木集中在那儿交易，以至人称果子行。纸画儿在那里也卖得很行俏。卖麦面的预先装好了一个个布袋，叫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着，从城外入市交易，至天明不绝。沿着御街，从州桥到大内南门前的路段上，早市上卖药材的和做饮食生意的，那叫卖声此起彼伏，可谓一绝。那些个饼店，从五更起，桌案之声就远近相闻。武成王庙前的海州张家和皇建院前的郑家生意最红火，每天要做五十余炉。
著名大酒店潘楼下，每天从五更就开市，买卖衣物、书画和珍玩。天色熹明，各色小吃登场，有羊头、肚肺、腰子、奶房等杂碎，鹌鹑、野兔、斑鸠、鸽子等野味，螃蟹、蛤蜊等河鲜。而后陆续有各种手工工匠，交易零碎的作料。早饭以后，上市的是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的休闲食品。早市这才进入尾声。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早市也是如此。“百万人家夜雨鸣，市声唤出晓来晴”，陈宓《行在端午》中这两句诗勾画出行在早市的不凡声势。而宋元话本《任孝子烈性为神》则更具体地描述了当时杭州候潮门外赶早市的商贩：
却忒早了些，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
与《都城纪胜》所说正相吻合：杭州“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早市几乎是紧接着夜市开张的，王庭珪的诗也可为证：
楼角犹吹笛，天街又走车。
客眠终未稳，人语已争哗。
据《梦粱录》，每天清晨，杭州主要街道上的百事买卖，要热闹到饭前才收市。肉市巷内的面店、分茶店、酒店以及临街卖熬肉的摊主，更从三更就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御街上的店铺，都是听到晨钟就起来：有卖早市点心的，烧饼、蒸饼、糍糕等，无所不有；也有浴堂门前卖洗脸水的，有茶摊卖汤药的。到处都是各行各业的摊位，填街塞市，侵晨行贩，“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
炊饼
一
凡看过《水浒》的人，别的细节可能淡忘，对武大郎卖炊饼肯定是印象深刻的。武松离开阳谷县赴东京公干前，特地对兄长说：
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
现在一般把薄片形状的干面制品称为饼，但在宋代，正如《靖康缃素杂记》所指出：“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烧饼现在还在叫，南方也叫作大饼，古代则叫炉饼或胡饼。
汤饼当时也叫煮饼，宋代正处在向面条的转型中，也称为索饼或馎饦，面条行世前用来指面片汤。炊饼，就是蒸饼。《水浒》“黑旋风乔捉鬼”一回也曾提到燕青与李逵让刘太公“煮下干肉，做起蒸饼，各把料袋装了，拴在身边”，这里的“蒸饼”应该就是炊饼。据说，因为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宫廷上下都把蒸饼唤作炊饼，这种叫法很快传到了民间。正因如此，民间两种叫法并存，小说里才会一物异名，同时出现的。据《三朝北盟会编》，绍兴二年（1132），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叛兵准备在二十五日那天里应外合起事，有一个卖蒸饼的叫卖道：“一个二五，里外一般。”表面说“一个卖二十五钱，里外皆是白面”，实际是用隐语提醒市民避乱。这个叫卖声证明了蒸饼与炊饼不过是实心馒头的不同叫法而已。宋代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宋四公道：
看那渡船却在对岸等不来，肚里又饥，坐在地上，放细软包儿在面前，解开爊肉裹儿，擘开一个蒸饼，把四五块肥底爊肉多蘸些椒盐，卷做一卷，嚼得两口。
宋四公吃的蒸饼，显然就是实心无馅的炊饼，他的吃法类似现在北方的肉夹馍。炊饼因是笼蒸的，故而也叫作笼饼，武松也以扇笼作为计算武大郎炊饼的单位。
据《郭林宗别传》说，东汉后期，郭泰有朋友来，他连夜冒雨“剪韭作炊饼”。这个故事表明，汉魏之际已经有这种面制食品，而且是有馅的。唐朝贾公彦在注《周礼》时说：“酏食”就是“以酒酏为饼，若今起胶饼”。宋代黄庭坚在《涪翁杂说》里指出，“起胶饼，盖今炊饼”，可见当时炊饼都是发酵的。而实际上，武大郎叫卖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
