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098352
听*、刘少奇、林伯渠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讲述“我的入党故事”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作序，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党史专家罗平汉诚意推荐。
适合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阅读
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
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
刘少奇
产生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
林伯渠
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
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周恩来
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
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朱 德
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
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
肖劲光
出于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恨，
我产生了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
聂荣臻
我反复思索自己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邓小平
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
方志敏
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
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
陈 毅
我认定了一条，
党内比党外好
薄一波
爱国的青年学生进一步看清了中国的出路，
那就是要跟着共产党走
邓颖超
从事这种秘密工作以及共产党人受到镇压，
使我更加忠于党
吴玉章
参加了共产党，
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谢觉哉
我居然没落伍，赶上了历史，
做了前进的共产党党员
黄克诚
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去斗争，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人生
徐海东
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
像在黑夜里看到了一丝光明
程子华
我慢慢地知道了共产主义思想，
开始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
刘宁一
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也已经建立，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
郭化若
我坚信共产党的主张正确，
毅然退出国民党，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
李一氓
现实的革命，要求青年党员脱离学校进入社会
刘 英
我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杨尚昆
我们家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就有六个共产党员，
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宋任穷
后面两句我记得清楚，
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邓子恢
不久看了《共产党宣言》，乃信仰共产主义
王树声
加入了共产党，即受到了党的教育，
特别是入党誓词对个人教育很大
钟期光
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步入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
管文蔚
一个人加入了共产党，
从此就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于度外了
曾 志
从今以后，
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
贺子珍
由此找到了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
解放穷苦人民的道路
徐向前
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
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粟 裕
我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张鼎丞
我非常钦佩共产党及共产党的主张
李志民
我决心一生都要为共产主义这个真理而奋斗
刘瑞龙
从此我以誓词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决心终生为履行誓词而奋斗
薛暮桥
国民党革命不彻底，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彻底
李 贞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过了没有多久，严峻的考验来到了
彭德怀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
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杨得志
贪财的，不是共产党；
无私的，准是好党员
李聚奎
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
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洪学智
我既然参加了革命，怎么能不听党的话呢
余秋里
要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康克清
穷人只有组织起来革命，才能翻身
谷 牧
国民党政治腐败，
共产党才是救国救民的
叶 飞
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
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
廖汉生
当一名共产党员是我多年追求的理想
郭影秋
现在有了党组织的领导，
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曾 生
能够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是一生的幸福
后 记
序
徐维诚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这一组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故事。
这些故事朴实无华，却能使我们激动不已。
故事把我们带到八十年前、九十年前，甚至将近一个世纪以前。
那是黑暗的中国，国家在任人宰割，人民在痛苦中煎熬。新中国成的影子还看不见。共产党或者还没有成立，或者还只是很弱很小的团体，也很难找到。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这样一群革命的先行者，在黑暗中探索，追寻，毅然组织和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从此奋斗终身，历尽千难万苦，终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建立人民自己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今日的民族腾飞奠定的基础。
他们走上这一条革命道路，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他们当时大多是青年人，手里并没有雄厚的资本，煊赫的权力，甚至学问也并不多。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找到了，就投身进去，从此不回头。
找到共产党，也并不容易。社会上各派思潮风飞云涌，只有经过反复的比较、实践、思考，才能后认定这正确的革命道路。
为了找到这样一条革命道路，他们努力读各种各样的书，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长途跋涉，远离家乡，甚至远涉重洋。其辛苦不下于唐僧西天取经，甚至甚于西天取经。因为许多人事先并不明确知道究竟在哪里才能取到真经。
找到了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党，并不能因此获得任何个人利益。只有义务，没有报酬，有的是颠沛流离，有的是被捕牺牲，有的是不被人理解，有的是不断失败，有的是要从事本来自己并不喜欢、并不熟悉的工作，有的还要连累亲人。他们入党，只是把自己交给党，从此服从党的利益，以党的利益为身命、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材料，只是当时一起献身的同志中的一小部分人的材料。更多的人牺牲了，连姓名都不为后人所知。然而这些革命者的生命却永放光辉，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永远融入整个民族的革命大业，化为整个民族蓬勃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成为共产党人，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生道路的问题。引诱惑者逼迫他们离开这条道路的因素每天每处都有。高官、厚禄、美女、名声，都不能使真正的革命者动摇，他们永远忠于自己面向党旗的誓言。坚定的意志，坚定的信仰，才使他们百炼成钢。
光辉的人生道路，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道路，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和人民一起共同奋斗的事业中的道路。时代在变迁，我们面临的课题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样一条道路还在向前沿伸，呼唤着后来的勇士踏上征途。
：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次读到报纸，报名《民立》，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即1911年4月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起义的领导人黄兴是湖南长沙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立》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1911年清政府以将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的名义，准备将已允许民间修筑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即又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从而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谘政院”。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起义（1911年10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满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谭延闿打倒了他们。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中学（后改为省立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洗澡间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枪替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宝贵的东西，并且在1934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
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11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训练”。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的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1917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会员的大部分，在1927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是1913年入师范学校的，于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到1927，当我和中国初的红军一部分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京——那时叫北平——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平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实行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的纲领。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节选自斯诺录，汪衡译：《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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