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3113195
个人的历史记述，无论口述史、回忆录，反映的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可以说，个体的历史是对宏观历史的诠释和补充，提供了具象化与多样性，甚至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声。个人回忆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随着时间的发展愈发显示出这种意义。
与作者金雁出版过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是以文学手法写作的回忆散文。在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童年和青年的经历，也生动刻画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与平凡大众的生存状态；既可以看到作者个人的成长故事与贯穿其中的所思所感，又因为今天站在过往的彼岸，故而可以沉淀历史的尘埃，呈现出真实的时代图景。
“六九届初中生”“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这是一代人共同的人生印记。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它们不该是被丢弃在记忆角落的苍白旧事。在本书当中，可以看到历史名词背后有着鲜活的人与事，通过作者的叙述，他们依然像当年那样真切，令每一个阅读者感同身受。平凡的人物因此得到纪念。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金雁的散文集，既是个人生活记忆，也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记录。
书中主要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即作者的童年和青春阶段。通过翔实生动的文字，作者回忆了擅长持家且头脑清明的姥姥；伴随着饥饿和干旱环境的童年生活；被打落社会底层而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的经历；从知青插队到就业“供销社”的谋生岁月；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的一段拼搏过程；等等。字里行间充满令人唏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反思。
同时收入了一些回忆成家后与秦晖共同生活的文章，幽默戏谑，趣味盎然；以及访问东欧的一段独特经历与见闻。
书中收入珍贵照片及作者绘画作品。
自序：沉淀在记忆中的片段 / 001
我姥姥 / 001
我的1960年 / 025
“黑帮子女”的下放生活 / 042
“铁道游击队式”串联 / 063
“唯成分论”年代的经历 / 076
插队的日子 / 091
水的故事 / 103
穿衣的故事 / 113
供销春秋 / 127
“五朵金花”的命运 / 151
“黄埔一期”考研记 / 182
“魅力导师”赵俪生 / 198
“秦老爹”记趣 / 213
“秦老爹”在农村过大年 / 249
自行车的故事 / 258
东欧见闻 / 270
自序：沉淀在记忆中的片段
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时代是共同的，但是每个个体的体验各有各的故事。书中这些蒙尘往事的小文，写我成长的故事、我身边的人，以及我对周围世界的认知，甚至有些只是吉光片羽的生活片段，都不算完整的记录，但我力图接近真实。因为记忆是被过滤的，是有选择性的，它不可能像电影胶片一样倒带重新播放。
每个人的记忆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个人的感情色彩。那些往事之所以积淀在记忆中保留下来，一定是在我当时的认知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荡。个人史的回溯记述其实是“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之间的对话”。
我父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1995年故去的时候，留下了从1938—1978年四十年的日记，它是我了解
1949年后上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参考。有时我也会经常翻看查阅，不说别的，仅对我们兄妹三人成长历程的记录，现在读来都十分生动有趣。哥哥曾掌管着一个几百人的工厂，一日他突然来电话，说是新厂房上梁时为选吉时，一定要问明白他这个厂长的生辰八字。我女儿好生奇怪，说：“他出生时还没有你，怎么向你询问，岂不是怪事。”我答：“因为姥爷的日记在我手里，一查便知。”可见再好的记性也比不过文字可靠，有当时记录的文字参考，还原度要可靠些。
受父亲的影响我小学四年级开始记日记（我们那个年代记日记是很普遍的事情），插队、工作时一直没有间断，研究生毕业以后由于上课、带孩子忙碌，中断了这个多年的习惯。但是以前的通信和日记本一直保留着，随着我们多次搬家迁徙，始终放在我上大学时用的一个帆布箱子里。
到北京以后因为居住条件的限制，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就挪到了阳台上。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北京下瓢泼大雨，由于我们上班，家里没人，敞开的门窗使屋里狼狈不堪，回来后急忙抢救被雨淋湿的书籍而忽视了阳台上的东西。多日之后想起来再看，信件日记已经发霉板结，笔迹掉色晕染，受损严重，挽救不了了。
