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1949

公元1949的南京，那个电闪雷鸣、云水翻腾、人声鼎沸的岁月，于不动声色中，转瞬已过去了七十一年。七十一年，不过皇皇史书中的一页，却已是享年杖国之人的一生。

 

 

这本书的出版历经周折。

首先作者的创作颇为艰辛，正如李伶伶先生在本书的跋中所述：在此之前头脑中冒出这个选题时，对于具体写什么、怎么写都还无从确定，只觉得是个好题材，独自高兴了一些时日。可当初步接触了史料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座怪石嶙峋的山，且百般找不着“也便成的路”。焦躁中，放弃也并非没有想过，当然不甘心，于是一边更加使劲地搜集资料，一边调整构思。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终于从故纸堆中发现些微斑驳的光影，思路也渐渐明晰起来，决定写“大时代下人的命运”。

其次，编辑出版长达三年之久。接到初稿后，编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紧锣密鼓地进行文字编辑、与美编沟通装帧，做足了“建国七十周年”出版计划一切准备。但是，由于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直至2019年11月底才*终审读通过。从选题申报到图书出版，历经了三年时间，期间与作者创作时的心历相同，多次打退堂鼓，以为等不到这本书的出版之日了，*终还是应了那句话：好事多磨。

虽然命运多舛，但这本史实丰赡，文笔劲道，装帧精良的书，带着被打磨过的光环，无论内容的可读性还是纸本阅读的体验感，都是一部精品力作。

 

 

《南京1949》以南京城一年间的变化，再现了一棵巨朽之木轰然倒伏、一枝新竹拔地而起的过程。以类于拼图的手法，将构成时代转换诸因素的条块，拼接出旧毁新诞临界点的独特景象。以一年里南京城内、或国内围绕南京所发生的大事小事为背景，摹画了一群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以及另外一群被命运操纵的人。形形色色的人包括英雄、枭雄，赌徒、小丑……与广大的民众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江河，再现了处于历史急水滩头的各阶层人们的不同反应，展现了百官与百姓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急智与钝愚、彷徨与选择。

从作品结构来看，其以4月23日为界，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自1949年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写起，伴随国共之间各方面的较量，以及随后国民政府的溃败、失措、挣扎、逃离，南京城出现的种种怪诞世象；后半部分写解放军进城、接管南京城过程中曲折的种种，南京这座前首都如何转变角色逐步适应新社会。两分式结构既于作品实际内容相宜，又具象征性。

李伶伶，非虚构文学作家。著有《京剧四大名旦传记丛书》《杨宪益传》《齐康传》《尚长荣传》《施雅风传》《鲁迅地图》《胡适地图》《沈从文地图》等，先后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奖、江苏省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1993-2003年江苏十年报告文学奖一等奖、第四届金陵文学奖一等奖、南京市“五个一”工程奖等。

一  新年，坐困愁城

元旦文告，难产-004

蒋介石下野，迫不得已-024

凄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034

二 抢运，失措的忙乱

黄金，渡海往台湾-046

文物，又一次迁徙-060

“抢救”教授，傅斯年的痛-088

 

三 疏散，首都支离破碎

谣言中的疏散-130

李宗仁和孙科：府院之争-150

新年里的末日奔逃-178

疏散费的风波-194

农村风味的都市-216

四 暗战，一样的硝烟弥漫

未遂的京（南京）沪暴动-226

查封、罢岗：警察厅长的头焦额烂-246

起义、策反：陈修良的刀尖 舞蹈-262

“四一”惨案真相-286

五 4月23日，一道分水岭

和谈，一盘注定输赢的棋-302

撤退，最是仓皇辞庙日-330

短暂的真空时期-354

 

六 进城，总统府换旗

  4月24日，新的一天-370

外交风波：误闯大使馆-386

会师，“外来党”与“本地党”-404

 

七 接管：打碎与重建

《南京概况》：接管的参考-414

三人饭五人吃的“包下来”政策-417

新币种，新报刊，新课程-422

  限娼、禁毒、反特-428

10月1日，烟花绽放-436

◎序（王一心）

南京这座城市，被称作“十朝古都”，是自公元211年孙权开始，至1949年换上共和国旗帜，其间一千七百多年，断断续续先后有东吴、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这十个朝代在此建都。除了明朝朱棣在南京做了近二十年皇帝后迁都北京，九个朝代在此断送。宋取代东晋、齐取代宋、梁取代齐、陈取代梁因为都是本朝将领重臣篡位或强逼禅让，是出自王朝内部的嬗变而未迁都。除此之外的五朝则全为外力所黜：西晋舟船逼近，吴末帝孙皓投降；隋军破城，陈后主陈叔宝被掳长安；宋军破城，南唐后主李煜被俘至汴京；清军破城前夕，太平天王洪秀全自尽；解放军进城前三月，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迫于大势已去离城南下。

相较于月朗风轻繁星满天，雷电交加暴雨骤至的天气总是更易生发匪夷所思的故事；相较于乡井阡陌寻常生活，朝代更替的转折点上也总是麕集与散发着更多令人回味与反思的信息。特殊的历史时期，迥别于平常的人事交相作用，奇异的景象往往迭加呈现，充满了典型性、戏剧性，而挟裹着历史的真谛，研究与描述的意义于此生焉。

历史宛如一条潮平岸阔的大河，看着它流动时，往往觉得是乌龟缓行；而每当回首时，又常惊觉分明是兔子疾奔。公元1949的南京，那个电闪雷鸣、云水翻腾、人声鼎沸的岁月，于不动声色中，转瞬已过去了七十年。七十年，不过皇皇史书中的一页，却已是享年杖国之人的一生。写作应是对历史敏感的职业，作家本应对历史具有特别的觉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那一个月隐日出，当然并不专属于南京城，却于南京城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难比的独特性，于南京人更有着特别的感受，故而由从小在法国梧桐树下长大的南京作家承担书写的责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南京1949》以南京城一年间的变化，再现了一棵巨朽之木轰然倒伏、一枝新竹拔地而起的过程。以类于拼图的手法，将构成时代转换诸因素的条块，拼接出旧毁新诞临界点的独特景象。以一年里南京城内、或国内围绕南京所发生的大事小事为背景，摹画了一群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人，以及另外一群被命运操纵的人。形形色色的人包括英雄、枭雄，赌徒、小丑……与广大的民众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江河，再现了处于历史急水滩头的各阶层人们的不同反应，展现了百官与百姓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急智与钝愚、彷徨与选择。

从作品结构来看，其以4月23日为界，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自1949年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写起，伴随国共之间各方面的较量，以及随后国民政府的溃败、失措、挣扎、逃离，南京城出现的种种怪诞世象；后半部分写解放军进城、接管南京城过程中曲折的种种，南京这座前首都如何转变角色逐步适应新社会。两分式结构既于作品实际内容相宜，又具象征性。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脱口至今差不多四百年，仍然字字在理，虽然读史岂止可以明智。

 

                                               王一心

 

 

◎ 精彩书摘

黄金，渡海往台湾

“骗”来的黄金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位于南京下关大马路的中国银行内，一中年男人坐在地上哭得泗丝长涕流急。他面前的地板上，散落着块块银元。两个多月前，他按照政府要求，用400块银元兑换了800元金圆券；如今，他用800元金圆券只换回了40块银元。“大半辈子的心血啊”，像哭丧一样，他边哭边嚷，“只不过两个多月啊，就打了水漂”。其他人纷纷应和，“谁又不是呢”。谩骂、叹息、哭泣，银行里嘈杂声一片。数数手中刚刚兑换来的金银外汇，无人不损失，无人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因为金圆券的发行，国民政府、蒋介石、蒋经国在百姓心目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大骗子。1948年8月的币制改革主要有两点：一是限定物价，打击囤积居奇——抢购风潮由此而来；二是发行金圆券，收兑市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外汇。按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汇禁止在国内流通，私人不得持有，必须于9月30日前以每市两黄金兑金圆券200元，每市两白银兑金圆券3元，1块银币兑金圆券2元，1美元兑金圆券4元的比率进行兑换，一旦过了收兑期限，一律没收。政策一出，活跃于南京大马路一带的银圆贩子立刻大量抛售银元，价格顷刻间下跌了15%。

8月20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在南京，因为担心存有的金银外汇过期被没收，争兑金圆券的人挤满新街口的中央银行和大马路的中国银行。仅一天工夫，南京收回黄金1272两，白银381两，银圆34375枚，美金34382元，港币10543元。全国的黄金，中央银行收回5千余两，中国银行收回2113两¹。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说，收获颇丰，成绩显著。

民众在经历了70日大恐慌后，又被国民政府准许持有金银外币了，政府还规定民众将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和银币，人们于是又陷入抢兑黄金、外汇的狂潮之中。因为金圆券的发行早已超过当初规定的20亿限额而持续超发和滥发，导致金圆券币值狂贬，1000元金圆券才能换回1市两黄金，而且每天都有限额，先到先得，兑完为止。而到1949年1月时，换一块银元需要1000元金圆券；4月23日国民党撤离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也兑不来一块银元了；5月27日，解放军开进上海时，1块银元的价值超过5亿金圆券。短短九个月时间里，金圆券的贬值速度骇人听闻。

继军事失利后，经济崩溃成了国民政府败退的另一个加速器。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台湾立脚，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圆券，它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提供了资金保障——因为收兑金圆券，城市中产阶级和普通百姓糊里糊涂地“上缴”给了政府167.7万两黄金、2356.4万元银元、888.1万两白银、4985.1万美元¹。李宗仁的形容最为精妙：“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²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自金圆券以来，中小级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银外钞依法兑券表示其爱国……”（蒋介石1948年11月3日日记）。按照参与币制改革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1948年10月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政府共吸收全国人民金银外币约值美金两亿元³。

蒋介石败退，一边激情飞扬地鼓动将士们保卫首都“战至最后一人”，一边毫不留情地带走了凝聚着纳税人血汗的国家财富。他以堂而皇之的政令“骗”来百姓的资产，然后悉数把它们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一走了之，却将因“爱国”而贡献财产的市民抛弃在空壳一般的“国家”。

“偷”运黄金

1949年1月初开始，蒋介石的“总账房”、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财务预算署中将署长吴嵩庆的日记里，频繁出现“中央银行”“财政部长”“央行总裁”“副总裁”等与“钱”相关的单位和人员。10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的行程：由南京赴上海，“与俞、刘二总裁等洽办”¹。俞，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刘，即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也在这天，蒋经国的日记记道：“今日，父亲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吴、蒋二人同往上海，同访俞鸿钧，为的只是一件事，“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²。所谓“现金”，指的是储存于南京和上海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银元外汇，当然也包括几个月前以兑换名义从普通百姓手中攫取的那部分。

其实早在1948年11月中下旬，蒋介石抢运金银外汇到台湾的计划就已经开始萌生：“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蒋介石11月22日日记）那时，辽沈战役已结束，国民党告败；淮海战役已打响，国民党败局初显；国内求和呼声日盛；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个时候，蒋介石当然愈发感到财权在握的重要性：退守台湾需要钱；另起炉灶也需要钱；将来反攻更需要钱。李宗仁之所以只能“代行”总统职权，全在于蒋介石实际控制着军权和财权，这让他能以下野总统的身份仍然操纵一切，而将李宗仁玩弄于股掌之间。

事后统计，国民政府从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6月5日，先后分四批将分藏于南京和上海的中央银行国库共计400多万两黄金（不算白银和外汇）运出，除一部分先储存于厦门鼓浪屿外，另外一部分直接运去了台湾；1949年8月，又分两批将存于美国的黄金搬回台湾。因为战局因素，因为蒋介石不得不下野，所以“抢运”是整个运输过程中的关键词。继12月1日运走第一批第一船次200.4万两黄金之后，《元旦文告》发布那天，第二船次57.3万两黄金运往厦门。1月20日，也就是蒋介石下野前一天，第二批99万两黄金由军舰护送驶离上海外滩码头。但即便手脚并用地抢运，蒋介石也知道仍然赶不及在他下野之前“掏空”国库，而以“预支军费”的名义提取国库黄金最名正言顺。这才能够保证在他下野后抢运计划得以继续实施。助其完成这个计划的就是预算署署长吴嵩庆，他在1月10日的日记里写着的“拟草约”便是与中央银行签订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的合约。

大陆黄金迁台涉及到的最重要的三个人，除了吴嵩庆，还有就是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从忠心于蒋介石来说，莫过于吴嵩庆—浙江老乡、基督徒、古板、木讷、老实、踏实肯干、在空军工作过因而与宋美龄关系良好、忠诚且从无二心是他获得蒋介石绝对信任的基础。这样的信任是他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做机要科长，也就是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也因为信任，他不仅很快晋升中校密电股长从而掌管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还协助侍从室的密电室工作（人称“黑室作业”）¹。

1947年底，吴嵩庆被从湖北省财政厅厅长位上调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署长，军衔因此由少将升为中将。这位怀揣着“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²理想的中将署长却为蒋介石转运和守护了百万“军费”——据其子吴兴镛考证，运往台湾和厦门作为“预支”军费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是由吴嵩庆经管的³。他忙着抢运黄金，以至于1月21日蒋介石下野而由南京飞往杭州，他都不知道。当天，他与台湾省主席陈诚同机由台北赴南京，途中接到通知转飞杭州。两机先后降落杭州笕桥机场，就在这里，他与蒋介石见面汇报抢运黄金事宜。“甚安详”（吴嵩庆1949年1月21日日记）是他当时对蒋介石的观感，透露了刚刚下野的蒋介石从外表上看还是平和镇定的。

