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2667892
1、权威性：知名学者、百万畅销书作家张宏杰继畅销书《曾国藩传》后重磅力作，堪称经济版《曾国藩传》。作者图书本本畅销，拥有大批成熟读者，深受政、商、学和大众读者的喜爱。
2、独特性，填补市场空白：首次解读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及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详解“*后一个圣人”的收入与支出。
3、一本书读懂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与持续奋斗：曾国藩怎样筹集学费和路费？一生总收入是多少？哪些来自工资收入，哪些来自灰色收入？面对财富如何管理自己的欲望？有着怎样管理团队的经济之道……通过这些经济角度的细节，去解读曾国藩从小镇青年成为“北漂”的艰难；湘军为什么那么有战斗力；如何处理官场上复杂上的人情世故；如何权衡取舍权和利……从而描摹出曾国藩从笨人到圣人，步步升级，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
4、现实意义：中国特色人生进阶典范书，本书从经济视角出发，透过经济看政治，诠释曾国藩的为官做人、人生抉择与持续奋斗，对当下企业家、创业者、公务员和普通读者都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5、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社会史。不仅是全面了解曾国藩，也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转规律的必读之作。
6、精致双封面设计，烫金 印金工艺，更典雅大气。随书附赠作者亲笔录写曾国藩心语书签2枚。
知名学者张宏杰继畅销书《曾国藩传》后重磅力作，经济版《曾国藩传》。曾国藩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极高。他从笨人到圣人，经历五次耻辱，在步步升级、脱胎换骨的持续奋斗过程中，有着怎样独特的经济生活？
他怎样筹集学费、赶考路费和进京做官的经费？
他做京官期间为什么会欠下巨债？开销都花在了哪里？
他一生总收入是多少？哪些来自工资收入，哪些来自灰色收入？
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何在？他做了怎样的制度设计？
他为什么要给户部行贿八万两？
他如何处理官场上复杂的人情世故？
他立志学做圣人，为什么却又不愿意成为海瑞式的清官？
本书首次解读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和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详解“*后一个圣人”的收入与支出。从经济角度描摹出曾国藩持续奋斗的升级之道，*终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从一个天资平庸的普通人成长为晚清“中兴*名臣”，完成人生逆袭。
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社会史。不仅是全面了解曾国藩，也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治运转规律的必读之作。
自序：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自序二
第一章 长途拜客“打秋风”：曾国藩筹集“进京资本”
第一节 从普通百姓到官宦之家
第二节 为入京而“集资”
第二章 京官曾国藩的衣食住行
第一节 京官生活的开始
第二节 翰林曾国藩的工资条
第三节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四节 京官弥补亏空的渠道
第五节 理学磨砺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
第三章 四川所获的“巨额灰色收入”和京官后期生活
第一节 从曾国藩看清代乡试主考的收入与支出
第二节 回不起家的“副部长”
第三节 欠下巨债，告别京师
第四章 清代京官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 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的常识
第二节 那桐：京官中的巨富
第三节 刘光第：刻骨的清贫
第四节 李慈铭：穷并奢侈着
第五章 湘乡曾氏的乡绅生活
第一节 乡绅家庭的社交簿
第二节 老秀才曾麟书左右湘乡政局
第三节 曾国潢的发财之道
第四节 曾国藩对曾国潢的约束
第六章 “不要钱”的“大帅”
第一节 晚清军营的腐败
第二节 曾国藩的厚饷政策
第三节 曾国藩湘军时期的经济生活
第七章 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
第一节 从眼里揉不得沙子到闭一只眼
第二节 曾国荃的贪婪与收获
第三节 曾国荃在天京到底收获了多少？
第四节 诸将皆富，大帅独贫
第八章 清代督抚的收支结构
第一节 两江总督的权力和职掌
第二节 总督的合法收入与支出
第三节 陋规的性质和边界
第九章 整顿官风与裁撤陋规
第一节 两江总督的新作风
第二节 管理身边工作人员
第三节 赋税改革与裁撤陋规
第四节 清除劣员，整顿官风
第十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第一节 总督的生活水平和对家人的约束
第二节 清与浊：总督生活的具体支出
第三节 小金库的资金来源
第十一章 晚清督抚群体的经济生活概况
第一节 晚清督抚的三种类型
第二节 李鸿章的财富
第三节 左宗棠的经济生活
第十二章 曾国荃的乡绅生活和湘乡曾氏的最终规模
第一节 曾国荃的乡绅生活和经济实力
第二节 曾国藩对两位弟弟的约束和劝诫
第三节 曾氏十堂
第四节 曾国藩的晚年生活及身后事
结论
第一节 清代京官收支的畸形结构
第二节 传统俸禄体系的“补丁机制”
第三节 廉政建设的几块基石
第四节 曾国藩为什么不做海瑞
第五节 湘乡曾氏家族的代表性
附录一：戴逸推荐 367
附录二：葛剑雄推荐 370
附录三：后记
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曾国藩。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我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在2006 年前后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梳理这些大量、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的一生算算账。后来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又见到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其中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估量，我认为可以大致复原曾国藩一生的家庭经济收支状况。
这个题目当然很有趣味，因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衡量他在这个最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比如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在器物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传统的力量，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制度背景，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帮助。
二
曾国藩研究已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显学了。早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著作就已经大量出版，1949 年以后这股“曾国藩热”在台湾犹有余韵。当然台湾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后来《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等资料的影印出版。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朱东安的《曾国藩传》、王澧华的《曾国藩诗文系年》以及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的出版为标志，曾国藩研究再度兴起，关于曾国藩的生平、事功、思想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研究作品，唯有一个空白地带，那就是他的个人经济生活。数十种曾国藩的生平传记和思想评传中只有何贻焜和刘忆江两人的两部《曾国藩评传》对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稍有涉及。
不仅关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研究极少，整个中国史领域内关于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研究也不多。