起初并没有太往心里去，觉得当年那些幼稚的笔触、带有浓厚时代语言痕迹的东西价值不大，算不上什么太珍贵之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个体记录的感悟，每每想起来为之嗟悔不迭、心痛不已。现在想来如果有这些文字材料作为辅助，帮助回忆就会准确容易得多。
尽管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像黑白照片一样单调，或者说是一个以标准化的模式塑造无个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被迫变成整齐划一的工具，即便如此，对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也还是感觉意趣盎然，因为有一份情感在里面。就像哈维尔所说，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只要没有失去创造自己人性故事的人类，就有希望。
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都在有意压低和泯灭物质需求，哪怕多吃一块糖、喜欢漂亮衣服的一丁点“贪欲”就不停地“斗私批修”。不论是否真心，大家都“禁欲主义”般地以崇尚精神需求和追求宏大目标为抱负。那时候虽然外界的信息很少，但凡一帮人坐在一起侃大山，都离不开“三山五岳”“世界革命”，而这种心中有“天下”的大命题也最能博得崇拜者和女生的青睐。
记得1973年夏季，弟弟骑了四十里路，到我所在的供销社来看我，我们俩见面好像国家领导人一样互通了一下国际形势。其实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却摆出一副关心“世界革命”的架势，或者说其他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我们只能以遥远的大话题来麻痹当下，抑或对时局的敏感是那时无助小人物的一点期盼寄托吧。
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总希望他们写点自己的经历，写写回忆录。他们总在强调：“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们说平头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愿意把自己的成长历程呈献给大家，使读者可以通过不同个体的视角来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当然我也是在与自己对话，回首往事，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
《“五朵金花”的命运》这篇非小说、非报告文学、非回忆录，好像有些不伦不类，但这些故事都是根据我个人的所见所闻综合而写，带有那个年代的一些特殊印记，考虑到需要回避当事人的原则，只能借助第三人称的口吻叙事。运用这种在真实的基础上再创作的叙事方式，可能以后我还要撰写若干篇吧。我并不在乎如何对这类写作进行定义，只是想把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讲述出来，所以收进这个集子也不算太突兀。
关于画插图的经过有必要交代一下。最早开始写这类随笔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规律：我们50后理解上一代人比下一代理解我们要容易。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些隔膜，我们这个年龄段众所共知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比较费解，于是就想到以插图形式作为补充。我小侄子是电脑高手，在电脑上绘画也很有一套，于是就请他试画了几张，效果不错。可是他有自己要忙的一摊子事情，而且80后对我们当年的服装呀、工具呀，以及时代背景等也不甚了了，一来二去就顾不上了。
于是我萌生了自己动手的念头。我们小时候都有些“连环画情结”，对文字的配图有亲切感。说实在的，小学时期我的图画一般般，没有任何天赋，只是对“线条”有些感觉，到了六十岁再上手边学边画，能行吗？我属于“笨”人，写文章画画都不太有灵气。
我先生秦晖认为我纯属“不务正业”，瞎耽误工夫，所以我最初学画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画，不敢铺摊子，他一来我就收起来。好在我对自己要求不高，想着试试也无妨，画好画不好都没关系，就临时抱佛脚找来一些图画书籍，一边临摹学习，一边在此基础上“改造加工”，或者对着手机上的照片画。结果先得到女儿的首肯，她把一些图放在“秦川雁塔”的微信公众号上，可能网友们知道不能把我当插画师一样要求，也是鼓励多多。
从此只要有时间，我尽可能为每一篇小文配一两张图。画了一个阶段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现在回头再看最初画的，笔法的确杂乱幼稚。出这本集子时，我曾想重新配插图效果会好一些，但转念一想这也是一种成长学习的记录，除了个别有所调整外，基本维持原样。
