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3111689
△崇祯十六年以前北方缙绅一致与农民军为敌并不能阻止农民战争走向胜利*，那么崇祯十七年春夏北方缙绅的背顺投清，何以会使大顺军一蹶不振？
△“沙定洲之乱”究竟该如何定性？
△后期大西军政权经济政策的核心——“营庄制度”为何失败？
△“奉天玉和尚”是谁？李自成真的归隐禅林了吗？
△“白毛毡”是哪支队伍？
△极富传奇色彩的李自成谋士李岩确有其人吗？
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充满扑朔迷离。本书将这些谜团一一破解，可谓做历史考证学问的一个典范。
本书辑录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一组研究文章，以纵向的时间轴论，集中于明末清初；以横向的领域而言，主要从“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几支政治力量的战时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角逐。
全书分为四辑。
*辑“从‘联明抗清’到‘南明史’”，从细致入微的考证与逻辑严谨的思辨入手，分析了南明、农民军、清廷三家政权之间的鼎立态势、纠缠关系，及此消彼长的形势变化，也分析了包括缙绅阶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
第二辑“西南‘国主’政权”，主要着眼于顺治四年占领云南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与制度，分析其经济与政治实践的特点与局限。
第三辑“李自成及其余部”，驳斥了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的传说，辨析了李自成余部所谓“后明韩主”及“定武政权”的子虚乌有。同时以精彩的考证分析，指出被误认为李自成的“奉天玉和尚”很有可能是明清之际川东的一个军阀——李占春。
第四辑探讨了李自成的归宿，追溯了一个被虚构的李自成谋士如何从小说进入史料的过程，评价了崇祯帝的作为，分析了明代中叶的“倭寇”问题。
目 录：
序 言 1
一 从“联明抗清”到“南明史”
“联明抗清”的农民军之独立地位问题 3
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 30
甲申前后北方平民地主阶层的政治动向 99
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 116
二 西南“国主”政权
沙定洲之乱与大西军入滇 123
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 135
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 175
三 李自成及其余部
“奉天玉和尚”之谜 219
“禅隐夹山说”及其学风 232
奉天玉绝非李自成补证 254
“后明韩主”乌有说 262
“白毛毡”考 294
关于贺珍与清初陕南抗清运动的若干问题 310
高 氏 330
四 教学参考
李自成归宿之谜 337
李岩之谜 342
“英明”的昏君——崇祯帝 345
谈明代中叶的“倭寇”问题 349
序 言
自1978年我就读研究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治学生涯的第一阶段其实看书也很杂，在当时改革初期的风气下其实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真正的学术写作范围却非常窄，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具体，以纵向的时间轴论，就是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而且尤其是这一段历史中一些过去少人关注的人、事。以横向的领域而言，主要是“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的范围。纵横两个维度都与当时思想界的“时髦”距离很远。以至于在当时的“文化热”“新启蒙”中我似乎是个缺席者或旁观者。那时的同学与同事常常认为我是个“乾嘉派”，而我的恩师赵俪生先生则对我有点担心：“知道你很用功，但格局要大一点，不要限于‘饾饤之学’。”
