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8580
★著名出版家聂震宁心血之作：将《哈利•波特》引入中国的第—人、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作品。
★提升阅读力：从瞎读到会读，从苦读到乐读，从困惑到知道为什么读——用旁征博引的故事引领读者建立兴趣、培养习惯、训练技巧、洞悉阅读意义的阅读力养成之书。
★3大视角：读书人、写书人、出版人三大视角揭示阅读的方方面面。
★4大方法：“读书三动”“多看好处”“*好慢一点”“多读-识破”四大读书心得和技巧。
★冷门书单：含33本必读冷门好书、多达6万字导引和解读。
★无门槛：有故事、有方法，还有好玩的例子和打比方，还有自黑，轻松有趣更好读。
★经典版画：精选近70幅19世纪法国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作家古斯塔夫•多雷的版画作品，这些画作曾长期闪耀于伟大作家的作品中。
《阅读的艺术》辑录了著名出版人、作家聂震宁的六十余篇关于阅读、书籍乃至出版等方面的随笔、评论和演讲。作者从读者、作者身份而进入出版业，从业数十年，对阅读的价值、出版的意义及前景有着长期而细致的观察和独特的体悟，并以“阅读”为切入点，对整个文化生态有着深入的思考。作者身兼“写书人”与“出书人”，一以贯之的是一个“读书人”的立场。《阅读的艺术》正是这样一份基于对阅读与文化持久深沉的情感与担当写就的读书之书。
本书包含四个部分，即阅读的哲思、阅读的方法、阅读的随想和阅读的笔记。“阅读的哲思”主要讨论阅读的价值、阅读的目的以及阅读与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关联；“阅读的方法”是讨论阅读的具体方法，它与阅读的哲思一起构成阅读艺术的整体；“阅读的随想”集中了当下形形色色的阅读生活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思考。而“阅读的笔记”则是一批阅读方法的实践和对一些经典必读书的讲解。
自 序 / 1
第一辑 阅读的哲思
阅读的好时代和坏时代 / 3
从六个特征看阅读的好时代 / 11
改变：从阅读开始 / 36
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书 / 56
读书的目的 / 62
闲谈休闲阅读 / 81
竹间老人不读书 / 89
难道可以不亲自读书吗 / 93
年轻人要不要强制读经典 / 99
从借书到借人 / 105
读书的时间 / 111
腹有诗书气自华 / 119
古代书院行思录 / 125
第二辑 阅读的方法
阅读一定有方法 / 133
读书之所在 / 169
读书之无所不在 / 175
读书先寻好处 / 181
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 / 187
一生熟读几本书 / 199
慢阅读与快生活 / 203
创意阅读之一 / 209
创意阅读之二 / 215
创意阅读之三 / 219
创意阅读之四 / 224
有的好书不等人 / 229
古人四时读书之乐 / 234
既要听课更要读书 / 241
无处不在的数字阅读 / 246
如何让孩子深阅读 / 251
读书笔记与搜索引擎 / 256
第三辑 阅读的随想
舍不得读完的书 / 263
冒险的阅读 / 267
王蒙先生的愤怒 / 273
再谈“死活读不下去的书” / 278
阅读盛宴畅销书 / 284
劝君多读文学书 / 289
新诗不会老去 / 295
诗教重在养成诗心 / 301
今天我们怎样读莫言 / 307
在中国：谁最应当获诺贝尔文学奖 / 312
新年不妨读点旧书 / 318
第四辑 阅读的笔记
评点2003年的三本书 / 327
《无土时代》 / 331
《我这把生锈大刀》 / 335
《蛙》 / 340
《古炉》 / 350
《庄子的快活》 / 358
《出梁庄记》 / 360
《大地上的事情》 / 363
《琴曲集成》 / 365
《另一半中国史》 / 368
《舌尖上的中国》 / 371
《中国天机》 / 373
《畅销书的故事》 / 380
《阅读的力量》 / 387
《读书的力量》 / 393
《苦乐童年》 / 398
《品读国学经典》 / 404
《天漏邑》 / 411
《国之大臣》 / 414
《山祭》 / 416
《尧的故事》 / 420
评点2016年的五本书 / 424
《沐阳上学记》 / 430
《幸福列车》 / 448
《亲近经典丛书》 / 453
《旅伴文库》 / 455
《科学大王丛书》 / 462
读家书 / 468
自 序
我们似乎较少见到关于阅读艺术的讨论。然而实际上阅读的艺术是存在的。可以说，人类的许多活动都有艺术存在。人类社会的大事，如政治有政治艺术，战争有战争艺术，外交有外交艺术，管理有管理艺术；人们的日常事务，如说话有说话艺术，写作有写作艺术，教育有教育艺术，学习有学习艺术，交友有交友艺术，恋爱有爱的艺术；即便是饮食起居，也有养生艺术、美容艺术、护肤艺术乃至舌尖上的艺术——烹饪艺术。《孙子兵法》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在欧美国家就被译作《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据专家说，其理由主要是因为《孙子兵法》作为揭示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展现出引导人们走出现代竞争迷宫的“理性之光”，这种“理性之光”，通过一系列“以智克力”“以柔克刚”“不战而胜”等深刻的战略理念展示出来，通过蕴含在其中的“以德服人”“天人合一”等深刻的哲学理念展示出来。现在，来自中国的《战争的艺术》已经遍及世界，使得许多著名的国外战略家陶醉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之中。
那么，阅读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交流信息的主要手段，自然也有关于阅读的艺术存在。
人类某一行为的艺术，通常指的是某一行为的价值理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法。用最普通的话来说，大体就是对某些事怎么看和怎么做，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通常讲的：把事情看得清楚一点，把事情做得漂亮一点。在国民阅读状况正在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当下，我们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阅读的艺术。
《阅读的艺术》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即阅读的哲思、阅读的方法、阅读的随想和阅读的笔记。第一部分“阅读的哲思”，顾名思义，主要讨论阅读的价值、阅读的目的，以及阅读与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关联。第二部分“阅读的方法”，一目了然，就是讨论阅读的具体方法。有了阅读的哲思还得有阅读的方法，如此方可能构成阅读艺术的整体。第三部分“阅读的随想”，集中了当下形形色色的阅读生活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思考，大体还是属于阅读哲思的范畴。第四部分“阅读的笔记”则是一批阅读方法的实践。这些笔记是近十来年写成，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大都公开发表过。讨论阅读的艺术，自然要有相当的阅读实践，这是编著这部专著的需要。遗憾的是，收录的大都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笔记，显然受限于自己早年间文学专业学习和写作的经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阅读的艺术》是本人在阅读学研究方面的第五部书。其中，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舍不得读完的书》是第一部，201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阅读力》是第二部，2019年先后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第三部《书是香的》和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第四部《改变：从阅读开始》。现在编著第五部，当然要在前四部书的基础上尽力做到有所深化、有所升华，根据“阅读的艺术”这一主题讨论的需要，我从前四部书里撷取出相关篇什，加上未曾入书的一些篇章，重新修润编排而成。
同时，本书还精选了近70幅19世纪法国著名版画家、雕刻家和插图作家古斯塔夫·多雷的版画作品——200多年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曾无数次闪耀在拉伯雷、巴尔扎克、但丁、弥尔顿、塞万提斯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充实饱满、层次分明、质感强烈，至今仍是插图史上无法逾越的颠峰，值得借机再次与读者共同分享和重温。
编著书籍和做许多事情一样，一个新的编排，往往会带来新的价值。我比较相信管理学大师熊彼特关于创新的一个诠释，他说，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亦即重组式创新。但愿按照“阅读的艺术”这一主题把我在阅读学上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组而成的《阅读的艺术》，能为读者朋友带来新的阅读体验和收获。
是为序。
第一辑 阅读的哲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先秦·孔子
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
——古希腊·柏拉图
阅读的好时代和坏时代
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至少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崇尚阅读；第二，政府的政策鼓励阅读；第三，阅读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且每个人都有宽松自由的阅读；第四，可供大众阅读的出版物空前繁荣。从这四个方面的条件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一个提出了全民阅读的时代，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全民阅读”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界人士的一些文章、发言中陆续提出，21世纪以来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中不断出现，现在已经成为媒体热词。现在每一次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就全民阅读问题提出提案，社会各界也都在呼吁开展全民阅读。尽管国家读书节至今未能建立，可是国家领导人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提倡读书，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和全民健身活动”，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已经基本确立为国家战略，现在只是需要具体落实。这些都在表明，我们进入了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支持和推进全民阅读的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全国400多个城市开展了读书日、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活动。各级图书馆的经费较之于过去也有了相当的增长，当然，毫无疑问，还远远不能满足基层公共图书馆的购书和发展的需求。60万个农家书屋已经提前建成，职工书屋、社区书屋也在渐次铺开。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纳入各级政府的考评指标当中，全民阅读状况无疑也在文化发展状况的考核范围内。一般民众直接接近图书的主要路径，除了图书馆就是实体书店，目前实体书店虽然有萎缩的严重趋势（全国共有16万家实体书店，仅2010年就减少了1万多家），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及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出台扶持实体书店的政策。这些都在表明，政府的政策在大力鼓励阅读、支持阅读，产生很鲜明的价值观、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阅读的好时代还应当是一个宽松的阅读时代。现在无论是经典的阅读、娱乐的阅读、散漫的阅读、有用的阅读和无用的阅读，甚至是网络阅读、移动阅读、电子书阅读、微信阅读、微博阅读，如此等等，碎片式阅读、浏览式阅读，都可以自由进行，都能得到尊重。爱读什么就读什么，无论正面、负面的阅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去读。20世纪80年代提出“读书无禁区”时，被认为是大胆放言，现在则早已成为阅读的常态。没有人说你读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就会被绳之以法。一个社会，全民阅读不仅开放，而且对传统阅读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由于出版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步伐加快，出版物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图书出版发行空前提速，一周出一本书很正常，三天出一本书完全办得到。数字出版、网络出版乃至大数据、云出版之升级，更是匪夷所思。与发达国家出版社同步出版早已司空见惯，小众阅读也能得到按需出版的服务，网店售书使读者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心仪之书。服务于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出版业的目标市场。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出版业是否繁荣，尤其要看写作界的状况。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各路写手大显神通的时代，一个民间写作热情高涨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网络长篇小说年出书数以万计。一个网络作家创作长篇小说，一天写万字以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当然，质量问题我们可以另作讨论。毕竟这个写作井喷时代的到来，是创作界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些作者或者在校园，或者在工棚，或者在北漂一族的小平房里。民间写作造就了若干天才型的作家，年收入上千万的作家涌现出来。民间写作消减了写作的神秘感，民间写作极大地影响着主流写作和学院式写作的发展取向。学院式写作、主流写作也在不断地调整策略、改变路数、放低身段，社会的写作风气由此得到很大改观。写作界的发展使得广大读者能够不断读到新的东西，不断受到新的因素刺激阅读，推动阅读。写作界的空前繁荣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广大读者，势必推动全民阅读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我们也正处在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正所谓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个时代的阅读状况也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样性、复杂性。从一开始我们提出的四个条件的反面来看，在看到阅读的好时代之后，我们还要说，现在也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娱乐至死已经成为传媒业的一种非常普遍的价值导向，或者说是社会导向，而且不仅是一个传媒业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娱乐至死”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也难以回避这一现实。不娱乐，毋宁死！如此这般一来，还有多少人沉静下来读痛苦之书、深刻之书、经典之书、思想之书、专业之书？世界之大，还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娱乐至死的时代肯定是阅读的坏时代。
