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7845884
- 丹麦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丹麦备受争议的女作家的经典之作，被拍成电影。
- *近我们常常能看到审视“原生家庭”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其实对于“原生家庭”的叩问由来已久。丹麦女作家图凡·狄特莱夫森在这个问题上拷问人性的追问和丰富细腻、让人触动强烈的心理描写让人不禁联想到阿耐的《都挺好》。
- 情节曲折、语言细腻、心理描写丰富，在细细品味人物命运之余，不失为一本提升写作水平的好书。跟着丹麦一流的作家，学习如何让你的文章既有灵魂又有神韵。
- 从丹麦原文进行翻译，让读者品味原汁原味的丹麦文学经典。好的文学作品邂逅好的译者，让我们能更顺畅、更深刻地体会原著的意境和行文之美。
《童年的街道》是丹麦女作家图凡·狄特莱夫森的代表作，并被拍成电影。故事以主人公艾斯特居住的哥本哈根西桥区后排房公寓为背景，讲述了活在孤单黑暗中渴望被爱却不知如何爱人的艾斯特试图摆脱这条街道所带给她的一切：孤单、寒冷、贫穷和排挤。但是，在她被自己渴望的幸福击碎后，她回到了童年的街道，在回忆和熟悉中苍白地疗伤。
序言：
逃离工人区——代译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麦女诗人、作家、专栏作家兼编辑图凡·狄特莱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最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经过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丽德·海宁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导演拍摄为同名电影。摇滚歌手安娜·林内特（Anne Linnet）选取她的一些诗句谱写成这部电影的主题
曲。进入20世纪后，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居伦戴尔（Gyldendal）将此书收入《经典丛书》，使其跻身于丹麦和世界各国经典作品之列。
故事开始时主人公艾斯特12岁，围绕她，以她出生成长的哥本哈根西桥区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组1930年代丹麦工人区的人物群像：以“守规矩”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父亲母亲；
一边当着学徒受气，一边啃着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立志要当诗人的哥哥；她的好朋友，凡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的丽莎；美丽活泼、亲切友善，却在暴露身份后被迫搬走的妓女；
包打听别人隐私的“闲话篓子”；经常醉醺醺打老婆的汉子；夜以继日裁剪缝补的单身母亲和事事要强的女儿；用菲薄的抚恤金和打工挣钱支持儿子画家梦的寡妇；对穷孩子偷甜食相当宽容的店老板……
全书的主线是艾斯特的成长。尽管有好朋友丽莎，她仍然是孤独寂寞的，在学校里不合群，害怕每天晚上早早上床后不得不单独面对的黑暗，害怕刺骨的寒冷和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渴望着摆脱这一切，羡慕优裕富足的生活。她长大了，成功地离开乌烟瘴气的厨房、脏水横流的仓库，成为一名坐办公室的职员。她的手指渐渐养得修长细嫩，尽管需要到父母家“蹭饭”才能攒下钱买轻柔的丝袜，她毕竟有机会出入各种时髦场所。尤其是在哥哥成名之后，她又增添了“卡尔·索伦森的妹妹”的光环。回到童年的街道，她俨然已是一位高雅精致的女士。
这是一个“逃离工人区”的故事。丹麦文学中自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Kun en Spillemand，1837）以来反复出现的主题。用作家尤利乌斯·鲍姆霍尔特（Julius Bomholt，1896—1969）的话来说，“通俗杂志上每两篇小说当中就有一篇是关于善良的办公室小姐成为伯爵夫人或者牧师奶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多和安徒生一样出身贫苦，自己努力加上因缘际会，成功脱离了原有环境，跻身中上层社会。在故事发生也是作者崭露头角的1920和1930年代，更是有相当数量出身贫苦的青年登上文坛，这段时间因而被称为“流浪汉、自学成才者和工人作家的时代”。他 / 她们既有奋斗成功的才华，也有广阔的心胸，认为“我的问题解决了还不够，其他人也应该跟上，分享我的幸福快乐，他们也应该进入新的广阔视野。因为他们是人，是人！”［鲍姆霍尔特：《暴风雨之前》（Før Uvejkret），216页］
《童年的街道》的作者显然也在上述情况之列。图凡·狄特莱夫森，1917年12月14日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西桥区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个失败的新闻记者，转而做司炉，他不仅安之若素而且很为养家的能力而自豪，不幸在1924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遭到解雇。全家靠救济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她的母亲十分强悍，本书中的一段话或是作者母亲的写照，“是母亲在行使日常权力。惩罚的是母亲，赞赏的是母亲，一起散步和检查功课的也都是母亲。生气的对象是母亲，害怕的对象也是母亲，病了，衣服破了，肚子饿了，都要找母亲。”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才华，母亲则赋予她顽强的求生意志。而父亲失业那段时期的艰难，一方面坚定了她摆脱贫困的决心，另一方面，对失业和贫穷的恐惧也转化为深刻的自卑和不自信，成为她后来不幸人生的悲剧性根源。