抢运第一批黄金时，蒋介石尚在总统位上，提取黄金在他职权范围；而由吴嵩庆、汤恩伯调取上海库存的最后一批黄金时，南京总统府上的红旗已经飘扬了一个月，上海眼看也不保，此时转运黄金不再是秘密。唯有吴嵩庆经手的运往厦门的第二批99万两，还有1949年2月7日至9日蒋介石下野后运到台湾的第三批约60万两，都是以“预支军费”的名义提取的，对外（公众）是秘密，对内（李宗仁）也采取了欺瞒——蒋介石不想让李宗仁了解军费家底。因此，这两批黄金数量都属于秘账，既没有列入台湾中央银行黄金收支账目，也不在台湾国防部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材料的档案中。它们都落在吴嵩庆掌控的预算署名下，实则吴嵩庆个人户头下，由蒋介石直接分配调用，足见蒋介石对吴嵩庆的信任程度。从吴嵩庆1949年7月份的日记看，由他保管的存于鼓浪屿的蒋介石秘密军费除预支了一部分用于战事外，其余的后来陆续由厦门转运台湾，他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起初，对于蒋介石以预支军费名义提取国库金银的方案，俞鸿钧有些不知所措，而刘攻芸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担心一旦消息泄露可能会引发挤兑黄金潮，从而影响军心民心，但蒋介石主意已定，坚持如此。作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参与了第一批黄金抢运。所谓“第一批”，分为三个船次，1948年12月1日、1949年1月1日、1949年2月7日。因为是秘密行事，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俞鸿钧不得不亲力亲为，“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何善垣还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在第一次抢运上海中央银行黄金时，“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 ¹

但是，当晚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发生的一幕还是被住在华懋饭店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发现了。中央银行地下金库在中国银行的后院，所以，奉命负责运金的500吨（一说700吨）由美国巡防舰改装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停靠在黄埔江边的中国银行码头。第一批黄金抢运，按照乔治的说法，“用的是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¹。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以文学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黑夜里，‘苦力’们一面挑着沉重的担子，一面不断有节奏地发出吭哟声。每个人都用一根竹扁担挑两件包裹。在照亮银行通往货船的道路的弧光灯的亮光中，这些人显得阴森可怕。”²

“海星号”年轻的水手范元健参与了这次运金。在他的记忆里，那天晚上的开船时间是12:00。让水手们觉得奇怪的是船沿黄浦江径直开到长江口后没有依例朝右开，而是朝左开，随后停靠在中国银行的码头边。然后，他发现许多扁扁的很重的木箱被抬上船，“两个工人扛一箱”，这与“苦力运走”的说法一致。“运上来我们才晓得这是金子，因为箱子的颜色是装金子的，而且从银行里面运出来。”³

就乔治发出的电讯，英国路透社迅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转发时的标题保留了“偷”字：“中央银行偷运金钞”，又将偷运的缘由作了交代：“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与此同时，宋子文从上海中央银行提取银元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于1948年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了广州⁴。与偷运的黄金性质一样，这批银元也是金圆券的准备金。正如湖南省参议会在得悉“偷运”事后通电全国时所说，这些金银属于全国人民所有，随意动用影响全国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¹。

得知政府正在秘密转移国家财产，民众的恐慌不难想见，同时还有将被遗弃的绝望，对政府的信心进一步丧失，刘攻芸担心的挤兑黄金潮如期而至。因为每天都有定额，所以银行每天排队兑换黄金的人潮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绝非夸大之辞。当人们的耐心快消耗光的时候，上海中国银行门前的惨案便发生了。1948年12月24日上海《大公报》的一篇报道，标题触目惊心：

人比黄金贱！

挤兑场面惨绝人寰

有的头破血流弄得满身血渍

被挤死后连倒下去也不容易

伴随着无辜百姓深陷地狱般的境地，1948年12月31日，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运金佳绩：“已妥运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又运出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市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前往厦门。”²也就是说，这两次运金，都由“海星号”负责，但前一次由海军总部派出的“美盛号”护送，最终在台湾基隆登岸；后一次由“美朋号”军舰护送，停靠在厦门。

尽管挤兑风潮和惨案发生的后果不应该由俞鸿钧个人承担直接责任，但他作为实际操办者，在执行蒋介石黄金运台（厦）令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也即并不光彩的角色。而且在蒋介石下野、他自己去总裁之职后，仍力促继任总裁刘攻芸继续将剩余黄金运往台湾，可谓竭尽心力，为蒋介石立足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1960年他于台湾病逝，在蒋介石颁发的褒奖令中，特别提到他当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以奠财经再造之基”，因此“厥功尤伟”¹。

刘攻芸本来就不是黄金迁台的积极分子，蒋介石引退后，他更认为，总统既然已经下野，便无权下令继续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将“余款”（此时上海中央银行尚余82万两黄金）也以军费名义提取的催促颇有些怠慢。这令蒋介石很恼火，在1949年1月27日的日记里感叹：“世人皆利令智昏，真能明理识义者，究有几人？”倒是俞鸿钧，虽已不是中央银行总裁，但以央行常务理事的身份反复密电蒋介石，恳请总统（即便已下野）“密洽刘总裁迅办”同时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劝说刘攻芸，吴嵩庆也出力不小。他联合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等一起配合俞鸿钧做刘攻芸工作。刘攻芸一时两头为难：这里，以李宗仁代总统为首的桂系也在觊觎这最后的一批黄金——他这个总统，不能身无分文；那里，下野总统实际操控着一切，又催得急逼得紧。刘攻芸左思右想，便以拖延术应对。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先拨付了12万两。这笔黄金由飞机运去了台湾。而同时他又故意将消息外泄，企图借舆论压力阻止蒋介石，但没有成功。

到1949年2月6日，南京中央银行的黄金库存已被清空，上海中央银行只留了20万两（一说40万两）。得知大功告成，蒋介石长舒了一口气。而正在南京忙于与中共和谈的李宗仁直到2月中下旬才发现他已成光杆司令，当然气愤不已，他一面严令刘攻芸守住最后一点家财，“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²，一面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将黄金运回，一面通过立法委施压。但几条路都走不通：刘攻芸虽对黄金运台不以为然，却又不敢公然反对；陈诚回说此事他管不了，似为推辞，也是实情；立法委则对蒋介石根本不起作用。

一文不名的李宗仁自感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但大量印发的后果则必然造成“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不得已，李宗仁求助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给中国一批白银。司徒雷登的答复道出现实真相而直戳李宗仁最痛处：“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¹蒋介石先釜底抽薪，陷“新妇”李宗仁于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在得知李宗仁欲调回黄金的消息后，竟然还会怒不可遏，说李宗仁要抢回黄金是准备“半年内用光了事”的“阴谋”，视之为“断送国脉民命”，斥为“卑劣”，咬定李宗仁是在抢夺“军权与财权”（蒋介石1949年5月2日日记）。

运黄金的人

显然，在大陆黄金迁台过程中，于蒋介石看来，刘攻芸的表现最不好。尽管从历史的角度，刘攻芸被排在黄金迁台至关重要的执行人之一行列毫无疑问，但自最初时的反对，其后的违命不从，到被反复劝说后才不情不愿地执行，却又故意拖延，都很让蒋介石痛恨，失宠成为必然。而他之所以看上去与蒋介石离心，似乎与他亲近桂系有关。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代总统，刘攻芸随即继任俞鸿钧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3月，李宗仁改组新政府工作完成。新政府人员名单中，财政部部长正是刘攻芸。加入“新”政府，蒋介石视为“投降”行为，而刘攻芸本人则被蒋介石斥为“投降桂系的反动派”²。从中可以发现在河山即将丧失时，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虽然1949年刘攻芸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但他已难获蒋介石信赖，更不得重用，故而不得不转去香港。开罪了蒋介石，他的日子很难过，连向台湾方面申请一本护照都不能如愿。最终，他转去了新加坡，于1950年春出任新加坡华侨银行顾问，继为华侨保险公司董事经理，退休后经营矿业，1973年病逝于新加坡。

作为黄金运台的第一执行人，作为最得蒋介石信赖的“总账房”，俞鸿钧和吴嵩庆日后的命运与蒋介石父子密切相连，却并不因为劳苦功高而被蒋介石毫无间隙地视为至亲密友。从官运上说，俞鸿钧赴台后的官运一度顺风顺水，先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又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在行政院长任上时，他曾被人举报贪污，幸得蒋介石庇护而逃脱了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弹劾。据说，蒋介石的理由便是俞鸿钧曾经参与将黄金运到台湾，于党国是有过重大贡献的人。

但令人诧异的是，俞鸿钧却也是蒋介石“不愿为之祝寿者”之一。俞鸿钧与陈诚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官邸相距不远，可每年蒋介石都登陈门祝寿，却过俞门而不入。这是什么原因呢？蒋介石日记隐约透露了一些，“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1948年9月9日）；“俞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戚矣。……乃今经儿赴港挽之同来”（1949年10月1日）。可见，在国民党于台湾尚未站稳脚跟急需用人之际俞鸿钧“不辞而离穗赴港”的不识大体让小气记仇的蒋介石很受伤。另外，据吴嵩庆之子吴兴镛推测，中央银行黄金账目并不十分明晰，恐怕也是俞鸿钧最终被蒋介石疏远的原因。

吴兴镛一直视父亲吴嵩庆为“公而忘私”之人，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便是吴嵩庆为黄金运台之事从1949年1月忙到5月上海眼看就要不保，他还没有顾得上安置自己的家人，要不是空军司令周至柔提醒，他们一家险些“困”于大陆。即便总管庞大军费开支，又有周至柔这样的掌握着制空权的朋友，于匆忙之间，吴嵩庆也只是将妻子和幼子接了出来，由军机送去了台湾，却将另外三个儿子留在了大陆。从此，一家人相隔海峡两岸，成为1949年以后与“分离”相伴的“又一个”。20世纪70年代，由中间人牵线、周恩来总理首肯，吴嵩庆被允许可以在香港与久别的三个儿子见面。为此，他特意缩短泰国旅游行程，急匆匆赶到香港。因为手续办理时间方面的问题，他没有如愿等来儿子们，但父子从此建立了联系。长子在信中告诉他“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他不知该相信而欣慰，还是不相信而悲凉。以他一贯的忠心诚实，他自不会对“组织”隐瞒这一段秘密，他老老实实地向蒋经国作了汇报，蒋经国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此视为中共的目的在于统战。

相比俞鸿钧，到台湾后的吴嵩庆官路并不通达，按照吴兴镛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于武汉告急时，未经蒋介石许可“擅自”为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先后支领了19万黄金作为薪饷。“蒋也原谅他，还是信任不衰，只是升官就无望了¹。退出军界后，他选择在当时濒临破产的唐荣钢铁公司担任董事长，晚年在一家私营机构工作，安然终老。

 

 

文物，又一次迁徙

文物迁台，不见蒋介石身影

这里的“文物”泛指存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故宫文物、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珍藏文物、中央图书馆的部分珍本图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批重要档案。从数量和珍贵程度上说，以故宫文物为最。

无论从开始动议，还是正式起运，黄金和文物迁台在时间上是差不多的，基本都是淮海战役打响、首都南京危急时动议转移，在1948年的最后一个月走海路抢运了第一批。1949新年伊始，分别抢运了第二、三批。不同的是，即便蒋介石已下野，却仍然指挥抢运黄金不停歇，不顾代行总统之职的李宗仁的反对，以强行实施的方式继续他掏空国库的计划，而原本分四批转运文物的计划被刚刚上台的李宗仁紧急叫停。也就是说，黄金、文物迁台，中途都曾被李宗仁阻止，但因为蒋介石的缘故，李宗仁失败于黄金而成功于文物。而他的成败，并非由自他的魄力是否过人，措施是否有力，而是取决于蒋介石强硬还是妥协的态度。显然，在黄金和文物的取舍上，蒋介石明显倾向前者。

从常理上说，蒋介石不会存有放弃文物的主观故意。对于一个封建统治者来说，文物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当然，也具不菲的经济价值——更是一种象征。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皇室私人财产的宫廷收藏“是作为君主法统的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的”。¹换句话说，在封建年代，不管是统治者自己，还是普通人都赋予了文物除文化和经济价值以外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谁继承了文物谁就是正统统治者。这也就可以解释，在江山即将易手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而将文物搬运至台湾的行为何以被解读为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后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的一段阐述——“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历圣相传的道统……蒋先生从国父孙中山继承道统，就是继承孔子道统。”¹——便是从道统的角度强调了文物运台的政治性。

很难想象，蒋介石完全没有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文物属性的传统思想。即使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或者仅仅由于喜爱和欣赏——宋美龄十分偏好故宫里的古画和翡翠等艺术品，哪怕是出于“绝不留一针一线给共产党”的蛮横任性心理，他似乎也不会弃文物于不顾。事实上的确如此，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距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尚有数年时间，故宫文物就已经开始了颠沛流离，而这恰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蒋复璁回忆，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命饬故宫博物院计划古物南迁，以策安全，不顾……反对，毅然决然，坚持古物南迁之计划。”²内战战火弥漫之下，文物又一次南迁成为必然。作为具有最高决策权的民国政府总统，无论是抗战迁徙，还是内战流转，文物南迁、西移、回迁、运台等都不可能与蒋介石毫无关系。换句话说，文物迁台与蒋介石密切相关：他要首肯、批准、同意、拨付经费、调动军舰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近几年刚刚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里，在蒋介石各种场合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里，却找不到关于文物迁台的只字片语。而在持续数月贯串黄金迁台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的日记遍布“黄金”。或者说，只看他的日记也能了解黄金迁台的始终，以及有关人物的言行举止，还有他自己起伏变化的心理。一个倾注了太多的笔墨，一个惜字如金，这样巨大的反差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在少之又少的关于蒋介石与文物迁台关系的文字记载中，蒋复璁的回忆最能反映蒋介石对于文物迁台的态度和给予的实际支持：“当时即报告朱家骅（骝先）先生，时先生任教育部兼中央研究院院长。……翌日，朱家骅先生见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说‘文物运到台湾，甚为赞成’。朱家骅又请示用军舰运输，蒋介石答允。”¹在2015年之前，他的这段话几乎只能作为孤证而存在。这年的嘉德拍卖会上，3份涉及故宫南迁历程的文献资料首度公开亮相，其中一份是1948年12月31日的“总统府代电”。这份发给杭立武的公文显示蒋介石表示已请海军派军舰运送文物3000箱赴台²，客观上印证了蒋复璁的说法。事实上，第一批772箱、第三批2000箱文物迁台的确分别由海军“中鼎轮”“昆仑舰”负责运送³。