海量信息时代也不是阅读的好时代。信息时代，摄取信息就有可能掌握机会，信息时代谁也不敢无视信息作用。可是，如果人人都在网上漫游，有的是寻找信息伺机发展，有的干脆就是在网上看取街谈巷议，咀嚼闲言碎语，回味八卦新闻。信息量大是大了，但大都浮光掠影。作为阅读，不仅是开卷有益，更重要的是执卷有益。一卷在手，得潜心读下去才会有所收益。可是我们得痛苦地承认，网络漫游、闲言碎语、八卦新闻实在不是我们要提倡的阅读。海量信息的时代很可能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社会耽于炫富、忙于比富，连作家也都在比谁的钱多，这肯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反腐败屡反屡腐，奢靡之风遏而不止，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青少年学习，普遍深陷应试教育，快乐学习成了一个传说，这还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上面说的是阅读的社会环境问题。下面要讨论阅读的本体问题。
阅读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个人学以致用，或者研究求知的精神成长的大事情，也是一个人高山流水、浮想联翩、修养性情的趣事，甚至还可以是人们喜爱的一种高雅娱乐。然而，由于当前社会主流价值的引导和召唤，大家都来读书，于是阅读也有可能从一种社会时尚发展成为文化盲从，就是我们的阅读季来了，阅读周来了，阅读日来了，于是大家都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听听讲座，读读好书，当然这是好事，不无裨益。可活动结束后，回到家里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书却是不怎么读的。久而久之就会使得我们的阅读风尚成为一个时代的笑话。活动组织了不少，会开了不少，话说得不少，但是阅读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开展下去，没有接到地气。从这个意义来看，这就是阅读的坏时代。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需要警惕这种“一阵风”式的危险。我们不要运动式的阅读，不要节日狂欢式的阅读，不要人为地制造读书明星，而要更多真实的读书大众站在时代的前面。
阅读首先要有可读之书，然而，现在是好书常有，心仪之书却不常有。好书都躲藏在海量的书籍里面。让读者如何找寻？出版人、出版社、书店都说所出之书均为好书，媒体总是要按照出版人的一些希望来帮助宣传，按照作者的需要帮助宣传，这当然不是不可以。可是，社会对如过江之鲫的图书并没有足够的专业评价，我们的行业内部缺乏权威可信的推荐，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出版业空前繁荣，但对于阅读来说也是空前地麻烦。书出得越多，对读者来说反而越是无所适从，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找不到适合的好书，找不到应该读的书，找不到我们信得过的书。对读者而言，这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阅读总需要有所沉寂，有所沉思，要有所理解，有所取舍，但是现在神奇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在为人们的阅读提供着前所未有的检索便利的同时，也在破坏着阅读的初心。倘要写论文，过去是要读上一些相关书籍和资料，现在则可以到专业网站去购买一个解决方案，在国际上就有这样的服务商，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论文提纲，包括提供开列好的书目论文资料，当然这是需要支付美金欧元的。如此一来，写论文检索资料就不用再读原著了，服务商会提供给你大量的与之相关的资料。许多与主题相关的名言警句、著名论断等，都供你任意取用。空前快速的检索会大量地剥夺我们阅读原著的主动性和自主能力。有人说，现在可以不用亲自读书了。正可谓：检索帮人，检索也害人。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对于出版业来说，当出版社都偷着搞销售收入的重复计算，靠文化地产和产业多元化大发其财时，这肯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当学者开始从过去的“十年磨一剑”变成了“一年磨十剑”，这肯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很多读者疯狂追求张悟本，转身又去追随某神医的时代，这肯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还有，一些出版社置图书质量于不顾，编校业务一再被弱化，只是忙碌于争抢书稿、促销打榜，出版社成了只会赚钱的机器，这当然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
认清阅读的好时代和坏时代，目的是认清开展全民阅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为的是把全民阅读活动导入正确的轨道。我们需要在大力发动全民阅读的同时，还要明确建设阅读文化的任务。要强调正确的阅读价值观和阅读的目的、阅读的方式，当然也包括阅读的技术，这些都是建设阅读文化的应有之义。我们要更加强调阅读的人文意义，需要从政府倡导全民阅读的实际工作中，对阅读意义给予正面的提倡和支持，提倡阅读的正确价值取向。希望与阅读有关的各个方面更加负起责任来，共同为书香社会做贡献。
从六个特征看阅读的好时代
要讨论“阅读好时代和坏时代”，首先要把阅读的好时代的标准讲清楚。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阅读好时代的标准。
阅读好时代的六个特征
什么样的时代才是阅读的好时代呢？我以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应该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激荡、文化繁荣的时代，也就是一个转型时代，是从诸侯分封制向封建制转型的时代。当时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纵横家，百家争鸣。尽管当时的书籍主要是竹简、木简、绢帛，阅读起来并不方便，但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阅读不像现代人阅读那么方便。一篇几千字的著作，写在竹简上，就可能有几十斤重。据说，秦始皇一天要批的奏折就有150多斤重。那时候读书主要是诵读。为什么？因为简牍毕竟太少，只好一人诵读，其他人听读。史书上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为什么？我猜测，除了他是教育家，需要以讲授为主；是思想家，要不断思考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主要用竹简阅读，不可能人手一册，只好是老师诵读，学生倾听。古希腊时，与孔子同时期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是主张述而不作的。他的学生、哲学家柏拉图，也主要是语录体写作。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是以诵读为主，因为羊皮书、莎草纸制作起来成本很高，复制内容也只能是抄写，因而书籍很少，许多人读书主要是听人诵读。为此我认为人类的阅读史，是诵读早于默读。有文献记载，在古希腊亚述图书馆里人声鼎沸，在那里读书的人大都是诵读，彼此之间并不觉得互相干扰。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书籍的获取颇为不易，却也使得阅读者之间的交流要紧密得多，思想的碰撞也来得直接，因而人们对于阅读的需求也来得比较强烈。
汉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刘邦登基后，汉继秦火，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体系。国家结束了连年征战，不得不实行鼓励生产、轻徭薄赋、恩威并施的政策，信奉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形成了“文景之治”，是中华民族成为大一统国家以来，第一次被历史学家们称羡的治世时代。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中央集权得到了很大加强。在文化上，废除了汉朝开国时“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转而崇尚儒家学说。汉代社会的转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上。汉代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一直是“霸王道杂之”，可汉武帝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和普及，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两千年的主流思想。汉武帝时期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开始儒学中的经学教育，以此培养年轻官员。汉代的太学发展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人，规模十分可观。
汉代的转型，还表现在对外交流上。那个时候就开始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策。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汉代，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几个通道之一。东汉明帝时期，佛教首次来到中国，营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即洛阳的白马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就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东汉的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汉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的影响具有奠基作用，而唐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则具有精神引导价值。唐初即出现了重文的社会风气，文学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政治主体结构较之于往昔发生了异质性的变化，形成了文治化转型的趋势。到了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文人政治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在这个转型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相当频繁，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常态。当时文化人异常活跃，文学创新，艺术多样，特别是诗歌阅读与创作蔚成风气，促成中国诗歌创作鼎盛阶段的形成。
宋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宋代是从五代十国武人专权向文官制度转型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阅读受到很高推崇的时代。宋代从武人专权跋扈的弊端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始终强调文治，十分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整个宋代，不断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大约是前面唐代的5倍，是后来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这些通过科举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代政府的重用。可见，宋代社会提倡阅读是非常给力的。直到今天还被人们经常引用的劝读诗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来自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诗》。古代诗词中，宋代关于阅读的诗词比重也最大，其中诗人陆游就写有关于阅读的诗歌近300首，苏东坡、黄庭坚等都有关于阅读的名诗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就出自苏东坡的笔下。
中国古代书院起自唐代，繁荣于宋代。宋代书院特别盛行，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古代书院有点儿像今天的培训班、论坛，绝大多数是民间开办，其目的不主要是为了科举赶考，而是读书，以探讨学说、道德伦理、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为主。古代书院的盛行说明社会阅读的兴旺。
晚清民初当然也是个社会转型期，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期的阅读异常活跃，最主要还是西学东渐，读物空前丰富。举一个例子，晚清大儒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的大儿子曾纪泽虽然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却提出要学英语和西方科学文化，曾国藩欣然应允。二儿子曾纪鸿提出要学数学，曾国藩也遂了他的心愿，后来他也成了大家。说明那个时代的学习、阅读是比较活跃的。至于民国初期，那时候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国内外名著，可见社会阅读的需求强烈。
