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3665丛书名: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编辑推荐
中苏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书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国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的。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论述信实可靠。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正如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陈兼所言：本书作者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深、*影响力的权威学者，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资料，对当事者作了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绝，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目 录
序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李凤林】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陈 兼】
增订版说明（代前言）【沈志华】
第三版修订说明【李丹慧】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李凤林】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陈 兼】
增订版说明（代前言）【沈志华】
第三版修订说明【李丹慧】
·上册·
第一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003
第一节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00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007
第三节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013
第四节 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019
第五节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025
第二章 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030
第一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030
第二节 苏联干涉与三二○事变／037
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043
第四节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045
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051
第一节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053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056
第三节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061
第四节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066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070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071
第二节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074
第三节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077
第四节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081
第五章 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086
第一节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087
第二节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092
第三节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097
第四节 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103
第五节 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109
第六节 苏军大举进兵中国东北／117
第六章 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121
第一节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122
第二节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126
第三节 冷战后的苏联对华政策／133
第四节 两党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137
第二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
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149
第一节 毛泽东坚持重新签订一个条约／150
第二节 苏联对中苏新条约的精心设计／153
第三节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让步／157
第四节 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163
第二章 朝鲜战争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170
第一节 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171
第二节 中苏在军事战略上的协调和统一／173
第三节 斯大林对志愿军的军事援助／178
第四节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182
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187
第一节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实质／188
第二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由来／193
第三节 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198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210
第一节 赫鲁晓夫增加对华经济援助／211
第二节 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218
第三节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222
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228
第一节 赫鲁晓夫开启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229
第二节 苏联对中国核援助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239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247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253
第一节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254
第二节 中苏携手领导社会主义阵营／260
第三节 毛泽东的即席发言语惊四座／268
第七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274
第一节 中国的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275
第二节 苏联的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280
第三节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286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291
第一节 中苏军事合作的愿望及矛盾／292
第二节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298
第三节 炮击金门引发的严重分歧／312
第四节 赫鲁晓夫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328
第九章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336
第一节 中印冲突与苏联的中立声明／337
第二节 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吵／349
第三节 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尖锐对立／356
·下册·
第三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371
第一节 对外方针分歧引发理论争论／373
第二节 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387
第三节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397
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405
第五节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412
第六节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424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446
第一节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447
第二节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459
第三节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470
第四节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478
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488
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502
第一节 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503
第二节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512
第三节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518
第四节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536
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551
第一节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552
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565
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577
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591
第四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第一章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605
第一节 “正常化”的由来／606
第二节 对抗中的交集／611
第三节 缓和的开端／616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625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626
第二节 打开“正常化”之门／635