以专著论，目前所见研究传统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的唯一专著，是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作者以李慈铭日记为基本材料，梳理计算他的收支细目，并做了简单的分类和分析。
相关论文也不多，有关曾国藩家族经济生活的比较有价值的一篇研究论文是刘鹏佛的《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这篇论文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观察整个湘乡曾氏家族。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据湖南省图书馆所存的曾氏家族经济史料，比如曾氏家祠所藏的地契、曾八本堂所藏契据及《佃户姓名总目》等，描述了湘乡曾氏一族族产（主要是祀产）的扩大过程。有关清代京官生活状态的论文中，孙燕京的论文《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比较好地勾勒出了晚清满族京官那桐的经济生活概貌。
三
要深入了解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与曾国藩个人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清代经济社会状况、俸禄制度、财政制度。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经济社会及俸禄制度方面，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中对清代俸禄制度进行了较高质量的研究。肖宗志的《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对清代文官候补制度及候补文官的薪俸水平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张振国的《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对清代京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在晚清银钱比价以及物价变化方面，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对晚清社会的货币种类和粮价变化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彭凯翔的《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对清代粮价、物价变化的研究是这个领域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而彭凯翔的论文《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从利用火神会账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特别是其中通过实例对“京钱”贬值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令人信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据所藏的前北平社会调查所汤象龙等整理的统计资料数据整理出版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是了解北京附近粮价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些都是我重建曾国藩经济生活的背景材料。
关于清代军队俸饷制度及军人生活状况的研究方面，皮明勇的《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郭太风的《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刘庆的《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杨呈胜的《湘军军饷运用情况和特点考》是比较重要的论文，它们研究了政府常例军费支出情况及军人经济生活状况，揭示了晚清低饷制对军人生活的直接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曾国藩制定厚饷制度的时代背景。
有关清代地方财政及陋规制度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重要著作，比如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这本书探讨了18 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分析了陋规形成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与破坏过程。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对了解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此外，李春梅的《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 2 ] 对清代前期督抚陋规收入中用于公务的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对许多话题的展开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
本书探讨的另一个重点是晚清乡绅家族的成长过程，这个领域的研究著作比较多。张仲礼、费孝通、何炳棣以及本杰明 • 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中外学者对中国士绅社会，特别是由科举制引发的社会垂直流动这个话题，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和《中国绅士的收入》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绅士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对绅士收入来源的细分，特别是对通过调解社会纠纷和从事地方公共事务服务而获得收入的分析使我深受启发，不过他将“陋规收入”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是不合适的。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艾尔曼的《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等，对明清社会阶层流动中关键一环即科举的成功率进行了深入统计分析。刘彦波的《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对晚清地方官员与绅士关系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李荣泰的《湘乡曾氏研究》，这本书简要梳理了湘乡曾氏的家世源流和迁徙过程，分析了曾国藩诸弟和亲族的军功及余荫。对我来说，其中论及曾国潢在乡举动所获评价部分最有参考价值。
关于曾国藩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最完整和最系统的是由湘潭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全集》。在台湾方面，由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收入《湘乡曾氏文献》及《湘乡曾氏文献补》，于1965 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这是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在1949 年8 月离开大陆，辗转香港，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带到台湾的曾氏家藏手稿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文献，可补从前各类曾氏全集之不足。
此外，曾国藩的两位入室弟子黎庶昌、王定安编撰的《曾国藩年谱》和《曾文正公事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王澧平等编辑的《曾氏三代家书》，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以及《刘光第集》等，都是本书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
本书纵向按“京官时期”“湘军时期”“总督时期”来分别观察曾国藩及其家族经济生活的变化。横向上则涉及传统时代低薪制与京官生活来源，士大夫个人性格、理学修养与经济操守的关系，晚清军事军饷制度与战斗力的关系，陋规、养廉银的来源与去向，乡绅如何凭借政治资本获得经济收入等晚清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日常生活史研究个案的特殊性使研究者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因此我在书中还简要分析与曾国藩同时代或者相去不远的几位京官及督抚的经济生活状况，确定曾国藩这个点在宏大历史背景上的坐标，从而判断曾国藩的典型性。“（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当然，这只是我的目标，至于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还是得乎其下，还要读者评判。
