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32685
1、全景式回顾17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绝地反击！
2、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一段充满血与火、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的历史
3、世界史上的关键冲突，影响了现代欧洲的政治发展格局。如果维也纳陷落，欧洲的发展将全面改观。这场战争使咖啡豆传入欧洲；欧洲人发明牛角面包；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文化认同逐渐成形；东南欧的民族组成更加复杂……
4、《1683维也纳之战》电影主题小说、《纽约时报》《独立报》《电信报》盛赞推荐！
这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百年前的战斗为主题，围
绕着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而展开的悠久故事。作者表面上以1683年的那场维也纳围城战为基础，实际上整本书如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地揭开许许多多的故事，让读者一步一步进入这场战争的核心，了解和明白维也纳之战的来龙去脉。
土耳其人热衷扩张，虽然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
罗马帝国的主宰者。神圣罗马帝国，已由哈布斯堡王朝掌权两百年，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后保卫者。双方在维也纳一决高下：一方猛烈攻城，另一方誓死捍卫。
一攻一守，战事惨烈，双方发挥了独特的作战创造力，斗智斗勇。土耳其人挖地道，引爆地雷，强攻坚固的城墙。哈布斯堡军队紧急应变，构筑简易的防御工事，没想到发挥出极大的效果，令土耳其人久攻不破，撑到援军前来解救。这是运气，还是天命？
导论 源于东方的恐怖
第一章 战斗号令
第二章 土耳其人与鞑靼人
第三章 瘟疫
第四章 踏上征途
第五章 敌人
第六章 起来，起来，各位基督徒
第七章 地狱
第八章 “一道黑沥青洪流”
第九章 圣战？
第十章 强攻布达
第十一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第十二章 迷思取代历史
尾声
196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维也纳，是在贝尔格莱德坐火车前往的。出火车站不远，我找到一个昏暗肮脏的旅馆。我这辈子没住过那么糟糕的旅馆，可怕程度连塞维利亚的工人平价旅社都比不上，房间里臭虫、蟑螂横行。但我只住得起那间旅馆。其他垂头丧气的访客，带着以粗绳捆扎的卡纸板手提箱，来来去去，但都住不久。我则住了很久，因为我在隔壁街认识了一个好心的当地人，可以去他那里喝汤吃面包打发三餐，大概每隔几天，还能喝到一杯赎罪的涩味白酒。
1683年，在两百八十年前，前来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大军，就在这个地点扎营。那是历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秋，第一次围攻时，他们就去过那里。当然，1963年时，已没有蛛丝马迹或回忆可追溯那两场恶战，而我也几乎未听人谈起它们。能见到的，就只是更近一场攻击留下的痕迹。1945年，苏联红军部队与纳粹武装党卫军打了十二天的巷战，最终于4月13日拿下了维也纳。十八年后，我仍可在一栋公寓大楼的高处，见到当时留下的累累弹痕。
在那几个月前，我在马德里人文学院后面停车场墙上，见到一样的痕迹；在我们上课的那些房子里，共和派曾拼死奋战，逐楼撤退，最终击退了佛朗哥将军非洲兵团的追击。这是1936年初冬的故事。在维也纳见到那些弹痕，让我一阵战栗：我知道它们的来历。即使已距那段历史很遥远，此刻我沉浸在生机勃勃的维也纳饮食、艺术、音乐、文化中，当下的感觉也与一般人无异，但我还是有种不安——对战争、暴力、生死搏斗的不安。
我祖母曾是奥匈帝国的子民，对1908年之前的事，怀有浪漫回忆。满怀祖母所灌输给我的那些回忆，十八岁时的我觉得维也纳并不迷人且让人有点失望。但那些弹痕累累的墙——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张丑陋的大麻脸——却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第二次来时，我至少对1683年土耳其人围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约翰·斯托的《维也纳攻防战》是我的旅游指南，当年（1946年）才出版不久。我每天沿着同一条路线，在市中心穿街过巷，试图将1683年所发生的事与该区矗立的建筑串联在一块。城里大部分地方的街道布局与1683年时大同小异，但这时（还未列为世界遗产之时），已没有标记或牌匾可诉说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事。
