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令

通观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代，节令习俗、时尚和文化活动虽因历代政治、经济、历法等方面的原因而多有因袭或损益，但总的说来，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仍有规律可循。本书通过爬梳要典、方志、笔记、书信等典籍，详细阐述了中国节令的发展演变。
明“史”可溯“源”，鉴“古”方知“今”。作者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节令文化的剖析、总结、研究，带领读者看到另一种历史画面、另一种历史场景、另一种历史风情、另一种历史人生。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国屯垦史》《清代饮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长江文化史》《清代社会生活史》等。
王熹，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中国未来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清代
饮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明代习俗史》《永乐传》《三十六计全书》等。

第一章 “四时有节”与中国节令文化
第一节  古代节令的源流与演变
第二节  节令风习与古代社会生活
第三节  节令的文化“内涵”与“隐义”
第二章 “天地氤氲”与先秦岁时节令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历法和岁时
第二节  “节气”“物候”与社会风俗
第三节  节令文化的萌芽与“个性”
第三章  《四民月令》与秦汉节令文化
第一节  帛书《云气图》与天道岁时观
第二节  《四民月令》与年节生活
第三节  科技进步与节令文化的兴盛
第四章  “花信风”与魏晋隋唐节令
第一节  “花信风”与节令的物候
第二节  节令与南北风习的交融
第三节  《荆楚岁时记》与节令文化
第五章  “四时八节”与宋辽金元的节令
第一节  天时地利与节气“定历”
第二节  节令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第三节  节令文化的繁荣与流变
第六章 祭拜游乐与明清节令文化
第一节  多变而趋定的岁时年节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年节社会风尚
第三节  节令文化中的群体性效应
后  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更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迄今五千年漫长而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除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古代天文历法、岁时节令等方面，更有颇多的发明创造。这些创造发明，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大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宝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至今仍为之受益。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在进行两种文明，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活动时，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他们所创造的新的文明中，处处均有着历史的、旧的文明的传统“印记”；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文明又留下新的时代的种种“烙印”和“标记”。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也就扮演着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未来的“开拓者”的双重角色。中国古代，人们—包括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和层面的人—在开展各种节令文化活动时即是如此。在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特点兼具的节令文化活动中，他们既受该时代社会物质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活动水准的制约；同时，也受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天人关系思想的强烈影响，且因之逐渐形成相对较为固定的活动内容与文化模式（包括节令文化心理模式）。但是，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时代的节令文化活动，却更因时、因朝、因代、因人、因地、因族（不同的民族）而异，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亦有所更易、增减和损益，并注进新的时代的内容、特色。正因如此，历史的“传承性”和“开创性”，在历朝历代的节令文化活动中表现得最为生动、最为具体、最为明显。也恰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节令文化活动的状况，正是有效地检验该时代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总体发展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尺”。
所谓节令，系指节气时令而言。其中，先就“节气”而论，据《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疏载：“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气，节气在前，中气在后。节气一名朔气。朔气在晦，则后月闰，中气在朔，则前月闰。节气有入前月法，中气无入前月法。”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制订历法时，以二十四气来分配十二月，在月首者为节气，在月中者为中气。如果以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而言，则每月皆有节气和中气；对无中气之月，历法则置闰月加以处理。具体而言，一年中的节气，系指从小寒起，太阳黄经每增加三十度，便是另一个节气。计有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十二个节气；连同十二个中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的节气，有时指一段时间，例如太阳黄经从零度增加到十五度这段时间叫作“春分”。