赞成又支持，蒋介石又何以懒得将此事付诸笔端？可以想见，在1948年年底的非常时期，在眼看就要面临不得不放弃大陆而退守台湾的悲惨情形下，黄金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文物，尽管文物在特殊时期也能转化为黄金，但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变卖文物意味着什么。如果可以从容选择，兼得鱼和熊掌是最平常的心理，但如果二者只能选一，黄金在此时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这样分析台湾1949年和1950年的经济与财政情况：“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⁴他的数据未必精确，但对运台黄金在台湾的重要性的陈述还是符合实情的。连蒋经国也承认：“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败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⁵

怀抱着“反攻大陆”的复仇心愿，蒋介石不能没有黄金的支撑和支持，特别是在美援几乎断供的时候，黄金不仅显得尤为珍贵，更是日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立根之本。可以说，黄金运出与否和文物是否能够迁台不可同日而语。在蒋介石的思想深处，未必没有“有黄金就有一切”的短视思维。何况，他那时只将撤退台湾作为暂时，并无预见到他从此与大陆无缘。他相信国民党必会“复兴”和“凯旋”，那么，如果文物 “不幸”遗留大陆，他也不是没有收复的一天。而“复兴和凯旋”的实现，没有文物是可以的，但不能没有黄金。在黄金和文物的天平上，他自然倾向黄金。

已经失掉了半壁江山，此时的蒋介石更需要依傍金钱来获取现实安全感，至于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甚至文物关乎正统的政治理论属性，他都已经无暇顾及。蒋经国提供的一个细节很能反映蒋介石对“钱”的敏感和在乎程度：“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¹连“一箱珠宝”他都不放过，可想而知他对黄金迁台是何等重视。

相比而言，因为牵涉国家命脉，所以迁运黄金远比转移文物复杂和困难得多。文物迁台并非毫无阻力，相反，从抗战前南运到内战时迁台，从来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多限于文化圈子。而黄金迁运则不同，蒋介石既要提防李宗仁新政府的阻挠，也要担心由此引发社会民众的强烈抗议，还要戒备运输过程中被解放军拦截。为此，他操心得实在太多。压力缠绕、焦虑深陷，他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全部聚焦于黄金迁运上了，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文物迁运。

蒋复璁的回忆还透露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将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并非蒋介石的提议。毫无疑问，动议迁运文物乃迫于局势的恶化，历次迁运都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故宫文物首次流离；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危机显露，故宫文物又转移；淮海战役打响，首都岌岌可危，刚刚回迁不到一年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又撤退。总而言之，因为战火，出于安全，文物才不得不迁徙。也因为如此，迁移的地点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的。

作为第一次第一批故宫文物南迁的押运人，那志良清楚地记得装运着故宫文物的两列火车由北平西站开出，最后停靠在南京浦口火车站。因为政府事先没有决定这批文物的最终目的地，火车只能暂时停靠在最靠边的铁道上等候。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那志良和其他押运人“整天无所事事，感到非常无聊”¹。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古物图书运往上海，文献部分暂留南京。

如今，文物再次面临迁运，运往哪里又成了问题。“故宫的理事为了文物的安全，频繁召开会议讨论疏散事宜，但究竟迁往何处为最上策，一直没有最后的结论。”²杭立武此时的头衔是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兼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抗战中文物由南京迁运大后方，他出了大力，因此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时，文物又将被战火侵吞，他自觉保护而迁移责无旁贷。1948年11月10日，在南京城中拉萨路附近的百步坡5号（现为百步坡1号，五台山体育场内）翁文灏公馆内，一场关于南京故宫文物迁运的谈话会在此召开。除行政院院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的翁文灏、教育部长朱家骅、杭立武外，还有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谈话结果，按照杭立武的说法，“一致主张迁台”³，但他并没有说明究竟由谁率先提出“迁台”的。

在此之前，蒋复璁很为中央图书馆往何处去而烦恼。教育部另一位政务次长田培林建议“到重庆去”，理由是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有房子。但蒋复璁并不认为重庆是最佳选择，在他看来，躲避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和对付擅长打游击的共产党部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前者，“可以往山里去”；后者，往山里去只能成为共产党瓮中捉的那只鳖，因为“共产党从山里出来”¹。他主张直接迁往台湾，他说他将想法告诉了杭立武，杭立武表示赞同。由此可以发现，蒋复璁最先提议迁往台湾。其实，不管由谁率先提议，“台湾”应该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当时，蒋介石听从了张其昀的建议而将台湾作为最后退守的堡垒，他安排陈诚担任省主席、傅斯年执掌台湾大学，特别是他将黄金运往台湾，台北将成为新的“国民政府”首都已经有所体现。政府的人、财、物从南京到台湾其实是一种必然。不管怎么说，五个单位的文物最终迁往台湾是由翁文灏公馆的谈话会决定的。

这里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故宫文物何以落脚南京朝天宫的史实。最初，先后分五批由北平南下的故宫文物共计19557箱²储存于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一幢七层楼房里，这幢楼是仁济医院旧址，钢骨水泥建筑，与其他建筑均不连接，用作仓库非常有利于警卫和消防。因为文物数量庞大，仓库不敷使用，后又在英租界的四川路另租了一层楼作为仓库，专门用以储存文献。其实，政府的真正打算还是有意将这批文物存在南京，一来南京是首都，理应承担保存故宫文物的责任；二来上海人口稠密治安也不好。但文物突然起运，南京完全没有准备，一时拿不出适合保存这么一大批文物的地方。从文物落地上海，到1934年12月，故宫博物院经过反复多次的理事会后最终采纳了王世杰的意见：将南京朝天宫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所有，挂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这里，为暂存上海的文物新建了适宜保存而且“小型炸弹也不会炸穿”³的库房。

从上海到南京，那志良又一次负责押运。在他的记忆里，上海至南京下关的这一段，由火车运载；下关至朝天宫这一段，由汽车运载。最后安顿在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除了南迁的那一批，又增加了近百箱，其中80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挑选出参加伦敦艺展的一批展品。艺展结束后，这批文物没有运回北平，而是直接拖到了南京。

只在南京朝天宫新建库房安睡了不到一年，故宫文物为避战火不得不在抗日烽火中分三路西迁：一路由铁路经西安到四川峨眉；一路沿长江经重庆到四川乐山；一路先走水路后上公路，经贵阳到四川巴县¹。流浪又流浪，直到抗战胜利，在穿过千山万水，熬过艰难险阻后，文物全部回归南京朝天宫已经是十年以后的1947年了。那时，没有人想得到，仅仅一年以后，像历经无涯苦难的中国人一样承受了太多颠沛流离之苦的故宫文物又将启程，一声叹息后无可奈何地奔向海那边的遥远陌生地方。

马衡与庄尚严，师生反目

摄影家庄灵1938年出生于既不是父亲家乡也不是母亲故乡的贵州贵阳安顺，他和三个哥哥的童年少年生活是在流离转徙中度过的：上幼儿园时，他们家在偏远的安顺华严洞，从不擅长家事也没有吃过苦的母亲在这里学会了挽起袖子烧饭、洗衣、打扫、缝补，甚至还能步行十几华里到黔江中学教书用以贴补生活；该上小学了，他们家又搬到了四川巴县一处深山野谷中，不仅无学可上，连买个菜都要走几里的山路。但在这个被他的父亲取名飞仙岩的美丽地方，他们兄弟学会了如何欣赏故宫名画；在四川资阳时，一到放假，他都会帮父亲在空场地上晾晒那些名贵的书画；抗战胜利，一家人又辗转来到了重庆南岸的海棠溪向家坡，等待还都南京；回到首都南京的日子似乎并不比在大后方偏避山野中强多少，局势一天天紧张，不安的气氛四处弥漫，父母都喜爱的昆曲没能唱尽兴，有一天，父亲回家来很平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去台湾。就像当年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西南，从西南返南京一样，他们一家人即刻又打起背包出发，没有想过“能不能回来”这样的问题。

这一切都缘于父亲庄尚严是命中注定守护故宫文物一辈子的“故宫人”。

临离开南京时，庄尚严的老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物馆馆长、翁文灏公馆决定文物迁台谈话会参与者之一的徐森玉（鸿宝）特别交代他：“有你人在，就要有这些文物在；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只要有我人在，文物也在。”庄尚严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老师神圣的嘱托：“人在文物在。”¹这不是他第一次护送文物迁移，“人在文物在”的观念在他十年来携家带口与故宫文物南下西进又东返的过程中早已扎根心底。换句话说，他一直实践着这句承诺。

其实，徐森玉并不是文物迁台的积极拥护者。这从他于12月13日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可以看出：“衮衮诸公妄以台湾为极乐园，欲将建业（指南京——引者注）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未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²原本，翁文灏公馆谈话会决议迁台文物中古物精品的选择由徐森玉负责，而且由他和中央研究院的李济共同督运赴台。他的确很敬业地对欲运往台湾的古物精品进行了挑选——蒋复璁曾经回忆说：“对于故宫文物之选运，徐先生甚有贡献。”³但对于督运，按蒋复璁的说法，“徐先生未成行”。未成行的原因，徐森玉自己说“托病”。他甚至以病为由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次年2月，卸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一职，从此脱离故宫。国民党撤离南京前九天，徐森玉联合曾昭燏、陶孟和等联合呼吁：将已运至台湾的故宫文物回运大陆。这当然不太可能。

自始至终，关于故宫文物迁移，向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和反对。从“九一八”之后故宫文物首次动议南迁开始，反对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歇过，最普遍的理由是：文物迁移会影响人心，因为古物虽然重要，但它比起土地人民来，还算是次要的，不能过分看重文物而弃土地和人民于不顾。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说，政府连土地和人民都不要了，死护着文物有什么用？文化名人胡适、鲁迅也都是反对者，鲁迅套用唐代诗人崔颢咏黄鹤楼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加以讽刺道：“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¹与之辩驳的理由则是：国土丧失，只要人在，如果努力奋斗，还是有可能争取回来的，但如果文物毁于战火，那就是“等于抛弃了数千年文化之结晶，将对历史无从交代”²。

在质疑和反质疑的较量中，故宫文物南迁如期装箱起运，恐吓、威胁随之而来：有人说要在沿途铁路上安放炸弹；押运人无一不收到匿名信、怪电话，“当心你的命”的吓唬让他们担惊受怕。出于安全考虑，第一批文物南迁的起运时间不得不安排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虽然决定文物迁台的谈话会是在翁文灏公馆召开的，但翁文灏并不认为此时转移文物乃最佳选择，“影响民心”仍然是他认为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不过，按照杭立武的说法，翁文灏无意阻止。当谈话会决议通过文物迁台后，他也不反对。与翁文灏无可无不可的暧昧态度不同，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都是明确的反对派。1948年12月7日，曾昭燏致函杭立武，认为“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³。她的这个担心并非多余。长途运输，文物难免受损，如装甲骨文的箱子霉烂，原件受损；部分铜器、瓷器也因半路包装破掉或卸载不慎而破碎。

如果说，文物首次南迁，出面反对的大多数是文化圈中人的话，那么，在反对文物迁台的声浪中则时隐时现共产党的身影。也就是说，决定南迁，国民党是为了避免文物毁于抗日战火；决定迁台，除了也有保护文物不在内战战火中被吞没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为了与共产党争夺文化遗产。共产党对故宫文物的重视和保护从争取北平和平交接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们说服傅作义放弃军事抵抗的理由之一便是北平是古都，应当尽量避免古迹和文物毁于战火。从文物由南京往台湾迁运起，共产党就一直没有放弃阻止。得知首批文物迁台由李济总负责押运，共产党派李济的一个共产党员学生前往南京加以劝阻。李济的态度强硬，但他并非出于国共双方不同政治立场考虑，而只是为“保全文物”，使国宝不至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他认为如果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¹。学生的分量或许太轻，中共方面又托倾向共产党的陶孟和去说项。李济仍然态度坚决，他让陶孟和保证文物不会在战争中损毁，并以科学证据加以证明，否则他不会放弃迁台。陶孟和自然不敢保证，更拿不出科学证据。

同样是支持和反对，放在抗战前南迁时，只关乎个人对土地、人民、文物的取舍倾向，而并不涉及其他，但在国共内战的1948年年底，如何选择则更多显现了一种政治态度。不用说，对于文物迁台，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人多持反对意见。文物迁台后，北平文化界包括陈垣在内的229人联名发表宣言，指责国民政府盗运文物²。一个“盗”字便透露出了不同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说，政治也渗透进了文物迁台的过程中。李济不但没有听从陶孟和的劝说，反而指责陶孟和的行为是“为自己在政治上做投机取巧的打算”³。陶孟和自始至终反对文物迁台，1949年3月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要求国民政府“尽速将它们运回”，他反对的理由是“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的人民的”。没有随国民党退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大陆的他1949年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像1949年很多人普遍面对“走”或“不走”一样，对文物迁台的态度也是一种选择。

马衡的反对，用当代人政治性的解读，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¹。但当年一个客观事实是其子马彦祥是与共产党接近的戏剧家，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因为这层关系，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的马衡因此成为“北平地下党攻坚的重要对象”。抗战前故宫文物首次南迁时，马衡是组织、策划、践行积极分子，而马彦祥是反对派之一。而在抗日烽火中实际参与了文物西迁的工作后，马彦祥转变了态度，肯定了父亲当年的坚持。如今，马彦祥又一次成为反对派之一，却更多是因为身份和政治观念的不同。“中共通过地下党传出消息，声明马衡如果能保往文物，战后仍使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²从1934年到1952年，马衡是唯一的跨越两个时代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而他反对文物迁台的行为，一是对杭立武将留于北平的故宫文物也南下迁台的要求敷衍应付，一方面主持召开院务会对文物迁运进行部署，挑选精品、打包装箱等一样也不少，但另一方面以安全妥贴为由不厌细致繁琐客观上拖延了工作进度，以至于解放军围城而使文物无法移出北平；二是写信给庄尚严，以师生之名义劝阻他将南京的故宫文物押运赴台。

这份信的原件已难寻觅，似乎也从来没有公开过，师生因文物迁台而反目的史实主要来源于庄灵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回忆——“……长大以后，才慢慢知道，原来他（马衡）和父亲对于后来文物是否要迁运台湾，两人意见竟是完全相左的。”³“……师生的关系也非常好。可是在文物运台这件事上，显然双方是有分歧的。马院长不赞成文物运到台湾，……而我父亲还是遵照政府教育部的指示，很忠实地执行文物运台的政策，他很愿意押运一部分故宫文物到台湾来。这样一来，师生关系就受到了影响。”¹“大哥庄申告诉我，……人在北平的马院长曾经致函父亲，如果父亲决定要护送文物去台湾，则他不惜与父亲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之情。”²——但他承认，他一直与父亲同住，却从来没有从父亲那里听说过此事，他对此解释为“父亲当年徘徊在国家命令与师生情谊间，于是不得不做抉择而造成的一处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³。

