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61782
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却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如《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封面采蔡元培先生题字）。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
《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一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二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国器章太炎
越是时代的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
有计划的死：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的失望
三
永远是他自己的陈独秀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疾病与历史：非常威尔逊
四
尝试梦想的胡适其人
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
——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
五
语语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陈寅恪的“古为今用”
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2008年11月13日在复旦文史讲堂的演讲
六
凭直觉成大学问：梁漱溟的治学取向和方法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脱弃机械的一片真诚
——介绍梁漱溟的《朝话》
七
要言不烦：缪彦威先生论表述
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
……
八
九
自 序
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或谁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众多历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以人物为中心”。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形式，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盖“《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当永不忘记。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而开风气者仍是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那时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像“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在那里，简直就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而新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学》《中国史叙论》）。
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希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么影响。好几年后，王汎森兄还不得不以专文探讨历史叙述中“人的消失”。
其实就是要侧重国家和社会，也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人。如瞿秋白所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个人的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个人的观感也无不可以反映所谓时代精神，研究者不难从中看出并把握时代的脉搏。简言之，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之中。
也只有将每一当事人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然后可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体的人被“物化”。黑格尔曾区分哲学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点是“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在后者中，个人正是凭借其性情、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哲学史讲演录》）。窃以为他所说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广到非哲学的一般历史研究，我们确实需要更多注意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毕竟人是活的，个人之所以为个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为，有感情，也有性格。群体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体现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提倡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我们记人也不能徒载空言，须“直叙其事”，否则便“善恶混然不可明”（李翱《百官行状奏》）。唯不能须臾忘记的是所有行事的主体——人。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安排，大概就有防止离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实际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个人，读其书也未必有多深入的了解。陈寅恪曾慨叹，王国维的著述“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读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处之时间地域，而与立言者“神理相接”，以想见其人其世，则所称道之学，或亦不免隔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陈先生关于“是非之论”当然有特指，却也提出一个有更广泛意义的史学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通过立言者的著述来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说之人既有主动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语还休，还有许多有意无意间的言而不书；同时大部分言说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受到立言对象和周遭观听的影响。张东荪在讨论青年何以“烦闷”时注意到，“一部分人专为反对之言论，以扫青年之兴趣。此辈之言论虽不见于出版物，而交际场中固屡屡闻之”（《青年之悲观》）。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中国古人对辨析所见、所闻和所传闻的讲究，表明他们也充分考虑到各自的重要。后之研究者不能不多看立言者本人的及相关的出版物，同时也要尽量了解当时当地交际场中传播的言说，尽管这不得不多依靠间接的史料和史料的间接表述。要知道任何材料都是某种“故事”的陈述，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许多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或非“事实真相”，但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人”“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人”“某事”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所谓第一手的“实录”性文献相比，这些“所闻”和“所传闻”的异词，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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