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学（豆瓣评分9.3，为全球疫情下社会治理“风险”的反思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社会学扛鼎之作，“社会学中的黑格尔”卢曼毕生著作的遗珠）

• “社会学中的黑格尔”、德国社会学巨擘尼克拉斯?卢曼毕生著作的遗珠

相较于卢曼关于社会、宗教、艺术、法律、科学和经济的大部头著作，《风险社会学》在他的作品体系中似乎只占据一个旁支的位置，这一状况自然也影响到国内学界对其“风险”理论的介绍和评价，考虑到卢曼的风险思想在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风险的研究中极具代表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今，这部已问世近30年的著作中译本付梓，让您没有遗珠之憾。

• 风险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

在风险的社会学讨论中，真正称得上主流的理论只有两派：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批判分析；尼克拉斯?卢曼的偶然性社会的不可知论。虽然两人先后出版了其风险研究的代表作，但由于卢曼对风险概念的定义和分析不同于贝克，这将为我们研究现代风险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一条在社会系统理论的独特视角下，有别于贝克的研究路径

在《风险社会学》中，卢曼从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阐述了风险得以产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细致地展示了如何运用其“自我塑成系统理论”来分析具体社会现象。卢曼的风险研究在认识论、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旨趣、风险应对策略等方面均有别于贝克的风险分析，展现了其思想的深刻性、独创性。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在愈加频发的灾难、疾病以迅猛之势将“人类共同体”裹挟其中的当下，社会治理中的“风险”问题对人类社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自1986年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一词已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概念。享有“社会学中的黑格尔”之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以其社会系统理论的独特视角，铺陈出一条有别于贝克的研究路径，成为关于风险的社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极。作为当代社会系统理论的创始人，卢曼试图建构出风险的一般理论，他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着重考察了“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在本书中，卢曼以差异论为逻辑起点，详细阐述了自我指涉和自生系统，对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及其特征进行分析，并强调了对风险问题进行反思性的二阶观察。卢曼的风险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现代风险的新思维。

此书不仅得到卢曼同侪、著名的风险社会学专家克劳斯·亚普作序推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肺炎疫情蔓延的当下，这部30年前的大师级著作更是散发着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最有创见的德国社会学家，社会系统理论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影响已越出社会学领域，为社会学、系统科学和诸多其他学科开创了惊世的见解与崭新的视角。他是当代极少数确实改变了观察范式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倡导“社会学启蒙”，于1989年获得德国哲学界最高荣誉之一“黑格尔奖”，享有“社会学中的黑格尔”之名。卢曼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权力》《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法律》《法社会学》等。

在当下社会中，风险被如此频繁地言说，如果人们因循这些思考，便能弄清其规范形式。这并不是说，风险从属于日常生活的规范方面（这当然也是适用的）。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社会试图以风险的形式来理解灾祸的这一规范进程中提取出什么。比如，如今人们大都接受了上帝只会行善，而恶魔即使没有失去其存在的话，也至少失去了其宇宙论功能。在此之后，社会既不再以魔法或巫术的形式理解灾祸，也很少再以宗教的形式来理解灾祸。

引人注目的是，即使不考虑“风险”这个词，诸如无序、灾难、混沌这类灾祸概念也在科学语言中冒头。无论是否能够将灾祸安放于一种略显复杂的数学中并将之常态化，人们都不能因此将其轻蔑地搁置一旁。但很明显，这关系到一种没有宗教的解释，一种在技术上生效并在理性的可能性条件下，特别是在未来对决定的依赖性中观察规范的解释。人们可以自问，规范如何还是规范性的？而最近乌尔里希·贝克试图用这些问题来刺激那些在法兰克福聚集的社会学学者。但在喧闹日益沉寂之后，所有能观察到的传统仍然很少严肃地思考规范性，这意味着规范与偏离的差异消失了，或者我们已然戒除了用这些区别去观察社会，因为这样的观察将不再有所斩获。