我很快设立了自己的地标：一家贩卖美味新鲜腊肠外加一碟泡菜、一份亮晶晶马铃薯沙拉的肉品店；一间供应平价好葡萄酒（9、10月时最佳）的破旧酒吧。后来，我搭电车到城外格林津的葡萄酒村，或搭火车到克洛斯特新堡大修道院附近的酒馆，找到更好喝的葡萄酒。接下来的几十年，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渐渐消失，即使没有其他欧洲城市消失得那么快。而20世纪80年代地铁的建造——那是在一个世纪前拆除旧城墙、建造环城大道之后，维也纳最浩大的市政工程——标志着1914年前旧世界的终结。
事实上，这反倒促成了旧世界重见天日。原以为已拆掉的旧城墙和城堡，其实仍存在于这座19~20世纪的新城之下，至少仍存在痕迹和基础。这本书完成前的几个月，我告诉一友人，在国家剧院附近有人在挖掘。工人挖地基，以便建造新办公大楼，结果挖出像是旧拱顶的东西。墙与瓦砾的颜色古怪且淡，我不确定是砖造还是石造。他说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维也纳城墙。19世纪50年代起，环城大道工人将城墙一块一块拆下，拆到地面下一点点时就停手，以便为这道路工程留下坚实的地基。因此，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的话，维也纳城墙，或者是该城墙的残余，仍在原处，一如俄罗斯人进攻该城墙留下的痕迹在1963年时仍在原处一样。
知道历史事件在哪里发生很重要。四处看看是不错的选择，当地地理景观往往已不复原貌。在这段历史于笔下渐渐成形且日趋成熟之时，我另外去了一些战场和其他可凭吊历史的遗址。事实上，那些地方多是历史不明之地。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早被遗忘已久的战役曾在哪里开打，甚至没有人讲得出那些地名。有时我运气较好。在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交界处，莫格斯多夫村附近的圣哥达之役的遗址上头，有座小丘俯瞰战场。当地一位热心人士和村民，在小丘上盖了座小型纪念馆。那场战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那纪念馆所记录的，只是漫长复杂历史中被割离的一刻，也很难看出来龙去脉。
因此，这不是容易理解的历史。由于某种恐惧（我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样短暂且难以捉摸的东西作祟，我不清楚什么东西会是重要又有用的。后来多亏有研究奥斯曼和匈牙利历史卓然有成的历史学家帕尔·福多指点，我才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事。有一天，在布达佩斯，走出科学院时，他告诉我，对于在奥斯曼和匈牙利境内发生的许多可怕之事，我们知之甚详。我们可能知道某种暴行在哪里发生；甚至可能知道谁受害或他们的遭遇。但这些可怕之事，都未能创造出适用于所有类似情况的一般概念与一贯说法。每件事都是独一无二的，除非我们能切实提出那事的普遍之处。历史一团乱，乱得叫我们吃惊。
我在无意间走进了一块辽阔而只有局部耕耘的领域，关于15、16世纪的历史，已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而关于17世纪的则很少，关于18世纪的几乎没有。因此，我把焦点放在这段较晚的时期，以1683年维也纳攻防战为核心，直到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两大帝国冲突的最后时期为止。为使本书看上去不会那么冗杂无序，我不得不略而不提这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其他的参与者，不得不舍弃有关维也纳的人物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岛屿、地中海所发生之战役的资料。有关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往东扩张、最终将势力伸入中亚诸汗国的资料，也有很大部分没有提及。对于中国的部分，我也是百般不舍地被迫割舍。
就奥斯曼、哈布斯堡后期的军事对抗来说，最新的原始资料，仍是那些写于19世纪的资料。这场圣战曾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许久，但到了圣战晚期，该圣战已跌出历史中心的舞台。第一次到维也纳的几年里，研究之路未把我引向17世纪的军事史，而引入了9、20世纪的军事史。经过档案室的整理，重点将奥地利放置于国际武器买卖者的角色，我在施泰尔小镇埋头查询当时的航海日志和存货清单，度过了愉快的几个星期。在那里我去了维也纳战争档案馆的密室数次。但一直以来，在许多史料里，都潜藏着某种未明言的恐惧：恐惧竞争者或对手会取代匈牙利帝国；恐惧未做好准备，恐惧科技落后，技不如人。最后，当我转而探讨其他哈布斯堡的主题时，仍察觉到这股几乎未曾消失的隐隐焦虑。那焦虑从何而来？
