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单行本精装）

1952年春，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五次讲演。《钱穆先生著作系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即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得失作出分析评说，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及传统文化的一本书。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序
前 言
讲 汉代
一 汉代政府组织
二 汉代选举制度
三 汉代经济制度
四 汉代兵役制度
五 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 唐代政府组织
二 唐代考试制度
三 唐代经济制度
四 唐代兵役制度
五 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 宋代政府组织
二 宋代考试制度
三 宋代赋税制度
四 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 明代政府组织
二 明代考试制度
三 明代赋税制度
四 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 制度与法术
二 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四 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 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 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 变法与革命
总 论
〔附录〕答徐君书

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因。
    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钞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战略顾问委员会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纪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即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纪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钱穆在台中
    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总政治部来函，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
    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这叫做“策问”。“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又如军队里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
    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掾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