赵先生的教诲我是铭记而且努力去做了，但这一段“饾饤之学”对我的锻炼还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先生说的“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吧。
考证，就是要在具体事情上去伪而存真、解谜而求实。但解谜并非“猜谜”，尤其不能无证瞎猜。
当然证据本身不能说话，把证据变成论点是需要推理的。没有推理而完全从字面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就根本写不成文章。但考证中的推理只可能是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不是什么“辩证逻辑”）思维，不能是文艺思维或政治实用思维。很多事情能证伪而难证实，那就只有存疑。一度以为证实而后发现疑点，也只能再度存疑而不能强求弥缝。改革前学界曾大肆批判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说，称“大胆假设”就是“唯心主义”。其实，那时盛行的是“大胆假设，而以‘政治正确’为证”，这比胡适之所言糟糕得多也“唯心”得多。但应该说那种批判对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有影响的。改革时期的我们自然不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用政治正确代替求证，却往往使我“假设”更难大胆，而“求证”更趋小心。例如我在否证“奉天玉是李自成”的胡乱“索隐”时，曾经找到许多材料都指向奉天玉应该是勉强降清后遁去禅隐的南明将领李占春，并据此写了《“奉天玉和尚”之谜》一文。但两年后我看到康熙《黄州府志》有李占春任当地清职并死于任上之说，觉得去时未久的地方志记载本地职官应该可信，就在后来的文章中自我否定了前说。当时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权威顾诚先生此前曾经向人推荐过我的前一考证，他看到我的新文章后有点不以为然，来信说我仅以《黄州府志》一书就否定自己曾经多方求证的前说是否太匆忙了。确实今天看来，这件事至少可以存疑。因此本书收入前后两文时根据他的意见略作小改并做了说明。
治学不易，于兹可见。其实不仅细节的考证是如此，宏观的史论更是如此。严谨的学人不仅应该避免迷信成说，而且对自己的以往说法也应该不时反思。无论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不能故步自封，当然更不能看风使舵。笔者几十年来心得，以为细节考证宜重前者——不故步自封；而史论史识宜重后者——不看风使舵。本书收入的文章与报刊上初次发表时相比，细节考证略有补充，大部分是初发时限于篇幅而删除，或作为集体著作我撰写的部分、在发表时因统稿而被调整、如今成书时恢复的，也有一两处细节是这次结集时补正的。但是史论部分则完全保持原貌，即便今天有了新的看法，也保留思想史上的真实记录。
除研究生导师赵俪生先生外，这段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位前辈学者就是前述的顾诚先生，他不仅在“大格局”的眼光下把严谨的考据几乎做到了极致，而且最下功夫的时段也是明末清初。我们在1979年相识后曾经通信很多。我不仅向他求教不少，而且多次与他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不期而遇。那时我每次到北京都要拜访他，由于他惯于通宵工作而白天睡觉，几次畅谈都是到下半夜没有公共汽车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公交还非常落后，北城一带不仅没有地铁，通宵车也只有寥寥几路），才从北太平庄他的师大寓所步行回旅馆，而他几次都把我送到小西天甚至豁口附近。20世纪90年代我调到北京后，关注点已经不在明末清初，通信也很少了，但仍然有联系。1997年他的代表作《南明史》出版后，我发表过一篇书评。顾先生曾表示这是该书书评中他最喜欢的一篇。2003年顾先生遽归道山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访问，没能去送别。当时听说有人要出纪念文集，就稍做修改备用，后来文集因故未成。此次收入本书，也是对顾先生的纪念吧。
