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32534
评委的评选不仅表达了对具影响力的德国史学家和学者之一的尊敬，而且还激发了人们期待听到获奖者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德国人在欧洲的相互理解过程中树立起自信心的获奖感言。
——雅妮娜·弗莱舍尔（Janina Fleischer），《莱比锡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1日
全球化时代首部全球视野的重要历史著作。
——《达姆施达特回声报》在线，2015年5月4日
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以往历史的把握定位，乃是一部具有多重特点的、纪念碑式的、举世无双和文字精彩的著作。
——克里斯蒂安·里希特（Christian Richter），5 Plus电视台，2015年1月
温克勒用跨越古今和严谨准确的叙述将以往年代从我们身边逝去的历史和事件又活生生地重现在人们面前。
——阿尔弗雷德·普福斯尔（Alfred Pfoser），《蝴蝶周报》，2015年3月11日
无古人的史学工作的压轴之作……。
——温弗里德·施特雷特（Winfried Sträter），德国电台文艺部，2015年2月25日
借助这本智慧、详实、生动的历史书，人们极大地扩展了自己了解世界的视野。
——爱伦·波密喀尔克（Ellen Pomikalko），《图书市场》，2015年3月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既没有变得更加简单明了，也没有变得更加充满和平。在精彩纷呈的《西方通史》*后一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教授不仅引领读者走进我们当代的历史之中，而且紧迫及时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当前的危机所在。
前 言
导 论
上册
第一章 从高歌猛进到走向悲剧：1991～2001年
从马斯特里赫特到申根：彷徨于深化和扩张之间的欧盟／010
独步天下的世界大国：克林顿政府时代的美国（一）／029
从斯雷布雷尼察到代顿：美国、欧洲及波斯尼亚战争的结束／047
从波恩到巴斯克地区：时代转折之后的西欧／052
一个体系的崩溃：1991～1995年的意大利／070
成功或失败的考验：通往西方道路上的中东欧／083
与西方划清界限：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092
增长、恐袭、丑闻：克林顿时代的美国（二）／104
现代改革派和传统保守派：社会民主党掌权的时代／118
从阿姆斯特丹到尼斯：欧元和欧盟改革的努力／143
奔向西方的竞赛：千禧年之交的入盟候选国／155
未经授权的干预行动：充满争议的科索沃战争／164
“我们都是美国人”：从2000年总统选举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179
第二章 从“反恐战争”到全球金融危机：2001～2008年
从喀布尔到巴格达：布什的“反恐战争”和西方的分裂／206
美国式的和平：一个“非正式帝国”对其基础的质疑／232
左翼政党节节败退：21世纪伊始的西欧／238
扩张先于深化：2001～2008年的欧盟／266
贝尔格莱德、基辅、莫斯科：欧盟边界以外的欧洲／294
山雨欲来风满楼：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期的“老欧洲”和“新欧洲”／310
多极世界取代垄断霸权：乔治·W.布什第二届任期时的美国／326
一个泡沫的破灭：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到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341
下册
第三章 一切安全的终结：2008～2014年
不堪重负的超级大国：奥巴马时代的美国／364
柏林、伦敦、巴黎：与危机搏斗的三国／383
面临解散考验的货币联盟：债务问题压力下的欧盟／405
令人失望的希望：“阿拉伯之春”／446
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伊朗总统易人及其后果／470
雄心勃勃：俄罗斯／473
势头减退中的新兴国家：非西方世界的“自由”和“不自由”／476
自由与安全的较量：西方面临的新挑战／487
奉行冲突路线的普京：围绕乌克兰的东西方对峙／496
一场选举的后果：寻找权力平衡的欧盟／532
恐怖主义全球化：2014危机年的西方／543
从文明规范工程到文明规范进程：回顾与展望
缩略语表／621
人名索引／626
地名索引／643
摘自《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前言
于2014年秋出版的我的《西方通史》第三卷讲述的是冷战时期的西方史，亦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四十六年。第四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从第三卷结束的地方——1991年开始。本卷叙述的是从这一年起已经成为往事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亦即最新的可称为当代史的断代史。
犹如绘画中的透视技法一样，当代史是所有时间维度的消失点中最短暂的那个。本卷叙述的当代史一直讲到2014年。2014年，许多国家都在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D-Day）70周年以及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世界在2014年也历经了一场新的东西方对峙。暂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1989年和1991年之后，所有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会按照共同价值观逐步“西方化”的人都犯了误判形势的错误。
作为转折之年，2014年或许也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而载入史册。当前，一个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已经造成了中近东地区冲突战线戏剧般的变化。在抗击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前提下，两个当年的“宿敌”——什叶派的伊朗和美国之间，出现了策略上携手合作的迹象：此举不啻这个世界瞩目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场革命。同时，恐怖主义的逐步全球化也给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带来了新的视角：这起事件似乎愈发显得是一个普遍不安全时代的开始，甚至是21世纪的真正起点。对美国来说，具有全球意义的太平洋地区未来可能比欧洲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凡涉及这些冲突、危机和历史过程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本卷所谈到的其他问题：许多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变化之中，其结局不可预见，距离现在时间过于短暂。就最新成为过去的历史而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未对外开放，有关这个时代狭义上的史学论文数量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与更为久远的历史阶段相比，关于当代史的所有结论都更多地带有暂时和主观的特点。