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柴静
曾国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出身卑微，资质平平，刚出道时是个见到啥不平事都要叽歪两句的“小愤青”；30岁时立志做圣人，跟朋友喝酒要反省，见到美色要反省，梦到发财要反省。中年之后创立湘军，只手挽救了大清王朝，却落下了“汉奸”“曾剃头”的骂名。这就是张宏杰给我们呈现的曾国藩：一生都活在矛盾与冲突中，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罗振宇
一 典型的“平头百姓”
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 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 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林院学士曾仕 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取得突破，成为曾氏家族第 一个秀才，曾家才脱离平头百姓行列，进入“绅士阶层”，不过属于“下层绅士”。道 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又考中了进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过了“上层绅士”阶层 的门槛。此后，曾国藩在官场上不断升迁，他的兄弟曾国荃以军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为“豪门巨族”，登上传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家族是研 究清代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很好的样板。
二 中个秀才不容易
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 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左右。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 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即“生员”）的录取率不过 1% 左右，至于举人、进 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 1393 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
0.000055，而在清代 1844 年，则占 0.000048”。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 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 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 代人，花 130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 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 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 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 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 915 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
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 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 “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 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 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 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 50 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必需的程序，又 花掉 50 两左右。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 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人、进士等高 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 3 万名生员中，只有 1 500 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 300 名（20%）可以通过殿试。”也就是 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 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 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 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 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 身份的举人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 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 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 出现过一个秀才。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贫无田”，到 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 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 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 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子 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 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 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 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 “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垄峻如梯、田 小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几十年艰苦创业， 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公元 1811 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家中有祖父 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亩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 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一点四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吴慧提供的 数字是一点七一亩。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
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相距不远，出生时间较曾国藩晚八十二年。毛泽东在 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这一几十年后的标准亦可略资参考。据此我们大致 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以 后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经常修桥补路，救助孤贫。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曾家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 曾玉屏深知功名对光大家业的重要性。据族谱记载，曾玉屏并不是湘乡曾氏的第一