我研究生时代的方向是“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所以对明清之际的研究也是以李自成、张献忠及其后继者的事业为中心的。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文化大革命”前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即所谓“五朵金花”的主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领域也仍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那时中国大陆史学的通例，凡是“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政权，都要冠以“大”字以示褒扬，如黄巢的“大齐”、李自成的“大顺”和张献忠的“大西”等，而历史上的正统王朝（通称“封建王朝”）则只称宋、元、明、清等。他们的军队也有“大顺军”“大西军”和“明军”“清军”这种称“大”与否的区别。
这看起来与传统史著恰恰相反——那时“本朝”都称大（大明、大清等）或称“皇”——如《皇宋十朝纲要》《皇明经世文编》《皇清经解》等书所云，而对于“流寇”建立的政权则贬称“伪”，如“伪顺”“伪西”之类。但其实这两种写法都是“价值先行”的“春秋笔法”——尽管价值观似乎相反，而在近代实证史学的价值中立观点看来，这两种相反的“春秋笔法”都是不必要的。明、清、西、顺诸方的好事坏事，实事求是写下来即可，实不必在名称上崇之以“大”或贬之以“伪”，但是对于过去的著述，今天就不必改动了。
与此相关的是“正朔”问题。传统史学讲究严守正统立场，站在哪个王朝立场上就要用该王朝的年号系年，即所谓“遵正朔”。近现代犹有此风，如研究太平天国的著述因为同情于“农民起义”，就普遍用太平天国纪年。1949年前后的南明史或农战史同样也流行用南明或顺朝、西朝年号纪年。但我从1980年代初开始发文章时就是用清年号纪年的，尽管我也持同情“抗清”的立场。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思想解放，而是因为南明、西、顺的年号繁多，且大都非常短暂，唯永历年号行用稍长，却又不行于顺治四年之前。只有清年号便于形成一贯的时间概念。我觉得如今不应再有“遵正朔”的问题，用什么年号就持什么立场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如今天使用耶稣降生的“公元”纪年者不必是基督徒一样。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著述直接用公元年号，似乎影响“历史感”，当时并不流行，如今一般也只是在中国传统年号后括号加注公元，这本文集要保持原貌，就不再改动了。
20世纪90年代后我的学术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这些文章的议论部分有的已经不是我今日的看法，但是实证性的历史考据仍然是有价值的。特别是我当时着意以“土地制度”来解释“农民战争”，因此对孙可望等人的各种制度做了大量的考证，这在一直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叙事内容的迄今南明史研究中，我以为也算是独到的。
至于“联明抗清”之类的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显然是过去褒扬“农民军”的一种流行说法。前辈的顾诚先生也好，晚辈的笔者也好，都只是沿袭了这一名词。在今天看来，李自成余部显然就是归降于南明朝廷，至于他们后来的“独立性”如我考证者倒也不假，只是南明小朝廷本来就“纪纲不振”，涣散得很，高一功等人的“独立性”与南明多数“军阀”的自行其是其实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他们的人品和作为可能有很大区别，但这与是否“农民军”应该说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孙可望、李定国与永历小朝廷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在顺治九年孙可望接纳小朝廷并行用永历年号前，他已经称“国主”多年，形成了控制云贵及邻近地区的一个独立政权，而且在官制、军制和田制等方面都与明朝传统多有不同，甚至连官印文字也从明制九叠篆改成了西制八叠篆。永历帝在丧师失地殆尽后避入孙可望庇护下，被孙安置在偏僻小城安龙，随跸的小朝廷“行在”六部其实已经不再运作，而孙可望自己设于贵阳等地的“国主行营”六部才是实际的政权。这时秦王孙可望与永历帝的关系，犹如称帝前在应天府发号施令的吴王朱元璋与其庇护下被安置于滁州的红巾军“宋帝”韩林儿。
