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兼具通识性与专业性的文艺复兴哲学史）

1. 由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与文艺复兴研究巨擘查尔斯•施密特共同主编，英语世界文艺复兴哲学研究代表著作。
2. 涵盖逻辑学、自然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及修辞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全面呈现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研究全貌。一部深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思想与文化不可绕过的重要著作。
3. 22位相关领域学者共同撰写，包括昆廷•斯金纳、查尔斯•施密特、Brian P. Copenhaver、Paul Oskar Kristeller、Jill Kraye等。
4. 收录文艺复兴时期138位哲学家传记，并附详细著作及参考书目。一部兼具通识性与专业性的文艺复兴哲学史。
5. 本书为剑桥哲学史系列一种，自198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没有翻译引进到国内。此次中文版首次引进，填补国内文艺复兴哲学研究著作的出版空白。同时也能够充实国内知识界对文艺复兴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为思想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一个权威可靠的范本。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由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和文艺复兴研究巨擘查尔斯•施密特共同主编，是一部全面论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综合性文集。多位撰稿人皆是相关学术领域里的重量级人物。本书是深入了解与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思想与文化不可绕过的重要著作，亦是英语学界首次对庞杂的研究文献进行综合梳理，以飨读者的成果。

全书按哲学分支而非哲学家或学派来安排组织，共分三个部分23个章节，内容涵盖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逻辑与语言、自然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以及修辞等各个方面。编者从文艺复兴哲学自身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以其自身话语来呈现文艺复兴哲学不同侧面的内在发展,勾勒这一时期哲学的主要面貌与特征。

主编：
昆丁·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英国著名思想史家，剑桥学派代表学者，著作包括：《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现代政治的思想基础》《霍布斯与共和主义》等。

查尔斯·施密特（CHarles B. Schmitt，1933-1986），早年在路易维尔大学接受化学工程教育，后至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文艺复兴哲学，师从保罗·克里斯特勒。1963年完成博士论文《詹弗朗西斯科·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及其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后又作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怀疑论研究，遂成为现代怀疑论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研究领域涉及文艺复兴及现代思想、文艺复兴及17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16及17世纪科学思想以及现代大学史，著作包括：Cesare Cremoni (1980)，Pseudo-Aristotle (1982)，John Case and Aristotelianism in Renaissance Eng /and (1983)，以及Aristotle among the Physicians (1985)。

译者：徐卫翔，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意大利哲学专家，主要译著有：《曼陀罗》《扎根》《希腊人》《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越界的现代精神》等。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思想背景

一 探索的条件
第一章 抄本
第二章 印刷与审查

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概念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概念