因为国共两党不同政治立场的关系，马衡、徐森玉、陶孟和等与庄尚严、那志良、李济等，由于对1949年故宫文物迁台的不同选择而被塑造成了叛徒和英雄的不同历史形象。当国民党方面斥责马衡消极妨碍文物迁台而有害于政府文化保护决策时，共产党方面将他的“抵制”行为赞为“保护了中华文化”，其人因此被当作“有功之臣”（毛泽东语）⁴。同样地，在海峡对岸，在国民党眼里，庄尚严他们也是“有功之臣”。这里，马衡继续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那里，庄尚严先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后任副院长。1949年，不仅改变了故宫文物的命运，也重新规划了故宫人的生命走向。

下关码头，文物迁台从这里出发

海浪、颠簸、犬吠、风的呜咽、母亲的呕吐、重物的撞击声长久地停留在庄灵的记忆里。那年，他11岁。他的父母都是北方人，父亲庄严（又名庄尚严）是北京人，母亲申若侠（原名申佩芬）出生于吉林。故宫文物南迁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日后有一天会举家离开北京的家，更不曾想到以地道北方人的身份在祖国最南边的一个小岛上度过余生，而且无法回返。少年庄灵对台湾的想象是“海产丰富”，因为父亲庄尚严之前去过台湾，回来时带了很多虾米。故宫文物在的地方就是家在的地方，在他们一家人的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作为第一批南京文物迁台押运人之一（五个单位各派一至三位押运员，故宫博物院的押运人有三位，庄尚严、申若侠、刘奉璋），1948年12月21日，庄尚严携家带口、扛箱背包在南京的下关码头登上了海军司令部奉蒋介石令派来的由登陆艇改装的“中鼎号”运输舰。在此之前，文物已经开始装船。申若侠一向晕车，又最怕坐船，但横渡台湾海峡，非坐船不可。登舰后，他们一家人被安置在“左舷下方既深且窄的水手舱”¹。从22日自南京开船，到27日停靠台湾基隆港，申若侠被晕眩、呕吐折磨得精神恍惚，不能吃、喝、坐。下船休息三四天后，她才能慢慢开始在室内短暂行走。一直在船上漂的感觉，她迟迟挥之不去。有了这次经验，如果她从台湾返回，不得不再坐一次军舰的话，或许反应不会那么大，但她已经没有了机会。

人在风浪中挣扎，货（当然是成箱的文物）在颠簸中摇晃。这艘改装而成的运输舰对于运货来说有一个天然缺陷，那就是船底是平的。一旦船体左右摇摆，货箱便像溜冰一样来回舞蹈。而且在庄灵的记忆里，这艘舰应该是有两个推进器的，但坏了一个，只靠另一个推进器推着舰走，使得舰“像跛子一样瘸着腿”²，摇晃得也就愈加厉害。偏偏第一次运输，没有经验，箱体之间捆扎不紧，箱子便在摇摆和晃动中互相撞击。整个航程，“轰隆之声不绝”。那志良并不是这批文物的押运人，但他对当时情景的描述颇有现场感：“风声、涛浪声已使人惊心动魄，……加上狗的吠声，真使人感觉是到了世界末日。”³

狗？是的，与第一批文物一起被运往台湾的还有一条狗，狼狗。庄灵对这条狗和它因为晕船而发出的痛苦哀鸣以及像母亲一样不断呕吐印象深刻：“它短毛，毛亮亮的，眼睛很大，很神气。水兵要照顾总司令的这条狗，但没想到这条狗晕船，船一开它就叫，叫得很难听，而且还吐，吐了水兵拿桶子去接，弄得我们睡觉也睡不好。”¹他所说的“总司令”是海军司令桂永清。

与庄家一样拖儿带女举家登舰的还有很多，但他们都是没有资格的人——不少海军军官听说有军舰要驶往台湾，便想着乘此机会搭顺风舰送眷属逃离南京。

本来就是军舰，上舰的又都是海军人员眷属，水手们不便阻拦，军舰方面只好另派员交涉，但无能为力。傅斯年既是文物迁台的决策组织者之一，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负有迁运研究院文物的责任。他登舰巡视，恰见“登舰者各自觅地，摊开被褥，屈身而卧，藉以养息，整个甲板上，无复隙地”一幕，“大为不悦，以仗叩地，连呼胡闹”²。离舰后，他驱车前往中山北路上的海军司令部，面见总司令桂永清。与此同时，接到消息的杭立武打电话给海军司令部周宪章参谋长，请求支援。桂永清亲自登舰，力劝眷属们以国家文物安全为重。他一再强调这艘军舰是运送文物的，一律不得搭载无关人员和货物。他晓之与理、动之与情，好歹将大家劝下了舰，但他自己则留下了一条狗。

海军人员和他们的眷属欲搭运送文物的顺风舰撤离南京去往台湾的戏码，在第三批文物由军舰“昆仑舰”迁台时又一次上演。这次，又是桂永清上舰做工作，但未开言来珠泪先流。当然，流泪的不是桂永清，而是那些军人和眷属们。一见到桂司令上舰来，妇孺更放声大哭。那天是1949年1月28日，旧历十二月三十。第二天就是农历新年了，但此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首都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少有人还专注于穿新衣过新年，逃难，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而能不能逃得掉，便是衡量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有势力与否的标准。小人物的悲哀往往在大灾大难面前暴露得尤为充分，桂永清在他们的哭泣和泪水中看到了无奈和委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一次离开机会，或许是唯一的一次逃离机会，如果不紧紧抓住，极有可能就此被政府遗弃。

桂永清知道，虽然才过去一个月，但顺流而下的不利情势、被焦虑恐慌裹挟的人心都让他无力像上次一样以国家、民族、文化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将他们“驱赶”。心一软，他命令舰长开放所有能开放的地方，包括水兵卧房、甲板、餐厅、医务室等，以尽量容纳逃难海军和眷属。但这样一来，原先计划的两千箱文物无法全部运上舰，故宫博物院的728箱、中央图书馆的28箱不得不交由两个单位的留守人员运回各自的仓库，留待第四批运输。

然而，因为李宗仁的制止，文物抢运没有了“下一次”，这批文物也因此得以留在了南京。因为事发突然，运走的、留下的来不及重新挑选。中央图书馆的一套丛书，往往都是分装数箱的，这就造成部分上了船，部分被留下，成不了“套”了。码头的搬运工人又总是挑轻的搬，被誉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的故宫博物院十枚石鼓因为太沉重而被“嫌弃”，却因此留在了南京。从抗战前在北平打包装箱，一直到西迁东返回到南京，十多年来，这十箱石鼓从来没有被打开过。1950年，石鼓回迁北京，1958年，箱子才被打开。

比较先后三批文物迁台，最顺利的当属第二批。顺利在于时间充裕，因为时间充裕，所以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押运人得以从容地对迁台文物进行更加精心和细致地挑选。杭立武总结说：“精品的选出，多在这一批，箱数也以这一批为最多（共3502箱）。”¹而之所以时间充裕，是因为海军方面无法调派军舰，杭立武不得不临时决定租用商船。招商局的“海沪轮”承担了这次的运输任务，只不过它一时不能在短时间内赶到南京的下关码头。等待得越久，准备得也就越充分。其实从第一批文物起运后，第二批文物的选择和装箱就已经开始了。1949年1月3日，“海沪轮”抵达下关码头，随后两天装船；6日开船，依然各单位派押运员，故宫文物院方面由那志良、梁廷炜、吴玉璋、黄居祥押运。9日，一路顺风顺水的“海沪轮”如期到达台湾基隆港。

与马衡、徐森玉、庄尚严一样，梁廷炜也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临时执政府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成员之一。也在这年，梁廷炜的长子梁匡忠出生。作为故宫人，在故宫文物南迁西奔东返又南下的过程中，梁廷炜不可避免地携家带口度过了一段动荡的迁徙生活。与庄家不同的是，梁家从梁廷炜算起，上至祖父（清宫画室如意馆的掌管）、父亲（清宫画室画匠），下到儿子梁匡忠、孙子即梁匡忠的二儿子梁金生，从北京到南京再到台湾，祖孙五代都与故宫紧密相连。

如果说，庄尚严一家因为文物迁台而困居台湾岛从此故土难返令人悲叹的话，那么，因为文物迁台，梁家一家人不得不分散海峡两岸而骨肉分离则更让人唏嘘。为押运第二批文物迁台，梁廷炜带走了夫人和另外两个儿子，以及梁匡忠的长子，梁匡忠因为负有看管留下来的文物的责任而独留南京。无论庄尚严、庄灵，还是梁廷炜、梁匡忠都以为文物迁台就像当年文物西迁一样是暂时的，却不曾想一别便是一生。此后，两岸阻隔，梁氏父子从此断了音讯。当梁匡忠终于在1980年代打听到台湾家人的消息时，方知父母已不在人世。北京、台湾，两个故宫，分别都有梁家人的身影。

梁廷炜押运的这批文物，按照杭立武的说法，精品最多。仅从中央图书馆方面说，462箱中多为珍贵的善本图书，其中包括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若从文化和社会价值论，第三批由军舰昆仑舰运送赴台的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也当属精品。这批文物于抗战时由汪精卫带去日本作为礼物赠给日本天皇和皇后，抗战胜利后，日方归还，这也是战后日方归还的首批文物。原本，这批文物并不在迁台名录中，但杭立武出于历史纪念意义考虑认为还是应该把它们迁去台湾，便嘱中央博物院押运人索予明，无论如何要将它们带走。

可当装有这些文物的四个大箱子运到下关码头时，昆仑舰舰长已经下令封舱。因为桂永清的开恩，舰上人、货混装，挤得满满东东，已经没有了能够插针的缝了。从当年的副舰长褚廉方的回忆看，事情得以解决有赖于他得知这批文物赠予又归还故事后的“热血沸腾，心情激动”。他下令撤除官兵寝室的办公桌椅，这才将四个大箱子塞了进去。但“惟因木箱体积颇大，致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¹。其实，热血沸腾只是一个方面，金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央博物院押运人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押运人储连甲一起拿出十万金圆券作为官兵们的慰劳费，这笔钱原来是准备雇用商船的预算。在这篇题为《国宝运台记略》的回忆文章中，褚廉方自认是昆仑舰舰长，一切命令均由他下达。但事实上，当时，他只是副舰长，而舰长另有其人。

第三批文物迁台，运不逢时

无论从自然时间还是时局时间看，第三批文物迁台运不逢时，势必风波不断。首先从自然时间上说，文物装船、起运开船时，已经是1949年的1月底。这个时候的南京，虽然离气象学上的“立春”很近了，但一般情况下，没有意外的话，往往天气依然寒冷，若不幸遭遇连阴雨雪，湿冷的感觉更让人畏惧。昆仑舰是一艘三千吨级的运输舰，在那个大撤离的非常时期，运输任务的繁多是可想而知的。关乎军舰、物资运输，杭立武他们被告知昆仑舰的船期是保密的，因此事先无法确定何时抵达下关码头来接文物。海军方面建议，先把文物箱件运到码头，以便于船一到即可装运上船。

由于中央研究院的文物和外交部的资料都已迁运完毕，这批文物只涉及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三个单位。当从三处库房将准备迁运的两千箱文物运到下关海军专用码头时，他们才发现码头待运货物堆积如山，附近的仓库根本租用不到。不得已，两千箱文物只能放在码头露天空地上。不凑巧，那几天南京连续阴雨，他们只好临时买来油布遮盖。12月26日早晨8时许，南京城更下起了雪，虽然傍晚时雪停，但地上积雪已厚达四寸。此时的一片银装世界已激不起人们的浪漫之情。看着那么珍贵的国宝只能露宿街头任凭风吹雨打雪覆盖，索予明感叹：“有如往日的天之骄子，一变而为眼前的道旁弃儿。”¹冷、雨、雪、风、国宝、油布、人迹稀少而孤寂的码头，此情此景，杭立武颇有感触：“一种凄凉景象，令人有不胜唏嘘之感。”²

农历大年三十，昆仑舰开到下关码头，文物装船只限定在24小时之内。偏偏此时，码头工人不肯干活，理由是“过年不加班”。之前，杭立武他们已经与工会方面谈好了价钱并支付了定金。因此，在杭立武、索予明、褚廉方看来，所谓“过年”，不过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工人出于本能地自家东西不外流的心理，不愿意看到国宝离开南京。索予明的一段回忆——“东西运出去对于南京总是不利的，把好东西都搬走了，那些码头工人就不肯做这个事。”³——可以印证。二是部分工人倾向共产党，甚至接受了地下党的安排试图阻挠国宝外运。褚廉方的说法比较偏激：“码头工人受匪支（指）使，迭谋阻挠破坏。”⁴三是部分工人嫌工钱少。矛盾最终得以解决，按照褚廉方的说法，是军警和昆仑舰官兵晓以大义，并严密监视，工人方复工；按照索予明的说法，另外加发新年特别奖金，才勉强召集了一批工人。

其次，从时局时间上说，此时，首都南京风雨飘摇，急于逃难成为城市一景，海军官兵和他们的眷属抢占昆仑舰便是一例。共产党势力明显占上风，南京地下党遍布各个领域，人心的争取与反争取已经白热化，归顺、投诚、起义此起彼伏。在国民党海军起义名录中，“昆仑舰”赫然在列，只不过在起义时间上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昆仑舰在运送文物赴台期间，舰长起义。

1949年1月29日，农历大年初一，装满人和货的昆仑舰缓缓离开下关码头，驶往上海方向，中途遭遇解放军炮火拦截，险象环生。驶出长江口，舰上有人发现方向不对，往台湾应该朝南，但军舰船头是向北的。索予明的几段回忆似乎并不能证明他的确经历了当事舰长起义的过程：“他们感觉不对，副舰长就把舰长抓起来，等于实际控制了这个船，于是就掉头开到台湾去。开到台湾后，他们就把舰长抓起来，不久之后这个舰长就被枪毙了。”¹“听说在这次任务完成后不久，被人控告他（指舰长——引者注）企图‘靠拢’（就是想投共）有据，后依法制裁。”²“说那个舰长好像是有一点不太稳定，他这个立场，那时候是一个风气，那个时候有个名字叫作靠拢。”³