第三节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652
第三章 双边关系逐步改善／660
第一节 “葬礼外交”／661
第二节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666
第三节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674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677
第一节 打破政治僵局／678
第二节 莫斯科改变政策／688
第三节 清除最后的障碍／695
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706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706
第二节 向中俄关系过渡／711
跋 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714
参考文献／728
人名索引／757
前 言
序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李凤林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
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这个时期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其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应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致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启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做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10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21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
是为序。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陈 兼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
几年前，《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出版，我在书付印前有“先读为快”之幸运，当时便为其大手笔所感叹并折服。现在，《中苏关系史纲》将要再版，除由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根据新披露的档案史料对各自所著章节做增订外，又由牛军重写了第四篇：走向“正常化”。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我认识志华已近三十年了，深知他的秉性。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绝没有为这么一本大书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位老友的强硬指令，知道争辩推托是没有用的，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苏关系史纲》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极为重要。中苏关系的演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发展以及整个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都有着紧密关联并交互影响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如同中苏关系那样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缔结战略同盟关系时，两国之间的“兄弟团结”曾被称为“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此后，两国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1969年的流血边界冲突。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全面对抗一直是构成冷战国际关系全部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到了80年代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全球冷战则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从中苏关系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演变的关系来看，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建立了由国家指令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打上苏联影响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裂痕，逐步卷入了一场互相给对方扣帽子、抓辫子的“大论战”。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大问题。那场“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发展，又是同对于苏联模式的扬弃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着峰回路转的曲折过程，实在是写历史的好题材，因此，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国际学术界，多年来相关论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并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并不多。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中苏两国档案开放情况的制约，也囿于学者本身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学者很难，也很少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入手从事研究。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兴起，一些国外年轻学者（如吕德良、拉钦科等）开始从多边档案研究入手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杰出个案仍属少数。第二，由于中苏关系演变同现实国际政治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也受到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严重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政治学学科，他们的学术关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时髦理论之间的论辩提出个案层面的“注脚”，其结果，则是所产生的论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显得极为粗浅，一些论者中甚至出现了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的现象。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曾经是“禁区”。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破裂，在官方体系的“大叙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规，很难“越雷池一步”。同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看不到第一手资料的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许多省市及地方档案馆资料文献的解密与开放，以及各种文稿、年谱等文献汇编的出版，从事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开放仍然相当有限，学术利用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及增订再版，便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并写出了新意。本书作者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是以极为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为基础的。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存有的档案资料。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诸如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省市区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他们还曾在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属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过深入的档案收集与研究，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从事过深入研究。此外，他们还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国内外学者中，他们所做的访谈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例如，他们曾同毛泽东的三代俄文翻译——师哲、李越然、阎明复——进行过多次甚至反复的访谈）。由于他们的访谈活动是在广泛而深入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带有批判性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这种情形，在中外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这是一本扎扎实实地写出来的书，所以，其论述信实可靠。同时，本书作者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在此，谨列举我觉得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若干片段。
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长期以来，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一再讲述的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而他本人则不断予以抵制的故事，对中外学者的相关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外学者往往强调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与矛盾，似乎后来的中苏分裂早在1949年前的中共与苏联关系历史中便已事先“命定”。本书的论述则表明，1949年之前，中共同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中固然有过种种曲折，但就其基本轨迹而言，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若是没有来自苏联的帮助，中共要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并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即便并非全然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苏同盟的建立，从来便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重点。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提出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个月，他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自访问苏联，从头至尾（加上途中时间），历时达三个月之久，以求同苏联结成同盟。书中对斯大林的种种盘算以及毛泽东的应对之策的描述可谓有声有色。中苏两国最后能够缔约，既有冷战兴起以及中苏两国各自需求的大背景，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折冲樽俎的结果。中苏两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互信和合作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双方在经历了中国做出参战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曲折后，苏联在战时对中国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由此而展开了此后10年间中苏两国全面合作的篇章。