三 哲学话语中的翻译、术语和文体
第四章 哲学话语中的翻译、术语和文体

四 人文主义
第五章 人文主义

第二部分 哲学及其各部分

五 逻辑与语言
第六章 传统逻辑
第七章 人文主义逻辑

六 自然哲学
第八章 传统自然哲学
第九章 新自然哲学
第十章 占星术与魔法

七 道德哲学
第十一章 道德哲学

八 政治哲学
第十二章 政治哲学

九 心理学
第十三章 心理学的概念
第十四章 官能灵魂
第十五章 理智灵魂

十 形而上学
第十六章 形而上学

十一 知识与行动的问题
第十七章 宿命、机运、神意与人类自由
第十八章 各种知识理论
第十九章 各门科学的知识论

十二 哲学与各人文学科
第二十章 修辞学与诗学
第二十一章 历史学理论

第三部分 补充材料

十三 附录
第二十二章 古代著作的获得
第二十三章 哲学教科书的兴起

生平文献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本卷哲学史起源颇为复杂，所以最好先解释一下该计划是如何成型的。1980年夏，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杰里米•迈诺特博士（Dr. Jeremy Mynott）邀请我为《剑桥晚期中世纪哲学史》之后的一卷提交一份计划书。我最初草拟的框架，除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外，还希望尽可能涵盖十七世纪。这份草案寄给了许多专家，听取他们的评价。出版社选定的审阅人之一，自然就是查尔斯•施密特（Charles Schmitt）。他回复了很详尽的一份批评，以及极富说服力的一个建议：一整卷都用于文艺复兴哲学。迈诺特博士邀请他按照他的思路另外详细拟定一个方案。他的方案写得很充分，而在进一步咨询并修订之后，剑桥大学出版总社最终于1981年12月接受了该计划。查尔斯也因此被提名为本卷哲学史的总主编，我也答应作为两位主编之一，而在查尔斯的建议下，艾克哈特•凯斯勒（Eckhard Kessler）教授也被请来充实我们的团队。
查尔斯证明是位卓越的主编，他迅速分配了各章的撰写任务，并劝说各位撰稿人在1984年初完成初稿。这些稿件，除了查尔斯、艾克哈特•凯斯勒和我阅读讨论之外，还及时提交给出版社所认可的专家组。我们非常感谢在这一关键阶段以其详尽透彻之批评给予我们帮助的各位专家：阿什沃斯（Ashworth）、科本黑弗（Copenhaver）、格拉夫通（Grafton）、格连德勒（Grendler）、凯利（Kelley）、克里斯特勒（Kristeller）、帕克（Park）、鲁宾斯坦（Rubinstein）及华莱士（Wallace）诸教授。
虽然到了1984年初，本卷哲学史大部分已成草稿，但查尔斯所坚持的严格审阅程序表明，我们不能如先前所希望的，尽快向出版社交出我们的打印稿。不过，到了1985年底，我们要求各位撰稿人所作的修订和增补，事实上已经全部顺利完成。当查尔斯1986年4月赴帕多瓦作讲座时，他随身带上了为本书导论所作的笔记，【xii】打算在月底返回之前，完成本书剩下的最后一个部分。
从帕多瓦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查尔斯于1986年4月15日突然辞世。虽然毫无宽慰之感，但多少令人释怀，可以在此记下一笔的是——正如我在他殁后抵达的信中所得知——查尔斯最终对我们这卷哲学史感到满意，认为它达到了他所设定的标准。如今我们最诚挚的希望乃是，它可以算作是对他的一份纪念：为他令人惊异的博学以及他所表现出的谦逊品格，为他以身作则的学术标准（虽然不免有些令人气馁），也为他向学界同仁一贯给与的帮助。
在本书能够付印前，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克服。导论部分还需要最后改定，该课题我在查尔斯几乎已经写就的草稿基础上完成了。但我们的主要问题当然纯粹是由工作量所带来的：要将这么一本大部头看完并交付出版社。照主编小组的先前分工，这原本是查尔斯的任务。他的遽然离去，适逢艾克哈特•凯斯勒和我出奇地忙碌。结果，我们二人都不适合承担这进一步的义务，除非本书的出版大大延后。我们非常幸运，瓦堡研究院（Warburg Institute）的吉尔•克瑞（Jill Kraye）——查尔斯原本已非正式地请她参与我们这个项目——此时答应加入我们，作为副主编，负责本书最后的成型。她通读了所有撰稿人的修改稿，还核对了参考书目及生平文献。她与出版社提名的责编马什女士（Ms P. R. Marsh）通力合作。我们也感谢马什女士在处理我们庞杂凌乱的打印稿时所表现出的耐心、细致及专业技艺。
吉尔•克瑞本不会承担这项重负，如果瓦堡研究院没有给与她特别学术休假，暂时离开助理图书馆长之职位的话。因而我们要特别感谢瓦堡研究院院长特拉普教授（Professor J. B. Trapp），他在本卷哲学史开始构思起便是一位仁慈而热情的朋友，他还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安排了克瑞在图书馆的职责，使她能够在1986年7月全身心地投入到本卷的工作中。
我们要感谢的其他学者及机构，是一份长长的名单。我应该首先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杰里米•迈诺特博士。他不【xiii】但首先发起了本卷哲学史的计划，还以其始终稳妥老练的手段，督促着全书的完成。我们特别要感谢的出版社其他人员是乔纳森•辛克莱—威尔逊（Jonathan Sinclair-Wilson），他为本卷的规划出力甚巨，以及乔安娜•瑞恩波（Joanna Rainbow），她与吉尔•克瑞密切且有效地开展了合作，最后要感谢的是马什女士（Ms Marsh）。
各位撰稿人的书稿抵达时，查尔斯邀请许多学者给予帮助，他们大部分都与瓦堡研究院有联系，我也应该继续表达我们的谢意。康斯坦丝•布莱克韦尔（Constance Blackwell）阅读并评论了某些章节。安古斯•克拉克博士（Dr Angus Clarke）翻译了原文为意大利文的三章；大卫•曼布里（David Membrey）将大量的材料输入查尔斯的电脑，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用瓦堡的激光打印机打印文稿（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使用该设备）；迈克尔•威尔莫特博士（Dr Michael Wilmott）除了与查尔斯本人合作，撰写了大部分生平文献以外，还帮助编排了两份详尽充实的参考书目。我还要向剑桥大学政治科学基金会的管理者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为本计划提供了所需的资助。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查尔斯•施密特本人，我相信与本卷哲学史有关的每一个人都会最诚挚地感谢他。本书的构思便是他心灵的表达；我希望它能不折不扣地成为他一生工作的里程碑。