虽然宋人王栐在《燕翼贻谋录》里说：“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蒸食之者，都谓之馒头”，不过，当时还是习惯把无馅的称为炊饼，而把有馅的叫作馒头。宋代馒头已经花色繁多，以馅而论，见诸文献的就有糖肉馒头、假肉馒头、羊肉馒头、笋肉馒头、笋丝馒头、鱼肉馒头、蟹黄馒头、蟹肉馒头、糖馅馒头、辣馅馒头等等。据《上庠录》说，每逢三、八课试的日子，太学与国子监的食堂就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夏天是冷淘，冬天是太学馒头。冷淘一说就是冷面，一说则以为是冷饼子。这且不论，《上庠录》的食单把春秋两季的炊饼与冬季的太学馒头并举，说明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另据《钱塘遗事》，南宋殿试，散发试题时皇帝象征性到场，随即入内进御膳，同时“赐食于士子”，有太学馒头一枚，羊肉泡饭一盏。太学馒头名闻遐迩，学生到手往往转送给亲朋好友尝鲜，后来连南宋京城临安的市场上都打出了太学馒头的招牌。岳珂有一首诗，专写太学馒头：
几年太学饱诸儒，余伎犹传笋蕨厨。
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
其中白莲肤是指馒头皮，而红缕肉则分明指馒头馅。而《水浒》里也把两者做了严格的区分，把武大卖的叫炊饼，而把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黑店兜售的唤作人肉馒头，武松说她家“馒头馅内有几根毛，一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
相对于馒头是有馅的，炊饼则是无馅实心的。这从《庶斋老学丛谈》叙述的故事里也能得到佐证。故事说南宋时有一个妇女，在其丈夫陪同下来东阳县衙，控告某富家子弟要强暴她，将其乳头也咬伤了。知县郎某传唤那个富家子，他却矢口否认有此事。县老爷命人拿来三个炊饼，让他们三人各咬一个，但不许咬断。然后拿来与妇人乳头上的伤痕一比对，原来竟是其丈夫的齿痕。显然，只有无馅的实心馒头，咬到一半才能留下清晰的齿痕。关于炊饼与馒头的这种区别，《水浒》也是毫不含糊的，在描写武松初入十字坡酒店时说：
那妇人嘻嘻地笑着入里面…… 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两个公人拿起来便吃，武松取一个拍开看了，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
小说把武大郎卖的叫作炊饼，而把十字坡黑店的人肉包子唤作馒头，反映的正是宋代习惯的叫法。
相对于炊饼，馒头身价可能高些，因而就有《避暑录话》里的故事：一个穷书生竟然不识何为馒头，却无计可得。一天，见市肆上面制食品摊一字排开，便突然大呼倒地。摊主惊问，答曰：“我怕馒头。”摊主以为岂有此理，就安置馒头百余个，再把这个书生关进去。只听悄无声息，摊主从墙缝里窥探，只见书生已把一大堆馒头“以手搏撮食者过半”了。
当时当然也吃包子的。在生下仁宗那天，宋真宗十分高兴，令“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可见宫中与权贵之家已将其视为美食。据《鹤林玉露》，有一个士人买了一个妾，自称在蔡京太师府的包子厨里干过活。一天，士人就让她做包子，回答说不会做，士人诘问她：“你既然包子厨出身，怎么不会做包子？”妾回答说：“我是专门负责打理葱丝的。”这个故事也许表明包子比馒头来得精致，两者区别在于形状与内涵。
勾栏瓦舍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简称作瓦。瓦舍是宋代涌现的固定娱乐中心，游人看客来往其中，川流不息。据孟元老说，瓦舍中还有卖药、卜卦、叫卖旧衣、博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等玩意儿。看来，瓦舍是一种集商业餐饮与文艺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中心。特大型的瓦子，四周甚至有酒楼、茶馆、妓院和商铺等设施。
勾栏又叫勾肆、游棚、邀棚，简称棚，设置于瓦舍中，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勾栏内设戏台、戏房（后台）、腰棚（观众席）、神楼等。许多勾栏都有自己个性化的名号，例如夜叉棚之类。每座瓦舍中都有勾栏，临安北瓦有勾栏十三座。而小瓦子恐怕就只有一个勾栏撑持场面，故而勾栏有时也与瓦舍互为同义词。勾栏的原意是栏杆，由于大型瓦子内有不止一个游艺场所，各个场子四周以栏杆圈围起来，成为一个演出的场子，另一层用意则不外乎防止有人趁机看白戏。则勾栏的构造，一开始应该是半开放式的，发展到后来才有全封闭式的。
瓦子勾栏里演出的内容，不仅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戏曲、曲艺品种，还有相扑、拳术套路、十八般武艺等武术表演，真可谓百花齐放，争胜斗艳。《东京梦华录》说“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主张即安排的意思，张廷叟身世不详，孟子书则是宫廷教坊的乐官，也就是说，张、孟二人是官方委派来管理勾栏演出的。但这恐怕也只是天子脚下在宋徽宗崇宁、大观以后的事，其他城市是否都如此，却很难说。不过，据《武林旧事》，南宋临安府的瓦子勾栏，城内属修内司，城外属殿前司，其隶属管理关系相当明确。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崛起，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城市人口，不同的居民群体，都需要有集中固定的游艺场所，能为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享受，让他们萝卜青菜各取所爱。瓦舍勾栏这种综合性游艺中心的出现，正迎合了这种需要。由于大受市民的青睐，瓦舍勾栏在广大城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张营业。
