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25056
唐诗太过耀眼，《诗经》《楚辞》又太过悠久，这让夹在中间的汉魏六朝乐府显得很是薄弱。然而，这个时代在中国诗歌史上非常重要，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承前启后，才有了盛唐诗歌的繁荣璀璨。如果你对中国诗歌感兴趣，想对中国文学史有更完整的把握，这本书不容错过。
本书收录作者近十年来有关乐府学的研究成果，分为三编。上编“音乐文化篇”，主要论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朝廷音乐文化建设、雅俗音乐文化交流以及相和歌、清商三调、“北狄乐”等音乐类别的发展与变迁。中编“传播与媒介篇”，主要探讨汉魏六朝时期仪式歌辞、娱乐歌辞的音乐传播方式及其文化功能，乐府歌辞由音乐媒介向纸本媒介转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对诗歌史的意义。下编“创作与体制篇”，主要论述乐府诗的劝世精神、生成模式及体制特征，文人拟乐府的创作模式、用调特点，汉魏六朝歌诗观与徒诗观的历史演变及其诗歌史意义。全书内容涉及汉魏六朝时期的音乐类别及文化活动、乐府诗传播方式及媒介变迁、乐府诗创作模式及体制特征等诸多问题，重点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背景、文化功能、传播接受等问题，特别关注传播媒介转向对乐府诗体式建构的意义和诗歌史价值。三编内容既各有侧重又互为关联，整体上构成了对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多维度、立体化考察。
上编：音乐文化篇
从相和歌到清商三调——魏晋娱乐音乐的发展变迁
论东晋民间俗乐的发展变迁
论“北狄乐”的发展与变迁
《明君曲》考述
论东晋侨、土世族文化交流与音乐文化构建
梁武帝音乐文化活动与梁代宫体诗
中编：传播与媒介篇
一、论汉魏六朝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与传播特点
二、从《长安有狭斜行》到《三妇艳》歌辞的流变看清商三调在南朝的演进
三、吴歌西曲传播与南朝诗风嬗变
四、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
五、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六、汉魏诗歌交叉传播与“古诗十九首”性质及年代的争论
汉魏六朝纸张发明与书写进程考论
下编：创作与体制篇
一、论汉乐府的劝世精神
二、论汉乐府的生成模式及其体制特征
三、曹操拟乐府与建安风骨的发生
四、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及其诗歌史意义
五、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六、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七、“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魏晋南北朝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其独特的面貌，对后续诗歌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大顺君的工作我是满意的，不仅我所想到的问题都有所落实，而且还提出并研究了许多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许建中（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明君曲》考述（选）
关于昭君入匈奴后是否从胡俗再嫁的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汉书》《后汉书》载昭君从胡俗，丈夫死后再嫁其子。二是蔡邕《琴操》载昭君吞药而死。这两种说法的是非已无法案断，两种说法都在历史上流传着。在历史学家眼中可能信其从俗再嫁，因为这样既符合匈奴族的传统习俗，又符合当时汉胡和亲的历史背景。在他们的描述框架里，当时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在文学家、艺术家看来，可能更相信昭君吞药而死的结局。这种结局一方面加强了昭君故事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强化了昭君的民族气节：其一，为了大汉帝国和汉民族的安定，昭君牺牲个人爱情远嫁匈奴。在昭君的身上，中国文人“置民族利益于个人幸福之上”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得以体现。其二，为了捍卫汉族的婚姻习惯，宁死不屈。吞药而死的结局使中国文人内心怀揣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悲剧人格在昭君形象中得以体现。所以历史上历代文人对昭君故事吟咏不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艺术角度说，昭君故事多种版本的流传，使得昭君形象具有了多面性，不确定性，增加了故事的阐释空间，从而增强了昭君题材的艺术张力。