副舰长褚廉方的一段回忆提到了昆仑舰舰长的名字，沈彝懋。他说：沈舰长“企图背叛政府，余虚以委蛇，终将主犯等逮捕伏法。”其子褚重名的说法显然来自于褚廉方：“当时讲就是叛变嘛，就是把船转回上海去，或者转回别的地方去，转回南京去。”⁴蹊跷的是，褚廉方在专门回忆文物迁台的回忆文章《国宝运台记略》中只字未提起义事；在文物迁台的总负责人杭立武撰写的《中华文物播迁记》里也找不到关于此事的记载。这也就是说，沈彝懋起义并非发生在文物迁台时的昆仑舰上。

有一点可以肯定，昆仑舰中校舰长沈彝懋在迁运文物去台前已经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策反。之前，通过在福州上中学时的老同学、沈彝懋的儿子沈勋的关系，马来西亚华侨、地下党员陈健藩成功打入昆仑舰，先当文书上士，后由沈彝懋通过海军总部的关系提升为中尉书记官。在陈健藩的影响下，中学教师沈勋逐渐倾向共产党并最终宣誓入党。

昆仑舰抵达南京运送文物之前的路线图，陈健藩可以提供：1月19日左右，昆仑舰由台湾返回上海，在上海待了两三天，然后开往江阴卸货，之后的任务便是到南京运送国宝赴台。在江阴，接受党组织指令，陈健藩向沈彝懋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告知他沈勋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的事实。一番思想斗争后，沈彝懋表示愿意“做一个民主人士，掩护陈健藩在海军做地下工作，保守秘密，不能出卖”¹。而昆仑舰真正决定起义是在4月初，原计划是驶出上海吴淞口后调转船头往北，但不幸的是，起义失败，沈彝懋和沈勋父子被逮捕押去了台湾，半年后在左营桃子园刑场就义。沈彝懋的另一个儿子沈白当时只是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受父兄牵连也被秘密逮捕和杀害且尸骨无存。

当时，昆仑舰副舰长还是褚廉方，他所说的“虚以委蛇”应该是事实。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他和其他顽固派的挑唆和阻挠，起义才没有成功。但船行至福建马尾罗星塔时，褚廉方却主动通知陈健藩等起义骨干成员离舰躲避，陈健藩因此成功脱险。随后，褚廉方向海军总部告密，将全部责任推到沈彝懋身上，昆仑舰起义事件暴露，沈氏父子落难。

尽管昆仑舰运送第三批文物赴台，中途并未遭遇舰长起义而掉转船头的意外，但此次航程从1月29日离开南京，到2月22日抵达台湾基隆，长达二十多天之久，是三批运输中时间拖得最长的。摆在明面上的理由是：船太老，设备陈旧，仅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维修就耽误了四五天；这艘船并不专门运送文物，也负责其他货物的装卸，因此一路上逢港必停。但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足以耗费如此长的时间，其背后隐情，无人知晓。

统计三次迁台文物，从数量上说，它不及抗战时南迁文物。仅以故宫文物为例，只占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¹。但有一种说法：从质量上说，南迁文物中的精品大部分运去了台湾²。文物迁台被制止后，仅就故宫文物而言，得以留在南京朝天宫库房的还有两千多箱，共约十万余件。

随第二批迁台的中央博物院文物抵达台湾的四川艺专毕业的四川人高仁俊，当时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和其他从大陆来的“外省人”一样，他也以为不久的将来——大概半年吧——肯定会回去，像抗战后复员回返一样。即便在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十年，他还是没有想过下半辈子依然只能待在台湾。不止他，故宫职员们都相信，南来的文物会北返，他们也会重回大陆故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华发在流逝的时光里悄然生长，时间不仅将深纹刻在额头，也麻木了一颗心。“现在已经不想了，想也没意义，让时间决定一切吧。时代会怎么转变，我们也不知道。”³退休后的高仁俊有事没事还是喜欢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转转，他的确已经不再纠结于回得去还是回不去的问题了。聊以自慰的是，不论身处海峡的这里还是那边，他为一辈子从事保护文物、保存中华文化的工作而深觉有意义。

对北京，庄尚严一直怀有深刻的感情，出生、长大、工作、结婚，都在那里。抗战时，他随故宫文物南迁、西征；胜利后，他以为可以回到北京，但没有。从南京到台湾，他又以为很快会回去，而且带着文物一起回去，但又没有。直到1980年他弥留之际，北京、大陆、故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而他还是只能在梦里与它们相厮相守。庄灵说，父亲“一直到临终还在念‘北平、北平’”¹。绕行大半个中国，一路颠沛流离，而最终不得不安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又何尝不时时思念黄瓦红墙的北京紫禁城？

 

 

“抢救”教授，傅斯年的痛

中央研究院最后的荣耀

冬日冷冽寒风中，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肥硕迟重的身影常常出现。他眼神里的期盼、光芒、失落、绝望、悲戚随着北来飞机的落地而变幻无常……

在决定将台湾作为另起炉灶的新起点后，蒋介石需要黄金作为经济基础，需要文物作为法统延续的门面，更需要如长城之基石、大厦之栋梁般的人才。“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语）的古训，以及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铭记于心的。内战时，国共相争，争地争物，也争人，具体地说，争各行各业的人才。这边，国民党苦劝，走；那边，共产党动员，留。1948年年底，国民党颓势已现，国民政府忙于抢运黄金、文物、珍本、图书、资料赴台的同时，也试图将遍及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教授、学者、知名人士、社会名流一并带去台湾，是谓“救援”或“抢救”。

如果从狭义角度解释，所谓“救援”（“抢救”），是政府出面将在平津战役中“陷”于解放军包围的平津两地的文化界名流——主要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的教授们——从战火中“解救”出来，护送他们南下；如果从广义角度解释，则是政府打算尽可能提供条件让包括平津在内但不限于平津地区的各个领域的所有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全面占领之前撤离大陆，以所谓帮助他们摆脱日后不得不为新政权服务的命运。因此，作为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整体搬迁和人员撤离与平津学术教育界的教授们南迁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广义抢救和狭义抢救同步展开。

眼见不敌共产党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重走抗战时人和物大迁徙的老路是国民政府能够想到的唯一出路。除了迁运文物之外，教育部又萌生迁校念头，像那时候一样，或南迁，或西迁，或组成联合大学，人随校走，留空城给共产党。但人哪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今非昔比，同仇敌忾、共驱外侮的环境已不复存在，民心又尽失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分裂倾轧和官员们登峰造极的贪污腐败。不说接近共产党人士抵制迁校，就连亲近国民党的教授学者也不支持。迁校不成，在蒋介石的安排部署下，11月底，教育部长朱家骅着手为科学教育界的学人们谋划新出路：撤退，首先便是将中央研究院迁出南京。

这年夏天，结束一年的治病疗养从美国回到南京的傅斯年陡然发现，只不过才一年，时局已大不一样了：解放军收复了营口，占领了延安，攻克了开封，包围了长春。就在他惊讶于国军的无能、解放军气势如虹时，国民政府开始币制改革，金圆券发行、通货膨胀，接着，辽沈战役后东北失守、淮海战役解放军兵锋直指首都南京，以往文人只在文字里体会的“兵败如山倒”如今在现实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介文人，无挽狂澜之力，只能随波逐流屈尊寻退路了。

在翁文灏公馆，傅斯年参加了文物迁台的谈话会，他把他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图书文献资料悉数送上赴台的军舰。起初，他无意接替只在校长任上待了不到半年便辞职的庄长恭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他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那是一个“火坑”。但他理解蒋介石的用意：以台湾大学作为日后南迁学人和教研物资设备的落脚点，以及“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的基地”¹。他在与朱家骅多次商谈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接棒。12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了庄长恭的辞呈，同时，傅斯年接到了正式任命书。

半个月前，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今北京东路39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作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研究院其他7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如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数学所所长姜立夫和副所长陈省身、天文所所长张钰哲、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上海）植物所所长罗宗洛、气象所所长赵九章、史语所副所长李济等参加了朱家骅召开的“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座谈会”，讨论中央研究院搬迁事宜。一番商量后，座谈会最终商定了几项紧急措施：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央研究院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全体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行；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搬迁经费，调拨四百万金圆券，等等。

1928年成立的由蔡元培首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在抗日战火中九次迁徙，在广州、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长沙、云南、四川李庄留下了它疲惫而顽强的脚印。抗战胜利，研究院总办事处和下辖的史语所、社会所、天文台、气象所等迁回南京（其他8个所和数学所筹备处、医学所筹备处暂设于上海）。傅斯年曾经如释重负地说，“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¹。谁知，两年不到，言犹在耳，有的研究所回迁的箱件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就又不得不重新打起背包走人了。无声哀叹中，傅斯年不由得想起几个月前中央研究院最后的辉煌与荣耀。这辉煌与荣耀来自于中央研究院诞生了第一届院士，而他参与其中。

南京鼓楼广场北极阁东南侧的古鸡鸣寺下，绿树掩映间，有一组仿明清宫殿式建筑群，单檐歇山顶，绿色琉璃筒瓦，梁枋和檐口部分均为仿木结构，漆以彩绘，清水砖墙，花格门窗，是典型的流行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复古主义建筑风格。其中总办事处大楼高三层，呈“T”字形，那曾经是傅斯年“战斗”的地方。尽管风雨如晦，但对中央研究院来说，1948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成立二十周年。其纪念方式有三：一是开工建设，预备把暂设在上海的物理所、数学所搬到南京九华山（停止此项基建工程是中央研究院搬迁计划中率先实施的）；二是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共81位院士，而“院士”这个词就是由傅斯年提议的，之前，统称“研究员”；三是举办活动和召开庆祝大会。9月份的那次庆祝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发表讲话。

史语所的石璋如清楚地记得6月9日那天的庆祝活动，也没有忘记活动期间的那一声响雷。还是在南京鸡鸣寺一号的中央研究院内，“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¹其实，春夏之交，南京雷雨天气频繁本属平常，但随后的形势发展使后人常将这声响雷解读为老天为国民政府敲响的丧钟。这样的有着酒水和点心，还有通明灯火的游园会，于大陆期间的中央研究院，再也没有了。

第一届院士暨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在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时间是9月23至24日，共有51位新当选的院士参加，另外11人因为各种原因请假，19人身在国外无法出席。11天前，辽沈战役打响，国军统帅部对东北战略却毫无统一决策，蒋介石、卫立煌为打不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争执不下。尽管焦头烂额，蒋介石还是暂时搁下战事，驱散掉身上的硝烟，匆匆从前线赶回南京，来参加这次学术界的盛宴，以显示其对科学、知识、文化、学人的尊重，实则也是稳定人心试图以情意笼络人才的另一种方式。以往，他也是以重视知识分子的形象示人的，在他的身边，的确聚集着一批卓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彼此思想的分裂。

陪同父亲来参加会议的张元济之子张树年记得，那天，父子俩乘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三轮车前往，“一路上只见荷枪实弹的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气氛不同寻常。……不一会儿，有人来锁门，把我与许多人一同关在这间房里。大家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望见窗外停了一辆防弹大轿车，蒋介石从车中走出，由朱家骅恭迎上楼。”²只半个小时后，蒋介石下楼乘车离去。也就是说，军务繁忙的蒋介石只是来宣读一下训词，他尤望第一届院士们“于建设之事，同心而赴，协力以成”。³

那样的形势下，大概无论什么样的大会，“时局”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在蒋介石先行退场后，院士们——翁文灏、朱家骅、胡适——轮流发言。轮到张元济时，这位首届院士中最年长的商务印书馆老报人颇有些激动地提到了令人痛心的时局，他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最后，他发出“和平”的呐喊：“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¹

这是不是知识分子中最早的对于和平的呼唤，很难说，但在这难得的聚集着社会顶层精英的场合发出对内战的反思之声显得极富现实意义，尤为珍贵，多少影响了日后学人们走还是留的人生选择。但据张树年说，胡适认为张元济的发言“太煞风景”²。而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除了例行公事般记录一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说。

很快，就张元济的这段发言，美联社发出《内战破坏文化，张元济痛责陈词》的南京专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反响热烈。老报人王芸生认为张元济所说乃“人间正气、人民心声”；黄炎培评价“先生正论，大众称快”；费孝通高度赞赏：“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众要想说的话。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驼鸟，不看看血淋淋的现实。”¹而蒋介石却未做置评，甚至没有任何反应。大概在他看来，事已至此，在不可能投降的情况下，打是唯一的选择。打得过，打；打不过，也得打，这是面子问题，这是自尊问题。

那次院士大会既是开幕也是闭幕，既是首届也是末届。在战云密布的现实环境下，院士们最后一次聚集在金陵古城，张扬了一下学术界最后的荣耀。如今，面对中央研究院不得不搬迁、学人们不得不撤退、院士们不得不各奔东西的现状，傅斯年真切地感觉到，张元济的那句话——“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灵验了。但大门好关，人难走；政策制定容易，执行起来却很艰难。

傅斯年预备以身殉国

对于朱家骅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撤离计划，响应者廖廖，多数人不愿意马上抬腿走人，还想再等等，再观望观望。陶孟和的社会所、李四光的地质所和傅斯年的史语所是两个极端例子的代表，前两者，明确表示不走；后者，是中研院撤退计划的唯一忠实执行者。换句话说，陶孟和与李四光的共产党倾向、傅斯年一贯的对共产主义的不以为然决定了他们所领导的社会所、地质所、史语所的去留。

在朱家骅主持的讨论中央研究院搬迁的谈话会上，陶孟和表现得很不积极。他借口“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实则表明了自己不支持的态度。12月9日，朱家骅在中央研究院临时院务会议上追问社会所迁或不迁，陶孟和如实汇报，经过全所人员的投票，以“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本就对陶孟和不配合心存不满，如今见陶孟和如此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更加恼火，他不承认社会所的投票表决结果，他的理由是“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¹，他强令陶孟和必须率社会所尽快搬迁，或桂林，或上海。陶孟和不以为然，他患有心脏病，却单身住在中央研究院内的社会所办公室，坚持哪里也不去。他这样的与朱家骅对着干，有人很为他担心，他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²这既是安慰，也是打气。