关于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中外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并受到了中苏分裂后许多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污名化”解释的影响。本书作者则提出，中苏同盟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转变所起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当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也是竭尽全力和敞开胸怀的，甚至到了苏联有什么，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就给什么的地步。苏联领导人也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主观意图。例如，在常常被人们当作莫斯科“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典型案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苏联领导人思考的出发点是，这不仅将会加强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战略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现代化，从而使得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苏共二十大这个一直被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的问题上，本书作者通过对中苏双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发现，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比之中外学者已成定论的看法其实要积极得多。他对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后来才变得越来越严厉的。而从根本上来看，使得中苏两国走上分裂之路并难以逆转的起点，并不是北京和莫斯科在苏共二十大及“和平共处”等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中国本身从“反右”到“大跃进”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上的激烈转变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又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关于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起始、发展及影响，本书作者既将论述的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十分注意这同当时中国国内情势变化之间的联系。其中，关于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问题的强调和中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相应转变的论述，以及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进程何以会举步维艰的描述及分析，都是中外学者在以往关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中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同时，对于中苏对抗以及中美缓和这样已经在中外学界有过大量讨论的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对于一系列关键性细节的叙述，将这个全球冷战过程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的过程极为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在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各个时段中，最难写的，也许是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曲折过程这一部分了。同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一段发生得最晚，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没有）。再版本的这一部分，是由牛军重写的。他不仅将这一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复杂线索理清楚了，更要紧的是，他也在改革开放兴起对中苏关系的基本影响、1982年前后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苏关系何以会最终实现正常化以及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基本看法。这也是本书再版本同初版本相比较，改进最大的地方。
本书的结论部分篇幅不长，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结构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极有见地。一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由共产党所领导，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然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从界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又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结盟问题上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的结构性矛盾，并难以找到从体制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和手段。当这种情况又同社会主义国家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传承和记忆纠缠在一起时，便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结盟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在本书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中，还透露出一种关于“有意义问题”的独特界定。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以“宏大革命”为特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往往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其实，在本书作者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问题的设计和提出，以及研究路径的确定上，便时时处处都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后革命”意识的影响。这四位作者都出生在1950年代前半期，对于他们来说，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知识关怀”的回应。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具有超出关于中苏关系史这一个案研究的远为深广的意义了。
写到这里，我想应该更有理由重复几年前我为本书初版本所写的推荐语：“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作者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增订版说明（代前言）
这里介绍一下本书增订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中苏关系史无疑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留给当代人记忆最深的一段往事，所以，研究者和关注者甚多。
2007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以下简称《史纲》），各卷撰稿人依次为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和栾景河。这部著作是在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李大使不仅时常与作者座谈，还对初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写了序。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较大反响，很多报纸、杂志进行了专版介绍和评论，不少网站还对全书做了连载。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印刷四次。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史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某些篇章显得简单、粗糙。
为了听取更多和更为专业的意见，2008年7月26日，我们邀请了一批专家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召开的圆桌会议，专门评论《史纲》。他们是章百家、陈兼、张曙光、冯绍雷、牛军、余伟民、戴超武、王栋，会议由《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李丹慧主持，我和奎松列席。大家非常认真，讨论也很热烈。除了对一些观点进行阐述和争论外，主要讨论了书中的问题和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书名叫史纲似有不妥，其形式不是简单而全面的叙事，而是带有专题性的深入研究；缺少对学术史的总体阐述，以及对本书结构的说明；对中苏经济、文化关系的描述和分析显得薄弱；对1917～1949年中苏关系的叙述应再加强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概念应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等；第四卷只写过程，鲜有分析，与前三卷风格不同，因而需要做根本的修改。会上，我提出了出增订本的设想。但后来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抓紧落实。
接着发生的几件事，使我感到必须尽快出版增订本。
第一，2008年10月，《史纲》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9月又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有人告诉我，如此一来，该书的发行量不仅会迅速增加，还可能被很多学校列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因此，我们就应该尽快消除书中的缺陷和问题，拿出新的版本。
第二，《史纲》出版后的两三年，有很多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档案文献和研究著作出版，中国的档案文献主要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200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8）、《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2009）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2010年）等，俄文又出版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54～1964）》的第3卷（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作为研究著作，美国学界连续出版了两本书，即吕德良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Lorenz
