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40545
☆ 宋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本书对钟鼎款识、历代碑帖收录十分丰富，对款识、碑刻的文字内容考订精当，补阙纠谬，对于《汉书》之后历代正史，尤其是对两《唐书》多所补正，且录存了大量史书不存的重要史料。本书具有较高的艺术、文学及史学价值，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 李清照倾情写作后序：详细记叙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集碑帖、字画、著书立说及至战乱中夫妻生离死别、藏品逐渐散失的经历。是对李清照生平事迹的重要补充，也是有关中国历史上“书厄” 的*手材料。行文之优美深情，直令读者感叹“*次读懂古人的情感”。
☆ 校证精心细致：注释细致，校证充分，不仅对各本之异同作出校勘、辨别，改正底本谬误，且对于碑文和其他记载的不同说法亦引经据典加以辨析，指出不少赵氏及其他典籍的讹误；而赵氏书中提到的典故旧文、天文历法、人名字号等信息，整理者亦酌情作出说明，利于现代读者阅读和使用。
《金石录》三十卷，北宋赵明诚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碑刻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本书成书于北宋末年，赵明诚南宋建炎中去世后，由其妻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加以整理、撰写后序并上于朝廷。
本书体例仿欧阳修《集古录》，采用录目和跋尾体例。前十卷为铜器铭文和石刻目录,共20条,第1—17条为铜器铭文,18—20条为先秦至北宋一千九百余种石刻目录，以时间顺序为标准著录三代至五代之金石文字。每一目下注明碑文的撰写和书写人的姓名，以及立石的年月。后二十卷为跋尾，计502条，汇集了作者多年研究的看法和心得。是书搜集古文奇字、钟鼎款识、碑志叙记、残章断画等甚富，为史书补阙纠谬之重要史料。
《金石录校证》由著名编审金文明校证，底本及校本选择精当，注释细致，校证充分。
出版说明
赵明诚和他的金石录
校证说明
金石录
重刊金石录序
金石录序
凡例
金石录卷第一 目录一 三代 秦 汉
金石录卷第二 目录二 汉 魏 吴 晋 伪赵 东魏 梁
金石录卷第三 目录三 后魏 梁 北齐 后周 隋 唐
金石录卷第四 目录四 唐 伪周
金石录卷第五 目录五 伪周 唐
金石录卷第六 目录六 唐
金石录卷第七 目录七 唐
金石录卷第八 目录八 唐
金石录卷第九 目录九 唐
金石录卷第十 目录十 唐 五代 国朝
金石录卷第十一 跋尾一 三代
金石录卷第十二 跋尾二 三代 秦 汉
金石录卷第十三 跋尾三 三代 秦 汉
金石录卷第十四 跋尾四 汉
金石录卷第十五 跋尾五 汉
金石录卷第十六 跋尾六 汉
金石录卷第十七 跋尾七 汉
金石录卷第十八 跋尾八 汉
金石录卷第十九 跋尾九 汉
金石录卷第二十 跋尾十 魏 吴 晋 伪汉 伪赵
金石录卷第二十一 跋尾十一 后魏 东魏 梁
金石录卷第二十二 跋尾十二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金石录卷第二十三 跋尾十三 唐
金石录卷第二十四 跋尾十四 唐
金石录卷第二十五 跋尾十五 唐 伪周
金石录卷第二十六 跋尾十六 唐
金石录卷第二十七 跋尾十七 唐
金石录卷第二十八 跋尾十八 唐
金石录卷第二十九 跋尾十九 唐
金石录卷第三十 跋尾二十 唐 五代
刘跂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附录一 历代序跋题记
金石录开禧本后记
金石录成化钞本后记
金石录何校本后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金石录吕无党钞本跋
宋本金石录跋
附录二 金石录校证征引书目一览表
附录三 读金石录小识（程章灿）
赵明诚和他的《金石录》
宋代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的集录和考订专著，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赵明诚（一○八一—一一二九），字德父（亦作德甫、德夫），密州诸城（在今山东）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挺之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明诚从小博览群经诸史，十七八岁时已喜收蓄古书字画及前代金石刻词，嗜之成癖。妻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以词名世，在金石学方面，与明诚有着同样的志趣和修养。夫妇两人穷年累月，悉心搜求，摹拓传写，不遗余力。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积得三代以来古器物铭及汉、唐石刻凡二千卷，并为之考订年月，辨伪纠谬，写成跋尾五百零二篇。在此期间，明诚历仕南北，中经靖康之乱，与清照几度两地暌隔，流离坎坷，家藏古物奇器及书画碑文渐次丧失，但著述之志未尝稍衰。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所作《金石录》一书已初具规模，而明诚却不幸罹疾身亡，享年仅四十九岁。清照中年丧夫，创巨痛深。为了实现明诚的宿愿，她不得不以病弱之身，携带这部未完成的遗稿，跋山涉水，千里转徙，尝尽了国破家亡之苦。绍兴二年（一一三二），清照寓居临安，开始对遗稿进行最后的笔削整理，并在两年以后写成著名的《金石录后序》，详尽地记述了这部凝聚着明诚和她毕生心血的金石专著成书的经过。不久，《金石录》就由清照表上于朝，刊行问世，受到了士林的推重和称扬。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把《金石录》看作明诚和清照的合著，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根据前人的记载，我国古代对于金石遗文的研究，在三国魏时已发其端。