图凡·狄特莱夫森从12岁开始写诗。处女作《给我死去的孩子》（Til mit døde barn，1937）刊登在青年新进园地《野麦子》（Vild Hvede）杂志上，第一本诗集是《少女心思》
（Pigesind，1939），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受伤的孩子》（Man gjorde et barn fortræd，1941）。《童年的街道》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她写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报纸上
撰写专栏文章，并在丹麦最大的周刊《家庭杂志》（Familie Journalen）回复读者来信近二十年。她曾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埃米尔·奥勒斯特鲁普奖章（Emil Aarestrup Medaillen，
1954）；金桂叶奖（De Gyldne Laurbær，1956）；文化部颁发的儿童图书奖（Kulturministeriets Børnebogspris，1959）；索伦·居伦戴尔奖（Søren Gyldendal Prisen，1971）。她去世后，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动聚集在路旁为她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她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广受读者喜爱的平民作家。在她百岁冥诞时于2017年被评为年度经典作品作家。在她出生长大的“街道”附近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小片广场（Tove Ditlevsen Plads）。
…… ……
2019 年 8 月 30 日写 11 月修订
哥本哈根
《童年的街道》通过一系列来自直接经验的特征描写，向读者生动地呈现了这条街道的日日夜夜，贯穿全书的种种事件构成一首令人心悸的交响，一首悲剧性的交响乐。
——丹麦作家尤利乌斯·鲍姆霍尔特
图凡•狄特莱夫森让艾斯特反映出人在青少年时代那些摸索的、不确定的岁月。肉体的诱惑、内心的向往和不可实现的梦想充满了她整个不安的人生。
——丹麦当代作家缇娜·安德森
序言：
逃离工人区——代译序
《童年的街道》（Barndommens gade）是丹麦女诗人、作家、专栏作家兼编辑图凡·狄特莱夫森（Tove Irma Margit Ditlevsen，1917—1976）最著名的作品，自1943年出版后经过七次再版，并于1986年由阿斯特丽德·海宁 – 延森（Astrid Henning-Jensen）导演拍摄为同名电影。摇滚歌手安娜·林内特（Anne Linnet）选取她的一些诗句谱写成这部电影的主题
曲。进入20世纪后，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居伦戴尔（Gyldendal）将此书收入《经典丛书》，使其跻身于丹麦和世界各国经典作品之列。
故事开始时主人公艾斯特12岁，围绕她，以她出生成长的哥本哈根西桥区为背景，作者塑造了一组1930年代丹麦工人区的人物群像：以“守规矩”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父亲母亲；
一边当着学徒受气，一边啃着从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立志要当诗人的哥哥；她的好朋友，凡事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的丽莎；美丽活泼、亲切友善，却在暴露身份后被迫搬走的妓女；
包打听别人隐私的“闲话篓子”；经常醉醺醺打老婆的汉子；夜以继日裁剪缝补的单身母亲和事事要强的女儿；用菲薄的抚恤金和打工挣钱支持儿子画家梦的寡妇；对穷孩子偷甜食相当宽容的店老板……
全书的主线是艾斯特的成长。尽管有好朋友丽莎，她仍然是孤独寂寞的，在学校里不合群，害怕每天晚上早早上床后不得不单独面对的黑暗，害怕刺骨的寒冷和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渴望着摆脱这一切，羡慕优裕富足的生活。她长大了，成功地离开乌烟瘴气的厨房、脏水横流的仓库，成为一名坐办公室的职员。她的手指渐渐养得修长细嫩，尽管需要到父母家“蹭饭”才能攒下钱买轻柔的丝袜，她毕竟有机会出入各种时髦场所。尤其是在哥哥成名之后，她又增添了“卡尔·索伦森的妹妹”的光环。回到童年的街道，她俨然已是一位高雅精致的女士。
这是一个“逃离工人区”的故事。丹麦文学中自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的小说《不过是个提琴手》（Kun en Spillemand，1837）以来反复出现的主题。用作家尤利乌斯·鲍姆霍尔特（Julius Bomholt，1896—1969）的话来说，“通俗杂志上每两篇小说当中就有一篇是关于善良的办公室小姐成为伯爵夫人或者牧师奶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多和安徒生一样出身贫苦，自己努力加上因缘际会，成功脱离了原有环境，跻身中上层社会。在故事发生也是作者崭露头角的1920和1930年代，更是有相当数量出身贫苦的青年登上文坛，这段时间因而被称为“流浪汉、自学成才者和工人作家的时代”。他 / 她们既有奋斗成功的才华，也有广阔的心胸，认为“我的问题解决了还不够，其他人也应该跟上，分享我的幸福快乐，他们也应该进入新的广阔视野。因为他们是人，是人！”［鲍姆霍尔特：《暴风雨之前》（Før Uvejkret），216页］