我一直认为这类随笔属于“正经文章”发不出来时可有可无的“闲文”。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相比较那些“正经”论文，我们更喜欢带有个人生活气息的讲述。有朋友开玩笑说：你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的“窥探欲”，使我们看到了“秦老爹”生活中的一面。也有网友留言说，看了《“秦老爹”记趣》笑得肚子疼。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如今把它们结集出版呈献给读者，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读者们感觉不错，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2019年6月4日
我的1960年
关于1960年，历史学家已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著，但我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体验。“我的1960年”就是从一个六岁的城里儿童的视角折射出当时时代的背景。其实关于1960年的很多记忆我都已经模糊，但好在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可以帮助我“复原”那段已经淡忘的岁月。
失败的“生产自救”
1960年我六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上的是“保小”（保育院 小学），是那种全托的住校生。按说这种干部子弟学校已经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条件好多了。可是那个年月也不过如此：我只记得学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经常早上是一小碗杂豆稀饭，中午是一碗烂糊面，晚上有半块被热过几次泡得软塌塌的玉米发糕，虽然极端难吃但尚能果腹。我们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时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局党校”）工作。当时一般的双职工家庭除了礼拜日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大食堂的饭菜和我们学校小食堂的饭菜没什么两样，都是“瓜菜代”，一碗里我数出来最多时是十一根面条，最少的时候只有四根（父亲把这两个数字记在了日记，还说“金雁是个有心人”，这个儿时记忆于是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星期日自己动手的“家庭餐”往往是最令人期待的“大事”。母亲终归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以满足我们永远填不满的胃，比如三月份吃榆钱饭、五月份吃槐花饭、六月份吃麦粒饭，或者南瓜饭、“双蒸饭”什么的。经常是星期一刚过，我就开始“回家倒计时”了。我也曾帮助大人采购食品，拿着购物本和票证到处排队，那时候是“短缺经济”，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小寨食品店对我们是最有诱惑力的地方，后来商店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凭本凭票的“高价食品”，贵得令人咋舌。我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江米条是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点九元一斤，而那时的人均月收入还不到十元，橱窗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对我们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罢了。弟弟还敢嘬着手指嘟囔两句，我连想都不敢想，知道这种“高价”食品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吃的，即便嚷嚷着要，也只会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
那时单位为了解决饥荒问题，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空闲地开荒种菜，饲养家禽，大家都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自救。虽然按大人人数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面积有限，但是为了决定种什么，我们家里还专门进行过一番“论证”。我们还小，实际上是大人说了算。父亲的论据很充分：第一，我们都缺少油水，应该种一点油料作物，芝麻最合适；第二，块茎作物的产量高，吃了又很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种土豆。农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动起来，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到那一小块“自留地”里劳作，从小小的秧苗里我们似乎看见了热腾腾的蒸土豆蘸白糖、焦黄的芝麻烙饼。忙活了好几个月，到了收获季节，不知是大人疏于管理还是书生坐而论道不懂农活，没有考虑到土壤、气候以及作物的适应性，反正我们家种的庄稼明显比别家的差。别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获的喜悦中，有人种的南瓜大到两个小孩都抬不起来。后勤处专门在办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个大台秤，让大家过磅，并记录下来。我们兄妹三人拿着面口袋去挖土豆，结果挖出的土豆们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果实和种子的比例大约是1∶1，总共收获了大约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强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为不好意思，也羞于过秤，怕别人问起收成怎样，我们捡了几块石头装在面口袋里以充分量。很多年以后，这一次“生产自救”的经历成了我们时常提起的笑料。