大部分书籍需要在正文开始前预为解说。首先，我得益于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承袭自某些学者。我想写这本书想了很久，但若没有罗兹·默菲的《奥斯曼战争，1500~1700》在1999年出版和卡罗琳·芬克尔的《奥斯曼的梦想：奥斯曼帝国史，1300~1923》在2005年出版，这本书不可能写成。当代出版品对于土耳其人那种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我从来不信。我可以说明这些负面观点如何通过书籍、小册子、绘画，甚至茶杯和瓷砖，在西方世界一个接一个滋生，但我提不出另一种看法。默菲和芬克尔摒除了某些刻板观点，更重要的，他们也缩小了双方在战场作为上实际的差距。西方作家认为土耳其人的行径超出人类正常范畴，他们残酷、好色、受盲目信仰的不断驱策，因此，在他们笔下，土耳其人无异于人格变态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可能有别的行径，例如人道行径。但其实这一形象根本与实情不符，从法医学角度得到的证据也一再表明那些刻板看法不实，这种情况令人不安。
另一位对我思想有所启蒙者，是奥地利社会人类学家安德烈·金格里奇。大部分资料和我对历史事件的较深入研究，都不适用于任何思想架构。金格里奇将对西欧以东的地区所发展出来的观念——从该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观念，称作边境东方主义（frontier Orientalism）。我尝试以这概念去解读我的资料——那些资料前后涵盖的时期，比金格里奇原本所描述的时期长得多。这概念给了我一个基本模板，让我可将一个个证据像拼图一样拼出完整面貌。我想未来历史学家会发现边境东方主义是个无限好用的概念。
本书并非根据原始手稿写成（只有一两处例子用到原始手稿），而是根据16~18世纪出版的资料写成，这些资料来源于那个时代对此历史事件的知情者。那些是我已研究了二十几年、至今仍在研究的资料。如今，我仍在挖掘遭埋没的历史，并正在改变对研究过之资料的看法。偶尔，我们无法得知别人如何形成其看法，但我们可以了解资料如何呈现在他们眼前。自15世纪迄今，情况改变不大，一如你手上这本书，有人决定将其出版，希望从中获利。而有些书、小册子的印刷出版则是出于别的动机，但我所用过的资料，大部分都属于营利性质。它们是待卖的产品，而印刷业者（当时的出版商）努力使它们尽可能为潜在顾客所买走。促销的关键手法之一，就是替它们配上雕版书、木刻版书插图。在识字率较低的年代，这招特别管用。
想要了解某书是否大卖，方法之一是查明印了几版，在市场上卖了多久。如果某书出版了别的语言版本，那书想必又得到了新一批不同的读者。我们需要慢慢查探这些网络。有些书本催生了为整个欧陆人民所信持的看法。英国人保罗·莱科特的著作，已出版多版且被译成了法语（两次）、荷兰语、德语、意大利语、波兰语、俄语；维也纳被围期间一直住在城里的律师约翰·彼得·冯·费尔克伦，写了一本小书，于168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法语、拉丁语两种版本，在林茨出了德语版，在维也纳、威尼斯、那不勒斯出了意大利语版，在克拉科夫出了波兰语版，在伦敦出了英语版。还有一些书只是剽窃一些已出版书籍的内容，挂上不同书名出版。手写稿是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但传播范围相当有限，而印刷书、木版书或雕版书、小册子，则是为了更大规模销售而问世的东西，是可买卖的商品。从这角度来看，后人所收藏的印刷书珍本上的记述，往往比大档案馆所收藏之手写稿的内容更能揭露大众的态度和看法。
如何才能理解真正发生的事？可以用华丽的文明冲突（与失败）思维模式来检验，结果头一次检验证据，模式就不管用。比如审视“穆斯林衰落”这观点：从中世纪初期几场大胜之后，穆斯林就踏上了漫长的江河日下的路程。但我也不觉得这观点站得住脚。本书用了不同的措辞。我所谈及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非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国家，但除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他们还有明确的突厥语文化传统。近来，历史学家避用土耳其人一词，原因是奥斯曼帝国认为土耳其人是乡巴佬，觉得被叫作土耳其人是一大侮辱。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在这同时，他们也自豪于自己是土耳其先祖的出身。再怎么说，来自突厥语族的认同，为凯末尔的新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
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间成为奥斯曼帝国在西方长久的死对头。波兰人、匈牙利人也各自有一段与奥斯曼帝国冲突的历史，那是与哈布斯堡、奥斯曼帝国冲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样重要的历史。但奥斯曼、哈布斯堡的对抗，是两个帝国的对抗，双方都想取得某种支配和管辖权。两者共通之处较多。这两个古老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亡，但在灭亡的许久之前，就老朽不堪（在其竞争者眼中）。老朽不堪的认知、古老过时的仪式、19世纪末期对他们老态龙钟、看笑话式的包容，这些不只在1900年时不符事实，且还歪曲了他们的历史。本书以两者历史开始合流之时为开头，以两者不再相互杀戮之时作结。战争能揭隐发微，诊出弊病，就像具有折射力的棱镜，能将错综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自的基本组成。它帮助历史学家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奥斯曼政权为何落败？奇怪的是，失败的哈布斯堡政权，却没有被以同样问题如此追根究底地质问。本书不是部军事史，重点其实在探索社会如何应对挑战。若欲了解那段历史，套用约翰·基根那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得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之面”（face of battle）。