《童年的街道》的作者显然也在上述情况之列。图凡·狄特莱夫森，1917年12月14日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西桥区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个失败的新闻记者，转而做司炉，他不仅安之若素而且很为养家的能力而自豪，不幸在1924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遭到解雇。全家靠救济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她的母亲十分强悍，本书中的一段话或是作者母亲的写照，“是母亲在行使日常权力。惩罚的是母亲，赞赏的是母亲，一起散步和检查功课的也都是母亲。生气的对象是母亲，害怕的对象也是母亲，病了，衣服破了，肚子饿了，都要找母亲。”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才华，母亲则赋予她顽强的求生意志。而父亲失业那段时期的艰难，一方面坚定了她摆脱贫困的决心，另一方面，对失业和贫穷的恐惧也转化为深刻的自卑和不自信，成为她后来不幸人生的悲剧性根源。
图凡·狄特莱夫森从12岁开始写诗。处女作《给我死去的孩子》（Til mit døde barn，1937）刊登在青年新进园地《野麦子》（Vild Hvede）杂志上，第一本诗集是《少女心思》
（Pigesind，1939），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受伤的孩子》（Man gjorde et barn fortræd，1941）。《童年的街道》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她写作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报纸上
撰写专栏文章，并在丹麦最大的周刊《家庭杂志》（Familie Journalen）回复读者来信近二十年。她曾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埃米尔·奥勒斯特鲁普奖章（Emil Aarestrup Medaillen，
1954）；金桂叶奖（De Gyldne Laurbær，1956）；文化部颁发的儿童图书奖（Kulturministeriets Børnebogspris，1959）；索伦·居伦戴尔奖（Søren Gyldendal Prisen，1971）。她去世后，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动聚集在路旁为她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她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广受读者喜爱的平民作家。在她百岁冥诞时于2017年被评为年度经典作品作家。在她出生长大的“街道”附近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小片广场（Tove Ditlevsen Plads）。
本书作者和几位书中人物能成功“逃离工人区”，固然是由于自身的才华和努力，社会大环境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和安徒生的时代相比，百年之后的丹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农村人口继续迁入城市的同时，城市工人阶级背景的青年上升进入中产阶级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故事发生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通常被称为“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丹麦历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繁荣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双方主要交战国英国和德国都是丹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丹麦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异常“敏感”。日德兰半岛是德国守卫来自海上进攻的桥头堡，而丹麦领有的大小贝尔特海峡和厄勒海峡又是进出波罗的海的咽喉要道。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丹麦成功地保住了中立，不仅避免了卷入大战，而且在与交战双方贸易中小有斩获，还出现了一个承包双方军需发财的暴发户群体，诨名“烩菜男爵”（Gulaschbaroner）。他们借着战时军人没条件挑剔之机，生产质量可疑的罐头食品，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由于避免了发生在参战各国因现代战争的总体动员而带来的消极后果，丹麦得以保持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稳定发展。
