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为何能够在一个制度不完善、政府对保护私有产权没有可置信承诺的环境下不断发展起来呢？给定宏观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同质性，为什么有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会更快而且这些省份内的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又会相对更快呢？民营经济的地区发展差异是改革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还是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是何因素所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各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加深对导致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内在机制的理解，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书中进一步指出，对于缺乏完善的正式产权保护的经济体而言，通过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交换所体现出来的非正式契约式的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对经济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其作用范围和存在空间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受制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正式的宏观的产权保护制度来替代非正式的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 

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即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群体由于可以获得权力高层自上而下的庇护和支持，因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强，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只能向下寻求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因此采取了提供事实上的产权保护以保证地方民间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得基层的政治支持以*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

章奇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1 引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点
1.3  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解释
1.4  本书的解释：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1.5  浙江模式和现象的理论意义
2浙江的共产主义革命与1949年后的权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产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
2.3  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零和博弈
附录  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的变量构建
3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农业集体化中的基层反应和策略
3.1  20世纪50初的经济变局：从新民主主义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2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高层政治的迷雾与政策不确定性
3.3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闹退社
3.4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I）：包产到户
附录  “闹退社”地区差异的计量检验
4 失意者们，团结起来： “文革”中的“资本主义”复辟
4.1  从“大跃进”到“四清”
4.2  “文革”中的权力游戏
4.3  “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附录  对浙江各县“文革”期间武斗激烈程度的计量检验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发展：改革时代政治不确定性下的民营经济和基层创新
5.1 “文革”后浙江的政治走势和特点
5.2  政治不确定条件下的农业去集体化：1977-1982年间包产到户的蔓延和合法化
5.3  1976年后浙江企业家精神的迸发和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
6 结论和讨论I：浙江模式VS.江苏模式——兼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差异
6.1  江苏省的革命历史和地方权力结构的特点
6.2  江苏的“文革”和社队企业的发轫
6.3  历史冲击、地方权力结构和经济发展：关于江浙对比的几个可检验假说
7结论和讨论Ⅱ：权力结构、政商关系和民营经济的未来

序

中国自1978年所启动的经济改革至今已近四十载，无论是其经济增长的成就还是其所带来的问题均令人瞩目并引人深思。如何解释并评价这一“中国模式”背后的决定因素和驱动力量，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我自己和合作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拥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但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珠三角和长三角、苏南与温州、上海与北京、山东与江苏的模式差异。这些地方模式（包括资源禀赋、社会、政策与体制条件等各方面）的差异，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和自然试验场地。在我近年来主编出版的《市场、政府治理与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两本书中，我强调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所揭示的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不同寻常的角色。不过，目前大部分研究均着眼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描述以及其中的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但为什么在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可以出现如此大的地方差异，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含义，相关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章奇博士和刘明兴博士的这本《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他们指出，地方政治精英常常面临不确定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为保证其政治生存，就必须向上或向下寻求政治支持。前者指向上级或更有权力的人寻求支持和保护，后者指向下级甚至更基层的支持者寻求政治支持。终从何处获得政治支持，取决于他们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如果他们在整个权力结构和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向上寻求政治支持和保护的渠道不存在，导致他们无法依靠上级的庇护，因而这些边缘化的政治精英就必须从更基层的力量中寻求政治支持，以限度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生存概率。对于体制内那些被边缘化的政治精英来说，要把这些潜在的基层支持力量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支持力量，就必须给他们提供现实的好处，尤其是经济上的好处，以换取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支持。如果这些边缘化精英的资源有限，那么以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的方式持续地向某些特定的社会力量提供物质利益以换取其支持就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策略。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就是政治精英承诺不剥夺和没收其潜在支持者的财产，对其投资及其收益予以承认并进行保护，从而提供类似于产权保护之类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Public goods）。 这就出现了学者经常称之为“帮助之手”（helping hand）的政府行为（他们把这一机制称为“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与之相反，那些和权力上层关系紧密的地方政治精英，由于其政治前途取决于体制内权势人物的提拔和保护，因此，其施政核心，不在于促进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在于如何优先满足上级的偏好和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至于这些是否会以损害本地经济利益为代价，则并不在此类地方干部的优先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在后一类政治精英主政的地方，其经济绩效就会更差，也更可能导致出现“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性质的政府行为。
两位作者在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能够长期有效运行的条件，即导致边缘化政治精英和基层支持者之间形成长久持续的可置信合作关系的结构性条件，包括历史形成的地方精英动员基层支持者集体行动的能力、体制环境和高层政治动向所赋予的活动空间和机会，地方政治精英是否对这些变动具有足够的敏感度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及地方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等等。他们同时指出，这些条件在催生了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作用的有限性，因而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虽然在整体产权保护环境仍有改善空间的情况下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但终究只是对完全产权保护的一个补充机制，不能完全替代正式的、成熟的产权保护制度。
在我看来，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个理解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即通过地方权力结构的权力异质性和地方政治精英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不同地位，来分析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激励机制，从而指出了地方政府行为差异巨大的原因。其中，两位作者尤其强调了基层支持力量对边缘化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重要性。这一点，以往仅聚焦于现有体制内自上而下决定激励机制的文献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另外，根据本书的研究，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之前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不能孤立地把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济表现人为割裂开来。实际上，两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现象背后都有逻辑一致的因素在起作用。后，本书在正式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十分强调非正式制度在政治经济发展中也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这也给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当然，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十分丰富和复杂，还有很多问题仍有待深入观察和分析。例如，本书的分析基本上覆盖了1990年代。但199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异。作者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对此进行解释？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如何看待他们的角色？他们在作者所提到的权力结构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并发挥什么作用，并如何进一步地影响到政府-市场关系和政府行为，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并做出回答。
我曾经说过，对学者而言，中国这样的“自然实验”是不可多得的，细心的观察常常带来格外的喜悦。本书正是两位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现象进行仔细观察和剖析之后的诚心之作！我期待他们未来有更多的佳作问世，以飨读者！

张军

2016年1月12日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确保政治生存的逻辑出发，在本书中我们实际上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地方政治精英对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立场和态度究竟是如何符合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的？为什么地方政治精英的立场和态度可以长期不变，且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来实现其策略？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中，民营经济为什么仍然能够以迅猛的速度成长并涌现出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两点：一是，即使给定宏观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地方政治如何解读和诠释高层政治动向和信号也是可以出现很大地区差异的，这导致民营企业所处的实际地方商业环境可以和正式制度的规定有很大偏离；二是，民营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地区差异，揭示了地方政治精英会根据地方政治结构所内生的政治利益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地方商业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个地方现象（如浙江），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只有在那些民营经济的发展符合地方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会得到后者的支持与保护，从而获得了一种类似产权保护的准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宏观政治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我们对浙江（和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给出了一个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的一般性模型，即当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一部分精英被边缘化从而无法依靠现有体制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时，他们就会通过提供类似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凡是存在类似浙江的权力分配格局和精英内部分化的地方，皆会存在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这和是否存在一个本地化的干部群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