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1150265
《袍哥》作者王笛重磅推荐。读过《袍哥》的人，都会来看这本书，关于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成都这座城市是如何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的？成都在中国城市之中的特殊性在何处？近现代史上有哪些人曾对成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过影响？本书既能为成都的地方研究提供基础信息的补充和理论观点上的启发，也能扩展至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的认识。
这本西方世界少有的关于成都城市史的研究专著，原著出版于2000年，非常高兴中文翻译版现在终于和中国的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是在司昆仑1993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80年代末，当她在四川大学进行这项研究时，我便经常和她讨论这个课题，见证了这个研究进行的过程。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初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在中国内陆城市成都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警察在这个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还可以看到像周善培、杨森这样的精英改良者，在成都走向近代文明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个研究不仅发掘了不少重要的文献和档案资料，还提供了若干关于老成都的珍贵照片，是了解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 王笛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大力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对城市化的历史回望、研究和探讨，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本书为美国汉学家司昆仑对成都在20世纪初期城市化发展的研究论述。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895至1937年，城市管理渐渐演变成中国的首要挑战之一，本书着重讨论了成都两个重要的城市改革运动：清末新政（始于1901年）和1920年代的市政运动，在这两个运动中，警察与军阀分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改革的动机不同，但都对成都的城市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成都的现代城市雏形打造了基础。本书对这两波城市改革运动的分析和比较主要落脚于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和城市历史领域的重要贡献。
目录
第一章 中华帝国晚期的省会城市成都 ……1
作为中国近代城市的成都 ……5
成都的历史和地理特点 ……16
省会城市——成都 ……21
清末时期成都的管理 ……28
第二章 国家建设和城市（1895—1911） ……41
新政实行的背景：内忧外患 ……44
晚清改革理念中城市的定位 ……51
实行清末新政的省会城市 ……60
成都的儒家治国论者——周善培 ……65
第三章 城市改革的关键——新式警察 ……77
成都警力：警官和警员 ……81
局正和街正 ……97
街道治安 ……101
地方对警察的反应 ……110
第四章 进步之风 ……115
晚清城市改革进程 ……115
成都的改革群体 ……118
成都人民对改革的接受 ……122
警方的治理对象：乞丐、娼妓和公共卫生 ……131
国家监管下的自我管理：
新城市官僚和团体 ……146
城市风景线 ……152
第五章 社会自治和革命 ……158
成都的宪政：法制改革 ……161
成都的宪政：省议会和市议会 ……168
1910—1911年的政治危机 ……174
成都的罢工和围困 ……181
清政府统治的终结 ……187
第六章 革命以后：军人、贤人和袍哥 ……192
内战中的成都：政府行政管理的衰退 ……194
内战中的成都：城市形式的变化 ……204
袍哥的关系网 ……209
民国早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改变 ……216
“五老七贤”与城市改革组织的演变 ……219
第七章 20世纪20年代的市政改革 ……230
杨森在成都大干一番 ……233
杨森主义的根源 ……243
成都精英眼中的杨森 ……253
城市改革面临冷遇，公共秩序的维持 ……256
嘲笑的抵抗力量：刘师亮的“反动”机智 ……258
国家主义时代的城市管理共识 ……262
第八章 新政的遗产：比较视野中成都的变革 ……267
变革的动力 ……268
变革的程度 ……270
比较视野中的成都 ……274
注释 ……280
引著 ……350
致谢 ……395
导 言
