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右军以翼圣教

·本书为以专书研究《集王圣教序》的重要著作；
·欧洲著名汉学家毕罗先生以五年时间，对《集王圣教序》的集中研究；
·本书是一本关于艺术史的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涉及交流史、文化史、思想史的交叉学科作品

本书是介绍名碑《集王圣教序》（立于673年1月1日，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著作，也是意大利汉学家毕罗专门研究《集王圣教序》的*终总结。《集王圣教序》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历史上三位影响力甚大的人物——玄奘、唐太宗李世民和书圣王羲之的事迹。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中国已经非常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帝国之一，首都长安是充满着国际气息的大都市，同时汉人文士也具有开放包容的性格。书法作为汉人文化独有的艺术，理所当然也会受到当时的文化氛围的薰染。本书一方面以严谨的文献基础与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述了《集王圣教序》的立碑动因和历史环境，另一方面对此碑的制作和书法特征做了逐字的探讨。

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汉学家，独立学者。1977年生于意大利，2007年获得拿波里东方大学汉学博士学位。曾在拿波里东方大学担任研究员，执教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毕罗热爱书法研究和实践，从1998年首次来华留学以来，与中国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并且频繁在全国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题演讲。

《尊右军以翼圣教》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〇〇三    小 引
〇〇六    一、佛教信仰、皇家支持与书法魅力三者合一的《集王圣教序》
〇〇九    二、《集王圣教序》石碑的基本状况
〇一五    三、《集王圣教序》所载录的文本
〇一九    四、唐太宗《圣教序》和唐高宗《述圣记》的历史含义
〇二七    五、中国书写和书法文化与佛教的关系
〇三九    六、《集王圣教序》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第二章   《集王圣教序》的历史文化含义
〇四九    一、《集王圣教序》的立碑过程
〇五九    二、《集王圣教序》碑的安放地点
〇六四    三、《集王圣教序》的立碑动因与目标
〇七八    四、《集王圣教序》是一件佛教艺术品
第三章   《集王圣教序》的书法特质
〇八三    一、试论集字的起源
〇八九    二、关于搜集《集王圣教序》字形的可行性
〇九八    三、怀仁制作《集王圣教序》的步骤
〇九八    四、《集王圣教序》拓本的比较
一一三    五、《集王圣教序》的字形与王羲之自然书写的再现
一二六    六、《集王圣教序》的书艺特点
一三三    七、《集王圣教序》的字形调整
第四章   《集王圣教序》作为中古行书理想的总结
一四五    一、王羲之书法作品
一五〇    二、王羲之书迹历代流传的基本状况
一五三    三、《集王圣教序》与王羲之现存的书法作品
一六一    四、谁是《集王圣教序》的书者——王羲之还是怀仁？
一六二    五、研究王羲之书法离不开《集王圣教序》
第五章   结 语
一六九    一、《集王圣教序》与佛教艺术
一七三    二、以书法维护佛法
一七五    三、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书法史
附录一   《集王圣教序》点校录文
附录二
表1    “唐代皇帝为佛经译文撰写的序文”表
表2    王羲之现存行书作品一览表
表3    《集王圣教序》与《兰亭序》相同字一览表
表4    《集王圣教序》与王羲之现存其他作品相同字一览表
参考文献
综合索引 

前 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一方佛教集字碑——世称《集王圣教序》。这方赫赫有名的石碑在673年1月1日（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立于长安弘福寺，从北宋初期以来一直存放于西安文庙，即当今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集王圣教序》是历代体现王羲之书法字形最多的一幅作品，因之受历代书法爱好者的高度重视。
这方石碑载录了两位唐朝皇帝为翻译佛经写的序文，即唐太宗（599-649）的《圣教序》和高宗（625-683）的《述圣记》，两篇文章高度礼赞了佛教的义理和高僧玄奘法师西域取经的功德。这方石碑蕴含着宗教、政治和书法三个层面的丰富意涵。
一千多年来，《集王圣教序》虽然为历代文人与书家所喜爱和重视，然而它的历史文化意涵和艺术魅力仍然未被书法研究者阐释穷尽。
近年来，《集王圣教序》及其相关问题逐渐成为中日书法界的研究热点。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书采取的视角兼及书法史和大历史文化，以期更准确、更全面地揭示这方石碑的历史文化涵义和艺术魅力。其中有些独特的看法，与现有的《集王圣教序》研究构成了对话，
这是《集王圣教序》本身的魅力所在，也是学术界百家争鸣的良好生态的反映。
本书分为五章，大致包括历史考证和书法分析两大内容。第一章是导论，介绍《集王圣教序》的基本状况，提挈核心问题。第二章探析《集王圣教序》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考察立碑过程、安放地点、立碑动因，是全书对《集王圣教序》进行兼具书法史和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部分。第三章考察《集王圣教序》的书法特质，包括碑石的制作程序、整体书法风貌和字形形态分析。第四章对《集王圣教序》和王羲之作品的关系作系统研究，提出《集王圣教序》对王羲之书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第五章是全书的总结，一方面强调《集王圣教序》与佛教艺术的关联，另一方面论及《集王圣教序》因具体社会的需要，书法被用来达到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目标，提出当时的书法创作与政治、宗教和文化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
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本书还有附录，包括《集王圣教序》文本内容有关的4张表格、专有名词索引、参考文献，以及与每章相应的68幅图版。

