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名家之作，又通俗易懂，大家小书。全面系统总结方纳教授60年学术成果、回顾学术生涯的著作。 

　　《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以埃里克·方纳教授访问北京大学期间所做系列讲座为基础，内容涵盖早期美国政治中的奴隶制、黑白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反抗、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重建时代的政治潮流，以及美国人围绕自我认同进行的长期辩论等重要问题，勾勒出一部波澜壮阔的19世纪美国的历史，堪为其60年学术生涯丰硕成果的浓缩。附录所收方纳教授对自身学术生涯的回顾，以及他为北大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的有趣故事均为首次发布，不仅体现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大师的技艺与风范，更表现出其作为一名具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的治学操守与追求。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座教授，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在美国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著述颇丰，成就斐然，两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一次获得普利策奖。方纳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曾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和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先后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莫斯科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担任美国史讲座教授，荣获哥伦比亚大学“伟大教师”的称号。
　　王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哈佛大学杜波伊斯研究所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系教授。著有《民主的考验：黑人选举权与北部共和党人（1860-1910）》《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译有《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美国自由的故事》等。

译者序　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王希）

奴隶制、反奴运动与美国政治

逃奴、“地下铁路”与美国内战的来临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
重建及其对美国历史的长期影响
谁是美国人？
关于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新思考
附录一　回顾我的学术人生
附录二　“亚洲*好的美国史研究藏书”
——方纳教授赠书实录