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云?“魏太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送女器，有牺尊，王肃以证‘婆娑’旧说之非……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舜祠下得白玉管，乃以玉作，传至于魏，孟康以证《律历志》‘竹曰管’说之未尽。”可见当时学者已将出土古器用于旧籍的考订，但还没有人专以此学名家的。南朝梁元帝《金楼子·著书篇》载其有碑集十帙百卷，可惜书早亡佚，内容已无从考见。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士大夫中私家藏器之风日盛，其仅见于《金石录》所载，就有宗室仲爰、仲忽，舍人蔡肇、祖择之，丞相吕微仲、王禹玉，内翰赵元考，学士晁无咎，公卿杨南仲、苏翰林、宋莒公，以及洛阳赵氏、刘氏，岐山冯氏，颍昌韩氏，蜀人邓氏，方城范氏，南京蔡氏等二十余家。与此同时，亦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如刘敞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古器图》、王黻的《宣和博古图》、以及欧阳修的《集古录》等，使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上诸书，前四者所载只限于钟鼎彝器，而《集古录》则金文石刻兼收并蓄，“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岛，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集古录自序》），凡所集录达十卷之多，跋尾亦在四百篇以上。它的问世，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金石考古之学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赵明诚的《金石录》，正是在继承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耕耘，发扬光大，成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的。
《金石录》的价值和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正前贤的阙失。成书于北宋中叶的《先秦古器图》《考古图》和《集古录》等著作，在金石研究上是有着开创之功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者主观上的原因，它们在考订年月、论证铭文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错误和缺陷。赵明诚对此一一作了认真的考辨，其中对欧阳修《集古录》的补正最多。例如：《汉沛相杨君碑》，《集古录》云：“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隶释》所载碑文作‘君讳阙九字富波君之阙子也’），按《后汉书》，震及中子秉，秉子赐，赐子彪，皆有传。又云，震长子牧，富波相。牧孙奇，侍中。奇子亮，阳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众，蓩亭侯。又有彪子修。杨氏子孙载于史传者止此尔，不知沛相为何人也。”欧氏唯知征引史传，史既失载，即以其名为无可考见。而赵氏《金石录》则别引《杨震碑》云：“沛相名统，震长子富波侯相牧之子也。”仅此一语，足以使欧氏之疑团顿释。又如：赵氏在卷十五《汉苍颉庙人名》跋尾中，以《后汉书·百官志》及本注所载，论定“有秩”为乡吏之称；在卷十九《汉永乐少府贾君阙铭》跋尾中，以《汉史》及石刻所载，考辨西汉以来太后、皇后官属“止用宦者”说之非，都补正了《集古录》的阙失，反映出赵氏在金石学和史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南宋学者朱熹认为，赵明诚的《金石录》，比起欧阳修的《集古录》来，“序次益条理，辨证益精博”（《家藏石刻序》），当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二）考订旧籍的讹谬。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指出，历代史书有关人物的“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金石录》跋尾中充分运用“以器物碑铭验证前史”的方法，考订了传世旧籍中存在的大量讹谬。例如：关于觚的容量，《周礼·考工记》云“爵一升，觚三升”；汉儒则以为“爵一升，觚二升”。赵氏以出土之觚相量，适容三爵，与《考工记》正合，从而否定了汉儒的说法（见卷十三《爵铭》跋尾）。又如：《后汉书·党锢传》“南阳宗资主画诺”李贤注云：“宗资字叔都……祖父均，自有传。” 查《后汉书》别有《宋均传》而无《宗均传》，“宋”当为“宗”字之误。赵氏根据《汉司空宗俱碑》和《汉宗资墓天禄辟邪字》二碑的铭文，以及《后汉书·灵帝纪》《姓苑》《元和姓纂》诸书，详加论列，祛疑存真，纠正了这一讹谬。此外，在全书各卷跋尾中，他都依据碑铭墓志，对《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以及新、旧《唐书》中的错误不实之处，一一作了考订。其引证之翔实，立论之精辟，对于后来的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学乃至文字训诂学等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例如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于袁氏世系下云：“袁生生玄。