最后，有个麻烦的术语问题。同一个地方或事件，有时会有德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的不同名称。从头到尾使用其中某种名称，不可避免会让人有站在某一方的想法。但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名称不得不有所统一。我大部分使用今日通行的名称（但有一些例外）——某些名称用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说法，其他名称用德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或土耳其语的说法。对于国际知名事件，例如战役或条约，对于在英语里有不同拼法的当地地名（例如维也纳和慕尼黑），我均使用英语说法。书中提到匈牙利人名时，先名后姓，以避免对匈牙利人造成困扰（匈牙利人名原本是先姓后名）。我也自然而然使用土耳其、奥斯曼，一如17、18世纪那么自然地使用这两个字眼。拘谨的奥斯曼人，现仍在世者必然已不多，但我还是希望这不致冒犯到他们。
★杰出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引人入胜，一如大仲马的小说。——《每日电讯报》
★雄心勃勃的……惠克罗夫特，对这领域的精通毋庸置疑。——《英国金融时报》
★ 扣人心弦……丰富多彩、层层构筑……惠克罗夫特这部著作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开眼界。——《文学评论》（英国杂志）
★ 引人入胜的故事，强大攻城部队与欧洲大城守军之间的对决，双方各出奇招，然而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星期天电讯报》
★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有精湛的叙事技巧，我们仿佛仍能听到战场上激烈的厮杀声。——《纽约时报》
★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不时用冷静的笔调，呈现震撼人心的场面。这是几个世纪以前哈布斯堡与土耳其的对战，也是他们各自背后盟国的对战。——《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第三章
瘟 疫
在格拉茨大教堂的墙上，如今仍有一幅由著名巡游艺术家托马斯·冯·维拉赫在1845年绘制，而今已受损的湿壁画。在那五年前，施蒂里亚地区于一季之内碰上三场灾难：一是可怕的黑死病肆虐格拉茨城，二是蝗虫过境，吃掉所有作物，三是土耳其人从西南方入侵。绘制这幅湿壁画，既是要感谢上帝让格拉茨人民度过劫难，也是想借此祈盼圣父和圣母玛利亚保护他们未来免于劫难。四十年后，土耳其人再度大举来犯。这一次进攻，始于1521年，终于1683年，持续将近两百年，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涵盖苏莱曼一世整个在位时期，从他登基的第二年开始，到1566年他死于匈牙利的战场。第二个时期，如今通常叫作漫长的战斗（Long War），始于1593年，终于1606年。第三个时期是1664年那场战役。那场战役是奥斯曼宰相率领的整编野战军，在与奥地利南部施蒂里亚交界的地区作战，兵败于圣哥达修院附近完结。
这只是奥斯曼人四处征战的一部分。奥斯曼人经由海路和陆路在地中海地区用兵，打过数场漫长战争，也攻打过东方的帝国强权波斯几次。为控制德涅斯特河周边土地，为控制苏丹所宣称属他所有的瓦拉几亚、摩达维亚、川西瓦尼亚，奥斯曼人也曾数次远征波兰。这意味着奥斯曼人往往无法趁哈布斯堡王朝正虚弱无力时，予以摧枯拉朽的一击。因此，当欧洲陷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哈布斯堡王朝正最难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奥斯曼人却因为雄才大略的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在1623年攻占巴格达，而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东边；接下来与波斯的战争，持续到1639年才结束。1682年的情势——哈布斯堡王朝正受到法国的节节进逼，迫切需要延长1664年与奥斯曼在沃什堡签订的停战协议，以免两面受敌——给了奥斯曼人大好机会。