M.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和拉钦科的《天有二日：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它们都颇受关注。此外，我们承担的另一个上海市重大课题——俄国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也初步完成。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使我们的增订工作显得更为必要，而且也为此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史纲》一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我们四位作者就曾被请到中南海瀛台，讨论中苏关系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看来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是，从2009年10月《史纲》的增订工作就正式展开了。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便是《史纲》的增订本。针对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一）关于书名，考虑到本书的继承性和出版程序，保留了原名，另增加了副标题：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同时，将以前的“卷”改为“篇”，篇下设章、节，以便在形式上更接近“史纲”。
（二）关于学术史，在各个重大事件和专题的论述当中，尽量增加一些对于学术史的说明。同时请我的老朋友——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撰写增订版序言，重点讲述国内外学者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学术关怀，以及《史纲》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三）第一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除注意利用报纸杂志的资料外，增加了一些俄国原始档案；在论述上加强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这一主线，使其与另一条主线——苏联与中共的交往并行，突出说明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中俄两国均接连发生激烈变革，导致中俄（苏）关系呈现多变与复杂的特点，而无论两国政权怎样更迭变化，双方基于国家安全和维护本国利益考量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未变；为加强一些专题的研究，增加了三个小节——“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和“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从而扩充了中苏政府之间关系以及中苏关系之国际背景的内容。本篇还着重考察了苏联、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造成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走向合作，再从合作走向分裂的历史过程中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四）第二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利用了最新出版或披露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也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引起对一些问题的阐述有所修正，例如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中国主张出兵朝鲜而未能如愿的原因的解释；“共同舰队”问题提出和争论的过程以及苏联的意图；中苏在炮击金门事件中发生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赫鲁晓夫撕毁核援助协定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造成的影响；等等。在叙述内容上有重大改动，删去原来有关贷款的一章（放在经济援助一节中作简要论述），增加了“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一章，重点讨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矛盾，毛泽东对美苏缓和及苏联立场的反感，以及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激烈争吵，等等。此外，对于本篇的结构和章节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以更符合史纲的形式。
（五）第三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此篇利用了最新解密的中国、俄国和美国的档案文献，如中国外交部档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和苏中边界谈判记录，以及美中高层会谈备忘录等；同时参考了中外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口述历史文献。在对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调整研究思路，对一些问题做出新的阐述和界定，如重新评估毛泽东为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所拟定的底线；考察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三个关键年份，明确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时间等。一方面，除增补一些新的材料和阐释评说外，还在第一、三、四章中分别增加了一个小节：“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使得本篇所勾勒的中苏关系面貌显得更加完整。其中第四章新增的小节，通过对1971年7、10月和1972年2月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的解读，重点考察了中美在抗衡苏联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与默契，其不仅充实了中美《上海公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内涵，描绘了中美成为准盟友的历史图景，也为读者理解本书第四篇的研究做了重要铺垫。
（六）第四篇重写。考虑到原作者另有重任，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书稿的增订，而牛军不仅对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分裂的过程早有深入研究，且近年来一直关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是承担第四篇写作的极合适人选。牛军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论述，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档案尚未解密，俄国开放的档案文献也很有限，但是作者尽其所能，全面收集并充分利用了已经公开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文件，及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同时又大量使用了双方当事人的回忆、日记等。所以，对于这段不易描述清楚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叙述不仅连贯、通畅，而且显得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作者的抽象、分析和归纳也非常到位。在讲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研究1979～1991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两国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和中美苏三角关系三个基本要素；论证了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正常化谋求安全战略利益，包括解除苏联威胁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证明了这项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演变过程；初步分析了中国政策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包括国家战略、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解决过程；对苏联政策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也做了初步分析。正如牛军本人在文中数次提到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最终还需要历史档案公布后进行的验证、充实和深化。我也同意，历史研究的要求即是如此。
总体说来，我对增订本是很满意的。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说它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我和丹慧、奎松、牛军，是在90年代中期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走到一起的。十几年来，我们手挽手并肩奋斗，在中国拉起了一支年轻的冷战国际史研究队伍。我们四人都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情有独钟，他们三人是从中国外交的角度入手，而我是从苏联外交的层面介入。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开会、出访，互通材料，讨论问题，饮酒畅谈，也时有争论。人生如此，好不痛快。如今这本著作也可以看作我们多年学术合作的结晶。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了十几年来俄国、中国（含台湾）及美国解密或出版的档案文献，同时也大量使用了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史料。就中俄双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而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虽不敢说做到穷尽，但我们确已付出了最大努力，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最全面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在跟踪俄国档案文献解密和披露的情况，竭尽全力在官方和民间寻找中国的相关史料，并推动档案的开放。史料是第一位的，而且多多益善。唯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叙事才会立于可靠的基石之上。
第二，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视角和观点，对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感受和认知水平。历史的确是当代人的历史，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就必须有自己的解读。中苏关系史研究不同一般历史研究，其政治性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会显得比较强，但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必须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唯有如此，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才会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才对得起历史。