首先是城市化继续进行。1914年时丹麦王国有280万人口，其中五分之一聚集在首都哥本哈根，五分之一分布在近四百个城镇，第二大城市奥尔胡斯有居民7万，第三大城市欧登塞5万多，约170万人居住在农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人口增加了100万，其中16万是北石勒苏益格1920年回归带来的（回归后称“南日德兰”），达到380万。新增人口主要在城市，农村居民人数维持不变，首都人口接近百万，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村劳动人口从1914年的36%下降到1939年的28%，城市里工业手工业者从30%上升到33%，幅度不大，可见新增人口大量存在于贸易、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
城市人口剧增导致住房紧张和居住条件恶劣。抓住投资机会的房地产商所盖的房子，往往在同一街区内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临街一面比较宽敞，越往里质量越差，通风采光条件也
越差。顺便说一句，20世纪后半叶进行的旧城区改造，除了留几处作“历史见证”外，质量低劣的里层房屋悉数拆除，铺设草坪和儿童游戏设施，临街房屋仅进行内部现代化改造，可见改善居住条件和“保留旧城风貌”之间不一定是呈非此即彼的关系。此是后话。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先有善心人士出资建造“工人住宅”（arbejderboliger），然后工人自己也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成立住房合作社，这种建房形式因不包括房地产商赚取的利润而性价比较高。到1930年代末形成了所谓“丹麦功能派”建筑风格（dansk funktionel stil），即有大片开放绿地，每家每户都有小阳台的三四层楼房或小别墅。书中主要人物所在的“街道”显然属于早期房地产商的作品，并未能享受到后续发展的福利，也成为促使她们“逃离”的动机之一。
改善城市贫民生活条件的另一个设想就是“小菜园”（kolonihave），即在城外圈出大片空地，画成方形或长方形的园地，供人租种，或在那里建造简单的小房子。那是穷人的夏
季别墅，可以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并栽种瓜果蔬菜，贴补家用。新进城的人们也可借在小菜园劳作和休憩，保持一部分田园生活。到“一战”前夕，丹麦已有约两万处这样的“小菜
园集合”。租种这样的小菜园还是需要一定实力，书中兄妹二人商量着给父母租个小菜园，说明他们的境况已经改善。
教育方面也在持续进步。1914年，大部分丹麦人接受七年制教育，其中九成上公立社区学校，其余上私立学校和其他形式的学校。8%的人受九年制教育，获得中学毕业证书。5%接受十年制教育。1%高中毕业获大学入学许可。在校生中女生约占三分之一。到“二战”爆发前的30年代末，除七年制教育继续推进外，中学毕业生上升到16%，十年制学校毕业生达到12%，高中毕业获大学入学许可者达到3%。男生仍占多数，但和女生数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
除了“正规”教育之外，丹麦早在19世纪初就产生了终身教育的观念，1813 年开办的成人学校（højskole）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人们可以在这种学校里学习语言、文学、历史等科目，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当时以农村为主，1844年至1917年间共有27万人上学。进入20世纪，工人也开始办这样的成人学校，1910年在社民党支持下，埃斯贝尔市（Esbjerg）第一所成人学校开学。城市成人学校开设的部分科目偏于实用，如簿记、速记、打字等，为蓝领工人转为白领提供助力。
女性地位提高。1908年4月2日，丹麦议会修改选举法，女性获得基层选（Kommunalvalg）的选举权，并在1909年3月12日，美国第一次妇女节后四天，丹麦女性第一次参加基层选举。1915年修改宪法，女性获得上下议院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修正于1918年生效，同年四月举行的选举遂有女性参加。1924年当选的斯陶宁（Thorvald Stauning，1873—1942）政府任命了丹麦第一位女部长，由历史学博士尼娜·邦（Nina Bang，1866—1928）担任教育部长。
丹麦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卷入“一战”，却无法完全避免参战各国总体动员造成社会动荡的冲击。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并不平稳，革命风暴又一次席卷欧洲，原有的帝国和王国们纷纷垮台，成立共和国。俄国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沙皇退位，随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又在11月（俄历十月）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推翻，史称“十月革命”。一年后德国也爆发革命，德皇退位逃往荷兰，魏玛共和国成立。战胜国方面新兴大国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倡导“民族自决”和“民主让世界更安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这次革命风暴也像欧洲的历次革命风暴一样，在丹麦激起波澜。