个地主。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 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 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这一短暂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国社会“诸子均分”习 俗所打破：曾元吉晚年将家产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只留下衡阳的四十亩田作为养老 送终之用。六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亩左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农阶层。
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时代一样昙花一现，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 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曾麟书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 子孙出就名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无奈他的天赋实在太 差了，前后应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二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 补县学生员”。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然而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书特 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 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三 从下层绅士到上层绅士
取得秀才即“生员”身份，即意味着获得一定的特权：从面子上讲，“一得为此（指 秀才—作者注），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 无笞捶之辱”。可以免除一点儿赋役，出入可乘肩舆，见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 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 等人不能随便欺负，“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
然而，这点儿实际利益对一个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员人家来说，意义不 大，也就是说，秀才功名对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十分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秀才不能当官。
确实，在曾麟书成为秀才后，曾氏一家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只有举人和进士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官
职。然而曾麟书中了秀才后，却再也没进过考场。通过十七次艰难科考才得了一个秀 才这个事实，让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缺乏读书的天分，根本无力跨过从生员到举人的鸿 沟。他早已经把努力的重心转到了培养几个孩子，特别是长子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祖父和父亲对曾国藩的殷切期望从曾国藩的学业进程中就可以体现出来。 曾国藩四岁即启蒙，八岁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习写八股文。“读五经毕，始为时文 帖括之学。”
然而由于天资平平，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即赴省城参加 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来很可能要步父亲的后尘 了。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 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岁时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 进士。更因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韵所说的一百三十年，曾国藩家族的奋斗 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不 过，曾国藩父子两人异峰突起之前，却是这个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蛰伏。曾国藩 屡屡说他的发达“赖祖宗之积累”，这并非虚言。
第二节 为入京而“集资”
一 曾家生活排场的变化
在曾国藩中进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终过着普通农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墓表 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每天早上起来给菜地锄草，喂猪养鱼也亲自动手。曾国藩小 时候和弟弟们课余时间也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 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这进一步证明了晚清一个小地 主家庭经济状况的不稳定。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 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 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
不但曾麟书成为秀才没能让曾家富起来，即使在曾国藩成为举人之后，曾家的 经济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至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的花销，对小地主 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失败后，返乡途中“为江南 之游”，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遂典当了自己的衣服买下。回到 家中，父亲曾麟书“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 之，斯不负耳。’公（曾国藩—作者注）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 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曾麟书嘱咐曾国藩，他不惜全力还此债务，但曾国 藩只有认真研读此书一遍，才算不负父亲的努力。曾国藩因此足不出户在家里苦读 了一年。可见，这一套《二十三史》的支出，在曾家看来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道光十七年冬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入京会试，家中已经空乏得拿不出路费。“称贷 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四处借贷，才借到三十二吊钱，节衣缩食赶到北京，手里只剩三吊，也就是说，已经 没有回来的路费了。如果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头，无法返乡。
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曾家的生活排场，马上发生了巨大改变。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风风光光回到家乡。他外出拜客，排场是“仆一人，肩舆八人”，坐着八人抬的肩舆，后面跟着一个仆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民们 纷纷驻足观看。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再次进京当官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绵袍套、绵圆袍、绵套裤、绵马褂、绒领、绵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这就是所谓的“鲤 鱼一跃过龙门”。