不仅州府级的大中城市，小县城里也往往有不止一座瓦子勾栏。元代统一，随着北曲杂剧的风行全国，瓦子勾栏也遍布大江南北，反映金元时期瓦子勾栏的戏俑、砖雕与戏台，留存至今的数量绝不比两宋少，就是最好的物证。
进驻瓦子勾栏的戏班子，逐渐形成了推销自己、吸引观众、营造气氛的方式。据《青楼集》说，“勾栏中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由此看来，应该就是演出的广告牌。上面标明戏班名称或来路，例如“某某散乐”之类，还写上名角姓名或艺名，另外就列出演出的剧目。除了帐额、靠背等实物广告，勾栏戏班借着演出，自我标榜，也带有广告的性质。
进勾栏看演出必须付钱，已是通行天下的规矩。至于是入场时付钱，还是演出中赏赐，则是无关紧要的。一个瓦子里往往有不止一个勾栏，倘若两个临近的勾栏唱相同的曲目，就形成所谓“对棚”。对棚就是对台戏。这是在这种演艺商业化情势下无情的市场竞争。
既然是花钱买享受，当然要求演出是高水平的。瓦子捧红了一大批名角。仅据《东京梦华录》，就开列了七八十名宋徽宗崇宁、大观以来瓦肆伎艺的专业演员，小唱名妓李师师、杂剧女艺人丁都赛、诸宫调名家孔三传、说诨话名角张山人、说五代史专家尹常卖，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其余不可胜数”。
当时的女艺人，尤其是那些万人追捧的女名优，已在勾栏里占据显耀的位置，甚至成为整个戏班的招牌。而班子与勾栏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固定互惠的演出关系。《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临安北瓦有十三座勾栏，经常是两座“专说史书”；有座叫小张四郎勾栏的，其得名缘由就是小张四郎一辈子只在北瓦占着这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
瓦子勾栏里吃喝玩乐，无所不有，因而有“勾栏不闲，终日团圆”的说法。有钱与有闲的公子哥儿总爱往那儿扎堆。南宋高宗时，驻扎杭州士兵大多来自西北，闲暇之时也需要娱乐，殿帅杨存中便在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西湖老人繁胜录》说，一般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消遣”，瓦子勾栏成为他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不过，瓦舍勾栏内鱼龙混杂，治安不良，容或有之，但对丰富城市生活，繁荣市民文艺，还是功不可没的。《贵耳集》就说“临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他们也是这里的常客。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平民百姓，《南村辍耕录》说他们“每闻勾栏鼓鸣，则入”。《嗓淡行院》说到市民百姓到瓦舍勾栏去的目的：“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栏玩俳优，赏一会妙舞清歌，瞅一会皓齿明眸，躲一会闲茶浪酒。”总之，是一种文化消费，精神享受。
除此之外，宋元之际还有一类不入勾栏的艺人，称为路岐人，他们活跃在街头巷尾、村镇市集。他们往往是一家子，或者是兄弟妯娌，每到一个可以演出的地方，就画出一个场子，张挂帐额、招子等广告，挥动刀枪剑戟等道具，奏响锣鼓板笛等乐器，招徕过路的看客。虽然总体上说，路歧人的演技比不上瓦舍艺人，但他们穿梭在城乡之间，因地制宜，逢场作戏，比起有固定场所的瓦舍艺人来，更贴近底层民众，是民间文艺的生力军，丰富了城乡大众的精神生活。
气毬
《水浒传》第二回说高俅奉命去端王宫送礼，端王恰与“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于是，高俅“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大得这位未来皇帝的欢心。
据《战国策·齐策》说，齐都临淄之民无不擅长“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蹋鞠”是踢球在先秦的叫法，自汉代起通称“蹴鞠”（亦作“蹴踘”）。“鞠”即“球”（亦作“毬”），唐代起也叫“蹴球”，一音之转或称“筑球”。