把这种关系称为“联合”当然有点牵强——有抬举“农民军”的意识形态之嫌，但称为孙可望“归降”南明同样是牵强的——有抬举正统王朝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之嫌。其实，过去认为元末延续红巾军正统的“宋”是“农民军”，而朱元璋则“蜕变为封建帝王”了，今天反过来，说永历帝是“封建帝王”而“大西军余部”是“农民军”，但韩林儿托庇于朱元璋与朱由榔托庇于孙可望不就是一回事吗？唯一的不同不过是朱元璋争天下最后成功了，而孙可望失败了而已。旧史把这种关系既不叫作“联合”也不叫作“归降”，而叫作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倒是庶几近之的。
当年李治亭先生批评顾诚《南明史》继续把孙可望、李定国视为一支独立的农民军政治势力，他认为孙、李就是“降明”。 其实这种“正统王朝本位”并不比“农民军本位”高明。孙、李连同其所源出的张献忠是否算作“农民军”自然可以讨论，“农民军”是否就值得肯定也可以讨论，但起码孙可望政权与张献忠政权的政治连续性还是明显的（尽管孙的治国政策大不同于张），这与高一功等李自成余部的情况明显不同，而且直到顺治十三年李定国“迎帝入滇”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其实，从传统史书的“流寇倡乱”到改革前的“农民起义”，再到今天我主张的（也是传统史书中的）中性词“民变”，无论怎么褒贬，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这种“鼎革之际”的大乱的确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种研究应该摆脱正统王朝本位和“农民军”本位、明本位和清本位的偏见，但摆脱偏见，并不等于视而不见。从改革前视传统为“万恶的旧社会”到今天的“五千年优秀文明”，改革前史观的“农民革命 阶级斗争”主线到今日的英明帝王 宫廷倾轧主线，主流史观无论怎么变化，史实并不会消失，我们都不能只见花团锦簇，而不见尸山血海。
当然，人们对“民变”的研究是在演变和深化的。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原初是打算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第二卷写的。但从《明末农民战争史》到《南明史》已经明显看出他这一研究在十多年间的发展变化。后学如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联明抗清”的农民军之独立地位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集体项目《清代全史》中我撰写部分的《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也可以看到我在史观、史识、史论和不少具体看法上的演进与改变。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仍然致力于这一领域，演进和改变也会更大。
1990年后我的主要治学方向发生了很大转变，我此前写作中的《孙可望评传》和《明清易代中的“国主”政权与西南经济社会变迁》也成了未完的两部“半本书”，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我以后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都有影响。起码，“摆事实、讲道理”即叙述重实证、议论合逻辑的功夫、关注底层和社会而不是只盯着帝王将相的视角，在我以后的各种研究中都是尽量坚持的。
作为民国前最后一次改朝换代，明清鼎革之际仍然是以“皇统”（不是dynasty）不断更迭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资料最多、典型性最强的研究对象。倘有余力，我也希望再续前学，即使不如所愿，我的这一阶段探索无论得失，能给后人提供一些借鉴，也是好事。因此当友人刘小磊、尚红科等提出出版本书时，我也很高兴。这个时期我的写作并没有电脑之助，发表的东西散见于各种刊物，时隔二三十年也搜罗不易，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尤其是小磊）代做的，我的感谢，岂区区数语可表！
秦晖
2018年岁末于北京清华蓝旗营
奉天玉绝非李自成补证
清初石门夹山灵泉寺的中兴祖师奉天玉和尚绝非李自成，夹山出土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据，笔者前文对此做过论述。近来翻了翻有关资料，觉得这类证据实在是越找越多。兹再举数例作为补充。