第三，本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跨度为1917～1991年，涵盖了中苏之间74年交往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在迄今国内外的同类学术著作中即使不算仅有，也是很少见到的。把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放在历史长程中去观察，感觉和收获会是不同的。全书把握了一条主线，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与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行交错，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两条线索合并。但此后中苏关系从结盟到蜜月，从合作到分歧，从破裂到冲突，一直都是两党的关系主导一切。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双方才逐步认识到国际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国家关系应该是主线。所谓“正常化”，其真正的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对结构安排也有考虑，即前32年只写一篇，而后42年写了三篇，这种架构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并突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导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变换。
第四，我们几人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均无专门研究。不过，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对兄弟，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升华。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建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分析框架，把国家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状况和中美苏三角态势作为三个基本要素，这在同行的研究中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又如对中苏同盟破裂根本原因的分析，试图突破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主要理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利益/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主义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在结构上是不成熟、不合理的，其表现是党际关系指导着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主权和平等受制于“国际主义”等。在冷战的环境下，这种结构就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脆弱和动荡。
当然，尽管经过努力，本书仍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曙光讲的加强中苏经济关系研究，绍雷提出的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后果，陈兼所说的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中苏争夺第三世界的问题等，本书都未能做更多的论述。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应有内容。无奈，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几位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触及的，非我辈不努力，实乃力所不及。或许，以后增订再版还有机会，而我更希望有后来者跟上，把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沈志华
2010年9月
第三版修订说明
冷战年代的中苏关系不只是作为一对双边关系存在于国际舞台之上，其演变脉络中蕴含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内容，并且同时交织着美、苏、中大国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小国关系互动的因素，直接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分合重组。因此，中苏关系历史的余音仍然环绕于后冷战时代的天空中，其幻化出的种种迷彩，一直令人们生出追寻真相的兴趣，探赜索隐不疲不止。这应该也是本书再次修订出版的原因。
此次第三版的修订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篇“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正文内容基本没有变动，只将原来没有说明资料来源的若干苏联档案的注释做了补充，统一来源为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档案资料选编》。
第二篇“同志加兄弟（1949～1960）”及第三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所做修订相对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补充、修改了注释中的遗漏、错误等。
其二，2015年末，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正式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卷），由此，原稿中引征的俄国档案凡已收入其中者，在注释中均替换为该档案选编的卷次和页码，以利读者检阅。
其三，修订了修订版编辑时的个别差误，恢复了修订版编辑时删节的一些内容。
其四，补充了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如关于1962年伊塔事件问题的俄国档案文件等。在考察中苏之间发生的此类事件时，除了要有中国材料的支撑，还需要掌握更多相关当事国家的材料，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尽量完整地反映事件的全貌和问题的真实状况。对于这类事件历史真相的进一步还原，还有待于中国及有关当事国相关档案文件的进一步解密和公布，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大气力进行挖掘和搜集之，以期更为深入地进行考察和分析评估。
其五，修订了个别分析评述的用语。透视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事件，在所掌握的史料中还缺乏对应当事国的原始档案支持时，分析评述宜采用更为中性的语言，以求更为客观地展示事情发展的脉络，为读者的解读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铺垫。
第四篇“走向‘正常化’（1979～1991）”，主要内容和观点没有改动，主要的修订是根据近些年来当事人新出版的回忆录或文章，以及一些访谈，对部分事实做了更明确和肯定的判断，对中苏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个别事件做了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描述。此外，一些原本叙述略显重复之处，在此次修订时做了重新梳理，以使行文更加顺畅、明了。
李丹慧
2016年4月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李凤林
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
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这个时期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其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应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致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启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做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10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21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
是为序。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陈 兼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
几年前，《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出版，我在书付印前有“先读为快”之幸运，当时便为其大手笔所感叹并折服。现在，《中苏关系史纲》将要再版，除由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根据新披露的档案史料对各自所著章节做增订外，又由牛军重写了第四篇：走向“正常化”。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我认识志华已近三十年了，深知他的秉性。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绝没有为这么一本大书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位老友的强硬指令，知道争辩推托是没有用的，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苏关系史纲》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极为重要。中苏关系的演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发展以及整个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都有着紧密关联并交互影响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如同中苏关系那样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缔结战略同盟关系时，两国之间的“兄弟团结”曾被称为“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此后，两国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1969年的流血边界冲突。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全面对抗一直是构成冷战国际关系全部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到了80年代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全球冷战则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从中苏关系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演变的关系来看，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建立了由国家指令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打上苏联影响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裂痕，逐步卷入了一场互相给对方扣帽子、抓辫子的“大论战”。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大问题。那场“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发展，又是同对于苏联模式的扬弃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着峰回路转的曲折过程，实在是写历史的好题材，因此，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国际学术界，多年来相关论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并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并不多。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中苏两国档案开放情况的制约，也囿于学者本身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学者很难，也很少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入手从事研究。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兴起，一些国外年轻学者（如吕德良、拉钦科等）开始从多边档案研究入手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杰出个案仍属少数。