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解读

以往对《史记·秦本纪》的阅读和理解，都是借助《史记》三家注，但传世文献因为记载的缺环、不详、矛盾或其他原因，总是给后人理解历史的全貌带来很大的阐释难题，谜团重重。20世纪逐渐发展成熟的考古学，在“证经补史”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书作者即把考古资料作为《史记》的第四家注，示范了“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方面的重大优势。

书稿以《史记·秦本纪》为主线，穿插相关的考古资料，以期达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效果。作者在对《史记》文本进行解读和考证后提出一些学术问题，然后援引相关的考古发现，乃至作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进行解答。全书共八讲，二十二个学术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秦早期历史中学界长期聚讼纷纭的谜团，如秦人的来源和秦文化的起源、平王东迁和秦始建国、秦国的周移民、秦公大墓、穆公葬地等。

《史记》关于秦有两个本纪，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这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对秦的重视。汉承秦制，又要避免秦二世而亡，故秦如何从一个嘬尔陋国一统天下而又短期覆亡，成了自贾谊开始两千年来君王国士*为关心的历史问题之一。

从西迁陇右到统一天下，前后约七百年。《史记·秦本纪》记述了秦人如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完整经历了从附庸到诸侯国，再到王国，*后到帝国的发展，再现了“三部曲”的历程，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有经典意义。

本书以《史记·秦本纪》为主线，以相关的考古资料为“第四家注”，很好地示范了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方面的重大优势。作者全力聚焦的问题是：秦从一个鄙陋的嘬尔小国*终统一中国，建立霸业，除了历史时势、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因素之外，它在山川地貌、物质文化等方面能提供什么样的解释？秦的历史分期和空间发展如何从考古学文化和物质文化面貌中得到合理的复原和陈述？另外，秦早期历史中长期聚讼纷纭的谜团如秦人的来源和秦文化的起源、平王东迁和秦始建国、秦国的周移民、秦公大墓、穆公葬地等，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序言

秦国君世系图

秦早期文化考古遗址一览

导论 《秦本纪》、秦史与秦文化

第一讲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问题一  秦人来源与秦文化渊源

第二讲  从蜚廉事纣到庄公伐戎

   问题二  嬴秦西迁前的居地 

   问题三  西犬丘与秦邑探寻

   问题四  不其簋是秦器吗？

第三讲  襄公救周，始命列国

   问题五  丰国及其文化

   问题六  平王东迁与秦始建国

   问题七  发现西畤

第四讲  文公居汧渭之会，为鄜畤，得陈宝

   问题八  汧渭之会的地望

   问题九  秦国的周余民

   问题十  鄜畤与陈宝祠

第五讲  宪公在位前后

   问题十一  出子的立废与秦政伯丧

   问题十二  襄公与出子的居地与葬地

   问题十三  西新邑——大堡子山遗址的性质

   问题十四  秦子之谜与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第六讲  武公居平阳

   问题十五  秦都平阳的探索

   问题十六  中国最早的县

第七讲  德公居雍

   问题十七  雍城探微

第八讲  穆公霸业

   问题十八  秦灭梁、芮

   问题十九  称霸西戎

   问题二十  穆公葬地

附录

一 史记·秦本纪

二 秦国君世系图

三 秦早期文化考古遗址一览

四 梁云访谈：21世纪秦文化研究的重心，是秦早起历史

《秦本纪》、秦史与秦文化

梁云

《史记》是中国史学第一书，太史公是中国史学第一人。太史公的伟大，看《史记》的体例就能感受得到。《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对这个体例，李零先生总结得好：本纪相当于一棵大树的主干，世家相当于分枝，列传相当于枝叶。

《史记》的本纪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基本是一姓一朝一个本纪，夏是姒姓，商是子姓，周是姬姓。唯独秦有两个本纪，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秦本纪》，一个是《秦始皇本纪》。问题马上就来了，司马迁创造了一姓一本纪的编写体例，为什么又要违背这个体例？都是秦的历史，它在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是连续的政治体，为什么要分设两个本纪呢？这是现在学者也在思考的问题。一般的理解认为，司马迁有他专门的用意，秦对司马迁的意义和夏商周不一样，超过了后者。秦对汉代的人来说就是近现代史，夏商周却是古代史；这对司马迁来说能不重要吗？秦的历史涉及汉王朝为什么能成立及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他对秦要做综合、全面的回顾和理解。