一
笔者说过，刘瑄《塔铭》指出奉天玉享年为七十三岁，而李自成如活到那一年，应该是六十八岁。仅此一点，已足证奉天玉非李自成。
现在再来看看他们的出生月份：夹山出土的所谓“《支那撰述》木刻残版”是奉天玉大弟子野拂的作品。其首句为“辛未夏月师诞期……”这证明奉天玉的诞辰在“夏月”，亦即旧历五月。
而李自成的生日是旧历八月二十一日丁巳，这是《绥寇纪略•通城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鹿樵纪闻》卷下以及其他一些史籍所一致记载的。试问：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的李自成与出生于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的奉天玉，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二
大顺政权从定鼎长安时起，就与历代王朝一样实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康熙《延绥镇志》卷五说：李自成在西安“颁讳法于天下。曾祖世辅，讳世为卉，辅为辐。祖海，讳为?（上“每”下“水”）。父守忠，讳守为?（上“官”下“寸”），忠为衷。自为?（上“大”下“目”），成为?”。《平寇志》卷九称：大顺“禁民间用自、成字”。卷十又说，大顺军进京后，“颁示自成先世祖讳，禁用自、务、明、光、安、定、成等字。”《鹿樵纪闻》卷下亦谓：李自成“禁用十字，若忠为中，成为丞之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记曰：“伪礼部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光、安、定、成等字悉避。”当时，大顺方面对这些规定是严格遵守的。如“防御使武愫至徐（州）张示，谓‘自’为‘字’，‘成’为‘丞’。避李自成讳也”。明方得到的一份塘报也说大顺“委礼部造印，方印粗文，光字改广字，成改呈，務改务，自改字，明改名等情，大变是也”。甚至连北京的大明门、大顺政权中的六政府司务一职，均因“明”“务”二字犯讳而改名。
然而，夹山出土的据说是奉天玉、野拂所作的各种碑版，却完全不管这一套。《梅花百韵》残版有“梅性虽多本自同”“世辈安知放鹤翁”二句，出现了三个讳字。固然李自成本人不必讳自成二字，但先世的祖讳他是应该避的。“安”“世”二字显然犯了讳。尤其是那个被认为是李过、奉侍“李自成”最为忠谨的野拂，他留下的《野拂残碑》与所谓“《支那撰述》残版”总共只残存百余字，犯讳就达四处之多：“虽自草创初成”“明圆润近所罕闻”“善知识眼如电光”等是。必须指出，在那个时代，不仅要讳君名（即所谓“圣讳”），而且要讳父、祖名（即所谓“家讳”）。犯讳是不忠不孝的“大不敬”行为。李过为守忠孙，且一向父事自成，即使不考虑君臣之礼，仅作为李家子孙而言，他这样肆无忌惮地犯讳也是不能想象的。
“禅隐说”者一向以“掩饰之词”为理由，无视夹山文物中大量不利于其说之处。然而用这个理由解释文物中没有出现?（上“大”下“目”）、?之类的大顺专用字容或说得过去，解释上述严重的犯讳现象却是不行的。因为上述行文中的犯讳字完全可以很自然地避开，丝毫不影响文章的流畅，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怎么可以设想，夹山“大顺军余部”一面尊“李自成”为“奉天王”，甚至毫不“掩饰”地公然称之为“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并在书写中抬高一格以示尊崇，另一方面却极为不恭地直书“自”“成”等字，视圣讳、家讳如无物呢？
三
一些同志把所谓“《支那撰述》残版”中“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与“满朝文武”等字视为至宝，笔者在前文中已指出这不过是明清僧家语录中极常见的套话，没有任何值得奇怪之处。但他们可能还会说，用套话来歌颂李自成“正是精妙而又安全的”呀！因此，这里再指出一点：在“今上皇帝”云云前面还有“辛未夏月师诞期”一行，辛未即康熙三十年，残文撰成绝不会在此之前。而奉天玉早在康熙十三年就去世了（见《塔铭》），即使他就是大顺皇帝李自成，这时也早成了“先帝”或“大行皇帝”了，绝不可能在死后十多年还被称为“今上皇帝”，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那么辛未年的“今上”是谁？当然非康熙莫属。对这位“今上”山呼万岁并为他与他的“满朝文武”拈香祝愿的人，难道能与李自成相容吗？
