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13732
入围2018麦肯锡和《金融时报》年度zui佳商业图书奖；
“三位全球*重要的创新学家”之一，联合国发展委员会现任委员，2018年度列昂季耶夫奖获得者，伦敦大学学院教授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醒世之作；
马祖卡托与明星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任英国工党七人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本书关于全球财富不平等的研究，与《21世纪资本论》遥相呼应。只有回归源头，重启价值理论，才能找到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创造者。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也是增长乏力、创新受挫及yi切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著ming经济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增长的悖论》这部充满激情的作品中表示，要想推翻这一悖论，我们必须回归源头，重新定义价值，以便区分创造者和攫取者，并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马祖卡托深入钻研过去300 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思考,梳理现代经济中丰富的产业故事,以全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重思：
什么是价值？
如何界定创造者与攫取者？
增长从何而来？
创新如何引导？
政府的本质是非生产性的吗？
政府和企业如何协作才能促进增长，共同创造出公平、普惠和充满活力的新经济？
序 言 财富创造的故事 // V
绪 论 创造者与攫取者 // XI
第一章 价值简史
重商主义者：贸易和财富 // 004
重农学派：答案就在土地上 // 009
古典经济学：劳动的价值 // 013
第二章 因人而异的价值：边际学派的兴起
新时代，新理论 // 037
古典经济学的退场 // 039
从客观到主观：基于偏好的新价值理论 // 040
新古典主义的崛起 // 042
租金的消失及其重要性 // 050
第三章 衡量国家财富
GDP：一个社会约定 // 056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产生 // 061
衡量GDP 中的政府增值 // 064
奇怪的国民账户：GDP 可以飞跃！ // 068
仅靠修补国民账户是不够的 // 074
第四章 金融：巨物诞生
银行和金融市场成为盟友 // 080
银行业问题 // 082
放松管制与危机的种子 // 087
钱财的创造之主 // 090
金融与“实体”经济 // 092
从要求利润到要求所有权 // 097
家庭债务 // 100
结 论 // 106
第五章 赌场资本主义的兴起
拥有领航员执照的普罗米修斯解放了 // 113
新的经济参与者 // 117
金融萃取价值的方式 // 121
结 论 // 132
第六章 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回购的后坐力 // 138
最大化股东价值 // 140
“耐心”资本的撤出 // 145
短期主义与生产无关性投资 // 148
金融化与不平等 // 150
从最大化股东价值到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 // 156
结 论 // 158
第七章 假借创新之名
价值创造的故事 // 163
创新来自哪里？ // 164
融资创新 // 168
专利的价值萃取 // 173
非生产性企业精神 // 176
药物定价 // 178
网络效应与先发优势 // 182
创造和萃取数字价值 // 188
分享风险与收益 // 190
结 论 // 192
第八章 戴着“镣铐”的政府
“紧缩”的迷思 // 202
经济学史中的政府价值 // 207
凯恩斯和反周期政府 // 209
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政府 // 212
公共选择理论：合理化私营和外包 // 216
重拾自信，付诸行动 // 224
公共和私人的“公正所得” // 227
从公共产品到公共价值 // 228
第九章 走向充满希望的新经济
市场是一个结果 // 239
经济使命担在肩 // 241
未来可期 // 243
注 释 // 245
致 谢 // 281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其对不平等和增长的根本原因所进行的令人振奋的分析，迫使我们直面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如何运行以及谁能受益的信念。
《纽约书评》
多年来*深刻的经济书籍之一。
克里斯蒂安·克恩 奥地利前总理
马祖卡托是我们这一代中zui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
《金融时报》 约翰·桑希尔
马祖卡托的意见直截了当，表述口若悬河。
《时代》周刊 拉娜·福鲁哈尔
马祖卡托的观点给关于国家的哪一部分财富该被私营部门攫取的政治辩论添了一把火。
《新政治家》 乔治·伊顿
马祖卡托的使命是推翻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价值理论。
《泰晤士报》
别错过玛丽安娜·马祖卡托——这个世界罕见的经济学家！
绪论 创造者与攫取者
野蛮的黄金大亨—他们没找金子，没挖金子，也没打磨金子，然而不知用了什么古怪的炼金术，他们得到了所有黄金。
—大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
美国首个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始人
大比尔·海伍德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代表了20世纪初及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矿业工人的态度。他潜心研究这一行业，却仍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资本所有者仅凭在市场上买卖黄金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而工人们尽心竭力找金子、挖金子，还要加以打磨，却仍旧薪资微薄？为什么这些价值的攫取者在损害劳动者的同时赚了这么多钱？