汉代蹴鞠主要有三种场合，一是军队的训练，二是燕飨的表演，三是平民的娱乐，在画像石里各有表现。但据李尤《鞠城铭》，东汉时已有正规球场、竞技章程与裁判规则。
蹴鞠在唐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球的变化。直到初唐，踢的都是用皮裹的实心球，而据《演繁露》说，宋代制球，“砌合皮革，待其缝砌已周，则遂吹气满之，气既充满，鞠遂圆实”，可知球中另置内胆。内胆用牛、猪的膀胱充气而成。端王与高俅踢的就是这种气毬。
宋代的制球工艺越来越纯熟精良。《蹴鞠图谱》开列了二十四种气毬名目，《蹴鞠谱》更多至四十种。其中“ 人月圆”“金锭古老钱”“云台月”“镜把儿”等似是以月、钱、镜等圆形物命名的，“六锭银”“不断云”“旋螺虎掌”“曲水万字”等似以缝制气毬的皮革纹饰取譬的，至于“两国和”“六如意”“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等分明取欢喜吉祥之意。
球的变化也带来了赛制的变化。实心球容易落地，初唐以前的对抗赛应与现代足球相仿，实行双球门制，球员蹴球或带球以射入对方球门为胜点；实心球也踢不高，球门相应不会立得太高。但一旦改成充气毬，就能踢得既高又远，于是球门也相应升高。由于充气球踢得高远，赛场空间也要求相应扩大，倘若仍实行双球门制，一般很难提供偌大的场子，改为单球门对抗势在必行。于是，球网改置于赛场中线，双方都将球射过居中的球网孔为得分。由于对抗两队被隔在球网两侧，不发生直接的肢体冲撞，比起原来的双球门制，对抗的刺激性已大为减弱。
唐代蹴鞠相当普及。杜甫从中原漂泊到南方，有《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说明南北万里都有蹴鞠与秋千活动。韦庄在鄜州寒食时赋诗说“永日迢迢无一事，隔墙闻筑气毬声”，也说明蹴鞠在民间的普及度。但无论杜甫与韦庄，还是唐玄宗、王维、韦应物与白居易、温庭筠等，都是在寒食或清明的节令诗里写到蹴鞠的，唐代蹴鞠似有较强的时令性。
蹴鞠在宋代成为时尚的体育活动，与帝王的青睐大有关系。开国皇帝宋太祖与其弟宋太宗都酷爱蹴鞠，苏汉臣有名画《宋太祖蹴鞠图》，现存宋元之际钱选的摹本，即画他们兄弟俩对蹴，大臣赵普与党进、石守信、楚昭辅等在旁边观看。《蹴鞠谱》拿这事儿大做广告，称“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流第一家”。
据《宋史·乐志》，宋代每年春秋圣节三大宴，按例有献演蹴鞠的环节；招待辽、金使节的场合，同样有蹴鞠表演；而册封亲王时，迎引队伍里也须有蹴鞠艺人。在宋代勾栏里，也有蹴鞠献艺。《武林旧事》开列临安瓦子诸色伎艺人，其中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五人便以蹴球驰名。但这种表演类似现今马戏中的球艺，应非对抗比赛型的。
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个叫张明的，虽出身微贱，却以擅蹴球而大获宋太宗欢心，让他做到右羽林军大将军。真宗朝宰相丁谓少时擅长蹴鞠，晚年赋诗追忆说，“蹑来行数步，跷后立多时”，可以想见他当年球技的高超娴熟。进士柳三复也擅蹴鞠，却苦无机缘接近宰相丁谓，得知他常在相府后园踢球，便去园外转悠，终于等到飞出园墙的气毬，便挟球求见。
据《东京梦华录》，开春以后，开封城内“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踢球俨然成为都城民众热捧的体育活动与赛事，参赛双方也都在乎胜负，“其胜也气若雄虹，其败也形如槁木”。据《梦粱录》，临安有一家“黄尖嘴蹴毬茶坊”，看来是专供球员或球迷们喝茶聊天的。
与唐代相比，宋代女性蹴鞠的记载不多，但流传至今的瓷枕与陶枕上仍有女子踢球的图案。河北邢台出土的宋代瓷枕，上绘一身着花布掩襟衫的女子，下着裙，系腰带，独自蹴鞠，从衣饰神态看，当是普通妇女。台北故宫藏有宋画《闲庭蹴鞠图》，画一女子在柳下以脚掂球，旁有四男子围观。
元代蹴鞠已不及宋代盛行，但女子踢球反而蔚成风气，在杂剧、散曲、诗词与话本里都有所见。仔细推究，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女艺人献演。第二类是居家女性的蹴鞠运动。这种女性娱乐性活动，也往往与男子混踢。据杂剧《度柳翠》，旦角对母亲说“将过气毬来，我和师父踢一抛儿咱”，说的正是家庭内男女混踢的习俗。
蹴鞠运动在元代民间依然盛行，但在官场却渐遭排斥。地方官也通过劝善文，指责蹴鞠与击球、射弹、粘雀等都是“不遵先业，游荡好闲”。进入明代，在诗词、民歌、笔记与小说里，仍多蹴鞠的描写，说明踢球依旧有着群众基础，但风头之健不仅难以比肩宋朝，即便与元代比也大见逊色。入清以后，蹴鞠运动逐渐式微，一蹶不振，以至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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