1895—1937年，城市管理在中国许多官员以及政治活动家们心中渐渐演变成一项头等重要的挑战。由于受到来自欧洲的思想以及东亚殖民地城市的影响，城市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政治和社会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前所未有地吸引了中国政治理论家们的关注。城市改革者们利用中国原有的（行政）机构，吸收了西方的模式，通过在人口中心区域推行一种新型的、有序的、有效的城市社区制度来寻求改革中国城市的契机，而这种城市以往主要是贸易中心以及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种新秩序的提倡者借用了日本的bunmei（英文的Civilization，相当于中文的“文明”）一词来表示他们希望向人们逐渐灌输的新价值。“文明”带给了日本成功，这个国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借用观念和制度，将自己建成了一个世界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中国自己那伟大而古老的文明，而只是表达了一种渴望，希望通过注入革新制度和理想来达到使自己的文明重新焕发力量的目的。那些制度和观念先是推进了西方，然后是日本的经济财富的增长和国际力量的提升，包括推广和促进公众健康、公共安全、贸易和公民的自豪感。改革者希望通过“文明化”来寻求中国国力的强盛，通过增强国家对于运用民众力量的能力，以求达到强国的目的。
城市文明化的斗争随着晚清时期以及民国早期的政治日程，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持续了大约四十年，这才让位于“农村问题”。而这个斗争吸引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家，如毛泽东和保守的农民改革家梁漱溟。一直到1980年代的邓小平主政时期，中国的城市这才再一次在中国政治史上获得了他们在1895—1937年曾经获得过的突出的关注。本书调查研究了近现代中国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第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城市规划和历史管理。一旦城市被认定为是一个产生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场所，那些身负城市管理重任的人便面临着改革的挑战，对于一系列管理者们是如何回应这个挑战，我做了一番仔细的调查。
我的焦点对准的是四川省的省府——成都。在清朝时期，所有的省城都是没有任何城市管理的，然而，它们也是众多令人困惑的和繁杂的政府机构的容身之地。一个省城一般有一位总督或巡抚、一位知府、一位道尹，一或两位知县，以及军官、教育官与司法官员。这些官员的职权范围或大或小，也可能相互交叠。大多数的省城，包括成都，也是他们地区的主流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吸引了一大帮商人和文化精英人士的聚居。中央政府将城市事务大都交给了地方官员来处理，而维持公共秩序对他们而言，虽说不是唯一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事了。对城市事务的改进做出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计划在1895年之前还很罕见。即便在1895年
之后，城市也没有即刻被看成是进行社会变革的独特的，或是特别重要的场所。城市的管理也没有被赋予特别的重要性，它不过是作为省城的一个展示窗口，用来在全省范围内向人们展示新政贯彻执行工作的开始。
正如在这本关于成都的书中所说的，尽管政策翻来覆去，但四十年来为促进文明化而付出的努力，还是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这座城市。或许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城市管理观念本身的接受。我并没有去研究被授予了改革特权的国家层面的以及省级层面的官员们，而是对贯彻执行具体计划的中层官员以及新政下生活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了解，研究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来寻求对这一改革的解答。积极参与这项改革运动的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说明了改革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贯彻实行这些改革计划的实际困难。
成都这座城市位于上海以西，距离超过2600公里以上，离广州也有1900公里之远。尽管它远离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中心地带，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首府，具有了一种政治上的特别之处，使得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革新的消息都能很快地被成都的活动家和积极分子们所获知。而这座城市的改革者能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受明显的帝国主义压力干扰的环境里开展他们的计划，给他们一定的空间来做试验，建立起能和当地既有的管理机构特点相融合的新的城市机构。成都的管理者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富有革新精神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文明城市的外观和组织的设想受到当时全世界正在改革进程中的城市观念的强烈影响。说到中国内陆其他城市的改革，同样也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并在晚清管理体系和帝国晚期社会模式这同一遗产的规范下成型。成都城市改革的经验一般说来代表了那些远离海岸和首都的城市的改革过程。然而，在某些方面，成都的改革又受到了该城市特殊环境的影响。