直至今天，人们仍在问这样的问题。2016年，英国BHS百货商店（British Home Stores）倒闭。BHS成立于1928年，于2004年被著名零售企业家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以2亿英镑收购。2015年，菲利普爵士以1英镑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一个由英国商人多米尼克·查普尔（Dominic Chappell）带领的投资群体。在管理BHS期间，菲利普爵士为自己和家人赚取了大约5.8亿英镑的股息、租金和利息。然而，BHS的倒闭导致了11 000人失业，并给其养老基金带去了高达5.71亿英镑的赤字，而在菲利普爵士收购BHS之前，该基金一直处于盈余状态。
英国议会下院就业与退休金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对菲利普爵士和查普尔以及两人“系统性掠夺”的奉迎者进行了谴责。对于依靠BHS 公司获得薪水或者养老金维持家庭体面生活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价值攫取—其个人收益远高于经济贡献，而且规模空前。而在菲利普爵士和公司其他高管眼中，这就是价值创造。
菲利普爵士的所作所为可以被视作个体的反常的逾矩行为，但其思维方式并不罕见，今天，许多大公司同样将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混为一谈。例如，2016 年8 月，欧盟委员会要求苹果公司向爱尔兰支付130 亿欧元税款。
按股票市值计算，苹果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公司。2015 年，它在美国境外拥有的现金和证券价值合计达1 870 亿美元，几乎与捷克共和国当年的经济总量持平。苹果这么做是为了避税，因为如果这些钱转回美国，则需要根据所得纳税。早在1991 年，苹果公司就与爱尔兰签订了协议，苹果公司位于爱尔兰的两家子公司可享受非常优惠的税收待遇。这两家子公司分别是苹果国际销售公司（该公司涵盖了苹果手机及其他苹果设备在欧洲、中东、非洲和印度的所有销售利润）和苹果欧洲运营公司（该公司负责计算机生产）。苹果公司将其产品的开发权转让给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一笔钱。如此，曾在苹果技术研发初期给予其资助的美国纳税人就无法从中获益了。欧盟委员会称，最高可以对苹果通过爱尔兰获得的利润征收1% 的税，但在2014 年，苹果公司的税率仅为0.005%，而爱尔兰的公司税率通常为12.5%。
更重要的是，这些爱尔兰苹果子公司实际上并不归任何地方的税务部门管辖，因为它们利用了爱尔兰和美国对“居住”这一概念的不同定义。这些子公司几乎把所有的利润都分配给了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总部”。欧盟委员会命令苹果公司补缴税款，理由是爱尔兰与苹果的交易构成了非法国家援助行为（政府支持使某公司优于其竞争对手），爱尔兰没有向其他任何公司提供过类似的条款。欧盟委员会声称，爱尔兰给苹果公司提供了超低税额，作为回报，苹果公司的其他业务将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苹果公司和爱尔兰拒绝了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当然，苹果公司不是唯一一个在别的国家建立税务结构的大公司。
苹果的价值获取链并不仅限于国际税收业务，它与国内税收业务的联系更紧密。苹果公司从爱尔兰纳税人那里得到了大量价值，不光如此，爱尔兰政府也从美国纳税人手中攫取了价值。为什么会这样？苹果公司在加州申请了知识产权，而加州正是其总部所在地。实际上，所有使得智能手机更加智能化的技术都是公共资源资助的。这一点我在前一本书《创新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a中就论述过，6本书第七章也将涉及这方面的讨论。但为了摆脱加州的赋税，苹果公司于2006年在内华达州里诺市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因为那里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苹果公司创造性地将该子公司命名为“布雷邦资本”（Braeburn Capital），并将在美国获得的部分利润转让给它，而不是上报给加州。2006—2012年，苹果公司通过内华达州来逃避加州税务，凭此获得了25亿美元的利息和股息。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价值（建筑、设计、销售、市场营销等）都是在加州创造的，如果它能够如实报告这些国内收入，那么加州臭名昭著的巨额债务将会大幅减少。因此，价值获取使美国内部各州相互对立，而美国本身则与其他国家相互对立。
很明显，苹果公司将税收安排得如此复杂，主要是为了逃避巨额赋税（这些税款本可以用于造福苹果公司所在地的社会群体），从而最大限度地在业务中获取价值。苹果公司确实创造了价值，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忽视纳税人给予的支持，让国内各州对立，让美国与其他国家对立，绝不是建立创新经济或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方式。它仅仅服务于那些擅长与税收体系“博弈”的人，而无法造福广大群众。
苹果公司的价值获取还有另一种手段。许多公司利用收益来提高短期股价而非用于投资长期生产。其操作方式主要是用现金储备回购投资者的股票。他们声称这是为了最大化股东价值（公司股东基于公司股价获得的收入）。但是，企业管理者的薪酬福利中包含大量股票期权，不出意外，他们—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者—同样也是股份回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例如，2012 年，苹果公司宣布了一项高达1 000 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而它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防止“激进主义”股东提出“返还现金、释放股东价值”的要求。相比于进行商业再投资，苹果公司更倾向于将现金交给股东。