第二，由于中苏关系演变同现实国际政治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也受到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严重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政治学学科，他们的学术关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时髦理论之间的论辩提出个案层面的“注脚”，其结果，则是所产生的论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显得极为粗浅，一些论者中甚至出现了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的现象。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曾经是“禁区”。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破裂，在官方体系的“大叙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规，很难“越雷池一步”。同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看不到第一手资料的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许多省市及地方档案馆资料文献的解密与开放，以及各种文稿、年谱等文献汇编的出版，从事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开放仍然相当有限，学术利用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及增订再版，便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并写出了新意。本书作者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是以极为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为基础的。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存有的档案资料。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诸如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省市区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他们还曾在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属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过深入的档案收集与研究，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从事过深入研究。此外，他们还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国内外学者中，他们所做的访谈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例如，他们曾同毛泽东的三代俄文翻译——师哲、李越然、阎明复——进行过多次甚至反复的访谈）。由于他们的访谈活动是在广泛而深入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带有批判性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这种情形，在中外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这是一本扎扎实实地写出来的书，所以，其论述信实可靠。同时，本书作者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在此，谨列举我觉得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若干片段。
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长期以来，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一再讲述的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而他本人则不断予以抵制的故事，对中外学者的相关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外学者往往强调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与矛盾，似乎后来的中苏分裂早在1949年前的中共与苏联关系历史中便已事先“命定”。本书的论述则表明，1949年之前，中共同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中固然有过种种曲折，但就其基本轨迹而言，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若是没有来自苏联的帮助，中共要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并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即便并非全然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苏同盟的建立，从来便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重点。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提出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个月，他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自访问苏联，从头至尾（加上途中时间），历时达三个月之久，以求同苏联结成同盟。书中对斯大林的种种盘算以及毛泽东的应对之策的描述可谓有声有色。中苏两国最后能够缔约，既有冷战兴起以及中苏两国各自需求的大背景，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折冲樽俎的结果。中苏两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互信和合作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双方在经历了中国做出参战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曲折后，苏联在战时对中国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由此而展开了此后10年间中苏两国全面合作的篇章。
关于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中外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并受到了中苏分裂后许多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污名化”解释的影响。本书作者则提出，中苏同盟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转变所起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当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也是竭尽全力和敞开胸怀的，甚至到了苏联有什么，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就给什么的地步。苏联领导人也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主观意图。例如，在常常被人们当作莫斯科“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典型案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苏联领导人思考的出发点是，这不仅将会加强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战略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现代化，从而使得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苏共二十大这个一直被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的问题上，本书作者通过对中苏双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发现，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比之中外学者已成定论的看法其实要积极得多。他对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后来才变得越来越严厉的。而从根本上来看，使得中苏两国走上分裂之路并难以逆转的起点，并不是北京和莫斯科在苏共二十大及“和平共处”等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中国本身从“反右”到“大跃进”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上的激烈转变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又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关于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起始、发展及影响，本书作者既将论述的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十分注意这同当时中国国内情势变化之间的联系。其中，关于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问题的强调和中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相应转变的论述，以及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进程何以会举步维艰的描述及分析，都是中外学者在以往关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中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同时，对于中苏对抗以及中美缓和这样已经在中外学界有过大量讨论的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对于一系列关键性细节的叙述，将这个全球冷战过程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的过程极为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在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各个时段中，最难写的，也许是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曲折过程这一部分了。同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一段发生得最晚，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没有）。再版本的这一部分，是由牛军重写的。他不仅将这一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复杂线索理清楚了，更要紧的是，他也在改革开放兴起对中苏关系的基本影响、1982年前后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苏关系何以会最终实现正常化以及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基本看法。这也是本书再版本同初版本相比较，改进最大的地方。
本书的结论部分篇幅不长，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结构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极有见地。一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由共产党所领导，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然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从界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又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结盟问题上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的结构性矛盾，并难以找到从体制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和手段。当这种情况又同社会主义国家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传承和记忆纠缠在一起时，便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结盟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在本书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中，还透露出一种关于“有意义问题”的独特界定。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以“宏大革命”为特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往往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其实，在本书作者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问题的设计和提出，以及研究路径的确定上，便时时处处都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后革命”意识的影响。这四位作者都出生在1950年代前半期，对于他们来说，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知识关怀”的回应。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具有超出关于中苏关系史这一个案研究的远为深广的意义了。