本书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五十年内两个重要的城市改革计划而建构的：晚清时期的新政（起始于1901年）和1920年代的城市管理运动。后者在某些方面来看，是晚清改革的一次复兴，但是却将聚焦点更为明确地放在城市方面。
在第一次晚清时期的改革浪潮中，最为重要的城市管理模式是东京。日本的明治维新长久以来吸引了一些中国人的关注，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也必须改革，以有效地回应帝国主义的挑战。1901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外国列强逼迫清政府接受一个改革纲领，此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到东京，学习日本是如何变得强大起来，使得他们能够在1894年—1895年的战争中打败中国人的邻国，并对俄国位于东北亚的区域造成威胁。新政改革起始于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反映出人们对国力的关注。因为他们普遍地相信，一国之国力完全以是否达到现代“文明化”的特定标志而定。例如：城市的环境卫生，有纪律的、尚武的国民以及现代的武装力量等。新政包括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城市管理的改革。大多数主要的改革者强调新政严格局限于城市，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无意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去改变城乡之间的关系。改革实施的方式造成了一个惊人的后果，那就是显著的改革都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省城，其中包括成都。其原因是省城被其他的管理机构视为其竭力仿效的典范，资金和人力、物力都倾注入这些城市，使得改革计划得以成功。即便在改革之后，资金流出，革命耗尽了改革后城市的元气，新建立的机构和思想方法却在省城保留了下来，这就将它们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它们周围的穷乡僻壤区别开来。
继开头的一章，介绍了19世纪末期的成都及其管理传统之后，本书对新政改革运动的源起和性质做了探讨，并对那些将这个运动带入成都，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做了介绍。在这些人物中，周善培（1875—1958）是最为重要的一位。周是一个清朝县长的儿子，他也是东渡日本去研究其成功之道的那一批年轻人之一。1902年—1912年，前后服务成都的六位四川省总督期间，周善培建立了警察局，帮助改革了成都市的福利体系，并将其坚定地纳入国家的权限范围之内；负责促进了成都市的工业发展，为重新设计城市的空间做出了贡献。他在20世纪头十年的生涯表明了注定要走厄运的清王朝那时还能博得臣民为其做出贡献，即便这个贡献并不是出自那些天才的、充满干劲的城市管理者的绝对忠诚。
在第三章中谈到的新式警察制度是新政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它旨在为现代国家产生出所需要的、守纪律的臣民。这个新机构取得了一些新成就，但并没有实现它的支持者们所有的目标。从官方的观点来看，虽然成都的警察相对来说减少了腐败，对它所取代的那个制度产生了阻碍，但是新进的警员绝没有他们上级长官的那份热情，去对公众进行训导，让他们守纪律。不管怎样，成都的警察改革还是被许多人视作成功，它在随后的整个民国时期为成都市的警察组织树立了榜样。
新政对成都的社会结构以及有形机构造成的冲击，在第四章中有详细的审视，该章还对几个领域内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做了说明。例如，国家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经济生产能力和“街道清洁”，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福利责任。周善培和其他的官员们开始在城里协调开展经济发展项目，例如：新建了供照明用的发电厂和电话系统。在此过程中，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外观景象，建起了新的建筑，铺设了新的街道。他们还将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城市具有的特色引进到了成都，例如：公园、商业场和公共戏院。不过，在成都，新政的最初焦点是坚决地放在对制度和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在城市的有形改变上。周善培还努力改善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鼓励戏院为女性设立专有的座位区，还制订计划，让成都那肮脏而不合法的红灯区升级为雅致的“有合法执照的街区”，就像东京那样。正是在这一点上，周善培遭到了来自成都精英阶层最为强烈的反对；他们完全否决了他的允许妇女和男人共享戏院的计划，而且提出抗议，强烈反对卖淫合法化的打算。然而，周善培通常总是能够成功地集合精英人士来支持他的计划；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与城市中一些有影响人物的密切关系来达到于他有利的目的。新成立的商会便是明证，他和商会一起合作促进了他的发展计划。