司马迁的理解分为两方面：秦统一前的发展是铺垫，就是《秦本纪》，写秦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大约五百到六百年的发展。始皇登基之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变，《秦始皇本纪》将之描写得非常细致，它分为三个小阶段：秦攻拔六国，秦统一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秦二世而亡。《史记》很关注巨变中的细节。同时要原始察终，揭示秦王朝兴亡的原因，为汉王朝合法性寻找理由。当然，《史记》不止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还是一部生命史，是众多的生命汇聚成的历史长河。总之，司马迁对秦的历史比较看重，所以分设了两个本纪。

如果对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或考古感兴趣，最基本的阅读文献就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读《史记》一定要读“三家注”，即刘宋的《》、唐的《》、唐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宋时出现将二家或三家注解并入正文的刻本，其中三家注最早的合刻本是南宋时的黄善夫刻本。后来在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中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为官版善本精品。1959年，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

后世研究《史记》比较有名的著述，有清的《史记志疑》、的《史记探源》、日本学者的《史记会注考证》等，以及清《廿二史札记》和《十七史商榷》中的相关部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地下的材料来考证纸上的文献，最有名的当推王国维，用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被视为新史学的开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有一位前辈陈直先生，他对瓦当陶文的研究特别精深，写有《史记新证》和《汉书新证》，用金石汉简、铜陶器铭来印证《史》《汉》，创获颇多。

除了三家注外，《史记》还应该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学家的注，用考古学新的发现、收获和认识，来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修正、完善和补充。

这话考古人可能不爱听：“我们考古怎么成了补经证史？”如果从1870年舍利曼发掘特洛伊古城算起，世界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近150年的时间。而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至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接近一百年。今天的学科发展可以说日新月异，呈现出国际化、科技化、公众化的特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大学的专业教育机构里，考古从最开始的专业发展为系，再升格为学院；考古学也已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考古界自信满满，认为现在还用考古材料给《史记》作注，是否开历史倒车，降低学科地位，使考古学沦为历史文献的附庸？

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可以说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太史公的史学体系，但并没有将之“撑破”，更谈不上“推翻”。比如说被誉为中国历史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夏王朝真实性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由殷墟卜辞可证《殷本纪》中殷先公先王的记载是可信的，进而可知与之同时的夏王朝也是可信的，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尽管国外有少数学者持保留意见，甚至不认同这个观点，但他们也举不出反证来证明夏王朝是子虚乌有。考古发掘出来的大多是“哑巴”材料，这些材料的内涵和意义有待解释、阐述。但是在文献记载可信的历史时期，比如周代，对考古材料的解释首先要放在相关历史背景中进行，文献记载是解释考古材料的重要线索，在“解释权”上具有优先性。

与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传统比较，考古学还是蹒跚学步的孩子。谦逊一点才能进步，人是这样，学科也是如此。假如没有《史记》《汉书》，我们的秦汉考古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不知会冒出多少奇谈怪论，会闹出多少笑话。举一个现成的例子：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同时并立，也是古代四大帝国之一，但它没有自己的系统史书，研究靠碑铭和钱币，连基本的编年序列如哪个王在前、哪个王在后都说不清，更别说其他了。

所以这本小书是以《秦本纪》为主线，穿插相关的考古资料，以期达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效果。在对正文文本简单考证后，我会提出一些学术问题，然后援引相关的考古发现，乃至笔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解答。全书共有八讲、二十个学术问题。

秦发展历史的概况，最重要的参考书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在此推荐给读者。该书成书比较早，1981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到现在学术地位依然很高。林先生曾长期任教于西北大学，后来调往北京，1997年去世，终年63岁，很可惜。在秦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是无出其右者。林剑鸣先生是陈直先生的大弟子，2016年西北大学专门开过一个会议纪念他，大家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秦史稿》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一本能和它媲美的系统的秦史著作，希望将来有人能有志于这个事业。《秦史稿》出版到现在将近30年了，新材料出了很多，但还没有一本系统性的著作，来专门讲秦的历史。

我将秦史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西周—春秋早期，约三百年。年代下限是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中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共327年。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居雍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都城在雍城，今陕西凤翔。