国家社会越是危难，社会阅读越是盛行，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杰出的现代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从1926年起主编《生活》周刊，一直高举竭诚为读者服务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受到当时的青年读者的追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份刊物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周刊第一。韬奋先生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起初年出书量不过200多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出书竟成倍增长，到1940年扩张成56个分支店。那时年轻人读书的热情高涨，抗战的书籍热销，各种思想、文化、知识、文学书籍也都受到读者的喜爱，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西方文化的著作纷纷引进，书店成了年轻人的精神高地。在桂林市，国民党桂系首领白崇禧乘小车路过一条街道，看到街边有个门店很多人在挤着购物，就问这是卖戏票吗，身边的人告诉他，这是生活书店。书店竟然能办得门庭若市，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当时是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是全民抗战的时代，人民大众热血沸腾，抗战自强的热情空前高涨，也就成为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一个写作繁荣的时代。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是一个写作繁荣的时期。周天子已经不行了，诸侯割据，纷纷延揽人才，各种人才都努力以学说独创取胜，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写作空前繁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元典诞生的辉煌时期。
汉代，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记》诞生，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了规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汉书》诞生，更是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撰写前朝历史的范本。汉代其他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汉代还出现了《说文解字》，为后来的汉文字写作立下了规矩。
汉代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收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唐代继承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度，并且有所创新。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肯定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通常的修为性质的阅读，可是毕竟在客观上带动了阅读的社会风尚。唐代的科举考试从武则天当政起加考诗赋，也是对社会阅读的一个重要导向。后来，到了唐玄宗主政，考虑到赋体篇幅比较长，不好判卷，就把考诗赋改成考诗歌，诗歌短小，一目了然好判卷。“以诗取士”由此形成，民间学子纷纷学习诗歌写作。唐代诗歌成了中华民族文学的顶峰。
宋代文人治国，写作繁荣势所必然。宋代的散文写作比之于唐朝要发达，“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在宋代。宋词的繁荣也是空前绝后，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读者的美味佳肴。此外，滥觞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古代书院，到了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古代书院成为文化交流、学术探讨的重要场所，书院里的重要讨论称为“会讲”，也是写作者智慧激荡的好环境。岳麓书院曾经有过“朱张会讲”的美谈，书院“山主”张栻与应邀而来的朱熹“会讲”，当时各地前来听讲者有数千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盛况可想而知。因为朱熹和张栻的意见各有偏执，在岳麓书院就理学问题辩论了三天三夜。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晚清已经失去统治力，民国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好统治力，因此那个时候的写作也是百家争鸣，相对宽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主义、英国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都成为写作的新鲜内容。小说革命、文学革命，激发了写作的繁荣。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依然是20世纪文学的高峰。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出版传媒业发展繁荣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当时是竹简抄写，成本比较高，复制能力很弱，而且不利于传播。后来是绢帛，比较利于传播了，可是成本更高。但是，较之于龟板刻画，已经比较普及了，算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繁荣。
汉代处于我国文字载体由甲骨、青铜、石刻、简牍发展到纸张的出版转型时期。秦朝对于竹简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但第一次用文献把此工艺记录下来的是在汉代。西汉时简牍仍然比较流行，竹简烘焙、防蛀的技术更为成熟。纸张在西汉已经出现，“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就是西汉时期的。东汉出现了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蔡侯纸”。“蔡侯纸”的出现是纸张技术产业化的飞跃，大大便利了书籍的出版。汉代时期抄书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种职业抄书人，大大增加了书籍的复制量，出版品种也急剧增加。汉代出版的六艺之书即有“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文学书籍也比较丰富，有“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汉代还开了书籍贸易之先河。先秦时期著书，无名无利，只是作者为了发表思想见识的行为，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汉代却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复制的人和专门从事书籍货卖的行业，书籍开始进入市场，书籍贸易开始。书肆出现，而且不是个别现象，经营方式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客观上还起着当时不存在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唐代时出版业已经趋向成熟。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在唐代，印刷业处于滥觞时期。虽然当时复制出版物仍然是人工手抄为主，可雕版印刷已经出现。今人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唐代的出版商在印卖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东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号，有地点，有姓氏，有的还有排行，亮牌子，招客户，可见当时的出版物市场已经有了雏形。不过，当时的书籍主要是轻折装、旋风装、蝴蝶装等卷轴形式，就是宋代也还主要是册页和包背装，明代才大规模出现线装书。早些时候热播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武媚娘传奇》中，唐代初年的武媚娘居然在皇宫里翻阅线装书，实在是闹了一个常识性的笑话。过去电视连续剧中的《西游记》，也闹过这方面的笑话，唐僧师徒晒的经书竟然也是线装的。唐僧这些人物的背景也是唐代，唐代那个时候实在还不曾有线装书技术。
宋代的雕版印刷大为盛行，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可以肯定，宋代的印刷术影响了1450年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发明。宋代的出版经营更是空前繁荣，官刻、私刻、坊刻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坊刻，也就是民营出版业，使得市场化经营空前活跃。南宋时期，浙版书、建版书、蜀版书，成一时之盛。三大版之一的建版，今人可能比较陌生，就是福建省的建阳地方出版的图书，占全国市场份额很大。南宋尽管已经是半壁江山，偏安一隅，可文化和出版还是相当繁荣的。
到了清末民初，我国开始从欧洲进口现代印刷机器，出版业有了快速发展。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即从欧洲买来印刷机，起初是打算印刷商业会计簿册，后来才转入出版图书。尤其是有了张元济在1902年的加入，组织编辑出版新式学堂国文课本，出版新式字典，出版“世界文库”等，这才有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欧洲也有类似情况。1450年之前，整个欧洲就只有一家印刷所，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后，不到50年，全欧洲迅速发展出250多家印刷中心，1700多家印刷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阅读迅速发展。仅仅两代人的时间，欧洲的读者从几万增至几十万，甚至推动了德国的新教革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阅读的时代。
政府的政策是鼓励阅读还是轻视阅读甚至是封杀阅读，这是阅读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后人说焚烧的只是儒家典籍，医农工商的书籍还是放得过的，可无论如何那也不会是一个鼓励阅读的时代。汉代重视阅读的政策，可以从汉继秦火之后，广开献书之路，有计划有组织的图书编辑看得出来。汉武帝时，因“书缺简脱”，命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将流传的“诸子传说，皆充秘书”。到了汉成帝时，敕令刘向父子等人担起了整理图书的重任，更是将阅读引向久远。
唐代、宋代都是鼓励阅读的时代。宋代皇帝还亲笔作诗鼓励阅读。清末民初的阅读管理比较放松，已经没有了雍乾时期文字狱的严厉管束。许多洋务大臣不仅不会追查阅读异端邪说的事情，甚至自己还带头“师夷之技以制夷”，使得大量的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著作进入中国社会，这也是有利于阅读的政策。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社会领导人带头阅读的时代。
春秋战国的诸侯王公大都善待读书人。孔子和他的弟子陈蔡困厄，一些史家指认这是孔子最落魄的时期，也认为这是诸侯王公欺凌知识分子的例证，其实却是陈国、蔡国的诸侯敬畏孔子，担心楚国利用他的智慧灭掉陈、蔡这些小国。这个史实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诸侯王公对于知识分子的倚重。正因为那时的诸侯王公求贤若渴，希望借重君子来治国，耐心倾听君子的意见，这才使得那时的读书人大胆放言，合纵家、连横家东走西荡，言者无罪，但说无妨。
汉代的汉武帝开太学，汉宣帝主张“霸王道杂之”的开放态度，不是一个“独尊儒术”能够概括这个朝代的阅读主张的。唐代、宋代甚至是元明清三朝，当时的朝廷都比较注意提倡阅读，提倡诗书传家。唐代从初唐开始，就形成比较好的读书风气，这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可以读到。唐太宗十分重视文化，亲自参与修史，主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借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鉴戒，显然是在提倡读书明理。到了中唐，唐玄宗对诗歌青睐有加，以至于大诗人李白受到很高礼遇，更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于阅读的政策价值取向。
宋代的皇帝大都有鼓励阅读诗书的态度，前面已经说到。宋太宗“开卷有益”的典故传播甚广，自然成为阅读政策的重要导向。明代组织撰修《永乐大典》，这当然是偃武修文的盛举。清朝撰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虽然后者存在值得褒贬之处，可也毕竟是重视阅读的行为。
一个阅读的好时代往往是民间阅读成风的时代。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社会上的人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是经常有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却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社会上形成不和谐的戾气，因而要加强道德教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办学，弟子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就来自良好的阅读风尚。汉乐府《长歌行》中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名句，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习精神。汉代刘向的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直流传至今。唐代有些诗句也很能反映当时读书的风气。譬如“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及“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生动形象地反映当时民间的读书状态。宋代劝读诗、劝读文最多，充分反映那个时期对阅读的重视程度。陆游的诗句“寒生点滴三更雨，喜动纵横万卷书”，爱书之情如现眼前；黄庭坚的箴言“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着实深刻有力。清朝劝读的著名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等，一直流传至今。民国初期阅读的盛况从唐诗入选新式课堂国文课本可以看出来，在那以前都是传统儒家经学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阅读态度。
迎来阅读好时代
上面讲了阅读好时代的六个特征，不一定概括得很全面，但我认为，倘若一个时代能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就应该称得上是阅读的好时代了。对照这六个方面的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当前我们国家正迎来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我们显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仅是在进行经济形态转型，还引起了一系列的转型，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生态文明也都在转型。这一转型必然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发展、创新发展的空间。在这个转型期，阅读应该是人们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作品、反思文学作品、“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大家争着要读。《英语900句》《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面》《白鹿原》《世界是平的》《哈利·波特》等畅销书风靡一时。转型时期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和机会，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价值取向。现在，已经快40年了，还在转型的路上，不仅深入到人的管理、社区的管理，还延伸到参与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型，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转型中的世界经济战略。在这么一个转型时期，不阅读是行不通的。客观需求都要求主流社会开展阅读，何况民族社会的发展主观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诉求，这正是国家号召开展全民阅读的形势需要。