20 世纪20 年代大比尔·海伍德提到的价值攫取者与创造者的魔力故事直至今天还在继续。
价值攫取常见批判
价值攫取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却经常被混淆。这种区别影响的远不止公司及其工人的命运，甚至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命运。价值攫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造成了严重影响。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收入前1% 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80 年的9.4% 飙升至2007 年惊人的22.6%。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自2009 年以来，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速度甚至比2008 年金融危机前更快。据估计，2015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62 个人拥有的财富与世界财富金字塔的下半部分（35 亿人）的资产总和相当。
那么这种魔力是如何持续发生的？一个常见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它给“寻租者”的回报高于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这里的“寻租” 是一种创造收入的行为，其方式并非生产任何新事物，而是索取高于“竞争价格”的费用，并利用特定的优势（包括劳动力）来削弱竞争，或者利用公司的强大实力阻止其他公司进入，从而保持垄断优势。对于寻租活动， 人们通常还有其他描述方式：“ 索取者”战胜了“生产者”，“掠夺性”资本 主义战胜了“生产性”资本主义。寻租被视为让1% 人群拥有的权力超过99% 人群的一个关键方法，也许是唯一方法。9 这种批评的对象通常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批评者看来，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投机活动中获利，其原理差不多就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或买入并剥离生产性资产，只为这些资产再次出售时不包含实际增值。
若要进行更复杂的分析，需要将不平等的加剧与价值攫取者增加财富的特定方式联系起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其中着重论述了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这些因素包括掠夺成性的金融行业的避税手段和财富代代传承的方式。后者给最富有的人提供了变得更富有的绝佳开端。皮凯蒂的分析是理解金融资产（他称为资本）的回报率为何高于经济增速的关键，他还呼吁对由此获得的财富和遗产继承征收更高的税，以防止恶性循环。在他看来，理想情况下，为了避免国家之间相互削价竞争，这类税收应该是全球性的。
另一位重要思想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探讨了薄弱监管和垄断行为是如何纵容滋长经济学家所说的“抽租”的。斯蒂格利茨认为抽租是推动美国1%最富有人群崛起的主要动力。10 在他看来，这种租金是通过给其他企业设置障碍获得的收入，比如设置关卡，阻止新公司进入某行业，或放松管制，使得金融行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实现不成比例的扩张。这里的假设是：经济竞争的障碍越少，收入分配越公平。
我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创造者与攫取者的关系，分析为什么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如此严重，为什么经济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一些人被认为在攫取价值，从国家经济中榨取财富，而其他人则被视为财富创造者，却没有从自己创造的财富中获益。想要理解这一现象的形成，就不能仅仅考虑在实现理想化的完全竞争过程中会遇到的障碍。然而，关于租金的主流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价值攫取的发生，而这正是价值攫取持续存在的原因。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检验价值的来源。被攫取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价值创造需要哪些社会、经济和组织条件？即使是斯蒂格利茨和皮凯蒂，当他们用“租金”一词来分析不平等时，也会受到他们对价值是什么以及价值代表什么的理解的影响。租金只是“自由市场”交易的障碍吗？或者，是不是某些人凭借其权力和地位获得了“非劳动所得”，也就是说，通过转移现有资产而不是创造新的资产获得了收入？ 12 这是第二章要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是价值
价值可以有多种定义，但其核心始终是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如何产生的（生产）？应如何在整个经济中共享它们（分配）？怎样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再投资）？这些是确定经济价值的关键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事物是否有用—人们正在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是否会增加或降低生产系统的弹性？例如，一家新工厂成立，有经济价值，但如果造成了严重污染，破坏了周边环境，则它可能被视为没有价值的。
我所说的“价值创造”是指不同类型的资源（人力、物质和无形资源） 形成并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而我所说的“价值攫取” 是指致力于转移现有资源和产出，并从随后的交易中获得异乎寻常的收入。