晚期：战国中期—秦统一后，共143年，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至秦亡。

这个分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与林剑鸣的认识角度不太一样。林先生是把秦建国之前作为周人附庸的时期划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时期，与我们现在习惯的中国历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中又以孝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四个时期是秦代。我的分期更多考虑到了秦都城的迁徙特点：中期基本是雍城时代，晚期相当于咸阳时期。而且这个分期充分考虑了秦物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面貌上的变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进入中期之后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到了晚期，尤其迁都咸阳之后，秦施行变法，文化面貌又发生巨变。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就谈过，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发生了跳跃式的巨变，此前此后像两个文化，脱胎换骨。除了葬俗没变，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在内全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巨变的原因在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个阶段秦国落伍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秦孝公即位之后颁发求贤令，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有耻辱感。秦国“僻在雍州，夷狄遇之”，东方诸侯把它当成夷狄来看待。因此，秦孝公有焦灼的赶超心理，他要变法，要图强，要大幅度地吸收东方列国的先进文化。所以战国中期之后，秦文化有大量东方的色彩，青铜器和三晋的铜器看起来很像，但和之前秦的铜器在发展脉络上不连续。

这种文化跳跃式发展的现象，我称之为文化发展的断裂。它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在东周列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其他列国的文化是连续性的发展，从器物群的演变来看，旧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产生是此消彼长的，是渐变式的；秦文化却发生突变或巨变。

我对秦史的分期，更多照顾到考古学文化发展和物质文化面貌的情况，中期和晚期的分界我断在秦孝公迁都咸阳、商鞅变法。把春秋早期归入到早期阶段，是因为当时虽然秦已经建国，成为一方诸侯了，但其物质文化面貌和西周还很接近，和春秋中期却隔得比较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将之断开。

上面讲的是秦的时间发展，现在讲秦的空间发展。

学界常说秦有九个都城，八次迁徙（图1）。从西往东迁徙，秦人的力量逐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发展壮大。现分述之。

秦的第一处都邑是西犬丘，其年代至少从西周中期周孝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秦襄公立国的时候还继续作为秦的都城。它作为中心都邑存在的时间大概有200—300年。可以把“西犬丘”这个词分解一下，每个字都值得琢磨：“西”指西方，但在先秦秦汉时有专门的含义，就是指西县——秦汉已经实行郡县制，在今天甘肃的礼县。秦国早期的好几处都邑，名字前面都带了个“西”字，比如西犬丘、西垂、西新邑、西陵、西陂，因为都在秦汉西县的范围之内。2004年我们全面调查了礼县、西和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西犬丘。

秦的“九都八迁”（据田亚岐，2015年）

    有西犬丘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东犬丘”？的确，在甘肃以东的陕西、山东还有犬丘，而且不止一处。陕西关中就有一处地名叫犬丘，在今天的兴平县，周名犬丘，秦名废丘，汉名槐里。我们曾经调查过这个古代县城遗址，即阜寨乡南佐遗址，规模很大，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秦砖汉瓦随处可见，俯拾皆是，遗址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秦汉时期。更东面的山东也有地名叫犬丘。因此，秦的都邑名叫西犬丘，就使学者们产生联想：秦是不是在东边的犬丘也居住过，后来西迁把地名也带过去了？这个观点目前还缺乏证据，仅仅因为地名相同是不足为据的。

    第二处都邑是秦邑。秦人、秦王朝、秦帝国之所以叫秦，最初来源于“秦”这个地名。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马大繁息”，周王很高兴，就把他封到了秦这个地方。后来非子的后人逐渐发展壮大，包括秦始皇都是他的直系后代。秦汉时期有县、乡、亭、里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秦”设有邮亭，又叫“秦亭”。2005年、2008年我们两次调查天水地区渭河北岸的牛头河流域，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非子的封邑——秦邑。

西周时期氏族的命名方式之一，就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族名，地名和族名是一致的。由于被封在秦这个地方，这支人就叫“秦人”，哪怕这个国家后来发展成为王国、帝国，名号也不改变，这就是秦人称号的来源。甲骨文、西周金文也有“秦”字，像一个人拿着杵在臼里舂米，是一个象形字。