我们当然正处在一个写作繁荣的时代。现在的文学写作、思想文化写作，不要说较之于20世纪70年代，就是较之于80年代、90年代，都有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创新。不用说网络写作如火如荼，微信微博铺天盖地，民间写作相当海量、相当开放、相当具有颠覆感，其开放颠覆程度已经令大众感到不安，就是我们传统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开放度。像《繁花》这样的现代市井小说，说的是一些凡人小事、饮食男女，甚至还有苟且之事，居然能够评上茅盾文学奖，表明主流社会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更宽泛的理解。像《黄雀记》这样反映道德危机、生存危机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黄雀在后”，这是一个多么深刻多么危险的主题，一样也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现在还真是一个写作宽松的时期，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争奇斗艳，这就是一个写作的繁荣时期。
我们当然也正处在出版传播行业迅猛发展的时期。眼下中国已经有了12亿部手机，是全世界手机第一大国，手机上网也达到相当大的比例。举目向四面八方望去，到处都可以见到低头一族，主要是年轻人，也有老人，都在低头阅读。不管是读什么，总之是在读，用手机来读，用电子阅读器来读，用电脑来读。中华民族何曾有过这样的阅读盛况？同时，传统图书全国年度发行量依然在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按需印刷达到立等可取，网络书店的生意越做越成熟，地面书店也在保生存、谋发展，24小时书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深夜书店的灯光是夏夜的清风，冬夜的暖流，黑夜里的灯塔。20世纪90年代微软的一位副总裁曾经断言20年实现无纸化，20年已经过去，无纸化程度提高了，可有纸化的阅读还在稳定增长。最近，世界最大的网络书店和电子书巨头亚马逊，在美国西雅图居然开了130余平方米（1400平方英尺）的实体书店，引得出版界一片惊奇。这就是说，和电影观众从家庭电视机前重新回到电影院一样，许多读者在网络购书和阅读电子书的同时又重新回到书店徘徊选择，许多读者在读过手机、电子阅读器之后，还要回到提供深度阅读、整体阅读的图书上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整个出版界不只是转型为数字化，而且是正在融媒发展，出版传播的能力更加提高和发展了。
我们也深切感受到政府对于开展全民阅读的政策从未有过现在这么好。深圳不到2000万人，已经有了100多个书吧，好几家大书城，这些图书卖场的建设，与其说是市场行为，不如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市场化运作。而且通过市场化运作，书城、书吧不断提升了经营能力和经营质量。加之多年来深圳读书月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民间读书会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深圳市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全民阅读的典范城市。国家现在对于实体书店的扶持和鼓励是前所未有的，全国开展了实体书店奖励评选活动。国家对于阅读家庭的奖励也是前所未有的，2014年、2016年全国先后共奖励了2000家“书香之家”。这样的盛举何曾有过？古代是没有过的，古代皇帝不时会御赐一个匾，奖励进士之家、长寿之家、耕读之家，现在国家是一次就奖励一大批“书香之家”，真正体现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习近平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党员领导干部读书，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李克强总理连续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倡导全民阅读，201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还专门就三联书店24小时书店开办致信鼓励。现在不少城市都在鼓励扶持开办24小时书店，这也蔚成了良好风气。有人对24小时书店值不值得开、开了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怀疑，我的看法是，只要一个城市开有24小时网吧、咖啡吧、酒吧，就有理由开办一家以上的24小时书吧，不用多说，“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就是理由。
现在社会领导人带头读书也成了时代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两次都谈到了自己曾经阅读俄罗斯名著，出访法国也谈到阅读法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著作，出访德国还谈到阅读德国古典哲学著作。这就是领导人做出了表率和榜样。李总理答记者问时，说到他通过网络购书，这也是表明自己一直在坚持阅读。各级领导都在注意做阅读的表率。譬如，早几年，有位市委书记，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自己春节期间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然后简要谈了一点读后感，会后就有很多干部去找这本书来读，顿时在这个城市形成了一轮阅读《世界是平的》热潮。社会领导人带头读书的时代往往就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现在社会阅读风气愈来愈浓厚，阅读人口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目前，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已经超过700家，活动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有的评选阅读典型、读书之家，有的评选领读人，有的把领读人称为“全民阅读点灯人”，很是富有诗意。媒体的舆情很能折射社会风气，全民阅读全国媒体联盟已经成立，包括了中央、地方100多家主流媒体，可见媒体普遍重视报道读书活动。豆瓣网上的读书小组活动也很了不起，用户上亿，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盈利面。网络阅读交流往往读的是经典著作，网民们可是自觉去读，自觉进行交流，让我们这些出版人很受鼓舞。
时代还在演进，阅读仍需努力
从上述六个方面来看，可以说我们正迎来阅读的好时代。不过，且慢，我们说的是“正迎来”而不是“正处于”，可见时代还在演进，阅读仍需努力。
我们说社会转型期往往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但并非自然而然地生成，还需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转型期往往泥沙俱下，面临着价值选择的问题。新时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大转型，但社会建设、国家发展不能只是追求经济价值、经济目标，不能只是一个GDP看成就，我们的文化发展、社会管理、生态文明乃至制度建设，都应该成为社会进步考量的重要价值标准。转型期如果没有正确掌握核心价值观，社会也不会迎来阅读的好时代。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择善而从、趋利避害，把建设一个阅读好时代作为一项文化建设任务来切实做好。
我们说出现写作繁荣的景象的时代往往是一个阅读好时代，但并非写作一繁荣，大量生产出来的都是好作品，其实还是需要做一番评价和选择的。当下写作，无论是纸介质发表还是网络传播，数量越来越大，让我们感觉到评价和选择的任务越来越重。有人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直接在网站上传，有的网站一天自动上传的网络小说超过五千万字，有时候竟有一亿字。有人就产生误区，以为从此不需要编辑了。依我看，所有的作家都需要编辑，了不起如鲁迅，同样需要编辑。鲁迅需要孙伏园夹着大皮包催他写《阿Q正传》，后来，孙伏园离开北京《晨报》副刊一段时间，没人催稿了，鲁迅就把阿Q枪毙掉了。如果孙伏园还在，可能不会同意阿Q死得那么早，还会要鲁迅演绎出更多的故事。钱锺书先生算是一代学术大师，却感谢过不少“一字师”，对中华书局的编辑周振甫先生更是感激不尽。周先生对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曾经做过大量的编辑订正工作。没有编辑怎么行！现在是一个写作繁荣、信息海量的时期，越是这样的时期，越发需要编辑，现在的问题是认真的编辑选择工作做得不够，公正的评价做得不够，因而优秀作品不多，经典性作品更少，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才可能形成写作的真正繁荣。
21世纪以来，出版传播业虽然迅猛发展，可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数字化、网络化同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出版传播娱乐化倾向。美国社会传播学教授尼尔·波兹曼的一本书《娱乐至死》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就是新兴的传播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弊端。当然其弊端还不只这些，还有出版传播的真实性问题、深刻性问题，数字出版传播带来了碎片化、肤浅化等一系列问题，任其放纵下去，这将会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因此，如何做到既坚持健康有序又能开放搞活，让人们享受出版传播的正当权益，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到出版传播业繁荣发展的核心问题。
至于政府关于全民阅读的政策问题，目前还不能乐观。政策需要落实，更需要长期坚持，不要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经验告诉我们，某项活动一旦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绩工程。倘若全民阅读成为政府的政绩工程，老百姓对于阅读价值没有更好的一种理解，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其结果可能比没有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更危险，因为民众好不容易掀起来的阅读热情将会受到糟践，成为全民大炼钢铁那样的历史笑话，以后再做补课工作可就更难了。全民阅读活动一定要更好地符合阅读的规律，让大家真正地读书，真正地读好书，真正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特别钦佩各级领导人带头读书，也希望领导人告诉我们他正在读什么书，这是民众对领导人的敬重和爱戴。希望各级领导人真正做好阅读的表率，不要把阅读什么书弄成政治任务，而是带领大家阅读有价值的好书，从而形成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理想追求。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上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真正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状态。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读起来，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至于为什么而阅读，可以各有原因，只要读起来就是民族腾飞的开始。有人说为了改变命运读书，我也赞成。因为很多人确实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只说读书改变命运，不免过于功利了。因为一个人命运的改变还需要很多条件，读书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更喜欢说“阅读点亮人生”。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阅读是特别推崇的。在汉族的远古传说中，说“仓颉造字而有鬼夜哭”，为什么神鬼都害怕人类识字阅读呢？这说明阅读是人类成长壮大最重要的途径。读书可以让人清醒智慧，读书可以使人成长壮大，读书可以使得我们看清楚许多事物，看清楚人生的道路和道理，检点自己过往的得失，选择好继续前行的道路。读书甚至可以让我们看清国家、民族、人类发展的前程，从而努力做好应该去做的事情。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就是要让我们的社会人人有书读，处处有书香，使得阅读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们共同希望的阅读的好时代。
改变：从阅读开始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倡导阅读？答案不仅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阅读，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阅读，还因为人类的发展和改变往往从阅读开始。
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处在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春秋诸国纷争，战国七雄争霸，是一个从分裂向统一转型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一片文化繁荣景象，产生了诸子百家，诸子如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荀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史称“百家争鸣”，涌现了中华民族许多思想文化先贤，一时群星璀璨，名著纷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典籍就产生在那个时期并传承至今。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呢？当然有多种原因，社会转型期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当时的阅读十分活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孔子办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其思想和办学实践而成“万世师表”。孔子门下学生达三千人之多，学生阅读成风，接受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经孔子整理而成的《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后世称为“六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的言论主要记载在自己学生编写的《论语》中，这部书不仅是儒家学说的经典，也反映了当时阅读和学习的风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学诗，无以言”，以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等，都是《论语》中关于阅读与学习的名句。