与现在所用的民间节气所指时刻，即太阳黄经等于零度时叫“春分”、等于十五度时叫“清明”等，略有不同。其中，一年中的所谓“中气”，系指从冬至起，太阳黄经每增加三十度，便开始另一个中气。计有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十二个中气；它和前述十二个节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再就“时令”而言，时令又被称为“月令”，它系指古时，历朝历代由朝廷及各级政府官员按季节制定的关于农事活动等政令。对此，在《礼记 • 月令》中便载：“（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侍来岁之宜。”孙希旦《礼记集解》引吴澄的话说：“时令，随时之政令。”以后，又将岁时节令称为“时令”。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且向以农业文明的繁荣昌盛、与农业有关的科技文化的灿烂而著称于世。正因如此，农业不仅成为古代社会中一个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赋税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农业既是庶民百姓的“衣食之源”，也是统治者“财赋征纳所依”，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基石之一。农业生产活动、农事收成的好坏，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瞩目的中心和“兴奋点”。中国古代，内涵丰富的“节令文化”活动本身，不仅直接源于农业生产，且贯穿于农事活动的全过程。随着历史的延伸，农事活动的进步，这种文化更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且更加多层次、全方位发挥它的功能和效应。与此同时，每届每年的各个节令之时，历朝历代的人们，上自宫廷王侯公卿，下至民间平民百姓，还要伴之进行和农事有关的一系列祭祀、竞技、娱乐、教化、传习、庆典、宴享、游艺等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尽管在内容、方式上有异，但却在文化的功能、效应上有颇多的共同之处。
通观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代，节令习俗、时尚和文化活动虽因历代政治、经济、历法等方面的原因而多有因袭或损益，但总的说来，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仍有规律可循。前期的节令文化活动多与农事生产紧密结合，因此生产、经济、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而到后期，它与各种民间年节活动相结合，加之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致使它的民俗、娱乐、交游、礼仪等文化、政治、礼教特点更为突出。大体说来，汉代可作为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前后期的一个分界线。这是因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与农业关系极为密切的天文学科学技术发展很早，且取得不少成就。根据中国古史传说，早在尧舜时代，便已产生了相当精密的历法。当时，由王室颁布历朔，指挥全国农事，这是一件极为重要而又影响颇为深远的重大政令和举措。以后，到春秋时代，东周王室颁朔的制度渐渐衰微，但天文学科技却在列国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春秋后半叶即已采用一种以冬至日为标准的历法，已有近于 76 年法之痕迹，即以一年为 365.25 日，且经 76 年为一周期，而年月日始一循环；且还制定有十九年七闰法。此时中国的天文历法科技方面的成就，的确是遥遥领先于印度或西方的。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水、火、金、木、土五星的发现，致使五行学说随之而起，且十分盛行，并逐渐由此派生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个学说后来又不断地演变，并对汉代的历法和节令文化活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我国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夏代以正月为岁首，商代以夏十二月、周代以夏十一月为岁首。三代以后，秦代及汉初曾以夏历十月为正月。但自汉武帝改用夏历正月为岁首，即“夏正”后，历代沿用。其中，我国古代的历法，有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的，它们依次叫作周正、殷正、夏正，合称为“三正”。所谓“建”系指“斗建”而言，即北斗所指的时辰，由子至亥，每月迁移一辰。西汉初年，流传着均起于周代末年的所谓六种古历，其中“夏历”为一种，它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汉武帝改用、后代相袭沿用的历书，也正是这种“夏历”。至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亦各有不同。夏正建寅，以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此三者又合称为“三统”，而恰是“三统说”派生出西汉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循环论观。他们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夏朝为黑统，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为白统，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 为正月；周朝为赤统，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其继周者，又当为“黑统”，故理所当然，应用夏历。如此循环不已，每一朝代之始，都应循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顺乎天意。这就为汉代改订历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到西汉末年时，刘歆又根据 《太初历》修订而成《三统历》，它是我国史书上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规定孟春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又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闰月”。由此可知其历法颁行变迁的一个梗概。