第三处都邑被认为是“汧”。今天关中西部宝鸡地区有一条汧河，还有一个汧阳县。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把都城迁到了“汧”这个地方。但《秦本纪》里没有这条记载，所以很多学者不承认“汧”曾经是秦的都城；但也有学者认为汧就在今天陕西的陇县。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很关心也很认可皇甫谧的记载，甚至开发出相关的文化主题公园，比如陇县的“秦源文化园”。

上世纪80年代在陇县县城东南4公里、汧河西南岸的边家庄发现一处秦国墓地，发掘出春秋早期的铜五鼎墓，表明那里有高级别的贵族聚落。在墓地东南3里有一座磨儿塬古城，曾被认为是秦襄公所徙的“汧”。但我们调查发现该城城内大范围分布着汉代文化层，城墙夯土内夹杂汉瓦，是一处汉代城址。因此襄公徙汧的说法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证实。

第四处都邑是“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就是汧河与渭河的交汇之处。《秦本纪》说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在汧渭之会营建新的都邑，也是秦人进入关中后的第一处都邑。南北向的六盘山—陇山是渭河北岸东、西支流的分水岭，西边支流有牛头河，东边支流有金陵河、汧河、泾河。渭河穿越陇山的峡谷险峻狭窄，不宜人马通行，在古代翻越陇山需循其两侧的支流河谷通道。上述非子的封地“秦邑”位于今甘肃清水县，就在陇山西侧的河谷通道上。由此向东翻过陇山就到达汧河、泾河上游，沿着汧河顺流而下，就到了汧渭之会。

汧河与渭河交汇处有东夹角和西夹角。西夹角有贾村塬，地形高陡；东夹角有三畤塬，地形低平。2008—2009年我们全面调查汧河下游地区，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

第五处都邑是秦宪公、秦武公所居的平阳。秦宪（宁）公二年（公元前714年）“徙居平阳”。今天陕西宝鸡还有阳平镇，平阳就在阳平，西距汧渭之会不远。平阳作为秦都只有37年的时间。上世纪70年代在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秦武公钟镈的窖藏，为寻找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上五处都邑均处在秦史的早期阶段，可称之为秦的早期都邑。这其中可能还遗漏了一处重要都邑——“西新邑”。《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中说秦宪公“居西新邑”。有学者认为这个“西新邑”就是平阳，但我认为它在秦汉西县的范围内，在甘肃而非陕西。

第六处都邑是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县城南。从秦德公居雍到秦孝公迁都咸阳凡327年，雍城是秦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都城，前后经历了18位秦公的统治。正是在雍城时期，秦国发展成为可与晋、楚比肩的大国。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出了雍城的基本面貌：城址位于纸坊河与雍水河之间，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多处地点发现有朝寝、宫室、宗庙建筑和作坊遗址，在城南分布着秦公陵园。

第七处都邑被认为是泾阳。《秦记》说秦灵公“居泾阳”，但《秦本纪》中并无这条记载。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认为，秦灵公时向东北扩张领土，与三晋争霸，因此徙居泾阳；这个泾阳不是汉安定郡的泾阳（在甘肃泾河上游），而在高陵以西的泾河下游，也就是今陕西泾阳县境内。由于灵公及其子孙都葬在雍城，所以王国维认为灵公虽然徙居泾阳，但并未定都，而是作为经营东北的据点。但其位置在哪，到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2009年我们曾调查泾阳县中张镇的王浩遗址，在泾河北、王浩村南，面积约24万平方米，堆积丰富，采集到秦的云纹瓦当。该遗址是否与秦灵公所居泾阳有关，还需要探讨。

第八处都邑是栎阳。《秦本纪》说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遗址在今陕西西安阎良区的武屯镇。上世纪80年代在那里勘探出一个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城址，有城墙、门址、干道、建筑基址等。2013年以来重新启动了栎阳城的考古工作，结果发现80年代勘查的城址其实包括两座古城（一号和二号），在它西面1500米处又发现一座古城，编为三号。三号古城出土葵纹、动物纹瓦当，以及带“栎阳”字样的瓦片，年代属战国中晚期，应即秦献公所建的栎阳城。