四
《梅花百韵》是“禅隐说”者言必称道的另一个发现。笔者已指出它不过是个三流“丛林学者”仿中峰明本等人之作，毫无新奇可言。如果有人仍坚持认为“陇羌性鲁”“天使行边”二句就说明了作者是陇羌人，因而是李自成，那么“西湖梅”“孤山远箭”“美如西冷采莲人”，这类带有浙江味的句子不是比带“陇羌”味的更多吗？何以不说奉天玉是杭州人呢？
其实，这些诗如果真系奉天玉所作（这一点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倒是证明了他与李自成毫不相干。我们知道，李自成并没有儿子，而诗中却说：“梅妻鹤子日和偕。”“禅隐说”者常用李自成生活朴素之说来抨击九宫山说关于“龙衣金印”的记载，但又居然认为“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中”这种腐朽不堪的画面是李自成生活的写照，这怎么说得通呢？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夹山梅花诗不仅艺术水平低下，思想境界更俗不可耐，章太炎说是“无草泽粗犷之气”倒是实话。它的作者绝不可能是农民英雄李自成。
五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奉天玉究为何许人，看看他的交际范围即可知大概。据夹山文字遗存可知，与奉天玉交往较深者，首推清初历任石门知县，其次有明朝遗老刘瑄等，这已为众所周知。
此外，今可考的奉天玉知交尚有严首升。首升字平子，华容人，明季岁贡（一曰诸生），为湘北名士，诗文蜚声一时，“自谓古文则惟左史内外传，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马，俯视唐宋。”然而这样一个恃才傲世的人却对奉天玉十分尊敬，他曾应奉天玉之请，作《夹山记》一篇，收入《濑园诗文集》与嘉庆《石门县志•艺文志》内，是除夹山诸碑外，史籍中迄今所知唯一一篇与奉天玉有关的当事人记载。内称：
百年来天下梵刹竞盛，多住大山乔岳，往来名公巨卿，借富商大贾为檀越。独某师安住石门郡，人迹稀阔，建场其中。而予友旧为华［容县］令者，一日掷版出家，归依兹山……适某不远五百里，一盂一笠来濑园，属予为纪。予色然如入欢喜地。曰：此同心之言也！……（夹山寺）明三百年钟鼓不替，丁乱灰烬，赖兹兴复。众六十人甘苦与共，皆令力耕自食。释氏云：苦行莫如力田，则僧家南州高士乎！且未得为得，永断精进，诸经所戒，以为邪妄。譬如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师之督众峰壑自怡，则古所谓隐者也……今予等老矣，予将与师隐投老夹山焉，其容我同心欤！……
这里所谓“某师”，虽隐去了姓名，但一望可知他就是托盂南来、兴复夹山的奉天玉。他曾到华容拜访严首升。而严则一见倾心，以“师”事之，且于文中再三引为“同心”，甚至表示要投到其门下，与之终老夹山。其中感情，跃然纸上，可谓肝胆相照了。
把严首升的《濑园诗文集》与夹山文物放在一起，不难发现刘瑄、奉天玉与严首升三人之间关系非同寻常：刘瑄为奉天玉作铭，奉天玉请严首升作记，而严首升又为刘瑄的文集作序（这就是《濑园诗文集》中的《刘它山文稿序》）。他们三人都是“国变”后“遁世”的。刘瑄在大顺军攻克北京时“破指血与弟书，托终养父，没入岳为僧”。而严首升则在大顺军占领华容，李自成所委县令致书招抚之时，写下了恶毒谩骂农民军的《答伪令江一洪书》，而后“僧服行遁”。此文因其极端仇视农民军的凛凛“正气”而颇为有名，被收入省府县方志的艺文志以及《湖南文征》之中。《濑园诗文集》的其他文章中这种敌视“流贼”的情绪随处可见。就在《夹山记》中，他还对“乱贼才上尊号，旋破灭也”大加诟斥。入清后，严、刘皆为怀念故国、不附新朝，但又不愿投身于抗清斗争的遗老隐士，与那个素为清朝历任县令及“阖邑绅衿”所钦的奉天玉一样，在清统治下过着虽不得志，然而却是受保护受尊敬的生活。他们可能会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坚持抗清的农民军表示一定的同情，但决不会“同心的”。须知坚决抗清派如瞿式耜、何腾蛟也仍然目大顺军余部为“贼孽”，王夫之对救了自己命的高一功等还要诋为“国仇”呢！南明抗清派与农民军之间策略性的联盟关系尚不能“同心”，置身于抗清斗争之外的严、刘等人更不用说了。
我们知道，按“禅隐说”的立论，李自成就是因“君父之仇”不能见谅于明，才“设疑代毙”“退居幕后”的。如果说他能与前明缙绅（乃至清朝知县）结为“同心”，那还有“禅隐”之必要吗？
《夹山记》还说，夹山僧众中还有严的一位朋友，前明华容知县某。看来他与严、刘一样，也是个于明固有孤臣之誉，于清亦享高士之名的遗老。所谓夹山“数千名百炼精金的农民军将士”之一的真面目，不过如此而已。