种地的试验失败以后，懊丧了没几天，父亲从山东老家用鸟笼子给我们带回来十只小花鸡，我们欢呼雀跃地立马忘掉了沮丧，兴趣转移到这几个滚来滚去的小圆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饱，也要省出一点来喂小鸡。有一次母亲还没有吃饭，弟弟就刮了锅底去喂鸡，父亲让我们评理：是妈妈重要还是鸡重要？我说当然是妈妈重要。哥哥要显示他的与众不同，正话歪说地表示，“鸡重要”。弟弟两边都不得罪，说妈妈和鸡都重要。这些小生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牵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是没几天，半数以上的小鸡都相继惨遭厄运。第一只惨死在爸爸的脚后跟。因为小鸡有跟脚的习性，只要有人走动小家伙们就会跟成一串，有一只小鸡跟得太紧，爸爸没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还有一只刮风时被门夹死了，一只跳进洗脚盆里淹死了。有一只小鸡死得最惨，是被我们邻居的两位绰号“厌死狗”的秃瓢小子抓去当烧烤吃了，为此哥哥去和他们打架，我和弟弟伤心得哭了一鼻子。最后长大的只有四只。
先过“三关”
1960年冬天母亲到临潼县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风，寒假期间不上学，怕我们兄妹三人在家里打架，父亲一人照顾不过来，决定在我们三人中带一个去乡下。我们都觉得能到一个新鲜的环境里定会其乐无穷，就拼命地讲述自己的优点，好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证，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表现得极为诚恳，却没有得到两位大人的首肯。我突然想起母亲曾向父亲说过，那里的食堂没有主食，经常吃不饱，浮肿现象很普遍，就讲了一个在哥哥弟弟看来简直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我吃得最少，饿了也不会要吃的。”没想到凭这一句话，立刻“通过审核”，我胜出成为最佳人选。
去之前母亲唯恐我把农村想得过于浪漫，不停地给我打预防针，说那里有多艰苦多困难，环境有多么糟糕，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冲水的厕所，所有这些都没能降低我对将要换一个环境的渴望和新鲜感。我装了一本书，拿了一身换洗的内衣，穿着我的小棉猴儿满怀喜悦地随妈妈下乡去了。
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产队（所有这些具体时间地点我都是在父亲的日记中查到的）母亲所在的驻队房东家，农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院子里有两排破烂的土坯房，房东一家住北屋，我和妈妈住在小一点的南屋，一进门有一张桌子，我事后才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妈妈写字从生产队搬来的；靠右手有一盘土炕，炕上摆着两个手绘的炕柜，有一个小炕桌，左边地上堆着麦草和一些农具，就是全部了。初见底层带来的惊愕让我感到很大的不适应。
到了农村要过的第一关，是学会上厕所。猪圈和厕所是一体的，第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妈妈拿了一根棍子，让我觉得很好奇，进去以后才知道棍子是用来赶猪的，否则人一蹲下来，猪就来拱屁股，等着吃屎。最麻烦的是，猪嘴上糊满屎再来拱人，会把人弄得污浊不堪，而且可能因为冬天猪更愿意吃热的，所以格外急不可耐。每一次上厕所都是一次人猪大战，有时我被猪撵得提着裤子到处转，这才体会到坐在抽水马桶上看着小人书是多么惬意。所以白天我就尽可能跑到野地里去解手，以避免那“欺生”的猪老来拱我。
第二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就是忍受饥饿。原本我想农村的饭菜再差，也差不过我们小学，那么难吃的饭菜我都咽下去了。结果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饭”倒不难吃，就是量不够，所谓“饭”只有一种，就是玉米糊糊。当时农村还在吃食堂，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在食堂打饭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拿筷子蘸一点往碗里搅一搅，喝下去就是一餐。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端回家里吃，有不少人家拿个瓦罐提溜回去再掺和点野菜什么的，可以多抵挡一阵子。我们因为自己不起火，只能吃队里食堂的那点东西。通常妈妈早上给我端回来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就去忙了，她也从不叫醒我，可能想着多睡觉就可以少饿肚子。那半碗“吃食”每次都像是不留痕迹地“穿肚而过”。刚开始时，玉米糊糊还稠些，喝了还能顶一阵子，后来天气越冷糊糊越稀，正应了那句“饥屁、冷尿、热瞌睡”的俗语，半碗糊糊到肚里，两个屁一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记着自己向父母的许诺——“饿了也不要吃的”，估计就是我要妈妈也没处找，因为我看见妈妈的两条腿肿得铮明瓦亮，一按一个坑，这可能就是大人说的“浮肿”吧。我饿得像冬天无处觅食的小兔子，往往是早饭刚过，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里到处乱转，指望能找到什么填肚子的东西——被虫子吃了一半干瘪的酸枣、枯树枝上的野果子、野草根根、被人扒过几遍冻土里剩下的萝卜头，我都往嘴里塞。