更中肯的问题在于，当人们将规范 / 偏离这组区别（无论在语义学上如何加以矫饰）作为观察当今社会的工具时，能够从中看出什么？ 而具体就我们的风险这一主题而言，当人们谈及风险时，哪些对理性、决定、技术、未来或时间的理解已经被完全预设了？ 或者更为基本地说，当我们将这个曾经只与航海家、采蘑菇的人或其他身临险境的团体有关的词汇，视为一个不可预防和回避的普遍性问题时，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社会？ 现如今，（对社会福祉而言）什么是必要的？ 相应地，什么又是偶然的？ 在规范的实现中，社会又是如何让其行动与未来相协调的？ 这个未来没有定数，而是由或多或少的大概率事件或小概率事件所构成。此外，当社会性共识在一个未来的视野内可见时，当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只能以大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的形式言说未来时，那些在未来的视野内可见的社会性共识（或者只是一个被用于当下沟通的权宜之计）又是如何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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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是一种如此普遍的现象，很难用准确的概念加以描述。很大程度上人们还将社会运动的出现视为相对现代的，也就是一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现象，并以此将农民和奴隶暴动与贵族叛乱从社会运动中剔除出去。所有主流宗教都存在的宗教运动同样被剔除在外。也许将这一讨论指向 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些典型化，但这并非概念的反映。鉴于现实的众多现象不再背负着这一标签，人们便托庇于“新社会运动”这一权宜的概念。这一现象不适应任何预定的样式，既不符合对阶层、阶级或功能之基础的社会的差异化描述，也不符合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视角之间广为流传的区别。在学术的社会学内部，一种对应的研究领域及其专业文献被区分出来，毋庸置疑，这些又反过来诉求并衍生出一堆专家。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理论，特别是社会理论视角的缺乏。

我们可以说，一次抗议就是一次沟通——首先一次抗议也仅仅如此而已，人们可以从一封读者来信中，或利用其他任何体制化铺平的道路获得这一印象。这可以利用纯粹寄生的表达形式，即在其沟通中利用其所抗议反对的机构。那么抗议就是停留在另一个系统中的短暂事件。只有当抗议充当自身系统形成的催化剂时，我们才能称之为抗议运动。接下来抗议就好像在募集它的同道们。这是如何真正发生的，事后很难确定，但如有必要的话，系统可以叙述一个原因的神话，在记忆中保留开始时的英雄谱，记住原因，接着便控诉责任心与无私奉献在现代的缺失。

一次抗议若要产生一次抗议运动并紧密相连，必须选择一个特别的主题并紧紧停靠在这一主题上。不同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新的社会运动确定其目标也不再从特定社会批判的对象出发，而是使用其主题去挖掘在社会中什么遭到批判。只有在一种极其不健全的意义上才会发展出一种独立的语义学，这种语义学促进并试图贯彻偏离的语言用法——比如生态运动的新自然语义学。这样会加深功能系统的语言用法与抗议运动中更接近日常的语义学之间的裂缝，以至于沟通必须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指向主题。这首先导致抗议运动相当依赖于自我选择的主题。但众多主题有其自身的动力，这一动力并不必然满足其前提条件。它可以脱离运动，溜出它们的掌心。在此，人们必须注意到沟通的反复之中那极其深刻的逻辑。一方面，沟通要求压缩其主题。主题必须能够被识别为同一个——不是主题第一次被提起的时候，而是在反复之中。此外，主题必须总是在新情况中被确认，它必须保持其关联性，必须归纳，必须被充分参考的意义所夯实。它包含了社会性关系、敌友之间的经验，也包含了历史。但这意味着，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审视古老的主题，并在组织力量上有所损失。为了影射 16 世纪早期，一次叛乱可以同时被当作出于宗教运动的目的与有政治目的的宗教运动。一旦存在印刷术，这一切就变得同样可见，可想而知，抗议运动会为了重新调整主题与同道之间的关系而自我分裂。

