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革命”与“反革命”被扩大化为非常宽广层面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阶级较量。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党派之上。唯己独“革”，唯己*“革”，唯己真“革”，甚至视革命同路人为危险的竞争对手。19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本书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开。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同一个《新青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有相当的出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且持久而不衰。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深巨；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一　“普通刊物”
　　二　“复活”与“渐兴旺”
　　三　与《东方杂志》竞争
　　四　新文化形成“运动”
　　五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个人·社会·群众·党：五四前后的关联与演进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社会主义则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
　　一　个人、国家、社会
　　二　社会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运动：群众与党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1920年代，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
　　一　从一党独“革”到三党竞“革”
　　二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三　“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征”与“反革命罪”的缘起
　《反革命治罪条例》的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此后，“反革命”既是一项受打击和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既具有法律的威严性，又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一　“北伐”与“南征”
　　二　“忠于职守”与“反革命”
　　三　“杀鸡吓猴”
第五章　党员、党组织与都市社会：上海的中共地下党
　中共对帮口并未因其“封建”属性而拒斥，而是利用其组织网络作为动员工人的媒介，并转化其组织能量为党的目标服务。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一　“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
　　二　“学生很危险”
　　三　工人与帮口
　　四　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
　　五　团与党的竞争
第六章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在“赤色乡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革命，而在“白色乡村”，自地主至雇农都反对革命。“赤色乡村”在进行武装暴动和屠杀反革命时，往往将与自己有宿怨的宗族和村落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使阶级斗争的革命行动异化为村落之间的械斗。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党费、党内交通与情报传递
　　四　地域社会、农民与党
第七章　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
　在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廖仲恺案和西山会议派，亦有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之面相。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蓝本
　　二　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继替
　　三　国民党二大之后
第八章　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竟有半数左右的教授加入了国民党。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称许其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与其说是“民主堡垒”，不如说是“自由堡垒”。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六　比较中的审视
第九章　“武主文从”：战时国军的政工与党务
　朱家骅承认：“军事胜于政治，政治胜于党务。”“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　以党治军的蜕变
　　二　军队政工与党务的恢复
　　三　文武关系的变奏
　　四　政工与党务的困境
第十章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湖南会战，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国军士兵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兵，亦可见敌我战
　　斗力之悬殊。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二　战略部署
　　三　指挥与协调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第十一章　绅权：乡村权势的蜕变
　在京兆农村，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的人就不肯在田间工作。在江西寻乌，一些地主子弟在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一　传统士绅的没落
　　二　知识分子城市化
　　三　民国绅权的社会构成
第十二章　县长：基层地方官的转型
　县长置身于现代官僚群体与地方豪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上穷下拙，左右为难。对上应付不当，动辄撤职查办；对下稍有不慎，反对控告随至。
　　一　铨选和任用
　　二　资格与出身
　　三　年龄、籍贯
　　四　薪俸、待遇
　　五　任期与出路
　　六　职责与施政
　　七　省权膨胀下的县长角色
　　八　双重结构下的县长角色
第十三章　区乡保甲：县衙与村庄之间的政治
　约从1934年开始，县以下开始分区设署，国家行政机构下沉到“区”一级。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由区署下沉到乡保，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国民党政权的向下扩张，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僭取法理权威的绝好机会。
　　一　假托自治
　　二　重建保甲
　　三　“新县制”
　　四　区长
　　五　乡镇长
　　六　保甲长
征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