这也是历代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明君曲》本事及产生时间的考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昭君故事发生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其后一直通过两条线在历史上流传：一是以《汉书》、《后汉书》为主的正史文本流传；一是在民间以口头的形式或小说家言的文本流传。民间流传的故事影响更大更广，《明君曲》音乐能以琴曲、歌曲、舞曲各种形式在多种文化空间流传，以昭君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学样式长盛不衰，与昭君故事的两种传播方式并存的格局有极大关系。其二，各种典籍对昭君故事记载的抵牾之处，已很难考知其真实情况。事实上对昭君故事的各种记载已经成为记录的历史影响着不同的接受者，有些细节虽然是昭君故事在不同的流传时间和空间中后人叠加的，但是，她仍然是昭君故事的一部分，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当作信史流传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其在历史上已经产生了作用。对此，强用非此即彼的事实判断作取舍应是不合适的。其实，宋人韩驹《昭君图序》、王楙《野客丛书》、王观国《学林》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囿于对历史本来真实的追求，对其中附会的小说家言在历史上已经被当成事实的历史及其意义认识不清，故其结论是不可取的。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的演唱及其文化功能（选）
文人创作吴歌、西曲歌辞是刘宋以后的事。由于吴歌、西曲在南朝的兴盛繁荣，帝王、贵戚的积极倡导，文人也开始参与其歌辞的创作。由于文人的参与，使吴歌、西曲在艺术技巧、社会地位等方面皆得以提升，并最终取代了相和三调歌曲成为南朝娱乐音乐的主流。宋武帝《丁督护歌》、鲍照《吴歌》、齐武帝《估客乐》、梁武帝《子夜四时歌》《襄阳蹋铜蹄》《杨叛儿》等歌辞的创作，尤其是梁武帝将西曲歌改造成《江南弄》《上云乐》新曲，陈后主自造《玉树后庭花》新曲等行为，极大地带动了文人创作吴歌、西曲歌辞的热情，形成继文人相和歌辞创作高潮后又一轮文人歌辞创作的新热潮。然而，吴歌、西曲乃起于江南民间谣歌，正如《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宋书》卷一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549—550页）歌辞内容的世俗性是其主要特征。《世说新语·言语》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曾经作过太学博士的羊孚，以传统儒学的眼光，用“妖”、“”“浮”二字评价吴声，虽然带有贬抑口吻，但是却很准确地概括了吴声的本质特点：“妖”，当指其内容的情歌性质和女色情调；“浮”，当指其柔婉淫迷的音乐风格。正是因为吴声的世俗性和淫迷的音乐风格，才能在南朝兴盛于朝野上下，流播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吴歌、西曲歌辞靡丽的风格与其生存的文化环境是有关系的。南朝四代统治者皆出身寒门，其世俗文化倾向十分明显。所以，南朝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士族阶级渐渐被消解，而代之以具有比较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的新兴士族。南朝普遍风行的享乐之风与当时的这种社会阶层的结构变迁就有很大的关系。其享乐的主要内容就是歌舞声色，于是，宋、齐、梁、陈四朝的蓄伎风气风靡朝野，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操拟乐府与建安风骨的发生（选）
魏氏三祖对清商俗乐的喜爱，尤其是曹操对清商俗乐的大力提倡，有力地推进了清商乐在曹魏的传播。魏晋时期的文人拟乐府是以汉乐府的音乐传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次文人创作高潮，其创作机制是在现实的音乐传播环境中形成的。当然，曹操对清商俗乐的大力提倡，并积极创作乐府诗，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而是基于建安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曹魏政权礼乐文化建设需要的审慎选择。
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需要从文化层面维护其统治。但曹操对北方的统治是以绍复汉统的面目实施的，即自称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其礼乐文化在结构上基本沿袭了汉代传统。汉代礼乐文化的实质是对儒家精神的捍卫，具体表现为对经学的尊崇和维护，特别是东汉。但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干政专权，政治腐败，儒学遭受严重打击，出现衰退。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这两类人群在文化上的特征是，“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社，2001年，第41页）所谓阉宦“尚文辞”，是说阉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对文学才能的偏好。