由于周善培擅施手腕，他的许多改革举措，在下一步的新政改革的主要措施被引入到成都之前，都已经稳固地建立了起来（见第五章）。在世纪交替之际，许多中国人终于相信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只要它的国民能够成为公民：在政治进程中由全体国民来参与和决定国家以及地方政府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到1906年他们已经说服清政府允许成立地方议会，在公共事务上起到作用。当会聚于成都的省议会、市议会和县议会于1909年开始寻求参与事务时，他们不管不顾地将周善培的创制完全弃置于一边。可即便政府已经愿意让他们在管理上扮演角色，他们却发现自己对于像成都的警察局这样已经相当成熟的机构，难于插足。鉴于此，省政府试图限制议会的权力，让他们只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起顾问的作用。总的来说，政府对待成都的市议会和县议会的做法，还是成功了，虽说这些议会在省城之外还是经常表现得十分活跃。至于省议会在涉及全省的问题上，例如计划将四川与华东连接起来的那条铁路的所有权这个事情，则向政府发起了挑战。当清政府于1911年宣布计划将这条铁路的建设权和管理权都授予外国人以换取一笔贷款时，成都发出了可怕的怒吼，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第五章以一段对于成都1911年革命的讨论为结束，其中提到了警察和其他的新政机构以及观念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清王朝的崩溃在成都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急剧的转折点。民国时期的政治分裂降低了成都作为省城地位的重要性。成都周围几乎不断发生的战争，1911—1935年间四川的战祸，将成都与这个省的腹地分隔开来，时不时地也将成都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切断开来。成都缺少一位人们熟悉的铁腕总督，处于不断的内战中，这些内战只是带来了一连串军阀的控制，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去抵挡他们的敌手。在这期间，这座城市是如何运转，进行自我管理的呢？第六章和第七章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讨。第六章还指出了一些清朝机构，包括警察队伍在内，在此期间虽然幸存了下来，却由于支撑它们的资金来源被转移到了四川正在扩大的军队手中，而开始了缓慢地衰落。地方议会被遣散，又几次被召集，但是却从来没有对地方事务行使过多少权力。更为有影响的人士来自两个群体，他们共同填补了由于成都军阀对城市事务的冷漠所造成的管理真空，他们就是“袍哥”组织和被称为“五老七贤”的杰出人士。
“袍哥”是成都对地下兄弟组织或是秘密会社网络成员的称呼。这个网络在晚清时期已经遍布整个四川省。这些群体在1911年的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一个明显而又残酷的角色，一时之间他们的首领成了公众的英雄，受到了成都报纸和新政府的一片赞扬。秘密会社不久便再次遭到了禁止，但他们继续在成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很大比例的男性市民加入了兄弟会组织，他们的首领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不可小觑的人物，他们裁定纠纷，操控市场。有钱的人家小心翼翼地维持和他们的良好关系，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来保护他们免遭绑架和其他的威胁。而“五老七贤”在成都的社会中占据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他们是成都最为杰出的学者，在旧有的清朝体制中获得过功名，是受人尊敬的老师。即便是军阀也不得不对他们尊敬三分。这些长者和贤人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道德修养，深信当军阀们对地方利益践踏得太过分时，他们有责任来为社会各界说话。在为城市进行居间调解时，他们常常要和外国传教团体联合起来。外国传教团体对于军阀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是力图去说服成都的军阀支持它为成都市造福所制订的计划。
对于将城市管理运动带入成都，基督教青年会起到了部分的作用，这个运动是第二波改革的巨浪，也是我们第七章的主题。这个运动是20世纪早期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城市改革的一个分支。城市改革运动在美国催生出了街坊文教馆，在英国是花园城市运动，还有一系列在城市设计和管理方面的其他创新。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偶然看到了这些创新，便将其带回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里提出了城市管理纲要，为推广现代城市的新理念而成立了专业的协会。在这方面，清朝的新政设想出了一个有序的社会，以服务于现代化的国家，这个新运动强调在设计规划时要有科学的合理性，有时候甚至可以无视国家主义的情感，尽管通常这两者被认为是可以一致的。和新政改革不相同的是，城市管理运动认为城市的问题与乡村问题不相同，特别着重城市的改革。在成都，与新政将重点放在机构改进上形成对比的是，这第二波改革浪潮强调加强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对城市的形态再造。1920年代，为现代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起草了设计蓝图，每一份计划的起草都由一位与之相对口的专家来主持。这些策划者们在 上海干得格外起劲，他们也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吸引到了支持者。