保持谨慎至关重要。在本书中，“财富”和“价值”这两个词几乎可以互换。有人可能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财富更偏向于货币金融，而价值则更像是一个潜在的社会概念，它不仅涉及价值，还涉及价值观。我想厘清人们对这两个词的使用范畴。谈到创造财富的“过程”时，我会用“价值” —它是一种产出流。这种持续的生产当然会产生实际的东西，无论是有形的（一块面包）还是无形的（新的知识）。相反，“财富”被视为已经创造的价值的累积值。本书着眼于两点：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量—过程。但本书也探讨了一些有关价值创造过程的主张，这些主张通常与财富创造者是谁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和“财富”可以互换使用。
很长一段时间里，价值是有关经济、生产和所得收入分配的争论的核心，人们对价值实际存在于何处有分歧，但这些分歧是合理而有益的。一些经济学派认为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但其价值来自生产物品所需的工作量、技术和组织变化对工作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后来，这种对生产的“客观”条件、技术和权力关系的强调被稀缺概念和经济参与者的“偏好”取代：工人提供的工作量取决于工人在休闲和获得更高收入之间的偏好选择。换句话说，价值变主观了。
同样，在19世纪中叶之前，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要想理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首先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价值理论，这一理论与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条件有关，包括生产所需时间和所用劳动力的质量，而价值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观点随后发生转变。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物的价值是由市场价格—换句话说，消费者准备支付的价格—决定的。突然间，价值变得因人而异了。任何以商定的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或服务，按其定义，均属于价值创造。
这种从价值决定价格到价格决定价值的转变与19世纪末的主要社会变化一致，其中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者要求改革，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工人没有获得与其所创造的财富相当的回报，而资产阶级生产者的权力和地位却因此得到巩固。资产阶级生产者自然热衷于另一个理论，即价格决定价值，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占据更大份额产出，而工人却日益贫穷。
在学界，经济学家希望自己的学科显得科学严谨—更像物理学而非社会学，结果经济学失去了早期的政治和社会内涵。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里全是政治和哲学，以及对经济如何运作的早期思考。整整两百年，这一学科一直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20世纪初，人们将其简化为 “经济学”。经济学讲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最终，关于不同价值理论和价值创造动态的争论几乎从经济学界消失了，只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在商学院里：“股东价值”13 “共享价值”14 “价值链”15 “物有所值” “估值” “增值”等。因此，从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会学习丰富多样的有关价值的知识，了解不同经济思想对价值的看法，但如今他们只知道价值是由价格在稀缺和偏好的影响下产生的动态结果决定的，而不是以一种特定的价值理论呈现的—就像“经济学101”（Economics 101）这样的学科概论。一种缺乏理智和知识的价值概念只是用来读的，是假定正确而已。本书认为，价值概念的消失导致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 人们更容易通过任何可能有用的方式使用乃至滥用“价值”这一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
生产边界的出现
要想理解几个世纪以来不同价值理论的演变，我们有必要考虑为什么某些经济活动是“生产性”的，而另一些则是“非生产性”的，这种区分是如何实现的，以及这种区分是如何影响我们理解不同的经济行为者应该得到什么—如何分配价值创造的成果。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为政府或企业等组织制订计划的人—根据是否产生价值把活动划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类型。这本质上是创造了一个边界—下方图中的围栏，从而建立了一个概念—“边界”，有时也被称为“生产边界”。边界内部是财富创造者，边界外部是财富受益者，他们获益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寻租活动来攫取财富（垄断就是这个道理），也可以通过生产领域的财富再分配（例如现代福利政策）来获得收入。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租金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在生产边界之外， 而利润是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边界之内。
历史上，经济学界并未确定边界围栏的具体位置，它的形状和大小随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生产者和萃取者之间的边界变化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清晰可见。在18世纪，重农主义者—经济学界的一个早期学派—声称地主是非生产性的，并进行了强烈抗议。这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那时的欧洲仍以农业为主。有巨大争议的是，地主是否只是滥用权力来攫取佃农创造的财富，或者说，他们提供的土地对农民创造价值而言是否至关重要。