1918 年2月，一群不满主流工人运动的失业工团主义者（Syndikalister）冲击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用棍棒将交易员和投资者赶跑，升起一面旗帜，上书：“赌场已被失业者关闭！”部分肇事者被警方逮捕。在同年11月的示威游行中又演化成更为激烈的警民冲突。但总的来说，丹麦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会的领导下并不是革命造反，而是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为实际诉求，与资方做良性互动。而资方—雇主方面，部分地出于对俄式革命的恐惧，在1919年满足了工人为之奋斗近二十年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结束了此前普遍实行的平均每周工作60小时制度。
经历过战后短暂的繁荣后，欧洲在1920年迎来了普遍的经济危机。由于参战国士兵大批复员而产生的需求变化，中立国丹麦也遭到沉重打击。“烩菜男爵”们大批破产，有益社会的严肃企业也受到强大压力。银行纷纷倒闭。在这个背景下，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社会民主党人，烟草工人出身的斯陶宁于1924年当选首相，并组成半数阁员工人出身的内阁，史称“工人内阁”。两年后斯陶宁败选下台。
1929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导致银行破产，价格暴跌，工厂倒闭和大批工人失业。危机迅速扩散，于 1930 年跨过大西洋到达欧洲，物价暴跌，失业剧增。
欧洲各国的反应是以邻为壑，构筑贸易壁垒，阻止货物和人员入境，以保护本国生产和就业。经济危机导致政治极端势力兴起，1933 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
保护主义给丹麦这样进出口依赖度高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农业、工业和手工业依次陷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大批农场遭强制拍卖。城乡对立严重。
1929年，斯陶宁再次当选，他和大农场主家庭背景、本人是历史学国家博士出身的外交部部长，激进左派党人彼得·蒙赤（Peter Munch， 1870—1948）通力合作，斡旋于分别代表城市工人、城市白领、大农场主和小农场主的四个党派之间，于1933年达成妥协，工会方面破天荒（也可能是绝后地）接受资方提出的减薪20%的要求，劳资合作，共渡难关。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也是技术进步的年代，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汽车、火车、飞机、唱机、收音机和电影院的普及。
哥本哈根郊外的卡斯特鲁普（Kastrup）机场于1925年建成启用，当年客运量是3000 人次，到1939年上升到72000人次。
丹麦广播电台在1922年开始播音，向3000多台收音机播放每日新闻和各党派的辩论，以及牧师布道、古典音乐和知识讲座等节目。到30年代末，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有自己的收音机。各地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说，罗斯福当选连任的消息，都可以在丹麦即时听到。
近三分之一的住户有电话，不过还比较贵。
1934年哥本哈根开始在市内外铺设S小火车的轻轨，以适应迅速扩张的城市需要。
1939 年丹麦有12万辆汽车。
作为应对危机、增加就业的措施，政府在30年代投资大型公共设施，建造了小贝尔特桥（1935年通车）等连接丹麦各岛屿的跨海大桥。
八小时工作制让大众有更多时间用于文化消费，增加的需求和技术进步相互呼应，相互促进。好莱坞兴起之前，丹麦电影曾一度兴盛，所产影片畅销世界各地。默片时代结束，进入有声电影时代之后逐渐衰落，成为本地性产业。
印刷技术的进步让文化产品为普通人更加易得。1929年丹麦报纸的发行量到达每天100万份，平均每户一份。
1920年通过《图书馆法》，规定由政府提供固定补贴，以保障图书馆正常运行。到1930年代，平民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稍具规模的城市都设立了中心图书馆，向各地辐射出分馆。半数教区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到1930年代末全丹麦有近千所平民图书馆。人烟稀少的偏僻农村地区还有“流动图书馆”，由汽车载着图书前去服务。年借阅量也从1914年的100万册次上升到1200万册次。近半成年人和80%—90%的儿童经常借阅图书。
技术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艺术形式的变革。电力在照明、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广泛应用，电灯、电话、有轨电车、吸尘器、霓虹灯等都市景观，引导艺术家们创作拼贴画和打破经典透视关系的立体主义作品。“一战”退伍老兵瓦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1919 年在德国创办包豪斯（Bauhous）设计学校，致力于新型功能主义建筑设计，以适应现代人的需要。该学派将现代主义艺术引入工业设计，建立艺术与工艺产品的联系，同时也消弭了二者之间的界限。爵士乐借助唱片和唱机从美国传入，与传统的斯特劳斯派宫廷华尔兹乐曲竞争。在哥本哈根等大中城市则有美国爵士艺术家到访举办音乐会。1924年丹麦第一支爵士乐队成立。唱机、唱片和音乐会票都比较贵，工人阶级无力消费，爵士乐基本上在中产阶级当中流行。