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是此时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用通俗的话讲，还没有 工资收入。为什么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这么大一个台阶呢？
这是因为，获得进士资格意味着肯定会当官，因此马上有很多人前来巴结。在明 代，一个人取得进士功名后，在社会上立刻就会受到与现职官员相同的待遇。顾公燮 描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 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 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
也就是说，明代一个人考中之后，前来报喜的人手持短棍，从门口一路打进去， 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坏，说这是“改换门庭”。随行的工匠立刻上前修补，新科进士家 的装修活以后就由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来，会有同姓之人前来通谱，也就是认为同 族，有人来当媒人，有人来当门生，不惜赠送千两白银。
古典小说中的很多描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功名获得收入的具体过程。比如
《儒林外史》中描写周进中举后，“回到汶上县……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 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
范进中举当然更为典型。范进家境破落，经常无米下锅，与缙绅之家更无交往。 乡试过后，更是饿了两三天没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举后，“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 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与他素无来往的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立刻坐轿来拜，与范进平磕了头，送了他 贺仪五十两。又见范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的一所宅子给 范进居住。这还仅仅是开始，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 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 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由社会底层的平民一夜而成为巨富。
中国绅士阶层的诞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也就是说，财富依赖于权力。一个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拥有土
地财产再多，如果没有“功名”，也仍然处于平民之列。而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 绅士来说，即使他原本家世清寒，获得功名之后也注定会在经济上上升为中等地主以 上阶层。“英国缙绅阶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产业，间或因其他形式的财富。…… 中国的缙绅阶级则不然。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他们的地位由来只有部分是财 富，而极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位。”
至于科举成功者经济上升的具体渠道，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曾国藩 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边际效应”却非常大。这种边际效 应主要体现为筹资能力的增长、获得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力，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 的迅速增长。下面我们不妨通过湘乡曾氏这一实例，对清代士绅家庭的财富来源进行 具体了解。
二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按国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翰林”，应该在翰林院学习（即“住馆”）， 三年学习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根据成绩决定是否正式录用。但从清代中叶起，这 项制度已经大打折扣，不但学习时间缩短为一年，且留京、回乡自便，只需一年后参 加散馆考试即可。
因此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锦还乡是新科进士的惯例，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门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门前竖起了旗杆，曾国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二是充分休息， 以抵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为将来 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为什么要筹集“资本”呢？这是因为清代财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到京城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要由官员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到达北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 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须有一笔巨款垫底。
一般来讲，这笔巨款的解决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家里经济实力雄厚的，会由家庭提供。第二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风”。正如康有为所说：“故得第之始， 则丧廉寡耻，罗掘于乡里，抽丰于外官。”一个人一开始获得当官的资格，马上就要 丧失廉耻，因为他不是在乡里四处挖掘财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风。比如曾国藩 后来在家书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陈源兖（岱云）：
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
陈岱云为了找钱，到江南、山东跑了一大圈，最后弄到的钱不多，除了还债外， 不过剩了二三百两。
第三种则是借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 因为筹不到钱没法到北京当官的情况在清代多有发生。比如康熙时的魏象枢，“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 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筹措“进 京资本”，是曾国藩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在前三种方式之外，曾国藩的拜客过程为我们提示了又一条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打秋风”。只不过陈源兖打秋风的对象是外省官员，曾国藩 拜访的对象和借口都有所不同。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出拜客。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大事述评》中曾这样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描写：
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若家里没轿，便要新制），红顶帽，马 蹄衣（多半新制），轿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 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 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 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的拜客过程，与毛泽东所描写的颇有不同。毛泽东笔下的拜客 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 个份子。这是前清举人拜客的大大简化版。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拜客比毛 泽东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一是时间长，二是范围广，三是路程远，四是收入多。