不过，即使在未爆发全面战争的时期，小规模战争——袭扰边境者在陆上和私掠船在海上掀起的战争——仍未有停歇。这些小冲突或许已消失于历史，但当时人把它们视为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后，奥斯曼人对欧洲无休无止、持续不断攻击的一部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树立了此后为苏丹所遵循的模式。奥斯曼帝国绝不可战败，战败一次，后代子孙就有义务一雪此辱，未雪耻辱，绝不罢休。
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三年后，穆罕默德二世未能攻下贝尔格莱德。方济会修士约翰·卡皮斯特拉诺，与他那群衣衫破烂的十字军，和约翰·匈雅提并肩作战，写下一页传奇。卡皮斯特拉诺是个慷慨激昂的传道士，残酷迫害犹太人，严惩异端；匈雅提则是当时最伟大的战士。据那则传奇所说，他们合力拯救了基督教城贝尔格莱德，合力打进该城并逼退兵临城下的土耳其人——他们的部下把成捆浸了沥青的大树枝，丢向墙下黑压压一大片的奥斯曼兵。然后，隔天，1456年7月22日，他们以农民十字军为基督军左翼，以匈雅提的老兵为右翼，攻向土耳其人营地。卡皮斯特拉诺向他们宣告了战斗口号：“主开打的战争，主不会让我们失望。”经过一场激烈肉搏，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大败溃逃。这场在基督教世界边陲的胜利，在欧洲人心中留下强烈印记，久久未消。1515年，在遥远的英格兰，印刷业者凯恩·德·沃德看中了《卡皮斯特拉努斯》的销路。这个以诗体写成的长篇传奇故事，描写杀土耳其人的过程，内容极血腥。即使在两个世纪后，仍有汉娜·布兰德的1791年新剧作《贝尔格莱德攻防战》，在诺里奇的国王剧院演出，全场座无虚席。
攻下贝尔格莱德，得等更好的机会。但即使穆罕默德在忙于其他征战时，他仍希望巴尔干半岛的诸省长和官员往西北出击，路过萨瓦河和德拉瓦河，进攻施蒂里亚、卡林西亚的富饶农业区。从1469年到该苏丹于1481年去世为止，每年只要雪融化后，都立即有骑马袭击者路过这两条河。1471年的五旬节（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施蒂里亚首度被奥斯曼铁蹄蹂躏，套句替穆罕默德立传的法兰茨·巴宾格的描述：“每个地方的教堂、修道院、聚落都在熊熊烈火中烧毁；数千壮丁和牛只遭掳走；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得了。”同年，数千名骑马袭击者烧掉威尼斯周边的村落，浓烟使亚得里亚海女王（Queen of the Adriatic，威尼斯的别称）的天空为之黯淡。
距匈牙利落入奥斯曼之手的一百五十多年前，从亚得里亚海到铁门峡谷（Iron Gates，多瑙河一峡谷，在今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上）这段边界，年年陷入惊恐不安。贝尔格莱德仍由匈牙利牢牢掌控，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全遭到土耳其人无休无止的劫掠。由东往西，最远到卡林西亚的克拉根福的整个边界沿线，筑有防御工事的旧塔已经全得到强化，以防御敌人入侵。维也纳、布达之类城市，没有感受到威胁，但边界地区从未获得真正的和平。地方城镇知道统治者无法出手救援，只好自己想办法防御。
他们在多个山顶构筑烽火台，日夜派人值守，一见到敌人来袭，烽火台即点燃示警。小城堡得到强化，以善尽其保护土地和人民的责任，例如在格拉茨北方的丘陵里，由12世纪十字军战士兴建的佛伦斯堡。拥有少数随从并配有滑膛枪的地方领主，往往就足以击退只有寥寥几支枪的袭击者。较大的据点，例如在火山棱线上易守难攻的斯洛斯里格斯堡，战时成为多达五千名骑士的基地，扼控通往格拉茨的要道。土耳其人几次进攻，都未能攻下。
穆罕默德儿子巴耶济德二世和其孙子塞利姆，都没有机会一雪苏丹穆罕默德兵败贝尔格莱德城下的前耻。要到穆罕默德曾孙，塞利姆的儿子，年轻有为的苏丹苏莱曼一世，在1520年继承王位，才迅即使战争成为可怕的事实；这一次，土耳其人成功拿下贝尔格莱德这个重要城池（这只是苏莱曼一世一连串胜利的第一个）。1521年拿下贝尔格莱德后，他于1526年重返该地，渡过多瑙河，进攻匈牙利。1526年8月29日在莫哈奇发生的大战役中，他打败人数居于劣势的匈牙利野战军；战争结束后，匈牙利国王洛约什于混乱之中溺死于壕沟，王位虚悬，没有继承人。这场战役的细节，有许多地方今已不详，但最终奥斯曼人战胜，杀掉两千名战俘。苏莱曼往北推进，劫掠匈牙利都城布达，且曾短暂占领。苏莱曼从匈牙利王国取走著名的马提亚·科维努斯国王图书馆剩下的藏品，横渡多瑙河运到贝尔格莱德。如今，那批东西藏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
土耳其人离开布达后，奉奥斯曼为宗主且有资格登上匈牙利王位的匈牙利贵族约翰·扎波利亚占领都城。宣称匈牙利王位归己所有的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二世，在1527年派兵从扎波利亚手中拿下布达和其他数个要塞。苏莱曼随之在1529年亲率大军进入匈牙利，于9月8日夺回布达，歼灭哈布斯堡王朝在该地的驻军；一个多星期后，奥斯曼人兵临维也纳城下。这时候已是适宜作战季节的尾声，苏莱曼因此立即开始攻城，希望速战速决。