剑桥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1987年

导论

正如本书的篇幅所表明的，文艺复兴是具有高强度哲学活力的时期之一。然而，只是到了晚近，这种活力的程度才得到了充分的认识。虽说十八世纪的哲学史家们如雅各布•布鲁克（Jakob Brucker）就将文艺复兴视为思想转向的重要时期，但他们的意识大多没有融入十九世纪历史综合的种种尝试中。布克哈特（Burckhardt）杰出的论著，关于哲学对文艺复兴文明的贡献基本上保持沉默，而盎格鲁-萨克逊学术传统通常认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死后的两个世纪，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新哲学”英雄般时代的陪衬。少数几位文艺复兴哲学家——斐奇诺（Ficino）、布鲁诺（Bruno）、康帕内拉（Campanella）——偶尔会出现在十九世纪所著的哲学史中，而即便如此，对他们的解释在许多方面也告缺如。一个问题是：对文艺复兴哲学的整体评价而言必需的历史探索，却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开展。大部分十九世纪的史家热衷于探寻“现代”思想之根源，而非考虑在不同时代哲学教诲与思辨的兴落，由此事实导出了另一个缺失。即便在讨论文艺复兴著述家时，他们也只是把这些人看作是后世哲学战场上的小卒，而非其时代的思想家，有其自身的权利。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一局面开始有所改善。勒南（Renan）、马比尤（Mabilleau）、费奥伦蒂诺（Fiorentino）、托柯（Tocco）、阿玛彼莱（Amabile）以及其他几位先驱性的工作，揭示了许多新的信息，出版了一系列著述，后世的史家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此后重要的一步于二十世纪头四分之一迈出，尤其是其中的两位学者对文艺复兴哲学的面貌做了更为清晰的限定。其一为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他对布鲁诺、特莱齐奥（Telesio）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哲学家做了开创性的研究。【2】另一位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其巨著《认识问题》（Das Erkenntnisproblem）的第一卷，首次将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卡西尔的贡献——扩展至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不太在意现代的语言和民族界线，而是公平地对待使文艺复兴与后世哲学相区别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充分的国际性，基于以拉丁语作为几乎普遍使用的学术语言。
从这些最初的首创者开始，对文艺复兴哲学所做的越来越学术化和精细化的努力，逐渐在过去五十年发展起来。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在该思想史领域粗略的线条中进一步找到自身的位置。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英语世界的各种思想史，它们中的许多在一系列显见的方面仍有很大欠缺。它们仍然是由非文艺复兴研究专家的学者所做，因而在无论一手还是二手文献方面都缺乏足够的把握。它们倾向于关注某些非主流的思想家群体，常常会将更多的篇幅给予诸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哥伦布（Columbus）或者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等人物，而不是那些专业兴趣在哲学之中的著述家。尤其是，它们倾向于以某种年代误置的方式来描述学科壁垒，遗漏了对当时所理解的哲学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却对无关紧要之事关注有加。
因而，我们感到有迫切的需要，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广泛而深入的活动，以英语写作一部可读且可靠的通史。看一眼本卷所附的文献书目便可知，大量详细的研究持续在文艺复兴思想的领域中推进。迄今尚缺乏的，是将这些发现提炼为一系列综合而全面的叙述。本卷哲学史希望尽可能承担的便是这一课题。
本哲学史的抱负乃是，应该提供给读者对该主题一种尽可能平衡的叙述。我们试图克服的一种不平衡是近来许多思想史中常见的某种倾向，将文艺复兴哲学中最重要的特征等同于最时新的特征。虽说我们当然会考察新柏拉图主义，以及自然哲学惊人的发展，但我们却不期望人们认为，它们的独特性便说明唯有它们才值得持续的关注。我们【3】也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不过分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近来的学术强调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综合依然最广为人知，同时它也是哲学知识在制度性传授方面最广受采纳的。虽然注意到这些新的评价，但就该思想派别的影响和原创性而言，我们却力图避免提出极端的主张。
我们试图达致的平衡，就应该被称为哲学的东西而言，乃是首先避免年代误置的各种观点。逻辑的学说，在当下盎格鲁-萨克逊哲学观中居于中心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重要的，但无论如何不是主导性的，因而我们也试图适切地处理它。反之，我们力图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某些论题，诸如修辞学、诗学和历史学，在哲学的畛域中享有重要的位置，在那个时期之后，它们的这种地位却大多丧失了。最后，我们想要指出（但并不过分着迷），魔法（magic）和占星术（astrology）不仅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中心地带占据着合法的地位，也曾时常进入“纯哲学”的背景中，之后，人们已断然剥夺了它们这样的待遇。