如今，金融业继续关注的是这一争论的变体，即在何处划分生产边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都呼吁恢复产业政策，促进行业中“生产者”的发展，这些人与金融业的“攫取者”对立。有人认为，需要进行重新平衡，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缩小金融业（在非生产性活动的深灰色环内）的规模，比如对外汇交易或证券交易等金融交易征税；或者调整产业政策，促进生产部门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产品交易。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关键是不要把一些人归罪为攫取者，而给其他人打上生产者的标签。我们也会需要生产边界外的活动来促进生产—没有他们的工作，生产性活动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价值。商家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能够确保货物到达市场并进行有效交易。金融业对于买卖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塑造这些活动，以真正实现其创造价值的目的，这才是关键。
此外，最重要的是，政府呢？它位于生产边界的哪一边？人们常说，政府本质上是非生产性的，其唯一的收入是以税收的形式从经济的生产部分强制转移财富。情况确实如此吗？如果是这样，政府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或者它最多只能设置游戏规则，以便价值创造者能够有效运作？
人们就政府的最优规模和所谓的高公共债务风险进行了反复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可以归结为正反两个问题：政府支出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政府可以是生产性的，能够增加价值；或者说政府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不具备生产性，甚至破坏了价值。这个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深刻地影响了当前的各种争论，从英国是否能够负担得起三叉戟核武器，到是否真的有一个关于政府规模的“神奇数字”。“神奇数字”是就政府支出而言的，指政府支出在国家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一旦超过某个数值，经济表现将不可避免地恶化，比政府支出较少时糟糕得多。这个问题更多地受到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而非严谨的科学证据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八章具体探讨。实际上，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政府合适的规模取决于人们对政府作用的理解（或仅仅是“定位”）。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很重要。如果人们觉得政府是无用的，或者充其量只是少量问题的修复者，那么从理论上讲，政府的最佳规模会相对较小；如果人们认为政府是引导和投资价值创造所需的重要增长动力，则反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上的生产边界得到了扩大，包含了更多经济内容，经济活动也更多样化。随着经济学家和更广泛的社会人士认为应视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被购买即具有价值—金融交易等活动被重新定义为生产性的，而以前它们通常被归类为非生产性活动。显而易见，在大多数人眼中，经济的主要构成中唯一位于生产边界之外的—因此是非生产性的—还是政府。没错，社会中还有许多服务是无偿的，例如父母对孩子的照顾或健康者对身体不适者的照顾。而这些服务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幸运的是，许多议题，如将医疗保健纳入GDP 计算中，正越来越多地得到落实。但除了在GDP 中增加新概念—例如医疗保健或地球可持续性—我们还要理解价值判断的意义，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需要对价值进行仔细审视，否则就无法实现。
为什么价值理论如此重要
第一，当价值从经济辩论中消失时，那些应该存在、公开，并得到积极辩论的内容被隐藏了。17 如果价值因人而异这一假设没有受到质疑，则某些活动将被视为价值创造，而另一些则不然。人们做出这种判断仅仅是因为某人（通常是既得利益者）这样说，或许此人比其他人更有口才。只需轻点鼠标，就能把经济活动从生产边界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其间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要是银行家、房地产商和出版人声称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而非萃取价值，那么即使公众对此说法心存怀疑，也无法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质疑他们。当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宣布高盛拥有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员工群体之一时，谁能否认？或者当制药公司表示自己的药物是因为产生了很高的价值才会贵得离谱时，谁能否认？财富创造的故事很容易就能说服（或者“俘获”）政府官员。最近美国政府批准了50万美元以扶持白血病药物治疗研究，就是很好的证明。它正是利用了医药行业的“基于价值的定价”模式—尽管纳税人已经为该药物的研发捐助了2亿美元。
第二，价值分析的缺乏对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价格决定价值（而非价值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只要商品和服务市场在交易时产生了收入，就能让该收入的数量及其分配看起来合情合理。根据这个逻辑，所有收入都不是不劳而获，相关分析也不再考虑活动到底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了。