春秋战国诸子也都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大师。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就连避世隐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学生。这些教育活动引来了阅读热烈景象，促进了百家争鸣。此外，一些诸侯国君也开办讲学活动，例如魏国的西河学派、齐国的稷下学宫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成为当时开展阅读的推动力。
春秋战国时期，刻苦阅读蔚然成风，留下了许多阅读方面的传说。今人耳熟能详的“韦编三绝”“学富五车”“引锥刺股”等故事就是那个时期刻苦阅读的典范。“韦编三绝”讲的是孔子读《周易》，多次翻断编联竹简的皮绳，比喻读书勤奋。“学富五车”讲的是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惠施，他刻苦博学，出行时要用五辆车来载书。“引锥刺股”讲的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苏秦，他发奋读书，经常读到深夜，想要打盹时就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突然的痛感使自己猛然清醒，振作精神继续读书。
与我国春秋战国几乎同时期的古希腊时期，是希腊城邦制向帝国时代过渡的转型期，与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十分相似。当时古希腊产生了著名的“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著述流传广泛而久远，被后世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希腊三杰”连同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修昔底德和《荷马史诗》《希腊神话》《希腊悲剧》《伊索寓言》等一大批希腊文化元典，形成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基础。与孔子办学相似，柏拉图于公元前385年左右创办了柏拉图学园，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阅读风气很盛。柏拉图学园历代相传，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
古希腊也是一个阅读兴盛的时期。据历史记载，人类社会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古希腊。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公共图书馆——亚述图书馆。当时希腊大约只有5%的人识字，因为主要是羊皮书，制作困难，书籍也极少，所谓公共阅读就是以听为读。希腊语中的“阅读”一词就是取“我读，我认识，我大声朗读”的意思。当时的医生甚至会开出“阅读”的处方，让病人通过听别人的朗读来调养心神。有一些古代希腊人、罗马人，还有过收买会阅读的奴隶为主人朗读的风气。
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社会的多次重大改变都与同时期的国民阅读相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秦国灭六国的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统一强大的国家——秦朝。为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对当时的社会做了不少改变，最著名的是：统一全国的文字，统一全国的车道，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特别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管理体系，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等。可是，秦朝的社会管理太过严酷，严刑酷吏，民怨沸腾，以致14年后灭亡。历史研究认为，秦朝政权的快速灭亡有多重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严酷地实行了文化禁锢政策。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禁锢案例就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被处死的儒生不过是一些阅读儒学经典的儒生，连这样的读者都要把他们和阅读的经典一起毁灭掉，可见当时的国民阅读状况多么令人绝望。
秦亡汉兴，汉朝虽然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政治管理体制，所谓“汉继秦火”，可是，汉朝主要不同于秦朝的是，从公元前206年开国起，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文景之治”稳定发展时期。汉武帝继位后，在文景两朝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开始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加强集中管理，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一变革为儒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当然，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不曾取消法治思想，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从汉武帝起，汉朝一直比较重视儒家学说的学习，规定只有儒生才能担任官职，年轻学子进入官场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能背诵数千言的儒学经典。为了教授儒学，培养人才，汉武帝在长安兴太学。太学刚开始只有50多人，发展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已经扩展到3万多人。汉朝兴太学，标志着当时教育的官方化和制度化，同时，社会私人办学也成为风气，一大批儒者开班授徒，学生人数众多，学习气氛浓厚。许多地方办有供童蒙读书的“书馆”，为儿童讲学启蒙的老师称为“书师”，十来岁的学生通常要阅读《论语》和《孝经》，“书师”在此基础上再讲授儒家的经学知识。汉朝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话，即“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可见当时重教之风。此外，当时道家的经典《庄子》《淮南子》等也都是流行的读本，也可见当时的国民阅读风气比较好。一个时代的阅读风气与写作状况往往相辅相成。汉朝赋文的写作十分流行，乐府诗广为流传，史传写作形成高峰，而比较简短的小说作品也陆续出现。从此有了绵延四百年的大汉天下，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是故史称“汉唐”。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是“戡乱以武，守成以文”，待其政权基本稳定之后，唐朝即进入从武人执政转向文官治国的转型期，此后，历史上就有了“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说。李世民高度认同诗歌的政教功能，认为诗歌可以用来传递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为此，整个唐朝初期的政府文化机构中，有一大批以诗艺文学见长的文士任职，甚至连选拔其他行政官员时也特别偏爱文学之士。唐朝在文化上实行的是更加开放的政策，从隋朝继承了科举制度并努力使之完善。从武则天当政开始，对科举考试制度做了改革，扩大招生地域，扩大录取人数，增加殿试程序，考试内容除儒家经学外还增加诗赋写作，这些改革或许与武则天个人对诗歌的爱好有关，武则天在位期间就举办过多次诗词大赛。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时，唐朝科举考试把诗歌写作看得更重，历史上称其为“以诗取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唐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上自高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科举显才学、以作诗显风流。从唐代诗人杜甫传诵至今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以看出当时刻苦阅读的风气盛旺。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看出当时许多诗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唐朝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和“诗魔”，他们的诗作得到人们争相吟诵。“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唐代大诗人韩愈对李白和杜甫的赞誉。“白也诗无敌，飘然独不群。”“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这些是杜甫对李白的推崇。“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论。”这是韩愈悼念杜甫的名句。特别是白居易与另一著名诗人元稹共同提倡新乐府，引发了诗歌写作和吟诵的大众化。唐宣宗李忱曾经写诗悼念白居易，诗中有“文章已满行人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些诗句，不仅赞美他的艺术成就与巨大影响力，也让我们想象得出当时民间阅读相当普及的情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更是与国民阅读有很大关系。
这里要说到一部书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在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建议和支持下，爱国学者魏源主持编撰了一部重要著作《海国图志》，百卷本到1848年出齐。这部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资源、行政、社会、教育等，其编撰主旨就是要打开国人眼界，让国人“睁眼看世界”，激励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遗憾的是，林则徐、魏源的心声无人理会，这部书在昏聩腐朽的清廷受到冷遇，在落后愚昧的清代社会也少有反响。然而，三年后，这部书传入了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社会状况和内外关系与中国清朝颇为相似，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年间就翻译刻印多次，版本多达二十余种，成为当时日本国民阅读的热门书，更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必读书，对人们了解西方列强的存在和威胁、认识本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和革新意识极有帮助。据说，几乎所有明治维新时代的重要人物都看过这本书。有一位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曾经因为和师兄抢看一本《海国图志》，一怒之下竟相约决斗。有一位后来做到日本海军司令的东乡平八郎，曾经排队抢购《海国图志》，遇上大雨被淋成落汤鸡。这些人后来都肩负起了日本学习西方、推进明治维新、建设现代强国的重任。魏源所提出的主张，本来可以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由弱变强的起点，不幸的是，由于整个社会保守拒外的势力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而毗邻的日本却正因传入《海国图志》，引发国民阅读热潮，有力推动了明治维新，获得了历史转折的契机。
当然，能不能抓住历史转折的契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同样一部书，其阅读状况的不同对于社会的改变所能产生的作用竟然如此不同，是不是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呢？
随着清朝晚期积弱积贫、内外交困，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开始阅读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翻译出版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被称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的阅读，将西方近代各种先进的思想学术成果带入中国，深刻影响到社会思想和各种学术的发展，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世界文库”，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著作《天演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林纾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小说《茶花女遗事》等世界名著。