第一次围攻维也纳，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奥斯曼人缺乏重炮，但最缺的是坑道工兵和挖坑道的设施。土耳其人开始挖深壕，把地下坑道凿到卡林西亚城门旁。但经过两个星期的攻击，他们只打出几个小缺口，每次猛攻都遭击退。不过，到了10月上旬，情势显示，若哈布斯堡王朝无援军，攻陷该城指日可待。城里只靠由尼克拉斯·萨尔姆率领的经验丰富的雇佣兵一直苦撑着。但萨尔姆的部队死伤越发惨重，许多人认为该城守不住。然后，10月第二个星期，滂沱大雨转为初雪。1529年10月14日，奥斯曼全军开始仓皇后撤，途中的积雪越来越深。
莫哈奇之战和维也纳被围，时间相距如此近，西方人开始觉得奥斯曼人所向披靡。在西方，对奥斯曼大军和他们野蛮残酷的恐惧，通过书、小册子、报纸大为传播，与此同时，印刷厂印出一套又一套生动骇人的图书。1532年，苏莱曼再度循不同路线率军来攻。这一次，奥斯曼大军提早出征，未往北朝向布达，而是往西部的高地和维也纳南方诸镇行进。途中，大军短暂包围、占领了十七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或城堡。8月5日，大军抵达肖普朗南方的小镇克塞格，那里距奥地利边界只有几里。克塞格的城堡，若要抵挡，无异于螳臂当车，且已有许多防御更强的地方未抵抗即投降。面对优厚的招降条件，该镇指挥官尼古拉·尤里西奇却不为所动。
尤里西奇和其八百名克罗地亚守军，在没有火炮支援下，抵住十九次全面攻击和不间断的炮轰，抵抗了超过二十五天。最后，奥斯曼拔营退走。鉴于1529年的前车之鉴，他们不愿再于9月下旬时攻城。克塞格镇的力守，挡住了1532年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进攻；1541年，锡盖特堡击退奥斯曼人另一次攻击，再度延迟了奥斯曼人的攻势。1556年，锡盖特堡再遭攻击，差点失陷，但援军及时到达，赶走了土耳其人。因此锡盖特堡成为了反抗的象征。该镇只有一个古城堡，没有易守难攻的地利，唯一的防御优势是整个镇跨建在人工湖中三个相连的岛上。进攻一方必须把三个岛，包括城堡，全拿下。该镇的抵抗和镇守，激怒并羞辱了奥斯曼人，令年老的苏莱曼咽不下这口气，非要在有生之年挽回颜面。
十年后，老病的苏莱曼再度率兵北征；他已虚弱得无法驾马，必须坐在由人抬着的轿子上。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扬威于多瑙河彼岸，他决心扫除那个屡攻不下的障碍——狂妄的“鼹鼠丘”锡盖特堡。这时，克罗地亚总督米克洛斯·兹林伊已派了两千五百人驻守该镇和该城堡，1566年8月8日，奥斯曼军队遣人前来招降，反而招致他的嘲笑。各据一岛的新镇和旧镇，城墙上都挂满了国旗和装饰用的彩旗，该城城堡所在的第三岛，鸣礼炮欢迎土耳其大军（也有可能是嘲讽）。
经过炎热的夏季，那座人工湖（锡盖特堡最有力的防御凭借）一大部分干涸，奥斯曼人砍下树枝，绑成一捆捆的，填满尚有水的湖区。围攻第三天，位于第一岛的新镇经不住猛攻而失陷。但这次攻击，土耳其人也损失三千兵力，守军损失将近三百人。幸存的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经由狭长堤道逃进旧镇；旧镇也遭遇了一波猛攻，但经过土耳其人十次进攻才失陷。最后，只剩下第三岛的城堡，城堡内有兹林伊所部的三百名残兵和他们的妻小。奥斯曼人提出了优厚的条件招降，但遭到兹林伊拒绝，其实城门失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守军召开公开会议，会议提出并同意在失守之际，将士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避免战败后有活人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这三百名将士，在了无牵挂之后，要冲进敌营杀个痛快，直到战死。被围第三十三天，兹林伊脱下破损不堪的上半身铠甲，穿上结婚时穿过的华丽衣服，右手握着父亲的剑，率手下到旧城堡的城门口，然后，兹林伊带领剩下的守军冲出城堡，屠杀被困在堤道上的土耳其禁卫军。但刚冲出不久，兹林伊就中了两颗滑膛枪弹，眼睛也挨了一箭。没几分钟，这三百人绝大部分就战死或负伤，只有三人毫发无损。志得意满的禁卫军，持着插了兹林伊头颅的长矛冲进城门，挤进城堡里的小中庭。就在这时，一个躲在火药库里的年轻妇人，点燃了库里的火药，这座中世纪城堡瞬间化为一堆碎石瓦砾，三千名禁卫军跟着她一起灰飞烟灭。
克塞格、锡盖特堡、埃迪尔内之类的城堡的顽强防守，催生出有血有肉的抗敌传说，通过书本、地图、版画传颂世间。19世纪，这些了不起的胜利（乃至壮烈的失败），成为大型爱国油画常见的题材。但对奥斯曼人来说，它们也成为英勇悲壮的史诗。锡盖特堡攻防战化为《奥斯曼人锡盖特堡战史》，书中有二十幅彩色微型画，呈现精美画法，书的中央，画了该城三岛，描绘之精确一如西方人所制的地图。苏莱曼一世在完全攻陷锡盖特堡之前，就因病死于战营中，随之被尊为在攻打敌人时牺牲性命的烈士。基督教徒能承认奥斯曼人的英勇，奥斯曼人也常能赏识对方的勇武，但双方也都认为对方是天理不容的可恶异教徒。
