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

这是一部研究*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专著。作者从萨缪尔森的价值取向、理性精神、救世情怀、方法论等多个角度，系统梳理了萨缪尔森的思想渊源和流变、发展。

萨缪尔森的体系经由在改革开放之后*早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学者的传扬，而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话语。因此，作为系统研究其经济伦理思想的专著，本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保罗·萨缪尔森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创立了新古典综合学派。这是国内目前*部系统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专著。该书系统梳理萨缪尔森的思想渊源、方法论意义以及价值理念，并对其微观、宏观经济伦理思想进行述要和拾粹。*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度解析，分析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我国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济伦理的价值支撑。

裴圣军，1977年12月生，湖北公安人，中共中央党校伦理学专业博士，在中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苗医药文化等领域深耕多年。最早从西方经济学和伦理学跨学科的视角，对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主持省部级课题5项，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       

第二章 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         

第三章 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第四章 萨缪尔森微观经济伦理思想述要         

第五章 萨缪尔森宏观经济伦理思想拾粹         

第六章 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解析     

参考文献 

绪　论

选题意义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是美国现代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不同版次的《经济学》教材可视为美国现代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历经美国近百年的风雨，见证了世界“冷战”时期计划经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罗斯福新政、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嬗变、克林顿“第三条道路”，以及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萨缪尔森始终坚持：“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①他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需要有“冷静的头脑”，但绝不能就此而“令人信服的证明，一颗冷静的头脑必定需要一颗冷酷的心”。②一个成功把数学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的 “神童”却始终怀疑经济学具有像物理学科那样的精确性，认为：“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之中。”①同时他也对计划经济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从麦卡锡事件中发现的是单一雇主的危险。当你被政府职业拒之门外时，市场上还有成千上万不知名的雇主存在，这为你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性”②。

因此，萨缪尔森既反对计划经济，又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在刻画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和民主政府规制干预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的问题上，经济学是能够帮助社会的必不可缺的基本工具……每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③如果我们将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趋势视为一束光，那么萨缪尔森无疑就是为我们映射这束光的理论之镜。在他身上，美国所独有的新教伦理精神与实用主义哲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欧美国家在面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经济危机乃至整个西方现代性危机面前艰难探索，逐步走向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历程。所以，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方法论意义。

首先，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有利于我们认识实用主义伦理学对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深远影响。虽然实用主义不是美国的官方哲学，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在美国人思想中的地位。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经济政策向来遵循“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原则。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抑或制度经济学等等诸多经济学派，都曾在美国经济政策中发挥过重要影响，但无一例外都需要经受政策实施效果的检验。正因如此，萨缪尔森特别注重从其他学派中吸收理论素养，海纳百川，终于形成自己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派，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有利于我们理解现代经济伦理中的基本问题。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曾经风靡全球，有40多种译本，总销量达1000多万册①。该教材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足以表明它代表甚至主导了世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主流，涵盖了现代经济核心理论。研究《经济学》中的这些理论显然是我们把握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最佳渠道。该书既反映了微观经济领域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伦理思想，也蕴含了对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就业、通胀、政府职能、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诸方面的伦理考量，为我们勾画了最全面、最系统的现代经济伦理图景。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批判继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萨缪尔森是一位优秀的西方经济学家，但不可否认，他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无论我们说他是折中主义也好，中庸之道也罢，他所提倡的新古典综合体系以及中间道路理论，无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作出的妥协与修正，无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终究还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终究依然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遵循的是“原子式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沿袭着自马歇尔以来的所谓纯粹经济学理论路径。该理论路径将经济学从历史情景与制度背景中抽离出来，缺乏一种为市场良法提供伦理支撑以及为政府决策论证价值维度的伦理学视角，终究也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痼疾。我们研究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既要汲取精华，更要弃其糟粕。

其次，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职业伦理角度来说，萨缪尔森在解释他为何会编写教材以及撰写经济评论文章时（除去解决经济困境之外），他如是说道：“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说它是一种责任，是因为我相信，要成为一个不抱任何偏见的专家，客观地对待商业周期、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领域的残酷现实，确实需要一颗冷静的头脑。同时，我也认识到，人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一颗冷静的头脑必定需要一颗冷酷的心。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造福于人类和社会。”①肯尼迪曾经力邀他担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他不愿就此失去学术的自主性，婉言谢绝，但肯尼迪时期经济变革的成功离不开萨缪尔森在幕后的鼎力相助。他反复公开宣称自己站在中下阶层，“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②。他不断撰写文章为他们的利益呼吁，对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进行猛烈抨击，他对尼克松经济政策的批评直接导致萨缪尔森“荣录”其“黑名单”。但他也宣称：“我的收入超过平均数之后，我并未产生什么负罪感。我也没有将我所有多余的外衣送给只穿着衬衣的陌生人的冲动：这么做的话父母可能会认为我愚蠢，如果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在夜里辗转反侧更是神经过敏了。”①这些言行既能帮助我们理解萨缪尔森身上体现出来的新教伦理精神，也能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一面反省自己职业伦理的镜子，回答所谓中国“经济学家应替穷人说话还是替富人说话”②的争论。