随着“西学东渐”，国民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把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就有许多西学书籍。于是各式各样的图书馆也开办起来。1902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发布诏告，要求各大学堂设立图书馆。1905年，中国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图书馆。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我国国民阅读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只是，各省陆续建立公共图书馆，则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清末民初转型期的国民阅读，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值得回顾，那就是1905年的“小说界革命”。1902年11月，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的论断，并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梁启超首先强调了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和传播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还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同时，他还指出，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我国新小说作品蜂拥而起，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这些可读性比较强的长篇小说及一大批具有较强现实感和改良精神的短篇小说，引发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国民阅读小说的热潮。历史学家认为，包括“西学东渐”和“小说界革命”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改良精神的出版物的成书和阅读，与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有着很明显的因果关系。甚至，据说我国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曾经认为，晚清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和传播对辛亥革命也都起到了正面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后，我国更是进入一个急剧转型和连续转型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民阅读更是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回顾，辛亥革命是20世纪我国第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当时的国民阅读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下面，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之后的若干重要历史关头的国民阅读状况来看阅读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我国20世纪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里，全国就出现了400多种刊物。这些刊物发表各种学说并竞起争鸣，社会阅读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很大反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进步青年最为追捧的杂志。北京的《晨报》副刊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在上海出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依托《向导》《共产党人》等报刊及兴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党校，广泛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壮大革命者队伍。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还是创立后的长期艰苦斗争，发展壮大，革命书刊和进步书刊的传播和阅读都一直相伴而行，起到了引领和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的作用。
我国20世纪第三个重要历史关头是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著名出版家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是最早强烈发声抗议的周刊，得到全国读者的热情支持，周刊发行量由原先的8万份陡增至15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1936年，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态度鲜明地支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行量超过25万份，创全国杂志发行纪录。可见因为处于民族存亡之际，当时的国民阅读热情高涨。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广大读者急需阅读进步书刊。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及时把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科学分层，共分为高级、中级、时事、通俗读物、工具书五类，同时加快出版速度，出版品种和印刷量极大提高。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和《大众读物》，每种都销售到数百万册，创造了战时出版的畅销书奇迹。生活书店不仅根据当时抗战形势出版了《抗战前途与游击战争》《津浦北线血战记》《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等应急新书，用中国书店的名义及时出版了产生巨大影响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还出版了许多青年读者的学习用书，如《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艺术与社会生活》《近代中国经济史》《政治原理与经济原理之关系》等。
生活书店只是抗战时期大力开展爱国的大众出版颇具代表性的一家出版机构，当时许多进步出版机构都在为抗战发声呐喊。汉口大路书店出版的《抗战漫画集》《抗战歌选》，新知书店出版的《抗战大鼓词》，战时读物编译社出版的《救亡戏剧》等，都成为读者热烈抢读的畅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汇集了揭露日寇自“八一三”以来，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所犯滔天罪行的百余幅照片，给人以强烈震撼。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各大书局均有成套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出版，各式俱备，销路畅旺，其中历史教授钱穆所著的《国史大纲》、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学术著作竟也能在抗战时期获得许多读者的推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中国文化丛书”“世界知识战时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书”“问题与答案丛书”“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青年自学丛书”“救亡文丛”“黑白丛书”“战时教育丛书”及“大众读物丛书”等一系列影响颇大的丛书。特别是复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实例，足以反映当时国民阅读的热烈景象。
在以延安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更是形成了一股文艺出版和阅读的热潮。延安出现了革命诗歌创作热潮和街头诗运动，并且开展了几次大型的集体创作活动，其中有《长征记》《我们怎样到陕北来》《五月的延安》《十年牢狱生活》《冀中一日》等。全国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出现各类文艺社团组织、报纸、期刊，据资料统计，当时文艺社团组织有250多个，文艺期刊有170多种，一些新闻报刊如《红色中华》《新中华》《解放》等也专门辟有文艺专栏。中、长篇小说陆续写作和出版，其中《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高干大》《种谷记》《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以及歌剧《白毛女》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抗日根据地的许多作品传播到重庆等国统区，深深感动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以至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我国20世纪第四个重要历史关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政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百废待兴。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大规模文化建设的任务也同时开展起来。1952年，我国发起了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极为重大的一项运动，即扫除文盲运动，简称“扫盲运动”。当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文盲，不仅成为国民阅读最大的难题，更是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学习文化的热潮中。20世纪50年代，一首创作于1944年的歌曲《夫妻识字》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市民识字课本》《农民速成识字课本》《战士识字课本》连同一些帮助识字的连环画等读物发到需要扫盲的人手中。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中，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历时五十年的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使文盲比率由1949年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为21世纪以来开展全民阅读提供了最重要的国民文化素养的基础。
新中国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创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批国家级出版社，连同20世纪初期一批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局等，迅速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外优秀图书。许多优秀大众出版物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八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些书累计印量几十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册，可见当时大众阅读的热烈景象。
我国20世纪第五个重要历史关头是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前后，一些重要的阅读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有一篇文章的发表和阅读十分重要。那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阅读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
几乎与此同时，1978年5月初，国家出版局决定专门调集纸张，重印一批中外文学名著，理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井喷式”的阅读要求。当时一口气确定了35种图书。其中，“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作品10种，有《子夜》《家》《郭沫若剧作选》《曹禺剧作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战斗中的青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9种，有《东周列国志》《唐诗三百首》《唐诗选》《宋词选》《唐宋诗举要》《李贺诗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外国古典文学作品16种，有《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威尼斯商人》《安娜·卡列尼娜》《艰难时世》《九三年》《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斯巴达克斯》《牛虻》。首先开放重印的中外文学名著一经面世，全社会顿时出现争相购买阅读的热烈景象。许多读者为了买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名著，在书店门前彻夜排队，等待购买。可以说，四十年前首先开放并推动的阅读，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做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准备。
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出版业顺应社会需求，大力改革创新，提高出版生产力，使得更多中外文学、文化、学术名著和知识读物像排炮一样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像“鲁迅全集”（1981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三个面向丛书”“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丛书，以及林林总总的古今中外文化文学名著等，激发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满足了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需求，全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民阅读状况。
在我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改革阶段都与当时的社会阅读有着紧密的关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每年都会向广大读者推荐新出版的优秀图书，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推荐的年度“中国好书”和“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许多省市区全民阅读年度好书的推荐活动，很好地推动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文化发展重点工程，连续六年《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全民阅读的开展与扩大，国民文化素质正在得到明显提高。我们都希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为此，我们应当坚持倡导阅读，努力提高国民阅读率和阅读力，以巨大的热情来建设一个处处飘书香、人人有书香的书香社会。
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书
我有一个建议，建议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在动员民众阅读时，少说或者最好不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或“学而优则仕”一类的名言，少说或者最好不说“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一类的故事。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并非因为本人在极左年代中毒太深以致今天还不切实际，也不是因为伪善而羞于谈钱、耻于言利。“颜如玉”“黄金屋”我也喜欢，只要合理合法，有什么不好？至于“悬梁刺股”那样的苦读，千百年来感动、激励了多少青年学子，这样的故事自然应当千秋万代讲下去。可是，这样的故事最好不要拿来动员全民阅读。其实讲了也没用，倡导全民阅读，并不是倡导学生读书升学，没有人为了全民阅读非要弄得大家读书读得悬梁刺股起来不可。