写到这里，我想应该更有理由重复几年前我为本书初版本所写的推荐语：“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作者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增订版说明（代前言）
这里介绍一下本书增订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中苏关系史无疑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留给当代人记忆最深的一段往事，所以，研究者和关注者甚多。
2007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以下简称《史纲》），各卷撰稿人依次为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和栾景河。这部著作是在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李大使不仅时常与作者座谈，还对初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写了序。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较大反响，很多报纸、杂志进行了专版介绍和评论，不少网站还对全书做了连载。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印刷四次。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史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某些篇章显得简单、粗糙。
为了听取更多和更为专业的意见，2008年7月26日，我们邀请了一批专家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召开的圆桌会议，专门评论《史纲》。他们是章百家、陈兼、张曙光、冯绍雷、牛军、余伟民、戴超武、王栋，会议由《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李丹慧主持，我和奎松列席。大家非常认真，讨论也很热烈。除了对一些观点进行阐述和争论外，主要讨论了书中的问题和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书名叫史纲似有不妥，其形式不是简单而全面的叙事，而是带有专题性的深入研究；缺少对学术史的总体阐述，以及对本书结构的说明；对中苏经济、文化关系的描述和分析显得薄弱；对1917～1949年中苏关系的叙述应再加强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概念应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等；第四卷只写过程，鲜有分析，与前三卷风格不同，因而需要做根本的修改。会上，我提出了出增订本的设想。但后来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抓紧落实。
接着发生的几件事，使我感到必须尽快出版增订本。
第一，2008年10月，《史纲》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9月又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有人告诉我，如此一来，该书的发行量不仅会迅速增加，还可能被很多学校列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因此，我们就应该尽快消除书中的缺陷和问题，拿出新的版本。
第二，《史纲》出版后的两三年，有很多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档案文献和研究著作出版，中国的档案文献主要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200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8）、《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2009）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2010年）等，俄文又出版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54～1964）》的第3卷（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а.р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作为研究著作，美国学界连续出版了两本书，即吕德良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Lorenz
M.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和拉钦科的《天有二日：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它们都颇受关注。此外，我们承担的另一个上海市重大课题——俄国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也初步完成。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使我们的增订工作显得更为必要，而且也为此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史纲》一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我们四位作者就曾被请到中南海瀛台，讨论中苏关系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看来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是，从2009年10月《史纲》的增订工作就正式展开了。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便是《史纲》的增订本。针对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一）关于书名，考虑到本书的继承性和出版程序，保留了原名，另增加了副标题：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同时，将以前的“卷”改为“篇”，篇下设章、节，以便在形式上更接近“史纲”。
（二）关于学术史，在各个重大事件和专题的论述当中，尽量增加一些对于学术史的说明。同时请我的老朋友——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撰写增订版序言，重点讲述国内外学者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学术关怀，以及《史纲》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三）第一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除注意利用报纸杂志的资料外，增加了一些俄国原始档案；在论述上加强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这一主线，使其与另一条主线——苏联与中共的交往并行，突出说明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中俄两国均接连发生激烈变革，导致中俄（苏）关系呈现多变与复杂的特点，而无论两国政权怎样更迭变化，双方基于国家安全和维护本国利益考量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未变；为加强一些专题的研究，增加了三个小节——“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和“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从而扩充了中苏政府之间关系以及中苏关系之国际背景的内容。本篇还着重考察了苏联、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造成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走向合作，再从合作走向分裂的历史过程中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四）第二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利用了最新出版或披露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也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引起对一些问题的阐述有所修正，例如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中国主张出兵朝鲜而未能如愿的原因的解释；“共同舰队”问题提出和争论的过程以及苏联的意图；中苏在炮击金门事件中发生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赫鲁晓夫撕毁核援助协定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造成的影响；等等。在叙述内容上有重大改动，删去原来有关贷款的一章（放在经济援助一节中作简要论述），增加了“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一章，重点讨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矛盾，毛泽东对美苏缓和及苏联立场的反感，以及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激烈争吵，等等。此外，对于本篇的结构和章节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以更符合史纲的形式。
（五）第三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此篇利用了最新解密的中国、俄国和美国的档案文献，如中国外交部档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和苏中边界谈判记录，以及美中高层会谈备忘录等；同时参考了中外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口述历史文献。在对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调整研究思路，对一些问题做出新的阐述和界定，如重新评估毛泽东为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所拟定的底线；考察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三个关键年份，明确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时间等。一方面，除增补一些新的材料和阐释评说外，还在第一、三、四章中分别增加了一个小节：“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使得本篇所勾勒的中苏关系面貌显得更加完整。其中第四章新增的小节，通过对1971年7、10月和1972年2月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的解读，重点考察了中美在抗衡苏联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与默契，其不仅充实了中美《上海公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内涵，描绘了中美成为准盟友的历史图景，也为读者理解本书第四篇的研究做了重要铺垫。