这个运动在成都的拥护者是杨森（1884—1977），他是一位军事指挥官，他于1923年打入成都，占领了这座城市，仅仅一年半之后便被赶了出来。然而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成都被猛烈地“现代化”了。杨森，一个在四川的内战中身经百战的老兵，希望作为一名城市管理者来建立自己的声望，结果是他抓住城市管理运动的哲学宗旨，促进了一些项目的实行。杨森特别迷恋现代交通系统建设，将成都的许多街道拆毁、拓宽、推平。他对于由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以及其他城市管理运动的拥护者，就一系列基础结构和社会的创制提出的建议，也提供了支持。然而，与周善培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的处事方式疏远了许多人，也阻碍了他的目的的达成。在杨森离开成都之后，要不是在“五老七贤”的帮助下，他的一些改革悄无声息地以温和一些的方式得以恢复，他对这个城市造成的影响也许真的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老人尽其所能地将1920年代完成的工程上所带有的反传统的“科学性”和“理性”的风味去除，在他们的干预下，成都的城市管理运动最终以晚清城市改革的风格得以复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本书最后一章反映成都在1895—1937年的城市管理，1937年，成都成了难民为逃避日本人对华东地区的占领而避难的中心。这些年里，在城市改革的历史上，成都曾经有过饱满的一笔。在清政府时期它曾经被认为是这个帝国内最为“进步”的城市之一。此后就迎来了相对败落的时期，在1920年代的改革引进了许多当时正在中国沿海城市进行的基础结构的创新。然而，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它的城市建筑师、设计师的雄心抱负，在地方上的抗拒、政治的不稳定和资金缺乏的共同作用下，遭受挫折。在他们看来，四川作为抗日的中心，这个新位置的声望，将会给他们提供另一个机会，来促进他们重新设计和发展这座城市的计划，但是1930年代末蜂拥进成都的来自华东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学院、研究院的逃难者，却对这些计划甚少感兴趣。对于从东部地区来的人，成都只是一个从战争的蹂躏中逃脱出来的临时避难天堂。他们于灰心丧气中，对它那充满了田园风味的落后和保守十分欣赏，甚至陶醉其中。外来者自以为是地主张，说是战前已被城市管理当局进行过重建的城市的某些部分，对于四川本地人来说太过洋气，使得这些城市的设计者、建筑者十分担忧。成都的战时经历大大地消减了它的早期城市改革者们留下来的遗存。无论如何，成都的外貌、文化和管理在1895—1937年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到了1980年代的新城市建设时期还可以看到开始于晚清时期的城市改革的积极作为留下来的影子。
新政就这样给中国的省城留下了一笔有持久影响的遗产，当年改革的实行付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在成都，周善培在支持他的改革的社会群体的帮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新机构。对于政治，他是内行的实践者，他熟悉中国传统的治国之术。他在这样一个体制内，为了达到增强国力，并使之长治久安的这个传统目的，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他的成就被革命的动荡不安给摧毁了，改革运动从此衰败了下来。然而，最终来说，周善培的成就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基础。后来的改革由军阀杨森开始，由专业的城市规划者继续。这些设计者们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中，城市的管理在它自身的权利中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活动，而且它与国际风潮相联系，成为它的一个分支。当此之时，变革和动荡已经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在此情况之下，1901—1911年的改革已经被成都那些为当代寻求管理和统治模式的保守主义人士看成是他们怀念过去的一个思乡之物了。从成都的改革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城市的官员和成都的市民怎样对城市管理产生出信任的感情，并想要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和如何去做，才能够完成对城市管理的改革。
“该书叙述分析十分清晰，充满慧见，所有的论述都依据扎实的档案和资料调查，同时在作者的阐述中，你能在每一页都感受到她对成都人的深厚情感。”
——William T. Rowe《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第三章 城市改革的关键——新式警察