第三关是适应农村的气候。按理说临潼和西安都属于关中平原，两者相距不过几十里远，气候应该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乡下的冬天格外冷。也许是农村除了火炕没有其他的取暖方式，也许是空旷处显得格外风寒，我穿着毛衣、毛裤、棉鞋，外面还套着一个带帽子的棉猴儿，仍然冻得缩手缩脚。我属于末梢神经不好的人，即使大夏天也手脚冰凉，在这样的天气里手脚就更像冰坨子。屋里的窗纸上破了一个小洞，就感觉北风呼呼地往里灌，妈妈说，这就叫“针尖大的眼，斗大的风”。我们睡的火炕只能说不冰凉而已，晚上脱了衣服进被窝时需要咬咬牙才能钻进去，早晨也要鼓足勇气才能从被窝里爬出来。
就这三关已经让我后悔不迭了，与我所期盼的新鲜浪漫一点也不一样，想想在家里和哥哥弟弟抢小人书打架也是一种甜蜜的感觉，要不这会儿都听到“小喇叭”熟悉的“嗒滴嗒—嗒—嗒”的广播前奏，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了。但是显然后悔也没用，一时半会儿是无法回去的，谁让我自告奋勇地要来呢？
认识“改改”
有时候妈妈很晚也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小小的油灯下拿着翻烂了的课本，无聊至极，又冷又饿又害怕，就会跑到北屋房东家里去。对房东大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但对房东家的小姑娘记忆深刻。房东家里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名叫“改改”——后来我知道关中女孩以“改”为名的很多，由于重男轻女，寓意下次“改”生男孩，和华东一带女孩多叫“招弟”“来弟”类似。小说《创业史》中有个改霞，我女儿小时请的保姆叫改香，她们的小名应该都是“改改”。
改改还没有上学。我记得她梳着歪歪两个羊角辫，光身板穿着一件烂棉袄，腰里系根绳子，下面是条单裤，没有穿袜子，黝黑的光脚趿拉着一双她娘的旧单鞋。但她并不像我整天把手插在袖筒里，而是忙里忙外地要管猪，还要管弟弟。对了，改改有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弟弟，叫“噗”（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字）。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记住小男孩的名字，是因为我一叫“噗”的名字，就把油灯给吹灭了，改改只好摸黑到灶里引火。我屡试屡灵，坐在炕上任何一处，只要大叫一声“噗”，油灯准灭，所以我说，“噗”应当改名叫“灭灯”。
很快我就跟改改混熟了，早上一醒来，喝完糊糊，我麻溜地下地跑到改改家里的炕上去。改改家的炕烧得比我们的热，坐上去不再有那么刺骨的寒冷。因为我的棉猴儿上有帽子，改改笑我穿得像个“鳖盖虫”，说她从来没穿过毛衣、没穿过袜子，但是一点都不冷。她指着弟弟说，他还没有穿过衣服呢。噗坐在炕上，光身子光屁股用一个小被子围起来，两个被角用一块砖头压住。那个小被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上幼儿园时用过的，一定是妈妈拿给她们的。
改改很能干，显得比我大好多岁，凡是我认为为难的事情改改都能帮我解决。我说我不敢上厕所，因为怕那头老拱人屁股的猪。改改说，我领你去。她也不拿棍子，到了厕所里对着那头猪用陕西话大喊一声，“蹴着，不许动”，猪就像能听懂她的话似的，果真老老实实地卧在那里不动了。我说炕太冷，改改进屋摸了一下，从屋外墙角处拿了一个推耙，从炕眼往里捣鼓了几下，过一阵子炕就比原来暖多了。我说吃不饱，改改迟疑了一下，在灶头处翻了翻，摸出半截红薯干，用菜刀切下多半递给我，剩下小半，说还要留一点用来哄弟弟。噗已经长牙了，会抓住什么乱啃。她说，她们从食堂里打来的玉米糊糊，先分出一点不掺野菜的留给弟弟，剩下的再倒到大锅里混上萝卜、蔓茎、土豆、野菜之类的煮一下，就会禁饿一点。看着改改充满诚意的大眼睛，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收下了红薯干。
认识改改以后我觉得日子快活多了，不像刚来时那么想家、那么想回西安了。我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样到野地里瞎转，妈妈回不回来问题也不大了，好像天气也没有那么冷了。有什么不懂的难办的事情，只要问改改就都能解决。我们俩——如果加上噗就是我们仨——坐在暖和的炕上笑着，玩着。我教改改写字，很快她就能用烧火棍在屋里的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改”字。她教我玩一些以前在城里从没玩过的游戏，比如抓羊拐、抓石子等。最好玩的是抓羊拐，羊拐就是羊膝盖关节上的一块小骨头，它分四个不同的面：花生、窝窝、直板和背面。先把四五个羊拐撒开，往上扔一个石子，赶快把不同的面调整一致，再一把抓起来并接住石头，谁抓得多谁就赢。我不管怎么用心，就是玩不过改改。改改说是因为我的手太小，所以抓不过来。她答应等到过年的时候，一定想法帮我弄一副更小一点的羊拐，然后涂上红颜色，一定很好看的。