然而，这种论证是一个闭环。 收入的合理性是通过生产有价值的东西来证明的。那么如何衡量价值呢？看它是否赚取收入。赚了钱是因为具有生产性，而有生产性是因为赚了钱。因此，魔杖挥起，非劳动所得的概念消失了。如果说有收入就有生产性，有生产性就该有收入，那么收入怎么可能是非劳动所得呢？国民经济核算（即跟踪并计算经济中的生产和财富）的运行过程就反映了这种循环论证。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论述。理论上，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任何人都无法获得过高的收入。然而实际上，如经济学家所说，市场是不完美的，因此价格和工资往往由强者制定，由弱者买单。
主流观点认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旦偏离（基于边际收入的）竞争性价格，则必然存在某些不完善。只要消除这些不完善，就能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一些活动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从而不断获得租金，但实际上它们阻碍了价值创造，破坏了现有价值。然而很少有人讨论这种可能性。
事实上，在供求关系驱动市场的情况下，经济学家眼中除了主观价值理论，再没有别的故事了。一旦清除了竞争障碍，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工人、公共机构、经营者以及诸如谷歌、通用电气、英国宇航系统（BAE Systems）等公司的股东之间的收入分配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在试图引导经济向特定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一个仍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赤贫中的世界，GDP 增长率显然很重要。但是，如何实现特定类型的增长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今天，有很多讨论是围绕着如何实现更智能（以创新领域投资为主导）、更可持续（更环保）、更具包容性（减少不平等）的增长展开的。
普遍的观点是：政策应该是无方向性的，只须消除壁垒，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即可。然而与之相反，我们恰恰需要制定大量的政策方能实现上述目标。增长本身是不会突然朝着某个方向前进的，我们需要制定不同类型的政策来使市场朝着想要的方向前进。这与通常的假设，即政策应该是无方向性的，只须消除壁垒以便企业顺利进行生产截然不同。
确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一步是决定哪些活动相比其他活动更重要。简言之，增加对实现特定目标而言更重要的活动，减少不太重要的活动。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比如对诸如研发等特定领域实施税收减免，以刺激更多创新投资，或者为学生教育培训提供补助。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参加工作时具备更多技能。这些政策的背后可能是各种经济模型，它们证明了投资人力资本—人们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同样，今天人们担心某些国家的金融业—相比制造业等行业—过于庞大，也可能是受到了相关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论述了我们渴望的经济类型以及金融业所拥有的规模和扮演的角色。
但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区别很少是“科学”测量的结果。相反，与价值创造与攫取相关的辩论，却总是从特定的政治角度展开的有弹性的社会经济争论，这些争论有时很明确，有时则很含糊。价值的定义总是关乎政治，关乎社会应该如何构建的特定观点，正如它总是关乎狭义经济学一样。对国民经济的测量并非不偏不倚：它们会影响行为，反之亦然（即序言中提到的述行性概念）。因此，重点不在于简单地将一些活动标记为生产性的，将另一些归类为非生产性的。相反，我认为必须更直接地将我们对价值创造的理解与经济活动（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应有的方式，以及与奖励分配的方式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当前关于价值创造的叙述才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类似“我是财富创造者”的陈述才能被来自财富源头的可信的观点加以衡量。制药公司基于价值的定价将被一个更注重集体的价值创造过程所审视，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资金为制药研究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让制药公司得以度过风险最高的阶段。类似地，当一家高科技小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时，与之相关的风险投资家通常持有20%的股份。但是按照他们在所投资公司发展过程中承担的实际风险（而非神化的风险），这种收益可以认为是过高了。汇率能够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如果投资银行利用汇率的不稳定性牟取巨额利润，那么这种利润就可以被视作租金，这正是它的本质。
然而，为了理解这种价值创造，我们需要超越看似科学的活动分类，并审视活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事实上，有关价值创造的主张总是与关于社会特定要素的相对生产力的主张联系在一起，这些主张通常与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转变有关：从农业到工业，或从基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到基于数字科技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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