按《曾国藩年谱》的记载，回乡这年曾国藩的主要活动是：“四月，公至衡阳。 五月，至耒阳县谒杜工部祠堂，遂至永兴。有曾纪诗者，执贽愿从事，公为书‘勖之 以学’。六月，还至耒阳。舟行出昭阳河，至清泉县之泉溪市，还寓石鼓书院，数日 乃抵家。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阳至武冈州，还至新化及安化县之蓝田。十月，抵家。”
这段记载很巧妙地隐藏了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目的，将他的出行描述成一次休闲 旅游。但曾国藩的日记和《湘乡曾氏文献》却还原了曾国藩的拜客过程。《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就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这两种 资料显示，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 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 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武 冈、新化等十县州。所拜之处，达一千二百家左右。
虽然到许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议修谱牒”，但他所拜远不止各地宗祠。他拜 访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类：一类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类 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已经累世没有来往的；三类 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类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除了“议修谱牒”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三重：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 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 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 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的莫大光荣。要知道，清代湘乡县平均 二十六七年才出一位进士，翰林更是上百年才能出一个。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 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蛏虷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 四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 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岳父家收 获多少呢？从《湘乡曾氏文献》的“人情账簿”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他刚抵 岳父家就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又一次收到“轿钱四百文”， 正式的贺仪则是“十二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 回家”。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从岳父 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曾氏家祠。二十日，“走各处坟山扫墓”。二十一日， “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场面相当盛大。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 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祼裸的“打秋风” 了。各地官员对这位前途远大的新科进士都不敢怠慢，基本上都要宴请一次，然后 再送上礼金。日记中频见此类记载，比如“沈明府请吃饭”“饮宋公（耒阳令— 作者注）署中”“（武冈—作者注）刺史杨莘田邀饮”“饮（新化—作者注） 知县胡廷槐署内”“县令严丽生邀饮”……
官员所送一般都较丰。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 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 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
拜到。这种拜访，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敛财。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 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 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 送钱十二千文”。
所以曾国藩从这些小老板处也颇有收获。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 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 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约七百九十六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除“修族谱”及“拜访”“送卷”等名义之外，还有“挂匾”“收 学生”“点主”等许多活动。新科进士是社交场中被热烈追捧的对象，因此所收的钱 财也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
比如九月二十八日，他到荷叶堂曾祠，收到“公祠钱二十千，卷子钱三千文。夫 子一千五百文，宗孔请题主钱四千文”。
族中那些实力雄厚的乡绅送钱往往较多。曾国藩九月中旬到新化杉木桥，此村举 人、曾任直隶河间献县知县的曾功杰于本年三月去世，九月十六日其家“开吊”，曾 国藩十七日赶到，“伊家款待甚隆……送钱三十千文”。其侄曾任新宁教官的曾功光也 送他三十千文，另两个侄子也各送二十千文，共计收钱一百千文。
有时候所获钱财多于预期，他在日记里会特别提一下。比如五月二十五日在耒阳 写道：“辰后，仍写对联、条幅。益能叔侄款待甚丰，馈赠甚腆。”查五月二十二日 “流水账簿”，曾国藩收到曾益能贺礼二十千文，其侄兆安又馈送八十千文，侄贞璧 送二十千文，合计一百二十千文，同时益能的两个儿子拜国藩为老师，送贽仪一百千 文。加在一起共有二百二十千文，确实为数颇巨。
当然，曾国藩一路拜客，也并非空手而来。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及写对联、扇 子、挂屏、条幅等，有时甚至一写就是一整天。一般来讲，他到各地官员、乡绅及重 要公祠，都会奉上亲书墨宝为礼，有时还会为人写寿序，因为新科进士的墨宝为人所 重。这样所收礼金中又兼有润笔性质，自然更为丰厚。
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各公祠祠规惯例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 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 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 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 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没有现 钱，贺仪须等到八月再送。曾国藩联想到前年父亲曾麟书来此祠送匾，祠堂经管人也 曾许诺来家里送贺仪，过后却食言，因此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 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 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 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传统时代的宗谱族规中大都包含有对中式者 的奖励条款，各地宗祠对于科举中式者应该承担明确的致送贺仪任务。这在许多宗族 族规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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