风险已经变成了抗议的新焦点，可以用风险这一概念所表明的偶然性安排来解释。如前文所说，时间的偶然性在决定和损害（必须不能两者都是！）的关系中挑起社会性的偶然性。它准许不同的观察视角，却不提供一个拯救的一元性。很容易察觉到差异并加以沟通。这一容许参与者视角产生不同的出发点不能被这样表达，它作为悖论、作为差异的一元性而不可见了。为了论证或诽谤这一出发点，语义学的成果只是被置入。抗议是一种为此而提供的形式。当终究必须只能以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视角来看待未来时，从中产生了对未来的持续意见分化。这种分化以更多信息、参与、对话、理解的方式来表达，或者恰恰以抗议的形式加以表达。

更准确的分析必须包括三个方面：（1）事实是一再做出对不参与者而言冒险的决定（部分是必然的，部分是故意的）；（2）因此导致了一种可能性，发生或在特定条件下发生一种旨在寻找抗议对象（经常是决定者，但并不一定是决定者）的抗议；（3）抗议运动的主题必须承诺确定的组织力量和时限。第一个区别表达了结构决定的位置，第二个区别表达了环境决定的触发者，第三个区别表达了系统生成的要求。没有这些，抗议不过只是短时间的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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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提及的这些现代社会系统的日常运转需要大量冒险决定，并使得这些冒险决定成为可能，政治系统也是其中之一。同样的，其基础是一组二元符码增加的风险倾向。存在于现代国家的公职结构中上下级关系的明确性，在决定的后果不可预见时，让采取决定也是可能的。这特别适用于对其他功能系统也起作用的调控政策，比如通过侵占税赋与信用来干预经济，比如专利权的变动，比如离婚权，比如教育政策，比如提供或撤销对研究领域的财政资助，比如批准或不批准药品上市（或者只是延长测试过程），比如改变医疗报销的手续——这里只列举了冰山一角。政治系统用充足了解的后果与有限的风险在操纵其他系统，其不可能性与其干涉的轻而易举成反比，这样的决定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产生作用，并能变得像以往一样零星而分散。福利国家令人吃惊的权限扩张导致了一台巨大而不可控的风险激增装置。有任何人知道上蜡的苹果上市能造成最小直径 55 毫米的苹果无法造成的什么后果吗？ 只有一定程度的愚昧与常常不够轰动的后果阻止了这一风险导向被视作一大政治丑闻。

当传统国家政治建立在“国家理性”之上，并证实了人们要为了目标而对意图保密，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也要独自对行为保密时，那么确切地说，如今盘桓着一个颠倒的问题：对那些完全没有发生的行为，或完全没有那些归于其名下的效果的行为，人们必须让这些行为变得可见。人们必须持续地被看，并关注人们在哪些条件下、以何种期待被观察。人们必须不对意图保密，而是将之公之于众。就像尼尔斯·布鲁森（Nils Brunsson）在瑞典组织中所发现的那样，系统在“言说”（talk）中专业化，也就是在对为了理性决定而努力的表述中专业化。而风险就存在于导致建构的纯粹文字游戏中，人们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期待或不愿意满足。这一从国家机密到作为沟通的媒介之公共性的变化改变了风险的境况，虽然这是在两个方面上进行改变：在对社会积累的风险的注意力上与在政治的固有风险上。

政治系统能观察冒险行为，并将观察与原因或结构或统计学频率联系起来。只要人类行为被界定为原因，人们就能尝试将这些行为排除出去——无论接下来是用什么加以替代。如今，特别是对取决于技术的风险与危险的观察正经历着政治上的繁荣。因为技术在结构上是一个重视成果的简化，技术因此附属于其所忽视的仅仅是可能的因果性，事实上也是如此，政治在这些领域指望持久的、持续再生产的误解。寻觅，并找到它们！只要在一种可相互再生产的关系的意义上，存在技术与政治的结构性亲和力，那么在这层关系中政治就不得不容许技术并以此为自身提供误解。所谓“民主地”开放，不限制主题的所有名目给政治提供一个体验单元，与其所学有关并期望反复，能促进交往、个人知识与机构知识的专门化与熟练化，并能在其组织中准备好先例、有效模型与范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