阉宦向上依靠皇权，向下吸纳社会中下层文士，从而形成一个由皇帝、后宫、宦官以及从社会中下层吸纳的文士组成的“阉宦集团”，他们通过抬升文学艺术的表征功能，以抗衡外廷士大夫集团的文化优势。（参王欣：《汉魏之际文化秩序的变革与曹魏文学繁荣》，《学术交流》2013年第6期）汉末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召引“诸生能为文赋者”、“”“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待以不次之位”，其用意十分明显。（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1-—1992页）王夫之《读通鉴论》曰：“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甚贱之也。自隋炀帝以迄于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贵重崇高，若天下之贤者，无踰于文赋之一途。汉所贱而隋、唐、宋所贵，士不得不贵焉。”（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219-—220页）
曹操出生于寒族阉宦，其祖父曹腾为宦官，官至中常侍大常秋，封费亭侯；父亲曹嵩为腾养子，乃夏侯氏之子，“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曹操作为阉宦之后，其文化资本远不及“四世居三公位”的名门豪族袁绍，其军事实力在北方群雄中也不处于优势。随时致宜，寻求政治资本是曹操的当务之急，所以他听从了毛玠、荀彧等人建议，迎献帝都许，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挟天子”之举，打着献帝“汉代政权”符号，笼络和吸引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一定程度上占有了成就霸业的政治优势，加速了其统一北方的进程。但是，东汉朝廷的重建，也树立了献帝的“皇权”地位，形成依附其周围的皇权派势力。所以，曹操对外要同各路诸侯武力攻伐，对内还要与亲皇派政治势力斗争。
在曹操政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两股主要政治力量，即“谯沛武将集团”和“汝颍士人集团”。谯沛集团以曹操及其宗族姻亲夏侯氏为核心，以故乡谯沛等地缘关系为纽带，其中很多人物在曹操起兵之初，就跟随其征战讨伐，成为曹魏政权的中坚，深得曹操信任和重用，统领曹魏集团的军事力量。其代表人物有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等。汝颍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是从袁绍幕下投奔曹操的荀彧，他深得曹操器重，向曹操引荐了大量汝颍名士，如荀攸、钟繇、陈群、杜袭、辛毗、戏志才、郭嘉、赵俨等。随着北方逐渐统一，郗虑、王朗、华歆、司马懿等其他地区的世家大族代表也纷纷加入曹操集团，于是在曹操政治集团内部，以世家豪族子弟为代表的士人形成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以儒学传统为基础的世家豪族，在政治态度和文化观念上与曹操为主的谯沛集团是存在差别的。早期，在群雄并起的乱世，曹操打着“匡朝宁国”的旗号，“奉天子以征四方”，符合儒家尊宗绍统的传统精神，赢得了世家豪族子弟的支持，但曹操最终目的是代汉更制，世家豪族的政治观念和文化传统，对其目标产生了严重障碍，所以曹操在广泛吸纳并重用豪族士人的同时，又心存猜疑和抵制。其阉宦寒族的出身，也使他对儒学有所排斥。陈寅恪说：“曹操的崇尚和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曹操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行为以及对音乐和文学的喜好，都是对儒学排斥的表现。
面对上述社会现实和政治形势，曹操坚持“随时制宜”的政治原则，采用“内法外儒”的策略。在理论上强调儒家道德教化，在现实政治中则以刑为本，所谓“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陈寿：《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683页）。其文化建设方略也典型地体现了“随时制宜”的特点。在礼乐文化建设中，在外在形式上沿袭汉代传统，但在实质内容上却积极倡导清商俗乐并带头创作乐府歌辞。这种做法有其自身作为阉宦寒族文化基因对俗乐的偏爱，但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层面抗衡儒学的一统局面。其对文学的倡导和对文士的积极延揽，也是意在寻求具有重要文化表征功能的符号，消解儒学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削弱文士集团中世家豪族的力量。建安时期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其实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结果，是曹魏政治集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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