尽管如此，对最新成为过去的历史避而不谈，不是摆脱这一困境令人信服的办法。“如果没有最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就不会有国家学方面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答案。”在希特勒时代被迫流亡、1933年英年早逝的德国法学家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曾在其身后出版的著作《德国国家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当前时代的历史定位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看来是历史学“最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之一，尤其是当历史学以当代史作为研究对象之时。
这部《西方通史》的出发点、主导动机和文明规范的透视焦点，是关于我将之称为西方文明规范工程的问题，亦可谓之关于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问题。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不仅经历了在欧洲部分地区——深受西方教会影响的“拉丁语系”古老大陆，以及在独特历史条件下绵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人权宣言》中找到了它们经典的表达方式。从此以后，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便有了一个不得不为之苦心励志、努力奋斗的主题。
1789～1989年这两百年的西方历史不仅仅，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或拒绝获得构成1776年和1789年两次大西洋革命遗产的人权思想的历史。这是我在阐述过程中以之为出发点的三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不仅把西方的历史看作违反其自身价值观的历史；第三个观点，而且，我也把它看成不断自我修正或富有成效的自我批评的历史。
1989年“和平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民主化动力，使围绕获得和拒绝1776年和1789年思想的斗争在西方内部取得了某种（虽然不是彻底和最终的）结果。然而，世界范围内围绕不可剥夺人权的普世有效性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场争论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重大主题之一，甚至可能成为它统领一切的主题。
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对文明规范问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标准规范转折”的程度。当然，这种研究兴趣并非新鲜事物。仅以历史主义鼎盛时期为例，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他于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史学》（Historik）一书中，就已经强调了一种“以道德力量和思想为依据”的历史阐释法的重要性，并在此语境中创造了一个表达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伦理水准”的新词。
尽管内部矛盾对立重重，西方民主国家依然具有这样一种共同水准，而且，它们自己也认为，应当努力将它们的价值观水准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水准。但是，它们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标准规范的全球化还相差很远。西方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承担这个结果的责任：其政治实践常常带有否定自己文明规范工程的倾向。此前，这部《西方通史》已经一再谈到这个话题，在最后一卷中还将不止一次对之加以论述。
在最后一卷也完稿封笔之际，我要再次表达我的谢意。感谢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 基金会、格尔达·汉高（Gerda Hendel）基金会、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基金会、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埃贝林和格尔德·布塞留斯-时代周刊基金会(die ZEIT 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感谢它们使本人可以借重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员莫妮卡·罗斯托伊彻（Monika Ro.teuscher）以及莎拉·比安琪（Sarah Bianchi）、达里奥·普拉蒂（Dario Prati）、基兰·海纳曼（Kieran Heinemann）和安吉洛·达本多（AngeloD’Abundo）非常专业的帮助。莫妮卡·罗斯托伊彻、安格拉·阿布迈尔（Angela Abmeier）、格蕾琴·泽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基兰·海纳曼和安吉洛·达本多把我的手稿转换成了可打印的电子版本。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于1991～2007年执教的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对此，我谨代表其他各位向我的同事米夏埃尔·博格尔特（Michael Borgolte）、亚历山大·尼岑阿德尔（Alexander Nützenadel）和彼得·布尔舍尔（Peter Burschel）以及负责行政事务的吉塞拉·格拉波（Gisela Grabo）表示感谢。
C.H.贝克出版社的总编辑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一如既往，以始终如一的热情关注力通读了本卷。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提示并编纂了书后的附录。雅娜·勒施（Janna R.sch）女士、西蒙娜·贡蒂（Simone Gundi）女士和贝蒂娜·布劳恩（Bettina Braun）女士是校读时不可或缺的助手。对此，我一并致以谢意。
最后，我想对一个“必要条件”表示感谢：没有我的夫人，我根本无法开始并完成过去十二年中一直耗费我精力的这项计划。《西方通史》在成书过程中哪些内容应当归功于她所提的问题、她的思考建议和批评意见，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因此，这里的最后一卷也同样题献给她。
柏林 2014年11月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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