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886225
一部向“新红学”及其理论基础提出尖锐质疑的著作
被誉为“震撼红学的新说”“红学新革命”
这是一部向“新红学”及其理论基础提出尖锐质疑的著作，运用版本学、史料学、校勘学、辨伪学的基础规律，从版本鉴定和内容对勘入手，证明出现在1927 年以后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是《红楼梦》的原本，而是后出的伪本，是不可靠的，程本才是《红楼梦》的真本。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被誉为“震撼红学的新说”“红学新革命”，对红学的发展将生产巨大的影响。
一 绪言
二 脂本辩证
三 脂批辨析
四 脂斋辨考
五 “探佚”辨误
六 史料辨疑
七 结语
附录 脂本掺假离析录
序
欧阳健先生的《红楼新辨》即将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不仅仅因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向传统成见发难的“争鸣”之作，势必将在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故此，我衷心地祝贺它的诞生。
我与欧阳健兄是莫逆之友。我们相识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徐州《金瓶梅》学术会，次年，又在沈阳的明清小说研讨会上重逢。此后，又多次在各种有关古代小说的研讨会和编委会上见面。我对他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执着的追求，钦佩之至。这些年来，他的丰硕成果，反映了他的勤奋和刻苦精神。
我对他的为人和治学，都是很信任的。我曾问及他，在古典小说名著中，为什么单单没有写过《红楼梦》的文章？他表示：一则此书实在博大精深，恐难穷其底蕴；二则红学界人才济济，众说纷纭，不欲再凑“热闹”。为此，我曾引以为憾。
一九九〇年夏，我主编“古代小说评介丛书”，邀他撰述《古代小说版本漫话》。迫于论题的需要，始不得不涉及《红楼梦》的版本。在他之初衷，不过拟参照综合诸家成说以成文，不意稍一涉足，即感诸说凿枘，有于理不合处，遂发愿细读原典，辨其真伪，考其流变，径得出“脂本乃后出之伪本，而程本方为《红楼梦》之真本”的结论。书稿初成，不敢自专，曾与我商议，问其风险若何？我答曰：“学问无禁区，观点无忌讳，只要持之以故，言之成理，尽可公之于众，以求学人共识。我既为丛书之主编，诚愿与之共担责任。”
其后，欧阳健兄穷两年之力，完成《红楼新辨》一书，殊为可贵，故乐为之序。
侯忠义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一、红学的出路在哪里？
“拥挤的红学世界……”
红学家曾经如此这般亦喜亦忧地形容红学研究的现状。“拥”，有“聚”的意思，《三国志· 诸葛亮传》云：“今操已拥百万之众”，声势可谓大矣；“挤”，也有“聚”的意思，《红楼梦》第四十三回云：“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挤了一屋子”，人口密度可谓高矣。据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于曼玲编《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索引》统计，自1904 年至1992 年初的近九十年中，发表的有关明清小说的论文论著共19064篇（部），就中评红之作竟达8265 篇（部），占总数的43.35％。“聚”全国研究队伍近二分之一的力量于数千部明清小说中的一部，红学世界又怎能不让人感到拥挤呢？
人多，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在红学这块苑地里，“因拥挤而龃龉而争吵，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耿耿，不欢而终。”具体到版本问题上，“迄今为止，还是言人人殊，无以定论。往往一说即出，很快就遭到反驳，而反驳者自己，也不一定坚信己说。特别是版本演变和《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关系，现在还未能找到大家都基本认可的说法。”由版本派生出来的脂砚斋问题，情况还要糟糕，“脂砚何人？无论说是叔父也好，舅父也好，曹頫也好，棠村也好，曹雪芹自己也好，史湘云也好，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是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不仅在研究者中间达不成一致，更主要的是每一种立说本身就没有实证的支持”，“从已经知道的材料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作怎样的分析”，都无法作出确切的答案，竟成了“休想解开”的“死结”！
可是，这似乎并不妨碍红学家对七十年来“新红学”所取得的成就抱有的乐观态度：“自从二十年代初期胡适介绍脂本以来，多少读者、研究者研读《红楼梦》两种版本系统——脂本和程本，高度重视脂砚斋的批语，毫不怀疑脂本是先于程本、接近原著的早期抄本”并取得“《红楼梦》版本最初只有抄本，它们是曹雪芹稿本的过录本，抄本一般都带有脂砚斋的评语，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共识。这一共识，由于被反复地讲述、宣传、运用，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常规认识”，成为固定的、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它是红学研究的最高法则，是不容任何批评和挑战的；当大量存在的事实与之发生矛盾的时候，人们的怀疑总是指向事实本身，不惜去责备那些不合时宜的事实“不真实”“不典型”，而丝毫不曾虑及这种“常规认识”或者思维习惯是否科学、是否可靠，更没有想到红学的危机与紊乱，同这种公认的最高法则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
红学要前进，出路在哪里？人们曾经提出过许多方案。最新的意见是：“红学要有发展和突破，特别需要红学界同仁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五年十年沉下去，做艰苦的研究工作。……我们要博览群书，通读熟读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著作，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思想理论水平。要精通史学，并向哲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进军，建立与红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还要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各个艺术门类，以期打开思路，触类旁通，加深对《红楼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积累，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包括校勘、考证、笺注，实地调查、挖掘资料等等，尽可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多更深的发现。”可是，豪言壮语无助于解开红学研究中一个个“死结”；深刻地反思新红学七十年来的路子是否走正，检讨红学研究的“原有基础”是否牢固稳当，倒确实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某学者说：“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红楼梦考证》这部“新红学”的奠基之作，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并未动摇其权威的地位，当代的红学研究，依然是在胡适开辟的掌子面上，采用胡适建立的“典范”运作的。重新梳理胡适《红楼梦》版本考证过程的逻辑顺序，重新检验他的最后结论，看看聚集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的红学事业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才是求得红学的发展和突破的真正出路。
二、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
胡适1921 年着手考证《红楼梦》版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版本，除有正书局的八十回石印本（所谓“戚本”）以外，都是以程伟元的百二十回排印本为底本的。这是胡适彼时版本考证的物质前提，也是我们把握胡适日后思维脉络的关键。
当时，胡适对于“戚本”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他只说了一段并未引起后人深究的话：“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钞本《红楼梦》’，又在首页题着‘原本《红楼梦》’。那‘国初钞本’四个字自然是大错的。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
题“国初钞本”，为什么便是“大错”？胡适对此并未加以论证；也许他以为，既然已经“弄清”了曹雪芹的事迹家世，那么“国初”云云之“大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至于戚本为“原本”也“不妥当”的理由，胡适则说得非常清楚：“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胡适的判断，理由是充分的，有说服力的，只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胡适这时说的话才好。
胡适考证的重点对象是两种程伟元的本子：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活字本（胡适误记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第一次活字排印本，他称之为“程甲本”）和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萃文书屋活字本（胡适称之为“程乙本”）。他此时所得到的材料，主要是“程甲本”程伟元、高鹗的两篇序和“程乙本”程伟元、高鹗的七条引言。从这些材料中，胡适特别强调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高序中说：“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引言中说：“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胡适据此得出结论说：“从乾隆壬子上数三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今知乾隆三十年间此书已流行，可证我上文推测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之说大概无大差错。”c 这条材料因为与自己的假设相合，故胡适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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