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45466
本书系一本论文集，由德国马普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李峻石和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东南亚研究专业的副教授郝时亚主编，由多位人类学家共同撰写。本书共九个章节，以尼泊尔、毛里塔尼亚、科特迪瓦、西非贝宁、苏联、泰国南部等具体案例入手展开分析，意在破解身份认同话语的迷思，挑战在社会整合、同一性和差异性之角色等问题上某些被普遍接受然而却是错误的假设。
本书要挖掘沟通符号在语言和实践上的转换，聚焦人们如何策略地动用族群性、民族主义等话语以便实现社会整合。本书特别关注的是超族群以及大规模的整合形式，所涉范围从种姓制度到后苏联时空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历史上的帝国里出现的整合形式。与一般民族志惯常采用本地视角的做法不同，本书从变换的视角出发描述各种关系。本书尤为非同寻常的是将人们的互动形式，而不是参与互动的单元（群体和个人）作为核心聚焦点。对整合与冲突的动力机制进行剖析，是李峻石率领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理论关怀，本书便是团队式合作的产物。本书意在提出一种打破常规的重要理论模式，书中深描式民族志个案研究也具有填补信息空白的重要学术价值。
导言 论差异性与共同性作为社会整合的方式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001
1 距离与等级序列：在公共空间中争夺族群象征符号
——尼泊尔的个案研究 朱安娜·法弗-扎尔内卡（Joanna Pfaff-Czarnecka）／050
2 经由差异的身份认同：毛里塔尼亚先前奴隶的社会整合
乌尔斯·彼得·鲁夫（Urs Peter Ruf）／078
3 国家认同与国家给予的身份认同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109
4 归属的政治与身份认同转变
——科特迪瓦北部以及布基纳法索的个案 尤素甫·迪阿罗（Youssouf Diallo）／128
5 一个非洲小镇的身份认同进程与政治史
——以西非贝宁的当基塔为例 蒂勒·格拉茨（Tilo Grätz）／150
6 跨国实践与后苏联的集体身份认同
克劳斯·贝西·汉森（Claus Bech Hansen） 马库斯·凯泽（Markus Kaiser）／176
7 同生共存——泰国南部多元存在的变迁 郝时亚（Alexander Horstmann）／204
8 双族群共存：三种情形的比较研究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238
9 存异而治：一项关于帝国的比较研究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264
结语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 郝时亚（Alexander Horstmann） 艾德森（John Eidson）／314
参考文献／322
图目录
图7-1 两个宗教的仪式（郝时亚 摄）213
图7-2 塔莫的农民为僧侣铺成活人地毯（郝时亚 摄）220
图7-3 “玛诺拉”展演者（郝时亚 摄）225
图9-1 18世纪晚期关于英国与印度的权力合法性之保守观点的简化示意图（图片版权所有：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281
表目录
表1 四个区域006
表1-1 1854年尼泊尔的“国家”种姓等级序列053
表8-1 阿努亚克人与努尔人之间的差异240
本书意在解构一些关于族群性、族群关系、族群身份认同的某些非常流行而强大的假设。其中之一便是这一假设：族群身份认同由来已久，立足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传统之上。对此，我们有必要做批判性的考察。本书最早的雏形是一本以德语出版的论文集（Horstmann & Schlee，2001），该书的诸位作者以及其他学者的许多著作、文章都在尝试着做这项工作：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目前（2017年2月），我们见证了民粹主义、超级民族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和话语甚嚣尘上，这些政策和话语承诺，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欧洲单一族群民族国家或者白人定居者所建国家里的白种人居民，按照这些人的看法，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享有国家的财富。中东那些（不可能有任何赢家）的新战争、（自我制造的）人道灾难以及对穆斯林移民的排斥范围被极端化，这些举动都重创了多元文化主义并导致这类承诺：在重军把守的欧洲和美国边境之内的白种人多数群体，会有一个受到保护的福利社会天堂。这一进程是危险的，因为这直接导致了实行严格的安全措施，打压人权并使得公民社会被边缘化。这会给我们的教育体系带来巨大影响，正如裁减人文科学预算所显示的那样。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寿终正寝的观点，不光来自那些极右势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对此亦表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志描述与历史描述中，与今天对多元文化主义之理解接近的状况都曾经存在过。利奇在其经典研究《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Leach，1954）中已经表明，多样性并不一定是整合的反面；相反，在他研究的社会若干进程中，整合是借助于多样性或者通过多样性来达成的。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再度提到该书；在其他著作中，对利奇的研究有详细的讨论（Schlee，2008a）。
利奇对缅甸高地上的掸邦和克钦人之关系的分析表明，这两个类别都是殖民地的发明或者重新阐释，是在殖民地调查的语境下引入的，与被占领地区的控制技术相连。这表明，分类可以是从外面强加给某一给定环境下的行动主体的。不过，本书也让人看到，对社会身份认同的选择经常要比原本看起来的那样复杂得多；它们立足于本地关联以及本地的社会支持，对外来观察者而言，这经常是隐而未显的。
尤其是在多元社会出现之前（Furnivall，1931），身份认同在缅甸社会是相当有变通性的。身份的改变可以通过婚姻完成，或者干脆被同化进一个新部族。缅甸中北部的社会一直都是非常异质的，尽管外来移民出于自身利益而不让人看到自己是外来者。最近，马巴塔周围的现代极端派佛教民族主义者煽动对缅甸穆斯林的仇恨——这些人过去一直与曼德勒的佛教徒通婚，在外表上没有差别。简言之，他们整合得很好。
显然，威权政府和现代化日程引入了多数人族群的话语和宗教，因此对当地社会的边界界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当地人就族群边界和资源的谈判（可参见Reeves，2014）。不过，我们还无须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地方社会被外界力量败坏。相反，当地的行动主体也能协商和操纵那些影响他们的政策，他们对于“公共言论”的参与，要多于斯科特所承认的，后者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描绘的一幅怀旧图景（Scott，2009）。
正如郝时亚在本书第七章所表明的那样，当地社会有自己的工具以及处理差异性的做法。通常情况下，这些做法并不为外界熟知。原因很简单：参与者有自己的交易，没兴趣让交易为人所见。在仇恨和暴力语境下，正如郝时亚的调查地泰国北大年府的边境区，国家与采用暴力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正在发生碰撞，公开展示这些达成整合的本地方式，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甚至可能是自毁式的，尤其当地方精英的利益被卷入其中。