当然，除了政治倾向外，陶孟和与傅斯年私交长期不睦，社会所与史语所人事关系一直很复杂也是陶孟和选择“不合作”的不可回避的因素。但无论原因如何，陶孟和留在大陆的决定影响了一大批人，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将社会所比较完整地移交给了共产党新政权，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所的基础。

事后，朱家骅这样总结地质所搬迁失败的原因：“地质研究所，为所长李仲揆（即李四光）院士一手经营，二十余年来，蜚声于国内外，其时李远在海外，故院内同仁对该所更表关切。但所长为直接主持之人，迁所大计，当然不能不征询其本人之意见，当时李一再来电，迭为道远不能决定。”³看得出来，所谓“不能决定”不过是李四光虚与委蛇的策略而已，其实他早已决定不走。也就是说，正因为李四光的不合作，地质所的搬迁才很不顺利，而地质所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许杰、赵金科等人的暗中活动起到了直接阻挠的作用。他们拟定地质所同人“决定留住南京或上海”的反搬迁誓约，立誓“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许在地质界立足”⁴。远在英国的李四光不但默许他们的行为，在1949年1月19日复信许杰、赵金科，对他们“愿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深为钦佩”¹，甚至表示以自己的私资作为地质所研究工作、个人救济之用。同时，他给代所长俞建章发电，对朱家骅决定的将地质所由南京迁往广州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的计划明确表示“个人绝不赞成”²。俞建章还有一个头衔是国民党部区分部书记，“服从”政府指令是其不二选择。但这边，朱家骅催促搬迁；那边，所长李四光顶着不干，他一度进退两难，最终的选择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与社会所相仿，1949年南京被共产党接管时，地质所建制基本完整，成为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基础力量。

与陶孟和、李四光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决定不走不同，傅斯年的走并非不迟疑不犹豫，但这与政治倾向无关。他对国民政府的极速衰败的确很失望，他甚至很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与其说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倒不如说是自己栽倒的。他说过一句话因为适用于历朝历代而成经典：“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³但即便如此，他无意弃这样的政府而去，他想改造它、拯救它。当他发现自己空有一腔热血和衷心赤胆却无力助国民党挽颓势时，他竟然萌生以身殉国的偏执念头，步蒋介石幕僚“文胆”陈布雷后尘。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在南京湖南路508号（今江苏路15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除了私交甚好外，陈、傅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文人参政、忠诚耿介、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不错、根深蒂固的传统旧式士大夫思想、对国民党官员贪腐的深恶痛绝、从对国民党充满信心到逐渐失望甚而绝望、强烈的油尽灯枯、无能为力之感等。傅斯年听闻，陈布雷临死前，曾向蒋介石苦谏：“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显然，蒋介石对“坐半个江山”不乐观不抱奢望，他说：“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所以，他的打算仍然是“背水一战，成败在天”¹。

傅斯年深受陈布雷自杀刺激，也生一了百了之念。史语所研究员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指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之念。”²但是，一方面，他随身携带安眠药，给人以随时都要随陈布雷去的不安感觉。陶希圣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陶希圣说：“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约。”³俞大彩说：“……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⁴另一方面，他却按照朱家骅部署的中央研究院撤退计划按部就班地指挥史语所的文物图书资料打包装船迁台。陶希圣到史语所去看他时，只见“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室内也是箱箧纵横”⁵。

傅斯年准备一死，除了与陈布雷相似的绝望于蒋介石的顽固和政局的极度颓败外，似乎也有文人殉节思想作祟的因素。在俞大彩的回忆中，傅孟博还有一句话，点明其兄傅斯年安眠药不离身，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匪军”当指解放军。傅斯年知道自己在共产党心目中的位置和地位，两年多前，他曾经作为国民党六位代表之一赴延安与共产党和谈，其间与毛泽东夜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当年在北大的往事时，客观地将傅斯年作为“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⁶。代理过史语所所长的夏鼐在1948年11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记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究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指萨本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

也就是说，傅斯年的安眠药是为“气节”准备的。陈布雷的死有“尸谏”之意，而如果傅斯年死的话，是出于所谓坚贞的骨气。1949年2月，陶希圣刚到台湾便去台湾大学看望傅斯年，傅斯年对他说：“总算没有死在南京。”显然，对于傅斯年来说，死或不死，很重要；死在哪里，也很重要。

去留各安天命

在死和走之间，傅斯年最终选择了后者。随着前后两批文物迁台，史语所的物资全部搬空，人员只剩下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吴定良、逯钦立、傅乐焕等少数几个人。而史语所之所以能够做到比较完整地搬迁，除了傅斯年平时积攒下来的人格魅力外，关键时候巧施情感小计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陈槃的另一段回忆，透露了史语所搬迁戏剧性的决定过程：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愈，余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不坠，然而余竟不克负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绍介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既已感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¹

或许不能说傅斯年的“惨然曰”“毅然曰”完全是在作秀演戏，但客观上的确颇具戏剧效果，很能打动人。除此之外，傅斯年一骨脑地将史语所的研究实物及材料——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石器、人骨标本、建筑基址、墓葬等出土文物——打包运去了台湾，恐怕也是促使史语所大多数研究员决定跟着走的因素之一。对于研究员来说，研究对象在哪里，哪里才是他们的根据地。

从朱家骅要求陶孟和率社会所或迁桂林或往上海来看，起初，中央研究院的撤离，台湾并非唯一去处——事实上，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先由南京迁往广州。或者说，对于国民政府来说，那时候的时局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少人还抱有“半壁江山”“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之关于遥远的台湾有很多糟糕传说：地方小、物资匮乏、经济困难，总之，很穷，只能吃香蕉皮。因此，考古学家石璋如听说政府一度规定“家眷少的才能先去台湾”¹。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当时正在美国，他的家眷本来是被安排去后方的。但他回国后，得知史语所的文物已经全部迁往台湾，便坚持不往后方而跟随史语所一起去了台湾，原因很单纯：离不开所研究的甲骨文。同样地，离不开青铜器的李济、离不开殷墟墓葬的高去寻、离不开殷墟建筑基址的石璋如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了走。正如董作宾所说，他本不愿意跟着跑，只因他太熟悉史语所的文物，他“经营二十年了”“离不开它们”²，“每一片（甲骨文）都是经我们亲手挖掘出来，而又经摩挲玩赏过的。因此，我们对于这批材料，有着很亲密的感情”³。

董作宾是史语所除傅斯年以外的另一个核心灵魂人物，他的一句“你可以同赴台湾”很轻易地让石璋如下定了也去台湾的决心。之前，他也“不预备走”，但担心“万一共产党来了，会没有房子住”，便去南京乡下找了一幢房子，准备着“共产党真要赶走我们的话，也还有栖身之所”。决定得匆忙，走得也很匆忙，匆忙间，不说研究所的公用物品，他连一件私人物品都没有来得及拿，包括挂在宿舍墙壁上的他最喜欢的大地图。这样的情景让他想起日本人仓促离开南京时的景象：街上有不少小贩在卖日本人留下来、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也趁机买了一些以前不容易看到的书。想到这些，他不禁为“宿舍、研究室内的东西的下场，大概也不出于此”¹而悲哀。

从夏鼐日记看，中央研究院对于研究人员的去留似乎并无强制规定。1948年11月15日那天，傅斯年召开史语所所务会议，报告时局情形，“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亦不鼓励同人及眷属之避难南京”²。史语所留下的几个人，梁思永当时因肺病正在北京休养，不能远行；夏鼐与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郭宝钧关于走和留私下里经过缜密的商量。据郭宝钧回忆，当时，他受了夏鼐的鼓动。夏鼐对他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³当然，郭宝钧自己也不太想走，原因是“在那边自己这些喜好根本没有前途”⁴，而以后回不回得来，也是他担心的一个方面。

夏鼐同时也试图说服高去寻不去台湾，但被高去寻拒绝了。显然，夏鼐不但自己选择留下，也自觉地负担起了政治职责。这与他受了共产党影响很有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向身边人员出示过一本1940年代末的共产党地下宣传小册子。虽然他没有说明小册子的来源，但可以肯定他应该是读过的。留意已定，傅斯年有意让夏鼐护送文物去台，夏鼐自然不会应允；傅斯年问他打算，他回说“决定返家”，傅斯年也不强求，只劝他“早走”⁵。12月9日，他乘火车离开南京，返回温州老家，在那里，迎接解放军进城。新中国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身为中科院院士，他毕生致力于考古研究，1985年病逝。

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受共产党影响而选择留下是常态。不止夏鼐，史语所历史组的逯钦立（陶渊明研究的奠基人）妻子罗筱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所以坚决反对去台湾。而罗筱蕖之所以接近共产党，又是受中共地下党员、她五哥罗莼芬的影响。当得知史语所有意迁往台湾时，罗莼芬给妹妹妹夫写信，说：“盼了那么久的解放，临解放你们又要离开大陆。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不要随他们去殉葬。”罗筱蕖承认，他们最终没有去台湾，“取决于五哥的两封信”¹。离开南京后，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执教，而这却是傅斯年的安排。

史语所两个人的去留最让傅斯年伤心，一个是逯钦立。他俩是山东老乡，傅斯年还是逯、罗的媒人。当夏鼐表示不去台湾而要回老家时，傅斯年只说“早走”，而当他听说逯钦立夫妇也不肯跟他一起赴台时，且气且悲。罗筱蕖回忆：他“知道我们留意甚坚，眼睛都红了，泪在眼眶中打转，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他站起身对逯君说：‘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只好我自己去跳了。’”²尽管对逯钦立夫妇不愿跟随自己很失望，但傅斯年还是通过自己与广西大学校长陈建修是旧好的关系，将他俩介绍到那里去教书。南京一别，终成永诀。

另一个人是傅斯年的堂侄傅乐焕。因为家道中落，傅乐焕刚刚初中毕业就被傅斯年接到北平，在史语所勤工俭学负责誊抄，也兼傅斯年的个人管家，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史语所的历史组工作。抗战胜利，史语所从四川李庄搬回南京，傅乐焕任史语所副研究员，194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其间，思想上有了变化而逐渐左倾，以至于坚决不跟傅斯年去台湾。考古学家石兴邦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考古研究所成立时，下设的历史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研究辽史的冯家升，一个就是傅乐焕，“他当时很年轻，三十岁左右，刚结婚没多长时间”¹。很不幸，尽管傅乐焕早早地与傅斯年“划清了界线”，但在“文革”时还是受到早在1950年便已病逝的傅斯年的牵连，于北京陶然亭公园愤而投湖自尽。

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1949年12月8日由广州迁往台北为界，之前，包括研究人员和工人在内，一共411人；到台北后统计，只剩63人。第一届81位院士中，随国民政府去台湾的，共9人；12人滞留海外，1人逝世；选择留在大陆的，共59人²。很明显，在1949年的那个十字路口，中央研究院中的绝大多数人“背弃”了蒋介石国民政府，而选择留在大陆迎接新时代。他们当中除了在政治上明确倾向共产党外，更多人应该是出于对国民政府的极度失望而不再愿意追随。浙江大学校长、院士竺可桢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1949年5月26日日记）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无论蒋经国诚恳劝说，还是朱家骅盛请相邀，又或是傅斯年自台湾大学来电“嘱赴台大”，竺可桢都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大陆。由此看来，蒋介石在痛失大陆大好河山之前，已尽失人心。

厚此薄彼的“抢救”

史语所考古学家石兴邦回忆说，那时所里有人私下议论，参与过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郭宝钧之所以没有走，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把郭宝钧当成大专家，不愿意带郭老走”³。郭宝钧用自己不想走和夏鼐鼓动加以解释而否认了此说。尽管如此，只带“大专家”走、罔顾一般学者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在很长一段时期，凡论及1948年底救援平津地区文化界名流南下这一历史事件，似乎只有一个声音，而且很响亮，即：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过一份“抢救”计划，该计划的完全称谓是“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¹，台湾史学界则称之为“抢救大陆学人计划”²。从事后一系列行动——派专机数次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强飞北平接运教授到南京——来看，国民政府的确为“救”出教授们做过最大努力，事实上也真的将胡适、梅贻琦等接了出来。

或许，“计划”确实存在，但无论国民政府档案，还是当年媒体报刊，都没有关于这个计划具体名称的记载，有的只是零散的“抢运”“救援”“抢救”；至于“救”何人，似乎也没有“知名人士”“学人”之说，除了偶尔出现的“文教界人士”“文教界名流”外，“教授”则是很多报刊所提到的抢运抢救对象。《申报》（1948年12月22日）报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安全抵达南京时，以“政府派机救援平教授”为标题；同一天，《大公报》有一则消息：“抢运北平教授  专机两架昨自平飞抵京载去梅贻琦李书华等人”。

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计划明确一个称谓，相对来说，“抢救教授”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事实。《舆论》1949年第二卷第二期里的一篇文章则认为“抢救教授”是教育部为解救平津教授所提出来的口号：“北平被围，北行飞机仍不断飞往抢运围城中的名流。教育部恐北平各大学教授遭遇危难，提出了‘抢救教授’的口号，准备派机免费接运教授及眷属南下。”计划也好，口号也罢，此时的教育部部长是朱家骅，因此普遍认为朱家骅促成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其根据当然是蒋介石“不留一根草”给共产党的偏狭思维。

既然“抢救”的只是教授，那么，并非平津地区所有知识分子都在“抢救”之列，而只有四类人才有这个资格：一、各校院会负责首长；二、中研院院士；三、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四、学术界有贡献者¹。至于具体名单，迄今不见原始档案——台湾学者陈三井说，“闻名单主要由傅斯年所拟……未发现过有这样一份完整的名单，猜想随时在增删变动……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初名单并未完全敲定。”²因为如此，说法颇多，有说“三四百人的（大公报），有说“62人”的³，有说“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⁴。