事实上，秦最后一次迁都是从雍城迁到咸阳，《史记·商君列传》说 “秦自雍迁都之（咸阳）”，秦孝公将都城从雍城直接迁到咸阳。栎阳相当于一个前敌指挥中心，并不是经常居住的都城。秦献公当时想收复河西之地，即黄河以西、陕西的北洛水这一块，包括陕西的韩城、澄城、大荔，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这里一度被魏国所占据。魏国当时出了一个军事家吴起，镇守魏国的西河郡，彼时秦国如骾在喉，如芒刺在背，因为整个关中东部都被魏国占据，国家毫无安全可言，魏军可沿渭水兵临城下。秦献公于是把作战指挥中心东移，但他终其一生也没能把河西地夺回来。秦真正、彻底夺回河西地是在秦惠文王时期，那时的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九处都邑是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咸阳作为秦都达143年之久。遗址在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汉代称之“渭城”。秦都咸阳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秦惠文王时的咸阳还局限在渭河以北，昭王以后都城扩展到渭河南岸。在都城西郊的咸阳塬上和东南方向的骊山西麓，都发现了战国秦王的陵区。骊山北麓则有秦始皇陵。

秦的世系比较长，其中早期世系如下：

   颛顼—女修—大费（伯翳）——大廉（鸟俗氏）
                               若木（费氏）……费昌……孟戏、中衍…

…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成
                季胜—孟增—衡父—造父          非子—秦侯—
—公伯—秦仲—庄公——世父
                      襄公—文公—（静公）—宪公—

传说中秦人的始祖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在《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载。黄帝是华夏始祖，葬于桥山，在陕西黄陵县。《汉书·郊祀志》说黄帝在荆山下铸鼎，鼎成之日，有龙下迎，黄帝乘龙，群臣后宫共骑者七十余人，一起升天。颛顼的都城传说在帝丘，“丘”是东方的地名，东方地形多为丘堆，一个个圆丘型，或者说鼓起的土包包。帝丘在河南濮阳，颛顼一族是东方的族系。西北地形多为“原”。陕西、甘肃是黄土高原地形，从下面看很高，但顶部很平坦。现在水土流失比较厉害，沟沟岔岔，沟壑纵横。

女脩是颛顼的孙女。大费（伯翳）辅佐大禹治水，大禹一度想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伯翳，说伯翳很有功劳，但伯翳推给启了。大费的大儿子大廉又名鸟俗氏，二儿子若木又称费氏——大费后裔的名字里很多都带费字。后来又有孟戏、中衍、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成、非子。成是大骆的长子，非子不是嫡子，是庶子，被封在秦。非子的儿子秦侯，再下来是公伯、秦仲、庄公，庄公的大儿子是世父，次子是襄公，襄公时秦开始成为诸侯，然后是文公、静公、宪公。

秦早期的世系有两个特点：第一，中潏之前的世系有很大缺环。大费与夏禹同时，相当于夏代的早期；费昌为商汤驾车，相当于商代的早期。前后整整隔了一个夏代。夏代按文献说法有六百年，从大费、费氏到费昌之间肯定有缺环，这已经不可考了。孟戏、中衍与殷太戊同时，相当于商代早期；中潏、蜚廉为殷纣王臣下，纣王已到商代末年，是商代最后一个王。商代有四百多年，从孟戏、中衍到中潏、蜚廉肯定隔着代，而且不止一代。总之，中潏之前的秦世系是有严重缺环的，中潏之后一代代却很完整，没有失载的现象。中潏的儿子是蜚廉，蜚廉的长子是恶来，次子是季胜，由此分为两支：恶来这一支是秦人，季胜、孟增、衡父、造父这—支就是赵人的祖先，即三家分晋、韩赵魏的赵。赵人的祖先和秦人的祖先往前追溯，是同一个祖先，秦赵共祖。在探讨秦人来源的时候不能把赵人撇开，他们是一家人，这尤其值得关注。

第二，从秦侯开始有明确的纪年。非子在位多长时间不可知，《史记·秦本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等没有提到，《史记·三代世表》也没有讲到。但《秦本纪》记载秦侯在位时间10年，公伯在位3年，秦仲在位23年，庄公在位44年，襄公在位12年。纪年可以一年年从后往前推，相当清楚。庄公、襄公的纪年，每一年都可以和周王的纪年相对应。比如秦襄公元年相当于周幽王五年、公元前775年；往前推的话，秦侯即位于公元前857年。看到秦人早期的世系，这两个特点是需要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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