孙幹，封贵乡侯。”而《金石录》卷十四《汉国三老袁君碑》跋尾引此文“袁”下唯一“生”字，又谓“碑云‘幹，袁生之曾孙’”，则此句当标作“袁生玄孙幹，封贵乡侯”，同时应在校记中注明“玄孙”当作“曾孙”。两相对照，今本显属讹谬。如果当初能用《金石录》所引碑文与《新唐书》旧本参校的话，这样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三）录存重要的史料。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录存的史料，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历代碑铭墓志所载人物的生平行历、迁官次第及氏族世系等，其不见于经传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例如：他在卷二十五《周孔昌增碑》跋尾中列述了孔氏族系之后说：“唐以前士人以族姓为重，故虽更千百年，历数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乱，在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谱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岂不可惜也哉！故余详录于此，使后学论姓氏者有考焉。”这些资料的录存，对于唐代历史和年谱学的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其二是宋代以前存世古籍的摘引，其今本脱误或散亡者，可供校订和辑佚之用。例如：《金石录》各卷跋尾摘引唐林宝所撰《元和姓纂》达数十条之多。其书已于元、明间亡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于赵氏所引大多未见采录。则《金石录》在保存旧籍史料上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古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史料的不足和个人闻见的局限，赵明诚对于某些问题的辨证和考订，也存在着一些疏漏错误的地方。例如：会稽东部都尉为西汉武帝时所置，东汉相沿不改。此官名亦见于《汉衡方碑》及《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诸书。《汉西岳华山庙碑》所载存仙殿与望仙门，亦见于《三辅黄图》及《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引桓谭《仙赋序》。赵氏闻见未及于此，遂谓以上诸名为史籍群书所不载。又如：赵氏在卷十四《汉司隶杨厥开石门颂》跋尾中，误以代词“厥”为杨君之名；在卷十六《汉广汉县令王君神道》跋尾中，误将“绵竹令”释为“县苓”，又以“苓”为“令”字之假借，等等。这些疏漏和错误，当然是应该指出并加以纠正的，但它们在全书中为数甚少，同《金石录》的价值和成就相比，只能说是白璧微瑕，不足以掩盖其夺目的光辉。本书除在校证中一一加以说明外，这里不再赘述。
《金石录》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前后刊行的龙舒郡斋本，原书未附李清照所作的《后序》。宁宗开禧元年（一二○五），浚仪赵不谫于重刻时始将《后序》收入。以上二本，后皆不显于世，元、明两代近四百年未见重刊。自明以来，仅有传钞之本，但流传甚少。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二》说，这些转相钞录的本子，大多“各以意为更移，或删除其目内之次第，又或窜乱其目之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或并削每卷之细目，或竟佚卷末之《后序》。沿讹踵谬，弥失其真”。当然，此中亦不乏较好的本子，其影响最大而堪称善本的，当首推昆山叶盛的菉竹堂钞本。清康熙末还有一部石门吕无党钞本，其“钞笔精整，全书雠校极审慎”，亦是很有价值的善本。清代最早问世的刻本，是顺治年间济南谢世箕所刊。唯谢本讹误较多，流传亦不广泛（清初书法家、《承晋斋积闻录》作者梁巘曾言其“购《金石录》数十年不得”可证）。至乾隆中，德州卢见曾得何焯手校叶盛钞本及谢世箕刻本，乃属卢文弨参考各家，详加校勘，付梓印行。这就是清代迄今通行的雅雨堂刊本。
笔者在数年前，已知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九四九年后发现的龙舒郡斋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浚仪赵不谫刻十卷残宋本《金石录》，然均无由一睹。去年在着手撰写《金石录校证》时，曾向吕贞白先生请教，决定采用雅雨堂刊本作底本，并以《三长物斋丛书》本和《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吕无党钞本对校，择善而从。最近，忽悉南宋龙舒郡斋本和清《四库全书》本已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可惜《金石录校证》脱稿在即，一时无法得到这两个本子来作最后的校订。对此不能不深感遗憾，只有留待他日再作弥补了。笔者才疏学浅，对于金石考古之学缺乏深入的研究，书中的疏漏错误必然难以避免，衷心希望能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此外，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承上海辞书出版社惠借有关的图书参考数据；脱稿以后，又经上海书画出版社责编沈培方兄悉心校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谨在此一并志谢。
金文明
一九八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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