我并不反对那种为了功名的阅读——现代人换了一种说法，叫作“读书改变命运”，都是为了功名而读书的意思。这样的阅读当然是社会所需要的。自隋朝兴科举以来，读书可以求得功名，传至清末千余年，虽然害过不少人，然而也选拔过不少经国纬世之才，不失为古代社会选拔读书人才相对公平有效的办法。现代社会，人才擢拔的路子逐渐多样，一个人成功的路径和标准可以大相径庭，然而，大中小学生读书，中考高考及考研、考公务员，无论怎么说，也还是目前绝大多数人才成长和选拔的主要路径。不读书将无以为考。至于许多专业人士，即便功成名就，仍然手不释卷，也还是为了事业上做出更大成就。这样的阅读就更应当提倡了。我们民族正因为有着诸如此类许许多多的苦读，才使得数千年来大量优秀经典得以传承，才使得“江山代有才人出”，才使得数千年中华文明源源不断延续至今。事实证明，读书获取功名——“读书改变命运”，如此宣讲读书的好处，来得最直接也最有效。这样的宣传又有何不可呢？
并非完全不可，只是我们现在倡导的是全民阅读，不是为了功名的阅读。
全民阅读并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目标的阅读。
什么是全民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曾经提出过“全民阅读”，1982年又提出过“走向阅读社会——八十年代的目标”，1995年决定把两大文豪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忌日——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及保护版权日”，现在一般简称为“世界读书日”。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宣言：“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可以将这段宣言看成是全民阅读主要精神的表述。这个宣言主张的是所有人都要读书，让所有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我国在1997年提出以全民阅读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工程，自那以来，又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正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的一种响应。
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我们可以理解到，全民阅读活动是为了更广大的人群“享受阅读的乐趣”的阅读活动，是要使得全社会、全民族都热爱读书的阅读活动。全民阅读不是为了鼓励全民通过阅读达到升学、升官、发财的目的，不是为了职场成功、快速成才而倡导阅读，也不是科学家为了发明创造的阅读，甚至也不是劳动者为了应对工作的需要和挑战的阅读，不是为了把种植技术、饲养方法学到手的阅读——尽管在全民阅读中，有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技术，改变了命运，事业上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但那毕竟是少数，而且这并不是全民阅读所要达到的目的。全民阅读主要是为了广大人群健康有趣地生活，为了个人的兴趣和修为而阅读，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生活，因为活着而阅读，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阅读最难于到达的一种境界。君不见，有外籍人士撰文描绘道：在国际航空港和航班上，捧书而读的是欧美旅客，最不读书的是中国旅游团队；君不见，一位在北京留学的日本青年出书谈中国观感：中国人不爱读书，只要中国人不爱读书，无论经济上怎么发展，都是可以小瞧的；君不见，一次次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都在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年人均读书60多册，中国人均不到5册，我国近邻国家的人均阅读量也都在数倍上超过我们。难道中国人不愿意为了改变命运去读书？难道中国人宁可没有“颜如玉”“黄金屋”，也不去读书？或许可以这么说，正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改变命运”这一类的号召来鼓动人们去读书，尽在有用或无用之间讨论读书的好处，才导致全民阅读的状况始终得不到明显的改善。试想一下，一个人完成了求学任务之后还读不读书？一个人命运逐渐好起来了还读不读书？温饱问题解决乃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读不读书？当一个人到了人生旅程的休息阶段又不急于寻求书本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读不读书？事实上，那些国民阅读状况远优于我们的国家，早就成为发达国家，而那里的人们越发以读书为寻常之事，以读书为生活的一项应有的内容。这就是一种境界，一种以读书为生活方式的境界，一种享受阅读乐趣的境界，一种并不是为了什么而读书的境界。
如此看来，全民阅读也并非全然不是为了什么。全民阅读的目的乃是全社会出于精神需求的阅读。
精神的问题需要用精神的办法来解决。推动民众阅读，还需要更多地往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寻找推动力，要往人们的精神活法上去寻求理由。在我看来，古人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名言有一种社会价值的召唤力；古人又称“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副对联有一种道德评价的吸引力；古人说“书犹药，善读之可以医愚”，不妨拿来作为提示加强个人修为的座右铭；通常人家常用的那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尤其需要落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来；至于被引用很多的古人“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代流行不衰，足见精神感召力之强盛。特别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20世纪的名言还要多说。这绝不是一种高蹈的大词，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中华要崛起，国民就要多读书，倘若国民全年人均读书量在国际上排位总是那么靠后，即便经济总量再增长，恐怕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
读书的目的
读书会，对我来说很新鲜。尽管我对读书会心向往之，但是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读书会。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兴读书会。不像现在，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都是，据说眼下最大的读书会能有几千上万人，最小的读书会也至少两个人——还真有两个人的读书会。日本明治大学有一位教授斋藤孝先生，写了一本书《阅读的力量》，鹭江出版社翻译出版。书中就介绍他上高中时跟一个同学建立了两个人的读书会，坚持了十几年，后来因为工作变动，两人不在同一个城市居住了，他们的读书会才得以善终。最近我刚刚完成一部小书的写作，三联书店决定出版，书名是《阅读力》，其中就有一章专门讲到读书会，提出“独读书不如众读书”。《孟子》中有一句名言，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礼记》中有一句直接关系读书的名言，即“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把两句话糅合在一起。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就有众读书的主张。读书会是众读书，社区读书活动也是众读书，校园阅读是众读书，家庭阅读也是众读书。一个人需要独自阅读，也需要有多人交流的阅读。
因为有众读书，故而我们主张要善待形形色色的阅读者。尽管阅读者不同，阅读目的不同，但只要是正当的阅读，社会就要善待，读者间就要友善相处。
什么是形形色色的阅读者？我们可以从形形色色的阅读目的来讨论。
人们的阅读生活中，有人是为了进取而读，甚至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而读；也有人为了爱情而读，为了爱情成功而读。有人是为了养成美德而读，通过读书成为道德楷模、青年才俊；也有人为了逃避现实而读，工作太枯燥了，读书可以排解自己的苦闷。有人为了改变命运而读——读书是不是能改变命运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正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复杂的一样，不过我跟大学生们说，你们倒是要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应该把读书看成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如果一个年轻人上了大学还不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那么你想通过什么来改变呢？通过玩？通过啃老？通过攀附？通过追剧？那么这辈子恐怕是没什么名堂了！我是不太赞成对所有人说读书改变命运，但是对大学生还是要说这句话，通过读书成为精英，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应当是大学生读书的追求。有人说可以为爱而读书，也可以为恨而读书，这也是事实。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面对不公平、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试图通过读书改造我们的社会，这是天经地义的。有人为了自我求证而读书，有能力的人认为读书能够证明自己，在人群中成为一个佼佼者。有人为了永葆青春而去读书，为了尽快老去而读书，不是常常有人故作老成，手持一卷，然后对周围的人都不以为然，这是未老先衰或者故作高深。有人为了追悔青春而读书，也有人为了回味青春而读书，有人为了发财而读书，也有人为了不想发财而只想拥有高蹈的精神而读书。有人因为穷而读，也有人因为衣食无忧而读书。有人为了追求快乐而读，也有人为了感受苦难而读书。有人为了养成良好习惯而读，也有人希望自己不要太老实巴交而读书。有人为了没有读过书而读书，也有人为了读过很多书而要继续读书。还有，有人为了让大家刮目相看而读书——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时期，孙权和鲁肃都告诫武将吕蒙不读书不行，吕蒙记在心上，发愤读书，过了一段时间，鲁肃发现吕蒙的谈吐不一样了，就夸奖吕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吕蒙就是去读了一段时间的书，顿时大不一样。生活中就是有这样一些有志气、敢作为的人，为了让别人刮目相看，用心苦读，而且读有所得，值得人们佩服。
列举了形形色色的阅读目的，似乎五花八门，其实，归纳起来，主要也就是四大目的。今天重点谈谈阅读的四大目的。
第一大目的：读以致知
人有三大欲望，即食欲、性欲、求知欲。前面两者是生理上的，后面一种是精神上的。人是精神动物，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首先表现为求知。《论语》有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吕氏春秋》也云：“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意思是说，只有学习和读书才可能使得自己听到声音并且知道是什么意思，看到事物并且知道是什么意思，能说出东西并且说得比较好，心里面对事物能够有深入的了解，能有理性地分析事物，所以学不是能够有好处，而是使我们达到天性，使我们看到、听到、理解并说出，这是我们的天性，为了保全我们的天性，需要很好地学习。这些说的就是读以致知。
宋代编撰出来的《三字经》：“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清代张潮有名句：“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讲的都是读以致知。张潮是一位著名散文家，是一位有很深的哲学思考的学者，他揭示了人的认知三个层次规律：一个是新鲜的发现，一个是全面的关照，一个是快乐的把握，这三个层次与阅读和经历的深浅相关。
读以致知，其中求知欲很重要，这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也是人们读书的源头动力。儿童的好奇心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四五岁，大人出门之前说柜子上面那个盒子你不要打开，你越说不要打开，小孩就越要打开，大人回来时小孩早已经把盒子开过了，而且很可能搞得乱七八糟，难以收拾。你越告诉他不要看的东西，他越想看，这就是求知欲。
有一个关于求知欲引发阅读的故事。美国有一位黑人大法官，小时候阅读能力比较差，上到初中了还没有阅读的习惯，而他的老师一再说要在9岁到13岁养成阅读习惯，否则这一生都不会有好的阅读能力。这是阅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他很苦恼，于是来到学校图书馆，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后来，他发现了一本封面设计得很暴露的书籍，激起了他的兴趣，很想看书里到底说些什么。可是他不好意思去办借阅，因为办借阅的白人女老师很漂亮而且很年轻，他觉得把这本封面太暴露的书拿到女老师面前简直就是亵渎。他只好把书藏在衣袋里面偷偷带了出去，回去读了起来。这是一本犯罪小说，他读得很入迷，平生第一次完整读完了一本书。读完后他把书带回图书馆放回到那本书原先存放的位置，看到书架上还有一本这个作家的书，风格也很相似，他又偷偷带出去读。就这样，两本、三本、四本，连续读了这位作家的很多本书。从此，他迷恋上了法律，决心以后攻读法学，后来竟然就成为联邦法院的一名大法官。大法官功成名就后回到母校，首先就去图书馆参观，见到当时那位负责借书的白人女老师，就跟女老师说：不好意思，上学时曾经从这里偷书出去看。女老师说我们当时知道你偷书出去看，报告馆长，馆长说只要是读书就没有必要阻止你，应当让你接着读，我们还特意把那位作家的书放到一起，方便你看到。这位作家有一本新书我们图书馆没有，就让人开车去数十英里外别的学校图书馆借来，放到书架上，让你接着读。
许多阅读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求知欲一旦被引动，就会产生阅读的冲动，循着这种冲动读下去，就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重要动因。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明白了道理，晚上死去也是可以的。中国古人这句名言是不是对人的求知欲最强烈的表达？关于求知欲，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一个著名桥段很感人。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而且城邦市民委员会不久就要对他执行，可他还坚持练习长笛。有人问：苏格拉底，你的生命都要结束了，还练长笛干什么？他回答说，至少在临死前，我学会了长笛。这是不是一种读以致知？