说“62人”的，列有一份详细名单，在“负责首长”中，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在“与官方有关的人”中，包括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朱光潜、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毛子水等；在“院士”中，包括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俞大绂等；在“有贡献者”中，包括原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钱三强、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等。如果这份名单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无疑，“只带大专家走”的说法是成立的。

应该说，来自于傅斯年的说法相对来说更为准确。他在1948年12月16日写给平津路局局长石树德的一封旨在安排交通工具用以“抢救”教授南下的信中，不但提到必须“抢救”的“四类人才”——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而且列举了部分名单——第一类：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第二类：朱、雷、刘、毛、梅、齐等；第三类：景铖、通夫、大绂、宗恩、宝禄等；第四类：今甫、莘田、廉澄、思亮、祖圣、三强、济慈、政烺、从文、廷祥、循正等。对于总人数，他是这么说的，“连眷属，约三百人”¹。

就算蒋介石有心将整个大陆的人和物都搬走，传说只能吃香蕉皮的区区台湾小岛无论如何也无力容纳。由此又可以引发另一层面的问题的思考，那就是，那些吃国民政府俸禄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何以在1949年时去留自由。本来是国民政府制定的撤退计划，陶孟和的社会所、李四光的地质所为什么能够违反政府的指令而执意留下，国民政府又何以能够容忍？不可否认，当时的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拥有较大程度的自由。第一任院士、植物学家胡先骕曾经说过，政府“有权可以撤我的职，罢我的官，却不能强迫我做违背我意愿的事”²。与此同时，台湾岛天然的不利地理因素、蒋介石受限于物资的贫瘠而无法将更多的人带去台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于教授们有所取舍并非不可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认同，那些想走却不在政府“抢救”名单中的人失落之情可以想象。对放弃或抛弃自己子民的政府，他们必然由失望而生发出埋怨甚至憎恨。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因此展现：一边是国民政府挑挑拣拣，只想带走他们喜欢的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而丢弃他们眼里的“一般”，一边是知名学者们不给面子，根本无意被“抢救”而置之不理，一边是名单外的人争先恐后挤占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南逃的一席之地。

在这过程中，最奔波忙碌的是傅斯年，最心灰意冷的也是他。从国民政府“抢救”平津教授的计划来说，傅斯年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另两人是蒋经国、陈雪屏），他负有为政府分忧的职责；从台湾大学校长的角度说，他又有延揽人才以充实台大教研师资力量基础的责任。秘书那廉君回忆：“1948年年尾，北平的局面万分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候在南京，不知道费了多少气力，转移在北平的学人……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¹

既然“抢救”名单是傅斯年拟定的，那么，在他的心目中，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必是他最先要“抢救”的。而蒋介石对胡适的看重也是其他学人所望尘莫及的——抗战时，他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就在十几天前，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他派陶希圣从南京飞北平，力邀胡适南下重组内阁。有人在没有阅览过真正名单的情况下主观地将“胡适”列于名单之首，虽说是臆测，但就胡适的社会政治和学术地位、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与傅斯年数十年的且师且友的关系，这样的想当然也在情理之中，或者说，大有可能。但奇怪的是，在那份62人的名单中，却恰恰不见胡适大名，而无论从“负责人”“与官方关系”“院士”“贡献”这四种人中哪个方面说，胡适都是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

然而，胡适并未顺着傅斯年的小手指头一勾就急匆匆地南下首都，他正忙着准备《水经注》版本展览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大庆活动，手中正在撰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章还没有脱稿，他说：“我现在满地的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他无意在这个于北大于他而言都十分重要的时节“夹着尾巴逃跑”，他要以实际行动破除“北大将要南迁”的传言——之前，他曾经对外宣称，北大绝不南迁，“南迁怎么还能称作北京大学？”²他颇为自信地认为他若在这个非常时期不管不顾地抬腿走人，北大必然陷入混乱。之前，他拒绝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时，理由之一便是“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³。他甚至书生气地认为：“中共叛乱和日本的外患不同，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⁴与他同样对“抢救”并不积极响应的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两大名校的校长都在磨蹭，急坏了计划执行人傅斯年。他不是不知道，此时，共产党方面也在努力争取他俩。对于胡适，之前，有曾经的弟子前去说项；之后，1949年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派人去密谈。胡适的回复——“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是一定很让蒋介石大舒一口气的。而胡适用以拒绝吴晗的一段名言——“在苏联，只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既有面包，又有自由；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¹——是更会让蒋介石放心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了一个胡适如何应对共产党统战的故事：“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²

梅贻琦拒绝共产党呼唤的故事来自于胡适的讲述。那是1958年12月30日，台湾，在梅贻琦“七秩”庆祝酒会上，胡适评价梅贻琦“是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人，但在大节上，是一丝一毫也不苟且的”。他举例说：“当三十七年冬天，北方危急，傅作义大军又败北。有一天晚上，梅校长独自在家，尚未入睡。有人敲门送信来，梅校长亲自接来一看，是共党的信。信里大致说：我们知道你办事好，我们就要来了，希望你守着岗位，我们还要用你。这封信只有一两个朋友知道。梅校长在这种大节上是丝毫不苟的。”³

仅仅差了两天，胡适终于没有能赶得上在北平在北京大学主持北大校庆。时局的发展瞬息万变，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 ，已不容胡适左顾右盼了。但此时，即便他去意已决，也走得不容易了。1948年12月13日，南京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却无法在已经被解放军控制的南苑机场降落，不得不黯然飞回南京。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发电报给胡适，告诉他再派飞机来接。除了夫人和儿子，胡适另外最想带走的，还有两个人，两位史学大家，一个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个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

前日夜，胡适还在给陈垣回信，继续探讨《水经注》，唯一涉及政治的一句话是信末提到“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¹。也就是说，此时，他并不清楚陈垣的政治取向，以为将来还有可能在一起从容治学，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通信。正因为如此，当他又接到催促南下的南京的电话和蒋介石的电报后，一厢情愿地把给陈垣的回信寄出去的同时，又打电话给陈垣，让他赶紧收拾东西与他一起同机南下。不出知情人意外但出乎胡适意料的，陈垣拒绝了。不止陈垣，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不肯同行而只身留在了北平，从此与父母天各一方。在20世纪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思想的大运动时，胡思杜自杀身亡。

倒是陈寅恪不假思索地表示愿意与胡适共同进退。有意思的是，前几日，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陈寅恪，他借口飞机是陈雪屏派来的，而“陈雪屏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²。之前，地处远郊的清华园被解放军占领，陈寅恪携家带口进城躲避，入住北礼士胡同的大嫂家。胡适打电话到清华园陈家时，那里早已人去楼空。他不知陈寅恪去处，便派北大办公室秘书邓广铭四处打探寻找。邓广铭从中联系，陈寅恪携妻女紧急赶到东厂胡同1号的胡家，与胡家人会合。他决意走的原因，当然不完全是亦步亦趋他所敬重的“胡先生”，也不同于胡适很大程度上政治上的考量，而只是出于生活上可能不太方便的担心：他听说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这让他无法忍受；他体弱多病，长期离不开美国进口药，所以不得不走¹。

但载有胡、陈两家人的北大汽车未及出城便被守军拦截在宣武门口。胡适试图打电话给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请求帮助，可联系不上。而此时，战火中，从南京飞来的飞机仍然没有办法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降落。一边是人出不了城，一边是飞机落不了地。无奈中，只能人返家，机飞回。12月15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再派飞机直飞北平。为保证南来的飞机能够降落，也是为了保证安全护送胡、陈等平津知识分子南下，在傅作义的命令下，北平守军与解放军苦战，终于暂时夺回了南苑机场。枪林弹雨炮火声中，两架飞机强行落地。早晨8:00便听从傅作义的安排等候在中南海勤政殿的胡、陈两家人，直到下午2:00才得到通知换乘傅作义的座驾直驶机场。一个小时后，来不及依依惜别，他们便登机南飞了。就这样，像胡适留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的便笺上所说的那样，他“毫无准备地走了”²，只带走了他正在研究的《水经注》，还有一部父亲的遗稿、一部甲戍本《石头记》。

南京，明故宫机场，傅斯年翘首以盼。下午6:45，国民政府空运大队的两架专机平安降落。据胡适当天的日记记载，“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有许多朋友来接”³。“二十五”人中，除了胡、陈两家人，还有北大、清华的一些教授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以及他们的眷属。来接的“许多朋友”中，除了傅斯年，还有蒋经国、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等政府教育部门的长官，算是高规格的了。

胡适抵达南京那天，梅贻琦仍在北平出席各种集会，且还是表示“不拟离平”⁴。他很天真地想重返清华园，他并非不知道那里已经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天下，但像他那样一个纯粹的文人难免将情怀置于政治之上。他坚持不愿意南下，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割舍与清华的情感，可他已经出不了城。12月19日，北平南苑机场重又落入解放军之手，抢运平津教授的飞机再也无法在那里降落了。北平“剿总”在东单的一块空地上抢修出来的一段跑道也只能供小型飞机起降。这时，梅贻琦不走也得走了。

1948年12月21日，政府派出的飞机把第二批南下的平津教授载离硝烟弥漫的北平，带到了首都南京。这次，也是两架飞机，共24人，其中便有梅贻琦，另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其钧，以及杨武之、董守义、张颐、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南京冬日严酷的寒风中，“抢救”教授领导小组的三位负责人，蒋经国、陈雪屏、傅斯年又一次在明故宫机场迎接。

之前接胡适，如今迎梅贻琦，傅斯年欣慰中失落感沉重。相比于他费尽心力地周密部署与安排，结果却很草草。自从“抢救计划”开始实施，他便反复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联系，确定“抢救”名单、与交通部长俞大维协调空运大队的飞机、空出中央研究院的房间用以接待。但载有胡适的第一架飞机落地时，他的失望之情顿生：南来的教授，特别是知名教授，实在太少！12月16日，北去的中航的五架飞机又空返，更让他心急如焚，认为校方的工作未做到位。他紧急给郑天挺发电，急切要求“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指示“必须先集中，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通知时请千万勿犹疑”“事先……与中航联络好”，还大方地允诺“凡北大郑秘书长、或清华梅校长、或师大袁校长出证之搭客（教授及眷属）均不必在北平付款，在京由教育部直付”。

但是，尽管这次，梅贻琦终于来了，却离傅斯年对郑天挺的“凑够一机人数约四十人”¹的要求有所差距。也就是说，南来的飞机连座位都未坐满，况且并不是每个南来的人都是傅斯年所盼望的。据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浦江清日记记载：“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¹

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不但是“抢救”名单中的一个，也是傅斯年允诺不用自己付钱搭机南下的一个，但他却无意离开北平，借口“并非观望，实缘职务耳”²。其实他本没有走的打算，倒也不是倾向共产党，而是他很认同蒋梦麟所说，“我们是办学的，谁来我们都是办学，共产党来了，我们也是办学，北大也还是北大”³。送走胡适、陈寅恪的邓广铭也无意南行，他以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俘虏后，有人写的一幅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作为座右铭，坚持“不死、不降、不走”的应变对策。他自认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必像胡适、傅斯年等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一样，去“为蒋介石殉葬”⁴。殉葬一词，最能反映1949年新旧时代更迭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一个腐朽溃烂的旧政府的态度。

钱穆应该是“不相干的人”当中学术成就最高的。换句话说，他是“抢救”名单之外却主动南下逃避共产党政权的代表。从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写给吕思勉的一封信可以窥见他选择离开大陆避居香港的原因：“……回来虽无‘万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⁵正因为他“薄有所窥”中国文化，故他所信仰的是民族文化，而他认为这是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冲突而不可兼容的。所以，他得走。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特别点到了胡适、傅斯年、钱穆的名字，把他三人列为“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有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且是甘愿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这一部分人中的“极少数”¹。

在大变局下，无论是否耽于象牙塔里的安逸，知识分子们都不可避免地于转瞬之间被时代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走还是留，向左还是向右，逃离还是观望，此时就像哈姆雷特的难题“生存还是毁灭”一样使人难下决断，它关乎个人的政治信仰、对新政权的拥护与怀疑，对故土的依恋与决别、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以及家庭羁绊、师生情谊、经济枷锁，还有前途与爱情、责任与使命等。也因为多重因素的缠绕，1949年成为知识分子们分道扬镳、天涯海角各奔东西的转折。傅斯年在执行“抢救教授计划”时似乎对人心的复杂认识不足，否则他也不会在明故宫机场接不到他要接的人时表现得那么伤感和绝望。

对所谓“抢救计划”本身的不满、对傅斯年“别有企图”的反感，也都是平津教授冷淡“抢救”的原因。“不满”更多来自于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的人的怨怼情绪，郑天挺显然对这部分人抱有十分同情——平日同为高校一分子，逃命时却被当局分作三六九等而弃如敝屣。他手里有傅斯年交给他的名单，但他并没有按照指示去做。北京大学教授浦江清回忆：“北大接到这名单，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²公开的结果，便是原名单上有的未必都想离开；原名单上没有的却争先恐后地去登记了。登记的人也未必就是要追随国民党，有的只是因为家在南方或其他原因必须南下便也去抢占一个席位。这就造成去机场接机的傅斯年看见了好些“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他当然大失所望，甚或怫然作色。可是他能怪罪这些人什么呢？不听从党国调遣？不服从组织安排？关键时刻不肯牺牲个人顾全大局？所以傅斯年的现场反应倒应该是仰天大笑，笑不可止，把眼泪都笑出来了，因为这一幕太滑稽。

“反感”则是因为明眼人对傅斯年真正的意图洞若观火，那就是，所谓“抢救”，不过是为他即将执掌的台湾大学网罗人才而已。北大办公室秘书邓广铭一语道破天机：“胡先生抵达南京之日，傅斯年先生已由南京的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极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加强该校的师资力量。”¹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说得更直接：“下午至北大，闻教育部专机此后将不来，南下的教授可免费搭运飞机至青岛转京，据毅生（郑天挺字毅生——引者注）言，此次做旅行社，非为抢救教授，实不啻为台大当差，诚慨乎其言之也。盖中央派机来接，实发动于傅孟真。孟真荣膺台大校长，意欲将北大、清华名教授罗致于台大，名为抢救，实别有企图。”²在抢运故宫文物赴台时，杭立武数次催促马衡南下，并派飞机前往北平迎接，马衡以“患心脏动脉紧缩症”“医生诫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为由表示“实难从命”而“暂不离平”，亦即婉言拒绝了。