六
除了夹山诸碑版与《夹山记》之外，间接与奉天玉有关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慈利《野拂碑》。该碑中“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一句尤为关键。“禅隐说”者强解为“战吴三桂于宁夏，随李自成于夹山”，其不能成立已见诸家驳文。在反对“禅隐说”者中，有的同志以上述碑文为“讹传”，干脆不予置理；笔者则以为讹传成分（如“追李闯”一句）是有的，但并非全为无根之谈。
笔者过去曾撰文认为奉天玉应该是兵败后为僧的南明将领李占春，“战吴王于桂州”是指顺治五年李占春平定“朱容藩（‘伪吴王’）之乱”的夔州之役。（见本书所收《“奉天玉和尚”之谜》一文。）但近来翻阅康熙《黄州府志》，在“职官”与“宦绩”项下都记载了李占春降清后任黄州副总兵并死于任上。据此看来，笔者原先的考证还是有疑问的。固然如前文所考，清初文献记载李占春降清和为僧的记载很多，且史源直接而多样，并且记载其先降清而后遁去为僧的材料远多于说他先为僧后降清者，尤其是他的义兄与亲密战友、一同降清的当事人于大海当时给清廷的报告，更是直接详述其降清后又遁去为僧的第一手档案，其可靠性毋庸置疑。
不过我们知道，地方志，尤其是去时未久的地方志记载本地文武官员任职出错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康熙《黄州府志》关于李占春降清后去世的叙述也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从目前证据看，证明李占春是奉天玉的依据远比证明“李自成是奉天玉”的依据为多且可靠，而否证李占春是奉天玉的资料则比否证“李自成是奉天玉”的少得多，但笔者既然反对“瞎猜”而主张历史考证的严谨性，就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李占春也许曾两度降清：第一次诚如于大海所报告，降清后很快就逃走禅隐去了，但是可能清廷确实重视他，在于大海报告后又设法找到了他，迫使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清职，并如地方志所言死于任上。
尽管这一可能出于推理，没有任何史料直接这样说，但是在逻辑上只有这样推理，档案与方志的记载才都能成立。如果按此假设，奉天玉就不是李占春了，当然，这不会影响他更不可能是李自成。那么他到底是谁？上述碑文就可以提供另一种线索。近来笔者看到几份湘南瑶族世传的《过山榜》文，内有如下记载：
崇祯一十二年，吴王传位，红苗作乱劫库，都天藩宪……调动四省兵马，征他不动……桂东汪太爷，大小官员，惶惶无主，急报四省瑶人，总请动数百弩手去朝廷，皆在城守，手拿大弓小箭，射红、白无数。京都连走三人，朱千岁、黄次猴、马老三，桂阳解往兴宁，解往郴州，解往长沙。
荣宗（？）皇帝征十二年流贼……甲寅乙卯年吴王转位，桂东县汪大爷，又（调）瑶人弩手，把截大岭圳、离塘山、猴子岭……驱贼除寇，扫荡山林。
宗［崇］祯王十三年，五［吴］王转位，红头作乱……都天大老爷、蔡宪大老爷、审宪大老爷惊动四省兵马……桂东马老爷、桂阳黄老爷、酃县龙老爷，大小官员惶惶无计。急报四山瑶总，请动皇瑶弓弩手。
甲寅、乙卯年吴王转位，桂东县汪太爷又招瑶弩手把截大岭坳……
甲寅、乙卯年，吴皇崩位，四处寇乱，桂东县江太爷又招瑶弩，把截大岭坳，出堂山、猴子岭，征守平乐。
上述材料尽管行文俚俗，时间地点与人名互有出入，不够准确，但考诸《国榷》、台湾影印本《崇祯长编》以及清董之辅、张宏燧修之《桂阳州志》等书，以上事件确是有的。从上述榜文中大致可以看到，明末崇祯年间以桂阳州、桂东县为中心的湘南地区曾发生过一次以“吴王”再世为号召的、规模较大的苗民起义。按吴乃苗族大姓，“吴王”之于苗族，犹如“盘王”之于瑶族，均为其传说中的祖先与英雄。湘黔地区苗民起义以“吴王”作号召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因此，所谓“战吴王于桂州”，当即指与苗民起义军战于桂阳州而言，“桂阳州”省去“阳”字，是骈文体所需，不难理解。
果尔，则野拂维这个奉天玉大弟子的身份就不难窥见：他是个统率官军镇压苗民起义的“武夫”，很可能，他就是上述过山榜文中所提到的许多“大老爷”中的一人。野拂如此，物以类聚，奉天玉的政治面貌亦不难想见了。
原刊于《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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