成都警察新体制的构想于1902年秋天出炉。在这之前的好几个月里，成都平原被一系列针对基督教团体、富有的地主、政府官员的袭击震动了。传言说已经逃至中国东北的义和团前年在川西地区又纠集起来了，他们加入了地方上的各宗派团伙，和他们一起骚扰共同的敌人、外国人和本地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一场使得川西米价上涨的干旱负责。一个自称有神授天功的十六岁的领导者，人们都叫她有“菩萨保佑”的廖观音，带领好几千个她的支持者与盘踞在成都市北〔1〕派来镇压她的红灯会的部队，打了好几仗。几个月之内省里派来的军队大受挫败，叛乱迅速蔓延。9月15日，总督奎俊的行政管理机构灾难临头；有好几十上百的教派分子从南门强行冲入省城，他们在一家小五金商铺里用刀将自己武装起来，将总督衙门前面那条大街给控制住了。〔2〕年届七十的四川臬台刚好从衙门里出来就遭到了袭击。他从轿子里下来，指挥他的护卫和衙门里的士兵杀死和逮捕了大多数的叛乱者。〔3〕
奎俊早就已经因为处理起义和暴乱事件的无能受到过指责。几个月前，有两名监察官员就已经向朝廷弹劾过奎俊，说是他对部下的腐败疏于管理和整饬，任由省里的军队堕落。他还受到指责，由于对佛教的痴迷，妨碍了执行应尽的公务和职责：本应召集手下官员听取大家的意见时，他却犹豫不决是否对抓来的叛乱分子执行死刑，行刑前，他自己戒食荤腥，口里还不断地念佛经。〔4〕
为了将四川从如此软弱无能、办事毫无效力的领导之下解救出来，使其不再受到有害影响，山西省总督岑春煊接到命令，八月调到成都。甚至早在9月15日事件发生之前，他便已收到了重建社会秩序的指令。成都事件发生两周之后，他到达了成都，接替了奎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把山西随身带过来的精锐部队，派到了成都平原所有主要的动乱中心。成百上千的人被杀，好几十个人被带回成都，在北门外执行死刑。〔5〕在对朝廷的奏折上，岑报告说虽然他相信那位有“菩萨保佑”的廖观音，只不过是几个叛乱头子手中随意摆弄的木偶，但是为了“平民愤”〔6〕他不得不将其砍头，将其名声搞臭。廖观音于1903年元月死于成都，其时正逢成都市第一期警官开始了他们的培训。岑春煊到成都的头八个月里，重新恢复公共秩序成了省政府工作压倒一切的重点。〔7〕通过从成都的军营内以及其他有驻军的城市里派出正规的军队，这项工作多多少少算是完成了。然而，岑也有意要重新恢复民兵组织（“团练”）与保甲制度的联系，以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民兵体系。它将让市一级和县一级的官长们和地方士绅一起来维持对局面的控制，而不必从这个地方团体外去召集军队。可以说岑春煊的这个民兵改革计划是很有道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岑认识到了帝国官僚机构必须获得地方贤达、精英人士的密切合作：他宣称成都的省保甲局（团练保甲总局）过去的工作毫无成效，因为它是由官员们来领导的，而他们任由它日渐腐败。重新组建的这个局将由官方和地方士绅的积极参与来共同领导。而地方士绅的参与是因为这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这将使得这个团练保甲总局长期有效地运行下去。岑指示这个局的领导班子参考黄遵宪在湖南组建警察的规章制度，还指示他们在拟定改革四川治安部队的计划时参看欧洲和日本的警察制度。像在湖南一样，省城额外有自己的警察队伍。在一年之中只有冬季和其他必要的时候，才召集地方上的人员，组织起来进行定时的巡逻，以代替起辅助作用的民兵队伍；而在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里，成都市的街道和商场受到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的持续而长期地监管。〔8〕
成都这第一支专业的警察队伍，它的大部分体制与活动在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地方都已有过先例。正如我在第二章里说过的那样，19世纪末期成都的保甲局只是名义上担个“保甲”的名称而已：它的领导者还是官方机构，即便他们极少进行训练，它所掌握的这支队伍仍是由国家提供给养的专业化队伍。成都的某些军事单位专门用来从事治安工作，清朝时期只有成都像北京一样用军队来进行综合性多样化的治安工作。（北京军事警察的全部工作就是维持北京市的治安，长期行使一定程度上的对街道及居民的控制。在先进的电子监控和通信技术发明之前，它的这种监控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的警察局所能达到的水平。）〔9〕
但是成都新政时期的警察改革仍然意义重大。在1902年这个危急存亡之际，由清政府发起的这一改革是一次广泛开展的、艰难尝试的一部分，以期控制一个难以驾驭的省份。成都的警察局从四川省的财政里面获得了金额巨大的津贴和资助，几乎在几年之内，在成都大街上每天不分日夜，都有1200名经过严格训练的警官和警员按时轮班巡逻值守。由于做出了这么巨大的努力，在成都，国家的权威比以往更为彰显和有效得多，而且可以想见比在全省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这个国家控制的新工具的成功建立，点燃了它的创造者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周善培，他尝试利用这个警察机构和它的预算以及它所拥有的特权，将成都塑造成一个他一心想要使它成为的、一个由东京精神激发出来的城市。为了这样做，他基本将成都的管理放在了全省行政管理议事日程的最前面，这是成都在帝国晚期从未达到过的位置。国家的公仆们变得史无前例的精神饱满，管理着成都的城市生活，开创了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新时代。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