本哲学史更早的计划包含了更广阔的论题范围，包括哲学与音乐、文学、法律以及其他一些主题的关系。虽然很早就觉得这样的框架会有大而无当的风险，我们依然希望最终所采纳的计划能充分反映我们的基本历史编纂观。亦即是说，只要我们发现自己想要假定该学科由某些事先确定的主题所构成，那我们就没有希望写出令人满意的哲学史来。带着这样一种假定去写作，自然就会导向一种非历史的结论：最令人满意的哲学史将是那些著作，它们只关注最为二十世纪学生欣然承认为哲学的各种主题。相反，我们想要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在文艺复兴时期，比起在当代英语世界的大学中，“哲学”一词包含了极为不同而且更为广阔的论题范围。在最后形成的本卷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该学科中如今人们认为更加“哲学上有意义”的历史，同时对于整个文艺复兴思想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基础更为广阔的导引。
【4】然而，这一进路的成果不应被理解为一部学科际或者跨学科的著作。毋宁说，我们试图厘清某个特定的学科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种种分殊。后来的各时代将这种统一性裂解为许许多多不同的知识领域。本哲学史的目标就是要将碎片重新弥合，尽可能地为该学科本身提供一个向导。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本卷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文艺复兴哲学的思想背景，也试图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该学科各分支在其中起作用的思想框架类型。制度性的设定、哲学家们所面临的各种限制、他们能够获得的技术和资源等等，都会加以考察。
第二部分构成了本卷的核心，聚焦于哲学各分支本身。按照文艺复兴教科书的传统，该学科通常分为四个主要领域：逻辑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以及道德哲学。如本书目录所指出的，我们试图尽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论述各个部分。然而，我们也会将章节细分为更小更好处理的单元，比如（像某些文艺复兴哲学家那样）进一步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在某些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诉诸更现代的哲学范畴，尤其是为了适应有关知识与信仰以及有关科学认识论的问题。第二部分的结尾是探讨文艺复兴哲学知识的一般特征，以及它与在我们时代那些与哲学紧密相连的各种人文学科的关系。
第三部分由各种补充材料构成。为第一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做补充的各种附录，描述了现存的各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向学生传授其学说的各种手段。生平文献（biobibliographies）提供了本卷所讨论的约140位重要人物的简略描述，同时也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参考书目主要限定在各位撰稿人所引用的哲学家，虽然也加上了许多重要的条目。
本卷全书所用的征引体系如下。脚注的征引给出了尽可能简略的形式；它们所对应的，是一手和【5】二手文献。对古典或中世纪作家的征引正常情况下按照通行的方式，如：Cicero, Academica II.38.119。为了更好地使用本卷，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参考书目中所提供的信息通常不在他处重复了。
如上所述，我们基本上选择了围绕哲学的各个领域来组织本哲学史。虽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各思想家的著作割裂为不同的片段，但是这体现了我们认为的主要优点：将该学科各方面——如形而上学或者伦理学——的内在发展，展现为连贯且演进的思想结构。对我们而言，虽然由此会淡化主要思想家们的角色，可这样一种进路也没什么很严重的缺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长时段的发展，以及对某些核心问题持续的关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满意这样的假定：即便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可说是体现了某种诸如时代精神的东西。进而，我们希望正视这一事实（当然也有许多显著的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对真理同心协力的探索。当然，对于那些为本哲学史缺乏对特定人物的专论而感到遗憾的读者，我们希望生平文献能够多少恢复一些传统上个体为本的视角。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虽然在书名中用了“文艺复兴”一词，我们却并不承诺——也不要求各位撰稿人承诺——对使用这个广泛讨论的术语持有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文艺复兴的含义、年代范围以及地理边界尽管有大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决定尽可能避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最想说的是，本卷哲学史试图覆盖这样一个领域的哲学活动，在其中拉丁语作为一种文化语言，运用于从奥卡姆的时代到培根、笛卡尔及同时代人革命性的工作。但即便这样，对于我们所做的，也暗示了一种过于明确的界定。有些撰稿人所涉及的范围必然更广，包含了对理解文艺复兴这一时期而言必不可少的前期讨论；另一些人所关注的更为狭窄，将文艺复兴的概念理解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整个时期中贯穿始终的一种范畴或者思想风格的名称。这当然会造成某种不连贯甚至不一致。但我们相信，这也反映了当下该领域各种学术意见的现状。显而易见的【6】是，在专家们当中对各股思想之线缕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一种标准或者统一的观点，而它们，正如本卷各部分试图展现的，会构成文艺复兴哲学丰富且常常奇异的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