文学方面，有两位丹麦作家，亨里克·彭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1857—1943）和约翰尼斯·V. 延森（Johannes V. Jensen）先后在 1917 年和 194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所有这些都为更多人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条件。《童年的街道》作者和她的同龄人，本书中部分人物，都属于这种情况。作为出生在工人区的她们，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学校里定期检查身体，长了虱子要消毒，身高体重不达标的，安排到乡下去喝牛奶吃鸡蛋；家里有收音机，每天看报纸，通晓国内外大事；可以很容易地从图书馆借到大部头的经典作品；学徒工买得起电影票请朋友和妹妹看电影；连上一辈的母亲也在女佣学校读过诗，会跳左转华尔兹……条件具备，剩下的就看个人的能力、愿望和机遇了。
然而，“逃离工人区”之后并不等于就能在新环境里畅行无阻，当年安徒生就不被“定调子”的文学—批评家圈子所接受，图凡·狄特莱夫森也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文学界的承认。当她开始发表作品时，诗作采用的是传统的浪漫派和象征派，自外于当时的各种现代派文体实验。而她的自然主义 – 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又被认为形式上不够成熟。《童年的街道》甫一发表，得到的评论就有相当的保留，认为她仍然还更多的是诗人，这部作品不够“小说”。而在战后的文学—批评家圈子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中上层出身背景、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在他们看来，她的性别不对，背景和教育也全不对，理所当然地加以忽视，何况她的书卖得很好，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但就内容而言，《童年的街道》并不是一个“灰姑娘”原型故事。女主人公能成功地逃离工人区，靠的是自己的教育和训练，而在恋爱和婚姻方面却是完全失败的。据书中交代，艾斯特关于性和性别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负面的。从美丽热情的托姆森小姐被揭从事不光彩的职业到神秘的“红胡子”，从试图占她便宜的经理到街上穿方格子衣服的外国人，带给她的都是羞耻和恐惧。也许正是这羞耻和恐惧让她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爱，当她遇到纯真严肃的爱时，她都亲手毁掉了。所以，作者也就理所当然地没有让她成为“伯爵夫人”，全书也不可能以“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大团圆结束。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才不同于一般通俗小说作者，反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在读者中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她是一个敢于站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忧伤和痛苦的女性。同时，她还努力记录和描写人类本性最深处的痛苦和禁忌，时至今日，读者仍然能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犹豫不决和自己的问题。尽管声名卓著，图凡·狄特莱夫森仍然难以感到被爱，最后她不得不屈服于贯穿她一生的孤独和忧惧。而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绝望地渴望爱情和这种极度压抑的孤独，贯穿了艾斯特这个主人公。
进入19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又一波高潮，图凡·狄特莱夫森再次引起重视，并在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得到女性研究者的分析。她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分裂与认同”。有的研究者认为，图凡·狄特莱夫森的作品可以归结为梦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冲突。她们指出了那些社会描写对一位来自工人阶级的作家所具备的意义。另一些研究者则侧重于童年经验的意义，及其在著述中如何得到社会化。作品中两性之间的陌生感，以及婚姻中的冲突，也都被拿出来进行分析。艾米儿·弗里德里克森（Emil Frederiksen）指出了爱情、女性和痛苦经验在图凡·狄特莱夫森1950年之前作品中的特点。梅达·温格（Mette Winge）和安妮·别尔基达·理查德（Anne Birgitte Richard）对其作品中贯穿的忧惧（angst）主题进行了分析，以及其诗作中的失落（tabet）失去功能的大城市家庭，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苏珊·克努森：《在烦扰与写作之间》（Susanne Knudsen: Imellem—skidt og skrift），159 页］