奥斯曼人打起仗来很残忍。传说中的那些战争的骇人故事，有许多确有其事：大屠杀和种种暴行，使在萨拉热窝沦为奴隶的匈牙利人，排成不见头尾的人龙，走在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伤心路上。但这种事不只限于奥斯曼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也会活剥人皮，把俘虏钉在尖桩上，纳人为奴，强暴俘虏。凶残是战争武器，双方都用。但双方也有斯文有礼、表现出某种程度之人性的时候。1521年苏莱曼拿下贝尔格莱德时，是在同意让守军免于一死的特殊条件下拿下的。经过将近七十二天的围攻，七百名守军的幸存者和家人，终于在8月29日正午开城投降，这时，苏丹苏莱曼希望见见这些勇气和毅力令他佩服的人。一如惯例，这些免去一死的人亲吻苏丹的手，苏丹赐予他们袍服，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后来，这些人被送到多瑙河对岸的匈牙利境内。有些基督徒编年史家详细描述了这些后撤匈牙利人遭屠杀的情形，但其实苏莱曼说话算话，履行了他的承诺。
苏莱曼之后的几位苏丹没有他的征战才华，1568年在埃迪尔内与哈布斯堡签署的停战协定，三次到期，三次重新订约延长。这只是防止了围城战和全面战争；事实上，1568年至1593年，年年出现袭掠季，而这种小战争（Little War，指1529年苏莱曼一世围攻维也纳之后，到1596年埃迪尔内攻防战结束前，哈布斯堡王朝、其盟邦与奥斯曼之间的一连串冲突）反倒比大规模交战更为恣意和残暴。对于这种未经授权的攻击，双方都表明非官方的作为，并定期接触以解决边界无政府状态产生的不断抱怨和法律案件。不过，奥斯曼人几乎无心改善防务，相对的，哈布斯堡王朝靠着新税收，投入巨资构建复杂的固定式防御工事。哈布斯堡王朝大部分的要塞，基本都花费了许多费用，它们更加现代化，符合最先进的防御思维。这一庞大资金的投入，根本上改变了东部边境的战争形态。路易十四的首席工程师沃邦，对这一情势有着最为详尽入微的说明，他在约1670年时说道：“要塞数目的大增，已使入侵者与攻入敌境者，必会碰到许多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因而，（攻击要塞的）重要性已提升，可以说，攻击要塞的成败，足以决定战争的成败。确切地说，打赢一场仗，胜利者得以暂时控制乡野，但只有拿下要塞，胜利者才能拿下整个国家。”土地辽阔的匈牙利境内，完全没有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但在位于布达城以西和奥斯曼、哈布斯堡领土交界附近的北部边界，这类城镇逐渐以一个世纪后的沃邦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控制了该地区。
哈布斯堡王朝的新要塞，采取侵略性布设，以占据既能堵住奥斯曼人前进，又能作为往东推进边界之理想基地的地点。奥斯曼人也发展出防御坚强的要塞，但他们做得不够彻底，成效较差。这种新战争形态，在西方已司空见惯，而其产生的影响，在1593年停战协定无可挽回地破裂后，清楚呈现。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王朝都厌倦于算不上是战争的战争，都很想在战场上一决雌雄。双方发现，这种新式战争打来辛苦，一场仗的胜负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十三年的冲突期间，双方都未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日后三十年战争期间，天主教一方的指挥官，例如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和蒂伊伯爵约翰·车尔克莱斯，就在长战期间摸索出正确的用兵之道，将从东方战争得出的教训，转用于西方的漫长战争。东方战争中出现的深仇大恨，有一部分注入到了西方。
1606年停战后，奥斯曼人面临在亚洲对付波斯叛乱势力的另一场漫长战争，另一方面，1618年，哈布斯堡王朝对已支配布拉格和波西米亚全境的新教徒发动反击。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都无意在1563年后双方激烈争夺的那个地区，开拓新战线。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从许多方面来看，用兵东方比在西方要难，因为到达东方得长途跋涉，得横越恶劣而不宜人居的地形。攻打波斯的作战经验，对于日后重新开拓欧洲战线的奥斯曼军队帮助并不大，特别是这三十年战争改变了西方整个作战方式之后。16世纪结束时的长战期间，这两个死对头已势均力敌，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逐渐完善，哈布斯堡王朝则在作战科技和战术上得到进步。打欧洲的新式战争，土耳其人或许居于劣势，但在西方战争越来越笨重迟缓而不知变通的时代，他们在速度和机动上仍居上风。
哈布斯堡王朝的指挥官，比奥斯曼的将领更能打。在他们底下，有一指挥链在酝酿成型，而在某些军队里，这指挥链从指挥官往下，经高阶、低阶军官，经军士、下士、长矛下士，到士兵，将上下串联为一体。这一组织结构，使即使未打过仗的兵都能学会相当复杂的机动调度，然后在战场上予以落实。将官、校官根据操练册下达的战场调度指令，在情况许可下，会由低阶军官和经过军事训练的士兵在战场上执行。
奥斯曼军队就没有此类指挥链，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成为他们的重大弱点。能干的奥斯曼指挥官，可能几乎不做战术性或战略性调遣部队的事。他直接命令部队进攻，部队执行他的指令。他可能会设定目标，比如围攻某镇或战斗到底、至死不退，部队往往能予以达成。但出色的西方将领可能以团乃至连为单位，细致到战场上（理论上）的最小的战线单位，拟定作战计划。作战时有复杂的信号和战场通信，通过挥舞旗子与部队通信。在火器时代，战场上烟雾弥漫，很多情况看不清楚。但指挥官会下达战术指令，那些命令大体上得到落实。奥斯曼军队虽使用军乐队鼓舞士气兼下达命令，其军中却没有这样的机制。由此可见，奥斯曼人的作战，依赖战斗单位的专业职能和决心，而非带兵官的指挥才能。