参考和深度阅读书目
出版后记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

1865年3月4日，在美国内战行将结束之时，亚伯拉罕林肯发表了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将奴隶制的终结描述为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astounding）的结果。在遣词造句方面，林肯总是小心翼翼，然而此刻他选择使用这个看似夸张的词却并不过分。的确，回首往事，奴隶制的废除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由美国社会的演进而事先决定的结果；或者，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它是依循美国革命的理想的内在逻辑而出现的一种自然结果。但值得人们铭记的是，当林肯在1861年就任总统、内战刚刚打响的时候，奴隶制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景象，更谈不上即将崩溃。尽管废奴运动在美国进行了数十年之久，当时在美国生活和劳作的奴隶人口已经接近400万人，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奴隶人口数；尽管当时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和原西属美洲都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因为美国境内的奴隶制的迅速扩张，整个西半球事实上拥有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奴隶人口。在自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到美国内战爆发之前这一段时间内，奴隶主和他们的盟友几乎完全控制了联邦政府。1858年，反对奴隶制运动在新闻界的主要喉舌《芝加哥论坛报》曾直截了当地宣称，“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会看到美国奴隶制的终结。
然而，奴隶解放*终还是来临了。与所有伟大的历史转型一样，奴隶解放是一个历史进程，而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的出现是由于多种原因所致，随时间的发展逐渐演变而成，其中凝聚了许多个人的贡献。“谁解放了奴隶？”现在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有些乏味的问题，但它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林肯、国会、联邦军队、废奴主义者，以及奴隶们自身。奴隶解放从内战之初便开始了。战争打响之后，奴隶们完全无视林肯再三宣称的战争目的——内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存联邦的完整——开始逃入联邦军队的警戒线以内，寻求庇护。1863年1月1日生效的《解放奴隶宣言》可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但绝不是它的开始，也不是它的结束。奴隶制在重新联合起来的联邦内被*终且不可逆转地予以废除，是在1865年12月当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的时候。然而，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林肯扮演了*为核心的角色。
林肯是美国历***令美国人尊崇的偶像人物。作为一个原汁原味的美国理想和美国迷思的象征—— 一个自我造就而功成名就之人、美国西部边疆的英雄、美国奴隶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对我们的历史想象始终施展着一种特殊的魔力。林肯曾被描绘成一个精明老到的政客，一举一动都受到人生雄心的驱使；他也被视为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因其对奴隶制的毕生憎恨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内战废除奴隶制的结局；他有时也被认定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曾经为奴隶制进行辩护并试图捍卫它。在他去世之后，从保守派政客到共产党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再到种族隔离主义分子，所有不同的美国人群体都宣称林肯是属于他
们的。
当我们讨论林肯针对奴隶制的观点和政策这一题目时，我们需要牢记一点，正如我在《烈火中的考验》中强调的，那就是林肯的“成长能力”（capacity of growth）。与这一能力相伴的是林肯的极度谦虚和极为开放的心态。林肯并不反感批评，他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批评，并经常从中取长补短。在他去世的时候，在针对奴隶制和种族的问题立场上，林肯所占据的是一个与他早期立场颇为不同的位置。
我对林肯与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共和党人的关系尤为感兴趣，后者在政党政治中实际上代表着废奴主义者的观点。两者都经常批评林肯，他也曾对两者发表过一些并不恭敬的言论。林肯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也从来不自诩为废奴主义者。但他将自己视为一个范围广泛的反对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而反奴运动同时包含了废奴主义者和像他这样的更为温和的政治人物。他深知，废奴主义者在创造一种仇视奴隶制的公共情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废除美国首都区域存在的奴隶制、在内战中解放奴隶、允许和鼓励招募黑人士兵参加内战、为永久废除奴隶制而修订联邦宪法、准予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拥有投票权——林肯*终都接受和采取了由废奴主义者*先提出的立场。奴隶制在内战时期的废除，展示出一种对今天和林肯时代同时具有相关性的例子，即由大众参与的社会运动与富有远见的政治领袖构成的组合将会产生一种影响力极为深远的社会变革。
大多数的废奴主义者企图从外部对政治体制施加影响，而林肯则与他们不同，在几乎整个成人阶段，他都是一位搞政治的人（politician）。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伊利诺伊州辉格党内的重要成员，不仅当过州议会议员，还担任过一届联邦国会的众议员。在这一时段的政治生涯中，林肯极少提及或讨论奴隶制问题。他的大部分演讲涉及当时的经济问题——包括银行问题、保护性关税和政府对国内改进项目的资助等。
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当他逐渐成为新建共和党的主要代言人之时，林肯才开始展开说明他对奴隶制问题的看法。在一系列气势磅礴的雄辩演说中，林肯痛斥奴隶制违反了《独立宣言》所宣示的美国建国原则——承认人类平等，承认人人具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林肯来说，平等权利的概念意味着，在一个为“自由劳动者”提供获得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社会中，一个人拥有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平等权利，
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谴责奴隶制——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林肯在不同的时候启用了所有这些角度来谴责奴隶制。但*终他将奴隶制认定为一种“盗窃行为”（a form of theft）——将一个人的劳动窃取来分配给另外一个人享用。民主党人经常指责林肯，说他支持所谓的“黑人平等”（Negro equality）的主张。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林肯对这一指责予以坚决的否认。但他也用一个黑人妇女的例子来解释自己所信仰的平等：“在某些方面，她当然与我是不平等的；但在拥有吃自己挣来的面包，而无须征得他人的同意的自然权利方面，她与我是平等的，与所有其他人也是平等的，并不因为她的种族或性别而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一个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平等的基础，而这种权利不因种族或性别的原因而有所不同。
林肯还曾宣称：“我从来就憎恨奴隶制，我认为我对奴隶制的憎恨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废奴主义者。” 他使用了与废奴主义者相似的语言——他将奴隶制称为是一种“奇丑无比的不正义行为”，是一颗威胁国家生命的毒瘤。那为何他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呢？林肯的身影不应该遮掩类似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艾比凯利（Abby Kelley）等人为奴隶制的终结所做出的贡献，这些男性和女性曾冒着极大的风险，锲而不舍地推动美国人直面奴隶制包含的道德问题。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废奴主义者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遭人痛恨的小群体。除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选区之外，任何抱有从政雄心的人都不可能是废奴主义者。如林肯所处的位置一样，如果你来自伊利诺伊州中部，废奴主义的政治立场**不会帮助你赢得选举。
我并不是说，林肯是一个因受限于政治现实而不愿公开立场的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的道德问题是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其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问题。但这不是林肯的观点。在1855年写给他在肯塔基州的朋友乔希亚斯皮德（Joshua Speed）的著名信件中，林肯回忆了他们两人于1841年对圣路易斯城的访问。他们在那里曾与奴隶制有直接的短暂接触：“那一幕对我来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折磨； 每当我经由俄亥俄河（自由州与蓄奴州的分界线）的时候我都会看到类似的一幕……你应该…… 想象到，相当一批北部人民为了保持他们对宪法和联邦的忠诚，要在多大程度上压制自己的感情。”
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因为美国联邦宪法带有保护奴隶制的词句而将其付之一炬，但林肯却将联邦宪法视若神明。他相信，美国带有一种历史使命，要为全世界展示民主和自我统治的政府体制。这当然是他后来在葛底斯堡演讲中阐述的主题。应该指出的是，他并不信仰“天定命运”论——这种思想称美国人拥有上帝赋予的权利，可以以自由的名义获取新的领土，而完全无须考虑事实上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的愿望。林肯将美国民主视为展示给世界的一种榜样，而不是通过单边力量强加于他人的一种东西。
对奴隶制的憎恨和对宪法的崇敬给林肯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困境，也给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造成了同样的困境。在1854年于伊利诺伊州皮奥尼亚（Peoria）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林肯解释说，奴隶制剥夺了我们的共和国在世界上本应具备的正义影响力——从而鼓励自由制度的敌人们得意洋洋地把我们当作伪君子一样嘲笑——并引起自由的真正朋友对我们的真诚表示怀疑。换言之，奴隶制是美国人完成其历史使命历程中的一个障碍。然而，国家的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即便这意味着要在奴隶制问题上进行妥协让步。除非是整个宪政体制发生崩塌，联邦宪法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各种妥协，包括令人备感难堪的逃奴条款，自然是不能被随意违反的。
另外一个区分林肯与废奴主义者的关键差别在于他们对种族的看法。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奴隶们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应该立即被视为美国共和体制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将反对奴隶制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视为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整体。林肯认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与他在北部的民主党对手和南部的亲奴隶制鼓吹者不同的是，林肯认为黑人应该拥有所有人都应享有的自然权利。“我认为，”他在1858年写道，“黑人是被包括在《独立宣言》所称的‘所有人’这一句话之中的。”奴隶制因此是一种错误（wrong）。然而，他认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一定自动包括公民身份、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在1858年与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竞选参议员的辩论中，他始终被指责为在提倡 “黑人平等”，对此林肯回应说，他并不“而且从未提倡过将黑人变成选民或陪审团成员，或认为他们拥有担任公职的资格，或提倡他们与白人结婚”。当时，伊利诺伊州实施了一部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其中禁止黑人进入该州境内，并拒绝给予他们基本的公民权利，但林肯拒**这部法律予以谴责。
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和内战的前半段时间内，林肯认为奴隶制的终结应该与“殖民海外”的计划同时进行——鼓励将黑人从美国移居到非洲、加勒比海或中美洲的某一片新领土上去居住。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在内战之前，将黑人殖民海外的思想曾经非常广泛地为人接受。深为林肯敬仰的政治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托马斯杰斐逊还为该设想的实施制定了规划和具体计划。所以，殖民海外绝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运动，而是内战前对如何解决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一种影响广泛的主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