关于图凡·狄特莱夫森的写作形式，她们认为是传统的，这一点也得到她本人的认可。她说过，“浪漫主义正在其普遍的末日中悄然归来。在艺术领域中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厌倦了现代派，这只会让坚定的传统主义者感到欣慰。”研究者们认为，她的诗作运用韵脚和节奏，因而是传统的，她的小说散文到1960年代为止属于自然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此后的小说受到心理分析学派的启发。有人认为她归根结底是传统的，其诗作“再现了充满活力和动力的新型简洁”，其散文作品则具有“简洁、有力的图画语言和近乎抒情诗的节奏”。安妮·别尔基达·理查德认为，分裂和痛苦的诗意表达是一种“前现代的、浪漫主义解决方式”，试图将现实中的分裂通过诗作加以统一。研究者们注意到，1940年代的女作家们多采用传统的形式，传达的却是女性的视角。因为恰恰是这种传统的形式易于为同时代女性读者所接受并产生共鸣。这种表面单纯的抒情诗形式，并不必然是简单或肤浅的。大部分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首先将图凡·狄特莱夫森的作品解读为女性处境及其精神世界的表达，然后将一般的社会和生存描写以及两性关系的表达包括在内。（同上书，160页）
图凡·狄特莱夫森共出版过九部小说，其中三部以“童年/孩子”为书名，一部是前面提到过的《受伤的孩子》（1941），在《童年的街道》（1943）之后两年又出版了《为了孩子》（For Barnets Skyld，1946）。苏珊·克努森认为，这些作品都指向童年和教育的意义，而其中关于成人，尤其是女性的描写则都涉及“分裂”的主题。据图凡·狄特莱夫森自己承认，《童年的街道》是她“和精神分析的短暂调情”，通过内心独白指出，这些虚构人物的思想活动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母女关系作为图凡·狄特莱夫森的经典主题之一，在此书中则表现为母亲角色之“在场的缺席”，她无时无刻不在场，却听不到女儿艾斯特的需要，陪伴的需要。父亲的角色在大部分时间缺席，清早去上班，下班回来就躺在沙发上看报，吃完饭再躺下。但在重大事件上，还是他有最终决定权，例如命令儿子继续学徒，迫使妻子和对门的妓女断绝来往等。（同上书，176—186页）
图凡·狄特莱夫森结过四次婚，都以离婚告终。第一次（1940—1942年）是和抒情诗杂志《野麦子》的编辑，比她年长30岁的维果·穆勒（Viggo F. Møller），这次婚姻成为她进入文化圈子的门票，在入门后不久仳离。第二次（1942—1945年）是与同龄的大学生埃博·蒙克（Ebbe Munk），育有女儿海勒（Helle）。第三次（1945—1950年）和医生卡尔·西奥多·瑞贝格（Carl Theodor Ryberg），1946年生育儿子米凯尔（Michael），同年过继丈夫的女儿特丽娜（Trine）。这次婚姻存续期间她开始有酗酒和滥用药物问题，于 1949 年入住精神病院。第四次（1951—1973年）和后来成为《号外报》（Ekstra Bladet）主编的维克多·安德烈森（Victor Andreasen）的婚姻持续最长，育有儿子彼得（Peter）。1950年代末她再次陷入酗酒和滥用药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多次入住精神病院。这次婚姻于1973年结束。三年之后，图凡·狄特莱夫森于1976年3月7日过量服用安眠药身亡。
关于译文，还有些话要说。
作者对用定冠词特指的“街道”（gaden/The Street）语焉不详，大约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以西的某个地方，而书中人物活动的其他地方则多用实有的名称。这些地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人名命名，或转用其他地名的，另一类则有明显的含义。前一种情况，人名和其他地名多已约定俗成，所以采用音译的办法，如阿布萨隆街（Absalonsgade）、维多利亚街（Viktoriagade）、美洲路（Amerikavej）等。后一种情况，译者认为还是把意思翻译出来为好。例如 Vesterbro，意思就是“西桥”， Trianglen 就是“三角地”，如果译为“韦斯特布罗”和“特里安格勒”，徒然失去其“意义”。其他还有“煤气厂路”（Gasværksvej）、“林荫南路”（Sdr. Boulevard）等。
翻译文学作品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加注，还是不加？加注影响阅读连贯性；不加注则读者不熟悉的风物，即便译者通过技术上可以翻译出来，却也会失去很多“意义”。例如丹麦传统美食 smørrebrød 和 æbleskiver，字面意思分别是“黄油面包”和“苹果片”，都不能体现其特点，因此在绞尽脑汁给它们起出名字之外，还不得不采用脚注加以解释。
作者只受过初中教育，写的又是 80 年前工人区小孩的故事，原文许多地方的语法甚至拼法都不规范，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在此过程中得到汉学家夏兰女士（Charlotte Kehler）和友人瓦尔特·斯戈先生（Walter Schou）的许多帮助，谨此致谢。而书中错误则由译者负责。
周一云
2019 年 8 月 30 日写 11 月修订
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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