国民政府的“抢救教授计划”看似为教授着想，实则并非如此，且在计划实施中，其因人而异的态度、方式与作风显露出真实的动机，被人诟病那是自然的。因而名单内的人也往往并不领情感恩，能走掉也不免心虚，觉得自己是临危脱逃——胡适就说自己是“逃兵”；名单外本无意走的当然对当局嗤之以鼻，想走走不掉的也容易对走掉的心生嫉妒，心不平则鸣为讽刺挖苦。胡适走后，清华园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据云傅作义不愿其离开，虽当面给予一手谕，准可出城，乃胡走出后，又以电话通知守城，告以今日戒严，虽有我手谕，亦不准放行。因此胡氏在城门口被留有四个小时之久。胡适告人说，我并不飞走，乃是送陈寅恪先生南行云云。后来又办交涉，方始出了城门。”¹对于被“抢救”的人士的劳顿受罪、狼狈不堪，未被“抢救”的人当然是乐于看到的，谁也不会追究那是不是事实，不啻为茶余饭后的上佳谈资。

只是听说胡适、梅贻琦到南京后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便在日记里斥责：“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先生及极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²

其实所谓胡梅成立迁移委员会纯属误传。如果说，早先胡适尚有一丝丝将北京大学南迁的念头的话，如今，形势的发展已经让他断了此想。因此，他才会说出北京大学离开北平就不是北京大学这样的话来。离开了清华园的梅贻琦也无意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他在抵达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说，现在与抗战时期不同，设立联合大学“大无可能”³。既无此可能，“南迁”又有何必要？事实上，抵达南京后的胡适等人成立的是“平津国立院校驻京委会”，专门负责办理平津国立院校南来人员登记和疏散安置。

由此可见，与其说滞留平津的教员们是在嘲议讥评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该不该成立，不如说是他们对胡、梅等“南逃者”在危难之际弃师生于不顾、弃职责于不顾而一走了之所表达的不满与不屑。

反过来，那些不走的人，特别是名单内有机会走而不走的人，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北大五十周年庆典上，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送给郑天挺一面题有“北大舵手”的锦旗，他们认为他在炮火连天之中，面对艰难局面，“倔强地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同学生活、安全和学习……爱护学校，爱护同学，临难不苟的”精神是无上光荣的¹。

“抢救教授计划”，从不同的角度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两面“旗帜”胡适、梅贻琦终究离开了北平，这应该算是最大的成功。可若论及傅斯年罗致人才以充实台湾大学师资力量，那无疑是失败的。他要的冯友兰、沈从文、钱三强、杨振声等，还有中央研究院里的大部分院士，无一听从召唤，就连离平南下的陈寅恪最终也并未往台湾去而停留在广州。而更让蒋介石国民政府难堪的是，在胡、梅、陈等人飞离北平后，有人发出“文教界巨头名流们南飞后，是否足以动摇旧都这个学术文化的重镇”的疑问。在对“抢救”的四种人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未必。何况，最后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响应，不“殉葬”，走掉的那少数人更不可能起到动摇根基的作用，因此，北平这个学术文化重镇完整地落到了共产党新政权手里。以此说来，所谓“抢救计划”是大失败的。这也难怪傅斯年离开南京时，那么得黯然神伤。

胡适的眼泪

胡适急慌慌离开北平南下南京，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参加北京大学的五十年校庆。北京大学的五十年庆典也因为胡适的不在而黯然失色。报载，大炮机枪声中，参加纪念活动的不足百人，无人演讲、展览流产，梅贻琦来去匆匆，其冷清落寞可见一斑。除了徐悲鸿代表来宾致词赞美蔡元培之功绩外，被公推顶替胡适出任主席的汤用彤、校友代表周炳琳在致词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时局的态度。前者“指出在此时庆祝校庆，应想到如何应付将来”；后者建议北大“应再勇敢的承担起灾难”²。待在南京的胡适没有闲着，他参加了在南京的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会。也就是说，炮火纷飞中，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北京大学的五十年校庆不得不分隔北京和南京两个地方举行。

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回忆，他们招待南来的学人住在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大楼里，那里一度“是一座观光旅馆”，而他则成了“旅馆的‘账房’”¹。史语所二楼的一套房子是胡适每次到南京来习惯住的地方，这次携夫人来南京不知为什么却被教育部安排住在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²。赤峰路位于城北挹江门外绣球山（今绣球公园区域）附近，离鸡鸣寺路的中央研究院将近七公里，离城东黄埔路的总统官邸更远。以往，胡适住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时候，“白天的时间，大半用在开会和会客上面，他所要做的事，都是在深夜完成，有时，从深夜到翌晨两三点钟。当时侍候他的一位姓裴的工友，在半夜里为适之先生准备好了‘茶叶蛋’以后，也去睡了，这一座大楼只剩下适之先生一个人在灯下不停地工作，几乎每天都是如此”³。这是那廉君提供的胡适以往在南京的生活工作细节。

如今，逃难似的又到南京，胡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从容，他的心境被雾霾所笼罩，总统的宴请与执礼甚恭也都不能驱散些微。抵达南京的第二天，即1948年12月16日，上午，陈寅恪携家眷去了上海。两人告别时，尚不知此生不复相见（一个月后，陈南下广州，执教于岭南大学）。他送走陈寅恪后，翁文灏、陈立夫、陈雪屏、朱家骅、杭立武等人走马灯似的到访，之后他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把晤”⁴。中午12:00，他偕夫人江冬秀赴黄埔路总统官邸应蒋介石召宴。蒋介石平时请客从不备酒，这次，一来为胡适成功被“抢救”而庆贺，二来提前为胡适祝寿——第二天，12月17日是胡适的57岁生日，他特地为胡适准备了上等好酒。对蒋介石的急切“抢救”和盛情款待，胡适显然一直铭记在心，以至于十几年后还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以及答记者问时提及此事，只是记错了某些日子：

 

……回忆卅七年十二月十四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到北平接内人和我同几位学人眷属南下，十六日（应该是十五日——引者注），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应该是十六日——引者注），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做生日。十二年过去了……

……那天总统请我吃饭，总统请客向不用酒，那天特为我备酒，我上席后才知道总统是给我做寿。¹

 

从《申报》的报道看，午宴上，平津教育界动态话题占主导内容，“抢救”平津教授仍是蒋介石和在座的教育部长杭立武，还有傅斯年等所迫切关心的。当晚，朱家骅在其寓所（今鼓楼区赤壁路17号）为胡适接风洗尘，作陪的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大使秘书傅泾波，还有杭立武等，话题仍然不脱离平津教育界动态。

宴会刚刚散席，晚9:25，两声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惊动了所有南京人。惊魂甫定，辨出爆炸声来自东北方向。首都警察厅与京沪路尧化门车站路局的联合调查报告很快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说是空军的两架飞机往北飞往淮海前线，不知为什么，从飞机上遗落下两枚炸弹，一枚落于尧化门正南方，没有造成伤亡；另一枚落于燕子矶附近一公里处的小村庄，炸毁民房4间，炸死村民3人。其实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直属第8大队第33中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轰炸员周作舟，中尉领航员张祖九等5人驾驶挂有5枚吨级炸弹的“B-24”重型轰炸机起义，欲投掷炸弹炸毁南京大校场机场和总统府，然后飞往解放区，但因为投弹系统电路发生故障，炸弹偏落，这才落在尧化门、燕子矶一带。

胡适自然不会将那爆炸声当作欢迎他的礼炮，只会精神更郁闷。他的心里就像悬浮着一块积雨云，越积越厚。忍了很久的泪水，在次日的北大在京同学会举办的校庆纪念会上，他终于随性放任。那天也是他的生日，但他已无暇顾及。下午3:00，纪念会如期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举行，到会者有北大校友两百余人。礼堂布置得简单朴素，正面悬挂蔡元培遗像。先由被推为主席的胡适致词——这份讲演稿是他在北平时写就的，原本预备是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校庆会上宣读的。他先回顾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真心称颂了造就了北京大学的故校长蔡元培和为北京大学成为“一个继续发展的学术中心”而殚尽竭虑的前校长蒋梦麟。谈及蒋梦麟于1931年接办北大不久便不幸遭遇“九一八”，“七七”事变后更不得不率北大南迁，自然联系到如今似曾历史轮回的艰难困局。胡适自认与蒋校长相比，他“则已如一逃兵”，而且“乃一不名誉之逃兵”，还说“无面目见大家”，言及于此，不由得“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¹，场面一度悲情到极点。

 “逃兵”，大概是逃到南京来的胡适那个时间段用得最多的关键词。1949年元旦，在人们沉浸在蒋介石元旦文告所传递出来的和平幻想中时，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²他应该会想到一年前的元旦，那天，他在日记本的首页上题签了这样四个字，“苦撑待变”。他的确苦撑了一年，如今，已经大变的时局让他再也无法撑下去了，他不得不挤进了“逃兵”的行列，这让他自觉屈辱。

随后，蒋梦麟“以诚恳谦逊态度，致简单之辞”。对时局，他谨慎表示“不事推测”；言及将来，他称“尽在不言中”。虽没有明白坦露自己的态度，但他致词时“语音沉重”足已说明一切。

与胡适、蒋梦麟的纯粹悲观相比，傅斯年的表现则是既悲观也乐观，就像外界评论的那样，他“自称悲观，但竟以乐观言之”。他在致词中“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他盲目乐观地“确信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共产党而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很多时候，无以遏制的极度悲观中，这样的阿Q般自欺欺人的所谓乐观自有其麻醉作用，多数人竟因此“破涕为笑”。

接下来的活动场面颇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味道。《申报》这样据实报道：“旋复由朱家骅，独膺致辞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又，十七日除为校庆纪念外，同时亦为胡校长诞辰，诸校友今日饮此之意，一为校庆，一为傅斯年之乐观者寿，再一即为胡校长寿，一时杯觞交错，极尽欢洽，至六时始散。”¹一场充斥着悲观、乐观、哭泣、笑声、醉饮的既为校庆，又为祝寿的可谓悲喜交集的纪念会直至首都南京阴冷夜幕降临方席终人散。

蒋介石那么急迫地将胡适“抢救”过来，除了同于一般“抢救”对象的目的外，还有特别之用。简言之，最大限度地利用胡适的个人价值才是他的真正目的。胡适南下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因为院长翁文灏的辞职而正在进行新的改组。孙科新任院长后，数度邀请胡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很难想象这完全是出于孙科的个人意愿，其背后没有蒋介石的授意和安排。南京的北大纪念会后，胡适因喉咙痛躲在住处数日不出，既像新闻记者王洪钧所说，他在“思索三十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也慎重考虑了是否接住最高当局递送过来的“副院长兼外长”的官帽。待他走出房门时，已经打定了主意。关于前者，他的答案是：“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他并不反对年轻人“作政治活动”，相反，他认为“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²；关于后者，他的回答是：“决定不参加。”对于外界沸沸扬扬的胡适将以外长身份出国使美的传闻，胡适以外交辞令答称：“绝对不确。”³

此时此刻，蒋介石意欲让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目的只有一个：争取美援。而胡适，一方面很感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厚待”——朱家骅的秘书胡颂平有天到赤峰路，既是去看胡适，也是去劝驾。胡适对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言谈中，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曾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老泪纵横地表示其遗憾，承认他在抗日胜利后，只知钻到自己有兴趣的学术活动里，而未在思想战场上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因此，他表示“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一定去做”¹；另一方面，当胡颂平希望他“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时，他却又表现出对政府无能的不屑和不满：“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²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他拒绝孙科的理由。他虽然深知蒋介石的“剿共”，“惟无外援恐难长此作战”³，却不肯出山担任大使争取美援，可见他对蒋介石的政府及其领导的国家的失望程度。

蒋介石见一时难以说服胡适出任大使，只好退而求其次，在1949年1月8日晚再次在总统官邸宴请胡适时，仍然劝他去美国，但“善解人意”地强调“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原文如此——引者注）要你出去看看”⁴。这是蒋胡二人在大陆期间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最后一次见面。三个月后，胡适真的去了美国，从此诀别大陆，但的确没有背负任何政治使命，更没有以大使的身份争取美援。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城凄风苦雨。蒋介石和他的军政要员们在黄埔路总统官邸紧张地对《元旦文告》进行最后的润色修饰时，胡适与傅斯年独坐陋室，饮酒洒泪、相对无言。微醺中，不知由谁提议，两人悲凉地吟诵起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¹对于全民皆翘首企盼的国共和谈，胡适的观点是“和比战难，和比战也许难十倍，难百倍”，他当然也期望和平，他认为蒋介石亦如此，但他认为“不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²。以此可以推断，他一定不会赞同共产党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所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和也不是，战也不是，他和傅斯年只能将满腔愁闷付之于诗酒了。

半个月后，1949年1月14日，胡适夫妇、傅斯年夫妇一同离开南京，搭夜班火车赴上海。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回忆，那晚，夜色中，他们悄然走出史语所大门，这时的史语所早已人去楼空，岑寂无声。送他们走的只有几位留守的工友，一路默默无语。当走到汽车旁道别的时候，一位姓裴的老工友含着眼泪对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所长，希望您早些回来”³让傅斯年、胡适感慨不已。这一去，能不能回来都很难说，哪里还谈得上早迟。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湾，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上大陆土地。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和胡适的死颇为相似。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省临时参议会答复议员郭国基挑衅性的质询时过于激动，突发脑溢血，不治身故。台湾大学学生认为傅校长是被议员气死的而集会示威抗议，险些酿成一场风波。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提及一年前被“新儒家”及反对者批判围剿乃至人身攻击时，一时激动，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自然的，外传胡适是被气死的。傅斯年死后，胡适感叹，“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¹。胡适并非虚浮之人，夸大之辞不过显现了他对傅斯年早逝（享年55岁）的深深惋惜，表现出傅斯年在他心目中沉甸甸的分量，说的是他的感觉，是他的心里话。相比之下，蒋介石在胡适死后送他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于评价胡适的历史功绩不可谓不贴切，且上下联对仗工整，“新”“旧”轮回互映。可如此堪称慧美双修的诔辞却不是他的心里话，他在日记里对胡适的死叫好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