奥斯曼没有荷兰开创性军事理论家莫里斯·拿骚之流的人物，没有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福斯之类善于鼓舞士气的指挥官，没有汤马士·巴克称之为“军事知识分子”的那种能征善战将领。在西方，战争已成为一种哲学；在东方，战争是复杂而奥妙的传统。因此，土耳其人把数量有限但威力极大的整套战术本事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比起欧洲大部分军队，苏丹的职业步兵——禁卫军——有较佳的后勤和补给，攻城较有经验，滑膛枪射程较长，杀伤力较大。在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日子，他们能击败西方任何步兵。在不利的环境，碰上他们不信任的指挥官，他们很快就会瓦解为乌合之众。不过，落败之后，他们可以很快就恢复斗志和信心，发动反击，让过度自信的敌人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莱蒙多·蒙帖库科利（典型的军事知识分子）之类打过三十年战争的指挥官，发觉土耳其人比他们在西欧战场所碰到过的任何敌人，移动速度都快，杀伤力都强。重新摸索过后，蒙帖库科利很快就抓到一套新的重点。对付使用马刀、长矛、弓箭的敌人，盔甲不可或缺；在西欧，盔甲越来越少能派上用场。对付行踪飘忽且受过高度训练的奥斯曼军队，笨重迟缓的西方长矛兵方阵，用处不大；蒙帖库科利之类的指挥官开始倚重滑膛枪兵。东方很快就成为难得一见的战法试验区，也因此孕育出了一些伟大指挥官。西方人从中了解到轻骑兵的用处，佩戴滑膛枪、手枪之骑马步兵（龙骑兵）的用处。他们还从重大代价中了解到必须构建强大火力，以消灭奥斯曼禁卫军的进攻力量。奥斯曼人也学到了东西。土耳其人不再拙于使用火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受过使用滑膛枪与精准射击的训练。但尽管有多种别出心裁的设计，例如由骆驼载运的轻火炮，他们在野战炮的集结使用上，或步兵操练与调动的精心策划上，仍赶不上西方。土耳其人把他们的传统战技磨炼到了最高境界：在火炮齐射这项新技法在西方开始发展时，土耳其人也在训练步兵运用这战法。17世纪末期至18世纪初期，团队精神是奥斯曼职业军人所拥有的优势，非被逼上战场的西方士兵所能及。
17世纪的欧洲人无一例外高估了奥斯曼人的兵力。他们推断土耳其人集结了庞大兵力，投入战场就多达二十万人。这纯粹是幻想，也可能是恐惧作祟所致。土耳其军队叫人望而生畏，的确比西方诸国军队庞大。这种旌旗蔽天的大军形象，有一部分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从各封地层层招来的非正规军，壮大了奥斯曼兵力，使奥斯曼军队得以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些部队的人数，远超过主力部队——职业步兵和骑兵——主力部队在奥斯曼大军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土耳其军队有很大一部分几乎无战斗力，但的确能使首次见到（和听到）的人心生恐惧。就质量来讲，奥斯曼军队的精锐跟西方军队的精锐一对一较量的话，最起码都能平分秋色，很可能更胜一筹。但培养奥斯曼精锐部队，成本昂贵，虽然17世纪兵员稳定增加，却一直入不敷出。
奥斯曼人在战场上如何指挥、管理其部队，我们所知不多，但根据保存下来的记录，还有过去许多描述战役和军队生活的文字著作，我们相当了解西方人如何指挥其部队。奥斯曼人很用心于记录，但他们写作战手册和作战记录时，必须用夸大溢美的口吻，因而难以从中推断出真正含义。相对的，某些官修史书里用来辅助说明的微型书，阐述战争的真相远更成功：他们格外讲究，在细节上几乎能完全反映事实。
奥斯曼人为何走向衰落？传统的解释无疑令人信服。是因为土耳其人不愿改变经穆罕默德二世、苏莱曼一世的辉煌战绩所肯定的战法？是因为土耳其人坚决拒绝改变？从某个方面看，确实如此，因为奥斯曼人打从心底认为，他们的战法较好、较高尚。他们也不相信，西方战法必然较优秀。有此看法的不只他们：后来的评论家痛斥西方战法流于虚耗而得不出结果。在这种战法下，军队越来越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而不是在战场上决一胜负。要靠拿破仑的天纵英才，才使机动战法重现于战场。他们用骑兵的方式，类似更古老的土耳其传统方式，但予以大幅改良和系统化。并非只有奥斯曼人走上衰落之路。1791年后，欧洲各国军队，甚至普鲁士的军队，都一次次败在大革命后的法国之手。土耳其人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革命战争（1772~1802年间，大革命后的法国和英、普、奥等欧洲其他强固联盟之间的战争）时期，也开始和奥斯曼人一样，在前述土耳其战争（17世纪下半叶奥斯曼与欧洲列强打的一连串战争）中显露出军事弊病和政事保守作风。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