从国内经济学发展来看，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萨缪尔森的经济伦理思想。一方面，萨缪尔森“这套体系经由在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学者的传扬，而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话语”③。这种主流话语权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会间接受到萨缪尔森理论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凸显了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让经济学重回伦理学的母体，已经成为中西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2012年10月31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倡议成立了人文经济学会，该学会旨在用日常语言来讲述经济学道理，认为数理经济学缺少人文关怀。比如讲，数理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人文经济学需要在考虑效率的同时研究公平的实现, 因为分配的公平性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回归成为人文科学，就不像数理经济学那样讲究纯粹逻辑，而是综合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所以，它又包含了经济学所需要的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等内容①。无独有偶，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就始终把效率与公平问题视为经济学必须进行重大权衡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所说：“公平和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无法按市场效率生产出馅饼之后又完全公平地分享它。”②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显然有利于我们吸取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师夷之长技，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正如他所说，“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看到……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③萨缪尔森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他所宣传的混合经济模式之一，他称之为“混合市场经济”，认为这种经济转型模式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一方面要认可萨缪尔森针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客观评价，对中国发展模式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要保持高度警觉，充分认识这种“混合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贫困、财富观、消费伦理、经济外部性造成的环境伦理、经济增长的价值限度、政府的责任伦理以及国际金融的伦理秩序等等。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有没有价值极限？如果有，需不需要伦理维度的论证与支持？以及如何从伦理角度说明政府应该适当减少对经济活动过度干预的合理性？这些问题再次凸显了研究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认为西方经济学，尤其是金融领域缺乏监管机制以及从业人员丧失职业道德是主要诱因。基于此，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主席宣称：“通往经济复苏之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我们的企业重建正直的品质和‘中庸’的道德观。”①萨缪尔森经济体系具有中庸的方法论特点。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其经济伦理思想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来看，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理论体系是西方近代经济学产生以来第三次成功的理论综合。第一次综合是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在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学派的成果形成了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完成了经济学体系的第一次综合，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二次综合是阿尔弗里德·马歇尔1890年首版的《经济学原理》，此书到1920年共计出版了8次。在该书中马歇尔把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等当时不同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时西方经济学中，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早期，一直被奉为经济学中的“圣经”。第三次综合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该书1948年首版问世，迄今此书已出版了19次。萨缪尔森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纳入他称之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综合了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学派的思想，创建了“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中这种不同流派不断冲突、综合的演进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必须结合国情，科学借鉴并吸纳西方经济理论素养，才能符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理，这种综合方法也有助于中国经济伦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第二，从西方传统伦理思想史来看，中道或者中庸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倡中道原则，虽然他仅仅是从伦理学角度来说的，由于经济学的雏形——家政学仅仅是他伦理学的一个部分。所以，中道原则可以视为未来经济学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但是近代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后，功利主义所奉行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成为经济学的主导性价值理念。这种原则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成熟，逐渐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其负面影响一直为众多思想家所诟病。正是基于现代性危机的反思，英国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为西方国家实行宏观经济干预政策提供了社会学支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萨缪尔森提出走中间道路，既可视为对英美等国经济政策的理论总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预示了世界经济伦理秩序的未来趋势。这对于中国学界构建经济伦理体系不无借鉴意义。

第三，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经典之一《中庸》就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崇尚中庸之道的价值理念。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义利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宗法血缘与小农经济特点而造成道义论占据义利观的主流地位，但人们依然会根据中庸原则认可合理利益的合法性，例如“以义幅利”“居利思义”思想。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思潮的强烈冲击，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结构，传统思想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影响力，但中庸的理念仍然浸淫于人们的伦理习俗和理论思维之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认识到走极左或是极右的道路都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将中华民族置于岌岌可危的险境。在经济发展中，中国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例如，在所有制中以公有制为主、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等等，确保公平分配的手段；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把效率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初步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开始转变发展理念，提出了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一系列经济发展理念的演进中，中庸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言之，无论是从现代经济学的演化逻辑，还是从中西方思想传统来看，萨缪尔森经济伦理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中庸理念既有其逻辑必然性，也符合中国传统理念，必能拓展中国经济伦理研究方法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