偷吃点心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怕冷赖在被窝里不愿起床，眼睛望着顶棚发呆，突然看见顶棚上吊着一个不大的篮子。我纳闷道：怎么以前就没发现呢？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穿戴整齐以后，踮着脚怎么够也够不着，站在炕桌上还是够不到，把妈妈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再爬上去，手能够摸到篮子的底部，但仍然摸不到篮子里面。我四处张望，好像只有炕柜可以利用。我费劲巴拉地把炕柜移到中间，把炕桌摆在炕柜的旁边，再把被子放在炕桌的旁边，这样就形成了三个阶梯。等我把篮子拿下来，发现里面有一个熟悉而整齐的食品包，上面盖着“小寨商场”的印标。我小心翼翼地解开纸绳，看见了小寨食品店橱窗里的那种高价点心，就是我曾经认为只能看不能吃的高级点心，一共八块，每一种都不同。有酥皮的，有像月饼一样硬皮的，有鸡蛋糕、萨其马，还有裹着一层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东西，散发着一股诱人的甜香味，馋得我直咽口水。我摸摸点心，舔舔手指头，确定这不是我应该吃的，就把它原样捆绑起来。但是实在心里痒痒难忍，就在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下又打开点心包，掰了一小块鸡蛋糕后飞快地把它放回原处。我像做贼似的跑到野地里三两口吃完了鸡蛋糕，心里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生怕被人发现了。
自从我知道屋顶上吊着一篮点心的那一天，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和改改玩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心里就像有两个我在打架：一个在说，假装不知道，假装那点心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在说，吃一点点，妈妈看不出来的，只吃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吃。第二天妈妈一走，我就赶快像前一天一样登高取下点心，掰下来一块后又原样包好挂起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好像谁动了这炕柜？”我转过脸去假装睡着了。以后每天我都会动作熟练地来这么一个回合，逃到野地把点心吃完再回来。我也曾想，要不要掰一点给改改和噗吃，改改还给过我红薯干呢，但始终没有行动。只是有一次，我掰了一小块点心准备出门的时候，听到北屋里噗在哭。我进门一看，改改不在屋里，噗挣脱了裹身子的被子，光屁股爬到了炕沿。我把噗抱回炕中央，给被子重新压好砖头，他仍然咧着小嘴哭个不停。我在手指上蘸了一点点心馅儿，搁在噗的嘴里，他立即停止了哭泣，攥着我的手指使劲地吮吸着，他刚长出的四个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痒痒。但我怕叫改改撞见，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就赶快逃走了。
我觉得没吃几回，等到一天早上起来再解开点心包的时候，发现八块点心已经全让我一小块一小块地掰完了，我才感觉犯了错误。我并没有想把它们吃光，应该给妈妈留一点的。后来我明白这就和猪八戒吃西瓜的心态一样，不到吃完是不会结束的，就又没有心理负担地恢复了往日和改改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因为工作耽误了晚饭，她回到家里说，要让我看一样好东西。等她伸手去拿那个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闭上眼睛不敢看那个纸包打开的结果。我低着头向妈妈承认，点心是我吃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夜是怎么过去的。多少年后，我问起妈妈当时对我偷吃点心生不生气时，她竟然说，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
我后来知道，那几年大饥荒中陕西是全国各省（直辖市除外）中情况最好的，饿死人最少。后来我们家下放到甘肃，得知那里当年就惨了，而且有大量妇女逃到陕西与人同居求活。饥荒后其中不少人又跑回来，遗留下严重社会问题，以至于“走过陕西的”妇女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不过这也说明当时陕西确是中国的福地。而临潼所在的关中平原又是陕西最好的地方。而且，1960年冬的“整风整社”本身就是中央处理大饥荒惨剧的开始，导致饥荒的“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成为“整风”的对象，荒情开始好转。所以我看到的情况已经是当时中国农村不错的景象了。
春节前夕，妈妈叫一个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带回家去。后来我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当天只有一句话：“金雁从临潼回来了，满身都是虱子。”
我的1960年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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