在现代移民社会中，政府通过确定移民和难民的身份（和义务）以及通过控制他们的搬迁来设定强势的指令。移民们经常组织成移民协会，在同情他们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文化领域中的机构帮助下，通过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而力图获取更大的移动性和搬迁自由。经由差异性达成的整合与同化背道而驰。
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本书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和过程是如何出现的。是由某些人计划的？是头领或者普通人？是有意而为？是源于学习而来？是以某种方式“生发而成”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是如何发生的？为了反驳那些认为社会身份认同无非是既定的这种感知，我们就有必要去考察社会身份认同的演变和体系的演变——这些体系基于各种身份认同的共存甚或互动。如果我们假定社会身份认同是既有的，那么就可以把它们当成独立的变量：把“人们在做什么”这个问题通过“谁在做”予以解释。这就是那些流行的偏见是如何运作的：吉卜赛人偷东西，因为他们是吉卜赛人；非洲人懒，是因为他们是非洲人——这是他们的“文化”。阿美尼亚人跟阿塞拜疆人打仗，因为他们一贯如此。派系暴力是巴尔干“心态”的一部分，这是“巴尔干化”的本质，等等诸如此类的推测。要想克服这种文化主义，我们必须把身份认同的“文化”、身份以及指涉身份认同的政治议程当作并非独立的变量。我们得去考察，是什么引起了他们发生改变，它们如何生发而来。“演化”（evolution）马上会引发另外两个概念：变异（variation）与选择（selection）。
本书导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便是：选择的单元。如果我们从泛化的达尔文模式出发——这不光可以应用到生物演化上，也可以应用到所有那些聚焦变异与选择的演化类型上，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早期的系统选择（在对整个社会体系进行选择的意义上）模型可能不适合用来说明真实历史中的发展速度。这些模型受到早期的功能主义设想以及进化论的启发，采用的是中型和大型规模的人群组织，称之为“文化”或者“社会”，当作内部洽合甚或均衡的自我调节体系，依照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程度以及再生产能力，或者存留下来符合现在的民族志文献，或者已经被淘汰、已不再和我们为伍。
社会发展太快，我们难以采用这种模式。要想说明社会发展的速度，我们需要选择那些更为快速消亡的、更小的选择单元。宗教或者政治“市场”上那些有争议的理念和实践可以是这类单元；个体也可以是这类单元：通过比他人长寿或者有大量与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后代——由于生物学上和文化上的传递过程，或者二者的交织——来传播他们的信仰和实践。他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或者作为附加手段，那就是成为他人——那些观察他们的人——的样板，或者主动去宣传自己信仰的，或者正在做的事情。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在这里代表了变异；其中有些流传下来，有些却没有，那便是选择。
在中型或者大型的人类聚合体，如部落、国家和帝国里，尽管安排差异性与共同性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可能还不是系统选择的结果。它们代表了诸多可能性，而这些可以作为未来选择进程的基础。换句话说，国家的、超国家的组织和经济的成败，是作为差异性与共同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导致的结果。不光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世界发生了很大改变，甚至在完成一本书期间也有那么多改变。自本书的前身以德文版于2001年出版以来（Horstmann & Schlee，2001），差异性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们曾经希望，在现代民族国家和超国家单元里，一个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或者是佛教徒，或者在这方面是个不可知论者）在公民共处和文明共处中，会扮演越来越小的角色。比如，在我们身份认同的语法中，穆斯林和德国人这两个特征可以很容易地组合在一起。自从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大楼以来，随后那些已宣布的和未宣布的战争，被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描写为对这些袭击的反应，以及恐怖分子对这些战争的反应。历史因此改变了进程，至少目前如此。走向世俗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被反转了。穆斯林中的多数——他们认为民主是组织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最佳工具——已经进入边缘，从公众的感知中消失了。“神权政治”（theocracy）（以神的名义对威权和专断进行美化，滥用神的名字）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后基督徒”（post Christians）——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连一丁点儿基督教理念都不具备——发出要抵抗伊斯兰教以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号召。活动中最喧闹的是一个自称“爱国欧洲人反对将西方伊斯兰化”的组织，在德语中的缩写为为“PEGIDA”。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民族主义以及瓦解趋势在欧盟得到恢复；2016年，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迄今资本主义全球化（喜忧参半）的先锋，却选举出来一个主张排外和保护主义的总统。
我们有机会充分利用我们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比如，在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可能会共认一种语言（或者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两种语言）和一种宪法秩序，并同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并且富有成果地利用我们自身的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仍然需要学会把人性作为一种普遍共有的身份认同并严肃地对待它。我们共同的人性是最难以调动的集体身份认同。所有其他身份认同都可以被调动起来抵抗他人；但是，当我们在彰显作为人类这一共有的身份认同时，我们能去与谁作对呢？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和环境的脆弱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们可以把大规模的人群整合理解为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方式，这一情形还没能因为整体系统的选择而出现。也许这一程度上的整合会惨遭失败，因为我们在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策略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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