（六）第四篇重写。考虑到原作者另有重任，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书稿的增订，而牛军不仅对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分裂的过程早有深入研究，且近年来一直关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是承担第四篇写作的极合适人选。牛军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论述，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档案尚未解密，俄国开放的档案文献也很有限，但是作者尽其所能，全面收集并充分利用了已经公开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文件，及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同时又大量使用了双方当事人的回忆、日记等。所以，对于这段不易描述清楚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叙述不仅连贯、通畅，而且显得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作者的抽象、分析和归纳也非常到位。在讲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研究1979～1991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两国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和中美苏三角关系三个基本要素；论证了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正常化谋求安全战略利益，包括解除苏联威胁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证明了这项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演变过程；初步分析了中国政策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包括国家战略、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解决过程；对苏联政策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也做了初步分析。正如牛军本人在文中数次提到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最终还需要历史档案公布后进行的验证、充实和深化。我也同意，历史研究的要求即是如此。
总体说来，我对增订本是很满意的。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说它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我和丹慧、奎松、牛军，是在90年代中期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走到一起的。十几年来，我们手挽手并肩奋斗，在中国拉起了一支年轻的冷战国际史研究队伍。我们四人都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情有独钟，他们三人是从中国外交的角度入手，而我是从苏联外交的层面介入。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开会、出访，互通材料，讨论问题，饮酒畅谈，也时有争论。人生如此，好不痛快。如今这本著作也可以看作我们多年学术合作的结晶。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了十几年来俄国、中国（含台湾）及美国解密或出版的档案文献，同时也大量使用了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史料。就中俄双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而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虽不敢说做到穷尽，但我们确已付出了最大努力，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最全面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在跟踪俄国档案文献解密和披露的情况，竭尽全力在官方和民间寻找中国的相关史料，并推动档案的开放。史料是第一位的，而且多多益善。唯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叙事才会立于可靠的基石之上。
第二，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视角和观点，对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感受和认知水平。历史的确是当代人的历史，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就必须有自己的解读。中苏关系史研究不同一般历史研究，其政治性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会显得比较强，但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必须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唯有如此，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才会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才对得起历史。
第三，本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跨度为1917～1991年，涵盖了中苏之间74年交往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在迄今国内外的同类学术著作中即使不算仅有，也是很少见到的。把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放在历史长程中去观察，感觉和收获会是不同的。全书把握了一条主线，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与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行交错，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两条线索合并。但此后中苏关系从结盟到蜜月，从合作到分歧，从破裂到冲突，一直都是两党的关系主导一切。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双方才逐步认识到国际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国家关系应该是主线。所谓“正常化”，其真正的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对结构安排也有考虑，即前32年只写一篇，而后42年写了三篇，这种架构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并突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导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变换。
第四，我们几人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均无专门研究。不过，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对兄弟，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升华。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建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分析框架，把国家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状况和中美苏三角态势作为三个基本要素，这在同行的研究中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又如对中苏同盟破裂根本原因的分析，试图突破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主要理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利益/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主义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在结构上是不成熟、不合理的，其表现是党际关系指导着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主权和平等受制于“国际主义”等。在冷战的环境下，这种结构就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脆弱和动荡。
当然，尽管经过努力，本书仍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曙光讲的加强中苏经济关系研究，绍雷提出的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后果，陈兼所说的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中苏争夺第三世界的问题等，本书都未能做更多的论述。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应有内容。无奈，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几位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触及的，非我辈不努力，实乃力所不及。或许，以后增订再版还有机会，而我更希望有后来者跟上，把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沈志华
2010年9月
第三版修订说明
冷战年代的中苏关系不只是作为一对双边关系存在于国际舞台之上，其演变脉络中蕴含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内容，并且同时交织着美、苏、中大国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小国关系互动的因素，直接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分合重组。因此，中苏关系历史的余音仍然环绕于后冷战时代的天空中，其幻化出的种种迷彩，一直令人们生出追寻真相的兴趣，探赜索隐不疲不止。这应该也是本书再次修订出版的原因。
此次第三版的修订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篇“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正文内容基本没有变动，只将原来没有说明资料来源的若干苏联档案的注释做了补充，统一来源为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档案资料选编》。
第二篇“同志加兄弟（1949～1960）”及第三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所做修订相对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补充、修改了注释中的遗漏、错误等。
其二，2015年末，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正式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卷），由此，原稿中引征的俄国档案凡已收入其中者，在注释中均替换为该档案选编的卷次和页码，以利读者检阅。
其三，修订了修订版编辑时的个别差误，恢复了修订版编辑时删节的一些内容。
其四，补充了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如关于1962年伊塔事件问题的俄国档案文件等。在考察中苏之间发生的此类事件时，除了要有中国材料的支撑，还需要掌握更多相关当事国家的材料，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尽量完整地反映事件的全貌和问题的真实状况。对于这类事件历史真相的进一步还原，还有待于中国及有关当事国相关档案文件的进一步解密和公布，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大气力进行挖掘和搜集之，以期更为深入地进行考察和分析评估。
其五，修订了个别分析评述的用语。透视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事件，在所掌握的史料中还缺乏对应当事国的原始档案支持时，分析评述宜采用更为中性的语言，以求更为客观地展示事情发展的脉络，为读者的解读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铺垫。
第四篇“走向‘正常化’（1979～1991）”，主要内容和观点没有改动，主要的修订是根据近些年来当事人新出版的回忆录或文章，以及一些访谈，对部分事实做了更明确和肯定的判断，对中苏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个别事件做了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描述。此外，一些原本叙述略显重复之处，在此次修订时做了重新梳理，以使行文更加顺畅、明了。
李丹慧
2016年4月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