“艺术史：事实与视角”系列丛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2019年开辟的一个新书系列。本丛书由著名学者王家葵、贺宏亮主编，拟每年出版5-8种。本次*辑，以书法碑刻为其核心，分别为：王家葵《瘗鹤铭新考》、[意]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尊右军以翼圣教》、薛龙春《王铎四题》、赵华《赵孟頫闲居考》、刘振宇《齐白石艺事琐考》，共五种。
金石书画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一大宗，作者甚众，著述浩繁，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四部的不同类别，其研究体裁与内容的更是驳杂多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和文风，学术研究的典范随着社会变迁，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近代以降，西风东渐，现代艺术科学的一整套机制和观念引入中土，无论教育，还是撰述，方式为之大变。“道出于二”。金石书画研究的范式，由“著录”一变为“赏鉴”。金石书画被整体性纳入“艺术”的学科范畴之中。如今，地不爱宝材料新出，以新材料与新课题而转进，以新视角与新方法互参，更是今天艺术史研究的新起点。
本套“艺术史：事实与视角”系列丛书，皆为小型专书，作者均为中青年学术新锐，以金石书画研究为中心，选择有新意有价值的课题，运用新方法和新材料，体现出偏重史学的研究特色。每册篇幅虽小，却能小中见大。唐高宗《圣教序》中有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我们的这套小丛书，或许正可以体现新时代中金石书画研究典范转移的大趋势。

小 引
佛教与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两大瑰宝，虽然前者最初是外来宗教，后者是本土固有艺术，但千年来两者长存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血脉之中，相互濡染，彼此激荡。本书就以著名的《集王圣教序》碑为个案，考察中国中古时期顶峰阶段的初唐佛教与书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世界史视角观之，中古时期的中国——尤其是唐朝，正好是著名丝绸之路发展到极致的历史阶段。丝绸之路是在物质、知识和精神三个方面将中西世界连通的水陆路系统。中古时期欧亚大陆之间贸易与宗教交流非常频繁，一方面中亚商人和传教士东进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信徒下决心西向佛教圣地，而最为知名者，无疑是玄奘法师（卒于664年）。
中华文明在7世纪下半叶、8世纪上半叶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且具有空前的文化影响力。李唐王朝包括，武则天（武曌，约625-705）武周朝（690-705）在内，无疑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唐朝的首都长安，人口将近百万，东都洛阳，是武周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开辟了通向西域之路，中原文化逐渐吸收了波斯、中亚、南亚的文化，其中佛教文化对后世中国影响甚深。而中国的物品和技术也传播到西方，包括丝绸和造纸术。
中古时期也是中国书法艺术达到顶峰的时期。作为自觉的艺术创作，书法从公元1-2世纪开始成为文人寄情骋怀的艺术形式，到了4世纪，已经是文人必备的文化修养之一。中国书法有如此绚烂的发展，除了汉字本身形态多姿，蕴含艺术发挥的可能外，更赖六朝时期的艺术自觉。社会的动乱，政治抱负的无以施展，使文人化人生的苦闷为艺术的超越。
中国从12世纪采用印刷术刊行书籍之前，官方和私人书籍全靠手写得以记载、保存和流布。除了国家的行政机关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外，佛教团体也离不开佛典及其他文献的书写和复制。从佛教教义上讲，佛教提倡信徒朗诵、书写和复制佛经。这些都是做功德（梵文guna）非常重要的方式，抄经可以为国家、亡亲和众生造福，因此在中古时期佛教写本数量达到了极大的数目。另外，就国家图书馆性质的机构而言，我们知道隋代（581-617）的嘉则殿藏书一共370,000卷（同时代的欧洲只有基督教修道院才存几十部书而已），而光在扬州590年代抄写的和修补的佛经就达到了29,173部903,580卷之多。
唐代行政体系也极为重视官员的书写，要像样得体，吏部铨选文官时，还要求“四才”标准之中有“书判”，官员书写要求一定要达到“楷法遒美”。可是从中晚唐开始，行政对书写美观的要求愈来愈淡薄，美观地书写逐渐成为喜爱书法艺术的人士自发的一种文化修养。这时期出现了一批书法方面的丛集，比如张彦远（约817-约875）三十岁左右完成的《法书要录》和编者不详的《墨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