中国古代记载时令和时令文化活动的有关文献、典籍甚丰。除金文、甲骨文有着一些零星记述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云气图”则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天道岁时观。此外，历代记述节令、年节文化的典籍则更多、更详细、更系统，如我国最早记述行事月令的《夏小正》；较之《夏小正》记载更为丰富而系统的《礼记•月令》，篇中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中的时令及其相关的事物，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和有关时令、节令文化活动的重要参考书籍。秦汉以后，这方面的典籍则更多，现择其要者，列目于后：

〔东汉〕班固编著：《白虎通义》（亦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
〔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
〔南朝梁〕宗懔著：《荆楚岁时记》；
〔唐〕佚名著：《辇下岁时记》；
〔唐〕韩鄂著：《岁华纪丽》；
〔唐〕孙思邈著：《千金月令》；
〔唐〕李淖著：《秦中岁时记》；
〔宋〕周密著：《乾淳岁时记》；
〔宋〕陈元靓著：《岁时广记》；
〔宋〕吕原明著：《岁时杂记》；
〔元〕费著著：《岁华纪丽谱》；
〔明〕冯应京著：《月令广义》；
〔明〕陆启浤著：《北京岁华记》；
〔清〕秦嘉谟著：《月令粹编》；
〔清〕徐士俊著：《月令演》；
〔清〕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
〔清〕吴存楷著：《江乡节物诗》；
〔清〕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
〔清〕张春华著：《沪城岁时衢歌》；
〔清〕袁景澜著：《吴郡岁华纪丽》等。

除此之外，散见于历代文人笔记、文集、碑铭、墓志、表传、书信、诗歌中的时令、年节、节令文化活动记述颇多，且甚具体；在方志中，有关民间年节习俗、风尚的内容，不仅数量宏富且较为系统，更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通观中国古代的节令、节令文化活动，如果从文化、文化形态等方面来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它存在着如下一些重要特点：
其一，从文化形态上而言，中国古代的节令文化是一种自然与人文文化特色兼具、寓多种功能（政治、经济、生产、社会、文化、教化等）和多重效应于一体的群体文化。这种文化事象和文化活动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有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广泛参加。仅此，便可构成最为生动和壮观的历史活动景象。尽管人们对这些活动参与的程度不同、目的各异、方式有别，但却都是节令文化活动的实践者；且在文化心态、价值取向上，从帝王到庶民百姓有某些共同点和相互呼应、沟通之处。
其二，从文化活动的内容来看，古代节令文化活动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其中，既有帝王为安民、实施教化、诏示民人不违农时的各种节令诏告、表文，以及种种祭祀天地神祇的祈祝活动、筵宴活动和其他节令活动；也有各级官员、王公贵族、权臣的节令祝告、演示和官宦之家的宴享、馈赠交往；更有广大民人参与的节令生产活动、祭祀活动、饮食礼仪活动和集游艺、娱乐、竞技、社交、庆贺等内容为一体的年节文化活动，等等。从参加者的身份、地位、社会层次上看有高、中、低之分，而文化活动的内容更有礼、雅、俗之别，然它们却相互交汇，并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方位上丰富了节令文化活动内涵。
其三，在文化功能上，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则体现了多种文化功能性。既有政治（节令政令）、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亦有社会（礼仪教化）、文化（年节娱乐）方面的能动功效。对此，清人秦嘉谟在所著《月令粹编》一书中详述了历代有关节令文化活动之后，指出这些活动“大之关乎朝廷政事之美，小之切乎民生日用之实”。这是对其文化功能性最为生动、贴切、概括性的总结；正因它上关朝廷政务，下及生民百姓日用之需，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才将它纳入“安邦定国”的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活动之中。
其四，在中国古代的节令文化活动过程中，更是多层次、全方位展现它的特定而多重的社会文化效应。如果将这一文化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礼仪、社会诸方面的效应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便是它的社会“共振”“共谐”“节律”“共鸣”等文化效应。因而通过这一活动，更增进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并起着协调社会人际之关系的“黏合剂”作用。
其五，较之其他文化而论，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的特点与个性十分突出。它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特质兼具的一种文化活动；同时，更是多维性、周期性、可逆性、辐射性、民族性、群体性兼具的一种文化事象。
其六，在文化活动的影响和外延方面，中国古代的节令文化活动更具多种特色。其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在政治方面，帝王通过“颁诏于节”，致使对万民“教化有方”；二是在社会生产方面，节令文化活动使人们“不违农时”，故能够“应时而作”；三是在社会生活方面，节令文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岁岁“时令有度”，才能做到起居“生息有节”；四是在社会文化娱乐方面，由于古代节令与年节风习“节庆相袭”，且能“寓文于乐”，这就大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此外，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本身通过外延，还与古代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行止文化、舟车文化、居住文化、旅游文化、商业文化、礼仪文化、礼乐文化、宫廷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婚姻文化、生育文化、丧葬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图腾文化、体育文化等相互交融，从而彼此促进、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明“史”可溯“源”，鉴“古”方知“今”。通过对中国古代节令文化的剖析、总结、研究，归根结蒂，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看到另一种历史画面、另一种历史场景、另一种历史风情、另一种历史人生，且由此从中感悟出“新”的人生“真谛”；吮吸出“新”的文化“乳汁”；寻求出“新”的创造“源泉”；激发出“新”的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