还有一个故事，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听到的，是老社长楼适夷说的。楼适夷早年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蹲过监狱，在监狱里，难友们经常偷偷传阅书籍。有一位被判了死刑的难友，当天上午就要被执行，可是，天刚蒙蒙亮，一本书传到这位难友手上，难友赶紧埋头读起来。楼适夷当时在一旁看着，心想，他马上就要死了，这个时候读书还有什么用呢？楼适夷说后来他理解了，读书也是生命的一种需要，不一定要看读书有没有用。大家看，这是不是就是人活着，就要读以致知？
第二大目的：读以致用
读以致用，这是我们读书十分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的人生要有所作为，要解决许多问题，就会把读书作为解决这些需要的重要途径。一部《论语》里，记载孔子读《诗》，谈得最多的是《诗经》的用处。他明确地说“不学诗，无以言”，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强调学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激发感情、观察事物、团结朋友、批判邪恶。他说学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的是学诗既可以修养性情，还能增长知识。特别是把学诗的作用提高到治国理政的高度来对待，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熟读了《诗经》三百首，可是在治理一个地区时并没有做好，不能算学好《诗经》；不能很好地跟各个方面的人进行交流应对，也不能算学好了《诗经》；一个人虽然学了《诗经》，可是在实践中做得不好，《诗经》读得再多也不算是学好了。由此可见，孔子是很坚持读以致用的。
中国古人历来推崇读以致用。《论语》里指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一个人学问做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更好地推行仁道。在春秋战国时候，各种士子读了书，东西南北奔走，希望通过上策论，得到诸侯王公的欣赏，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官员。那时一些国家设有四方馆，各类文人士子可以在那里交流。汉武帝时期为什么董仲舒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那就是儒家认为社会是伦理社会，需要有序治理，而不像老庄等其他学说那样“使人不入世，使人无为”，认为这样对社会治理是不利的。董仲舒的主张就是读以致用，要求各级官员要按照儒家思想为人处世，治理国家。汉代刘向的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治愚”，也是读以致用。唐宋时期，因为科举盛行，读以致用成为常态。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一首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劝学谕》中讲“为学好，不学不好。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如禾如稻兮，国之精粮，世之大宝”，主张的都是读以致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来源于元代戏剧家高明的《琵琶记》，这两句名言流传了八九百年，是典型的读以致用价值观。
可以说，读以致用是天经地义之事，是关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把读书太功利化，读书可以是为知而读，为乐而读，为修养而读，为读而读，但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就要不断学习进步。所以我们说读以致用是人类社会阅读的主流。当然，不能把读以致用理解得太狭隘，读以致用也可以分成若干层次。可以分成成长性阅读、职业性阅读、精英性阅读和研究性阅读。总之，只要不极端，不把实用价值看成是阅读学习的唯一价值，承认人有全面发展的需求，有求知的兴趣，有修为的需要，有娱乐的快感，那么，读以致用就会在社会发展上担负起最大的责任。
第三大目的：读以修为
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开端。当时，孔子办学，他主张的是六艺之教，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是讲伦理道德，乐是音乐，是艺术，射是体育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数学。这六艺之教显然是主张全面修为的。孔子的学术主张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教汇合六艺之学，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教育格局和学术格局！六艺之教讲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六艺之学追求的是社会均衡发展，核心就是人的修为。
古往今来，读以修为一直是社会阅读的主要主张，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为了教育人、陶冶人、塑造人。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似乎要远胜于读以致知、读以致用。
我们说要通过开展全民阅读提高国民素质，就是读以修为。我国文化发展的目标是建设文化强国。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包括发展出版产业、电影产业、演艺产业、游戏产业乃至旅游产业，可是绝对不能止于此。虽然这些文化产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如果我们的国民还是随地吐痰，随便插队，公众场合大声嚷嚷，出国抢着买名包，面对高雅文化漠然置之，被国际社会认为素质很低，不爱读书，不能够优雅地生活和交流，那么我们还是不能称得上文化强国？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那么小的国家，国际上也还都承认他们是文化小强国，因为他们的国民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化素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主张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原因，我们要通过全民阅读，使得国民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读以修为就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读以修为就是要使更多的人气质发生变化，“腹有诗书气自华”。“唯读书则可以改变其气质”，这句话出自曾国藩。曾国藩对他的儿子说，一个人的长相是天生的，后天很难改变，唯有读书可以改变，读书可以使人的气质发生变化。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譬如，你去看一个人读什么书，可以看出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教养。有时候我坐地铁，看见周围不少人在看手机，往往看到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用微信聊天，当然这也不错，因为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面，自己会感到很孤独，有人跟你交流比没有交流要好。可是发现在手机上读文章的人还是少了一点，不免有点儿遗憾。有时也能看到一个女孩拉着屏幕在读长文，显然是在看小说，我就觉得愉快。我们是不是能从这里看出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近些年，年轻人比较喜欢说颜值，这当然也是文雅的，喜欢颜值高有什么不好？难道颜值低，个个长得肥头大耳、尖嘴猴腮、歪瓜裂枣才好吗？不过，一个人除了一个颜值高还不够，还需要另一个言值——言语价值也高起来，这才完美。那么，这就要通过读书来提高后面这个言值了。一个人只有多读书，言语才会不乏味，言值才会高起来。多读书不仅可以提高言值，还可以提高颜值。我们说对一个女孩印象怎么样，一般来说，但有些书卷气，就会觉得不错。有书卷气的人应该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优雅的人，是一个有文气的人，是一个有静气的人，是一个有雅气的人，是吧？而不是一个有戾气的人，一个有怪气的人，一个有暴气的人……宋代黄庭坚说“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就是这个道理。要使得更多的人言语有味、面目可爱，就需要更多地开展读书。
读以修为还应当是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有一副对联使用率很高，那就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户人家为人忠厚，家族家风就可以得到良好延续。一个家庭热爱读书，家庭就和睦发达，这是有社会共识的。还有一副对联，近几年开始普及，那就是“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家庭有贫有富，只要积德就能延续，而积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读书，这也是读以修为的主张。对于社会发展，对于全民阅读，对于每一个家庭，对于个人，读以修为都是一个核心的要求。
第四大目的：读以致乐
读书作为一种私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活动，读以致乐是第一要素，如果一个人读书没有致乐，那他会很难坚持下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应当读书，还没有成为个人内在要求；有了读书的爱好，能不能坚持下去，还得看我们是否乐在其中。所以，我认为，读以致乐是决定一个人坚持终身学习的关键因素。
读书的乐趣，比如“红袖添香夜读书”，就很快乐，但这只是读书的一种情景让人快乐。现在我们的读书会，包括小型的读书会，就是许多青年人在一起，杜甫说“青春做伴好还乡”，其实青春做伴也好读书。为了追求读书的快乐，有必要讲究读书的环境和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古人喜欢到郊外弄一个草棚子读书，古人还喜欢到名山大川中读书，讲究的还是读书环境的美好。“雪夜闭门读禁书”，是清初文人金圣叹的名句。清初文字狱很厉害，大雪天晚上闭门读禁书，安全而惬意，当然是一件不亦快哉的事情。“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是宋末元初诗人翁森《四时读书乐》诗中摘出来的句子，表达了读书人内外和谐快乐的感觉：春天读书有草木自由生长的快乐，夏天读书听到优雅的琴声，觉着有微风习习，秋天晚上读书忽见朗月当空，感到秋意正爽，而在白雪皑皑的冬天读书，忽见三两枝梅花点点绽放，苍茫天地之间只有读书人思接古今。总之，因为读书快乐，看四季天气都觉着快意盎然。
中国古代总有一类旷达人士把读以致乐当成理想人生。“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给他九弟曾国荃写的诗，百战为国，最后的归宿还是读书，他把百战为国和读书为乐并列起来说，也算是一种静好的心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的名言，流传至今，不过后人习惯先“达”而后“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么，如何独善？首选读书。
快乐读书，这是许多发达国家教育事业中比较普遍的主张。在法国里昂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那里有一个读书节，让家长带小孩来读书，谁读得好、读得多就给奖励。我国一位影视明星带孩子去法国旅行，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就领着孩子报名参加了。比赛一共分为三期，每一期领几本书走，读完了以后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再交上来，读到第二期的时候，老师就跟这位明星爸爸说，我们决定把冠军奖给你的孩子，但是希望你能退出我们的比赛，因为我们读书是要快乐，你的孩子在发愤读这些书，对其他孩子来说像噩梦一样，这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你们不要继续参加比赛了，我们把冠军奖发给你吧。1998年，我作为国际访问者一个人在美国考察了28天，和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做过交流。那里的小学生太轻松了，小学三年级学生，在教室里散着坐，想问什么问题就问什么问题。想想我们的小学生，都是背着手，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太过于紧张，哪里有什么快乐！现在我们提倡开展全民阅读，千万不要这样来规范，应该往快乐阅读去努力，使人的精神状态更轻松，更自由、更健康。努力做到快乐阅读，久而久之，人们养成阅读的习惯，这才可能终身受益。
最后，我们做一下小结。前面说形形色色的阅读目的，重点归纳成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以致乐四大目的，我们应当有一些理性的把握。
读以致知，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读书接受信息，读书掌握知识，读书了解真相，读书认识规律，这是人类读书最普遍的冲动。
读以致用，这是人类不断进步的需求。人类要不断进步，就要读书，比如读书治疗愚昧，读书学习本领，读书创造财富，读书创造新的生活，读书之后才好写书，这是人类读书最直接的冲动。
读以修为，这是人类不断提升自己境界的需要。读书修身养性，读书以明德明智，读书实现个人全面发展，读书以积德传家，这是人类读书最理性的追求。
读以致乐最重要，是人类阅读的最高境界。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关于设立世界读书日的宣言中强调，要让“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可以看到读书界高度重视读以致乐。是的，因为贫穷就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因为患病就通过读书学会养生，因为年老就通过读书延缓衰老，所以我们要抓紧阅读。可是，通过阅读，那些原初的目的不一定能够达到，但仍会感到乐趣，这正是读以致乐的核心作用。在全民阅读这一世界性话题中，读以致乐乃是最具普适意义的读书价值。读以致乐应当放在全民阅读价值观的首位，它既是阅读者的最低要求，也是阅读者的最高境界。
我们列举形形色色的阅读者，归纳成四大阅读目的，其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要予以善待，千万不要以一种目的、一种价值评价来衡量形形色色的阅读者，做出许多僵硬的规范和板着面孔的事情，更不要再去搞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僵化思维。一个书香社会，喜欢读纸质书固然好，喜欢用阅读器读又何尝不可？喜欢读大部头令人艳羡，喜欢读些微信碎片也乐在其中；喜欢读《红楼梦》固然高雅，喜欢读《金瓶梅》又何尝不可？喜欢读学术书自然有出息，喜欢读闲书也是修身养性；喜欢深奥的哲学名著自然令人敬重，喜欢浅显的趣味小书也理当得到尊重。反过来，喜欢读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乃至盗墓小说、穿越小说自然开心，但切不可嘲笑苦读赶考的青年学子。总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书香社会读者人人平等，好书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说，只要阅读者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有越来越多的阅读者得到善待，倘能做到这一点，真正的书香社会就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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